电子竞技论文（最新范文6篇）

　　电子竞技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它依赖于信息技术平台而开展,电子竞技运动的概念在国际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将体育从现实世界延伸到了虚拟世界.文中是电子竞技论文6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电子竞技论文第一篇：监管主体与对位罚则一一电子竞技场域中假赛 惩处的机制建构研究

　　摘要：在电子竞技的综合影响力和关注度逐年增高的背景下，频频发生的假赛事件也给电子竞技场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而构建周全且高效的电竞假赛惩处机制即是整顿赛事环境、改善竞赛风气的当务之急。目前，电竞假赛的监管主体呈现出多元分立的局面：在实然主体方面，电竞俱乐部对应的是“初步”罚则，并以单方解除合同为主要措施；游戏厂商、联盟对应的是“核心”罚则，并以禁赛和禁止关联行为等为主要措施；在应然主体方面，电竞协会难以行使实质意义上的处罚权；而国家机关对应的则是“校正”罚则，即有必要通过行政处罚和刑罚来对现有机制加以补充或补强，从而借助惩处力度的强化来还电竞赛场一方净土。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E-sports, frequent match-fixing has brought an incalculabl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sports field. Under this contex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E-sports match-off punishment mechanism is the top priority to rectify the match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atmosphere of competition. At present, the supervisory subjects of E-sports fake matches are persified and separated. In terms of actual subjects, the “preliminary” penalties are applied to the E-sports club, and unilateral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is the main measure. The “core” penalty rules are applied to the game manufacturers/alliances, and the main measures include banning matches and prohibiting associated behaviors. In terms of the obligatory subjec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E-sports association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punish in a substantial sense. The “correction” penalties a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means it is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or reinforce the existing mechanism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nd penalties so as to restore and ensure the fairness of the E-sports field through enhanced penalties.

　　继电子竞技成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表演项目后，2020年12月，第38届亚奥理事会批准电子竞技成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正式项目；而作为“智力项目”的电子竞技，不仅赛事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综合影响力和关注度也已接近传统体育赛事。然而，电竞场域中以假赛为代表的违规行为亦因高额收益、难以查证等因素频频发生，不仅违背了公平公正的竞技精神、影响了爱好者的观赛体验，而且损害了电子竞技的整体形象。对此，电竞场域亦应贯彻有违规必有处罚的原则，在对假赛施以惩戒的同时树立良好的竞赛风气。但由于电子竞技在诸多方面与传统体育、竞技项目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其监管主体亦呈现出多元分立的局面；而在系统梳理不同主体及所对应的处罚权限、依据和措施等基础上构建周全的电竞假赛惩处机制，即是本文的主旨。

　　1 电子竞技假赛的界定、成因与相关案例

　　1.1 电子竞技假赛的基本定位

　　假赛，亦称虚假比赛、串通比赛等，欧洲理事会《反对操纵体育比赛公约》将之定义为“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故意谋划、作为或不作为，以不正当地改变体育比赛的进程或结果，部分或全部消除体育比赛的不确定性”[1]664。在电竞场域，《腾讯2018电子竞技运动标准》5.1.1.1描述了四种“合谋”行为，包括“不在游戏中伤害或阻止对手”“有意在某局游戏中失利，或是唆使其他选手如此行动”等；《2021赛季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比赛规则》11.1.1.1进一步提炼了假赛的定义：“涉及假赛任何队伍及其成员不得基于为本人或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可能改变比赛进程、结果，以及全面或部分改变比赛不确定性的行为。”相较而言：(1)电竞假赛不是某个选手、教练及赛事管理人员能够独自完成的，而需要各方的串通或共谋；这一情形使得一起电竞假赛事件往往会牵涉到若干操纵者、联系人和执行人。(2)电竞假赛可以操纵的不仅是比赛结果，而且包括比赛过程中的各种重要环节乃至相关数据，如《英雄联盟》中的一血、一塔、一龙、击杀数、经济值、比赛时间等；由于这些事项易于操作且难于发现，不仅使得电竞假赛复杂化，而且为相应的监管增加了难度。(3)电竞假赛同样消抹了比赛结果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将参赛者之间以获胜为目标的对抗和比拼转化成了事先策划的“戏剧”或“演出”。对于选手而言，其违背了体育诚信原则，无法体现出坚韧、顽强、奋进等体育精神；对于观众而言，则是一种欺骗或欺诈，并会显着降低其观赛意愿甚至失去对电竞的信任。就此而言，电竞假赛增加的是违规者的利益，损害的却是电竞产业--包括举办方、赞助方、版权方、传播方乃至周边各方的整体利益。

　　1.2 电子竞技假赛的发生机理

　　在引发电竞假赛的若干因素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博彩--电竞比赛具有不确定性，电竞博彩也因此具有不确定性；若要通过消抹博彩中的不确定性而从中获利，就需要通过假赛来消抹比赛中的不确定性。相较而言，电竞博彩的特殊性表现在：(1)随着电竞产业的高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电竞博彩市场也呈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足球、篮球等传统体育赛事停摆，相应项目中的博彩资金部分涌入电竞场域，致使投注金额逐渐提高，并在2020年达到200亿美元[2]。(2)由于电子竞技不依赖于实体场馆，电竞博彩也并非仅存在于正规赛事，高水平主播参与的直播赛事、职业选手的排位赛等亦可成为博彩对象；这使得电竞博彩呈现长期化和持续化特征，常规赛、国内赛、世界赛乃至没有正规赛事时皆可运转。(3)目前国内并没有电竞博彩的合法渠道，或者说并没有像体育彩票那样用以释放博彩需求的“电竞彩票”,监管主体难以通过常规手段审查并制止其与假赛的关联，现阶段通过构建并完善惩处机制有效制止假赛和博彩，即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路径。

　　然而，博彩的存在并非假赛发生的唯一机理，下列因素亦应同时具备：(1)参与人能获取高额收益，即参与一次假赛或连续参与多次假赛所能获取的报酬远高于其工资收入和赛事奖金。就此而言，假赛发生的频率会随着赛事层级的升高而降低，因为高级别赛事能为俱乐部带来更高的有形和无形收益，并为选手的职业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2)选手职业前景黯淡。参与假赛对于任何选手都有着较高的风险，其面临的通常是长期禁赛乃至于职业生涯的终结；因此，顶级选手和多数潜力选手一般不愿承受此种风险，而职业发展出现坎坷或自认为前景黯淡者则有可能为高额收益甘冒风险。(3)假赛行为难以查证。电竞选手的操作非常细微和繁复，普通观众往往难以察觉选手因假赛而引起的操作变化，即便有所察觉，选手也可用状态欠佳、操作失误等辩解，而监管主体也难以举证证明其失误具有主观故意，特别是一血、一塔、一龙等过程性项目很少有取证的空间。

　　1.3 电子竞技假赛的相关案例

　　为进一步考察电竞场域中的假赛惩处情况，我们选取了当前主流竞技游戏中较具影响力的11起假赛案例，并按竞技游戏及发生时间进行了排序，包括：(1)《英雄联盟》:01号案例(胡伟杰等，2019.04)[3]、02号案例(任捷等，2019.04)[4]、03号案例(向人杰等，2019.06)[5]、04号案例(王湘等，2020.03)[6]、05号案例(王湘等，2020.03)[7]、06号案例(田迈等，2020.12)[8,9];(2)《DOTA2》:07号案例(范天佑等，2018.03)[10]、08号案例(封亦卿等，2020.05)[11]、09号案例(徐瀚等，2021.01)[12]、10号案例(成子航等，2021.01)[13];(3)《CS:GO》:11号案例(cud等，2016.01)[14]。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对于电竞场域中的假赛行为，不同竞技游戏对应着不同的处罚主体，同一竞技游戏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处罚主体，而不同处罚主体所能采取的处罚措施亦有所不同。我们根据处罚权基础将监管主体划分为实然和应然两种类别，其中实然主体是指现阶段实际执行假赛惩处的俱乐部、游戏厂商或其主导的联盟(以下简称为“游戏厂商、联盟”),应然主体则是指现阶段尚未执行但有理由或有必要介入执行的电竞协会和国家机关。

　　2 电子竞技假赛惩处的实然主体之一：俱乐部的初步罚则

　　2.1 作为假赛惩处主体的电子竞技俱乐部

　　一般而言，职业电子竞技俱乐部是指“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拥有由职业电子竞技选手组成的、有资格参加国内外各项职业电子竞技大赛的职业运动队的体育俱乐部”[15],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参与高水平电竞赛事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假赛惩处过程中：(1)电竞俱乐部不能如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公权力组织那样，依据通行的法律规范对所属人员施以“行政处分”,或者说，俱乐部的惩处不具有公权属性。(2)俱乐部只能依据与所属人员的合同或者合同所援引的俱乐部章程等对其施加惩处，由于这种合同属于民事性质而非行政协议，其所能追究的通常仅为违约责任。(3)由于俱乐部在因假赛而惩处所属人员时并不会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可以视为一种自律行为，但这仅限于所属人员参与假赛时未经俱乐部允许，而不能是俱乐部的整体行为--前述01、05、07、08、09、10号案例皆为俱乐部整体遭受处罚的情形。(4)俱乐部对于假赛的惩处只是“初步的”而非最终的，并且在俱乐部整体参与假赛或怠于履行内部监管职责时只能由上位主体施加惩处。

　　2.2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对位罚则

　　电子竞技俱乐部所能采取的罚则主要取决于与所属人员签订的合同。一般而言，选手合同应当包含纪律与处罚的相关条款，其设定主要有三种形式：将纪律和处罚的具体内容详细写入合同文本，在合同中援用俱乐部章程的纪律和处罚规定，在合同中认可游戏厂商、联盟纪律规则的上位权限。仅就假赛而言，俱乐部是且应当是对参与人员实施惩处的首要主体或第一个环节，这不仅是因为其有着更为直接的监管责任、调查取证也更为便捷，同时也因为其需要表明对于假赛的立场和态度。前述案例中只有04号是俱乐部作为假赛惩处主体的情形，其时间点是在联盟惩处结果公布之前，处罚类型则是解除选手合同。从理论上说，作为合同一方的选手对合同所规定或援引的包括假赛在内的纪律规则的违反，属于对合同核心条款的违反，而俱乐部单方解除合同则是选手承担合同责任的一种方式。尽管俱乐部基于合同所能采取的处罚措施包括降低薪酬、限制参赛等多种，但由于假赛的严重性质以及游戏厂商、联盟普遍采取的禁赛罚则，使得涉事选手几乎无法继续履行与俱乐部的合同义务，加之假赛对于涉事选手声誉上的严重影响，使得单方解除合同成了俱乐部最为首要的处罚措施。

　　3 电子竞技假赛惩处的实然主体之二：游戏厂商、联盟的核心罚则

　　3.1 作为假赛惩处主体的游戏厂商、联盟

　　在当前的电竞假赛监管中，游戏厂商、联盟是最为核心的主体，其所做出的处罚通常也是最终裁决。尽管有论者将电竞联盟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游戏厂商建立的联盟、政府扶持建立的联盟和俱乐部自发组成的联盟[16]61,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如韩国KeSPA那样具有政府背景的联盟，民间自发的ACE联盟也已名存实亡；而正在运营的LPL联盟、KPL联盟、CF联盟等都是游戏厂商建立的--“游戏厂商通过各种规则的设定达到监督俱乐部在合规的范围内管理经营”,从而“保证俱乐部在经营管理、参赛以及其他商业性活动中不会做出有损电子竞技项目和联赛声誉的行为”[16]140。

　　电子竞技场域中的联盟最为核心的特殊之处即是与游戏厂商的关联：(1)游戏厂商享有竞技游戏的版权，或者说，竞技游戏是游戏厂商的创造物或所有物，游戏厂商掌握着对于竞技游戏最根本的控制权，并且能够控制竞技游戏所衍生出的各类赛事活动--电竞赛事不可能不使用竞技游戏，若无版权方的授权，赛事一经举办即构成侵权。(2)在对应关系上，首先，电子竞技作为亚运会的“一个”项目却包含了多个彼此独立的竞技游戏和职业联盟；其次，某一游戏厂商既可能只有一款游戏、也可能有多款游戏成为主流竞技游戏；再次，一个综合型电竞俱乐部通常会设立不同分部分别参加相应竞技游戏及其联盟的赛事。这些情形使得，“游戏厂商-竞技游戏-职业联盟-俱乐部”四者呈现出交错对应的局面(见图1);如若一个游戏厂商拥有多个竞技游戏，即能主导多个联盟并关涉多个俱乐部。(3)从法理上说，联盟的权限并不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授权，而是来自游戏厂商的授权；联盟实质上是游戏厂商主导的。比如，《腾讯2018电子竞技运动标准》即是作为游戏厂商的腾讯以自己的名义制定的，其能够约束旗下各款竞技游戏的赛事，而作为联盟规则的《2021赛季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比赛规则》《2021年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春季赛赛事规则》等皆未与之相抵触，甚至2020年6月26家俱乐部联合签署的《英雄联盟职业赛事自律公约》也是由腾讯公司主导的[17]。

　　图1 “游戏厂商-竞技游戏-职业联盟-俱乐部” 对应关系示意   

　　3.2 游戏厂商、联盟的对位罚则

　　第一，在处罚性质上，由于游戏厂商、联盟既不属于国家机关也不属于法律规范授权的组织，因此不能对俱乐部和选手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说，联盟的惩处同样不具有公权属性--虽然其不同于合同上的违约责任，但仍然应当归属于私法范畴。

　　第二，在处罚主体上：(1)由拳头公司开发的《英雄联盟》处罚主体多为“英雄联盟职业赛事纪律管理团队”,即处罚是以联盟的名义做出的；而由Valve公司开发的《DOTA2》和《CS:GO》处罚主体多为“Valve”,即处罚是以游戏厂商的名义做出的。(2)07号案例中的处罚主体之所以是“DPL赛事组委会”,是因为DPL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完美世界官方合作、MarsTV承办的[18],尽管此时Valve仍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罚，但参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39条的规定，以赛事主办方的名义实施处罚亦无不可。(3)08号案例中的处罚主体“中国DOTA2职业俱乐部联盟CDA”成立于2020年3月并由8家俱乐部组成[19],其并非游戏厂商主导而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因此对于假赛的处罚权也受到了明显限制--CDA只能对成员俱乐部实施处罚，对于违规选手只能在其所举办的比赛中实施禁赛，对于违规组织者也只能在其自身机构内拒绝录用；换言之，只要违规俱乐部和人员绕开CDA联盟，其参赛和就业即可不受限制。(4)需要注意的是，04和05号案例、08和09号案例都是不同监管主体对同一假赛事件的处罚；其中04号案例中RW俱乐部和08号案例中CDA联盟的处罚都可看做是初步的内部处罚，而05和09号案例则是游戏厂商、联盟做出的最终处罚。可见，俱乐部和民间联盟由于权限所限无法对违规者实施充分的惩戒，而游戏厂商、联盟则可通过更为严厉的措施进行补强。

　　第三，在处罚依据上，由于《英雄联盟》联赛又分为职业联赛(LPL)和发展联赛(LDL),并且每一赛季的赛事规则都会修订并重新发布，因此02-06号案例依据的都是当期的比赛规则并列明了具体条款。相较而言，在Valve发布的处罚公告中，通常仅载明处罚结果，而处罚事由则很少提及，处罚依据更是从未列明--无论是Valve本身还是《DOTA2》《CS:GO》,我们都未能查找到成文的赛事规则，这显然会影响到违规惩处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我们认为，DPL赛事机构或CDA联盟应当自行制定相关规则并取得Valve的认证，从而至少在中国大陆地区为假赛惩处提供确切的依据。

　　第四，在处罚措施上：(1)由于假赛是目前电竞场域中最为严重的违规行为，因此禁赛也是假赛惩处中最为常见的处罚措施--前述案例中除04号是俱乐部做出的，其余都实施了禁赛处罚。首先，禁赛可以分为阶段性禁赛和永久性禁赛，除03、07、08、09、10、11号案例采用的永久性禁赛外，阶段性禁赛中期限最短的是03号案例的10个比赛月，最长的是06号案例的38个自然月。问题在于，一方面，电竞选手的职业生涯通常非常短暂，两年左右的禁赛期过后往往已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很难再取得优异成绩；另一方面，即便禁赛期结束，国内俱乐部也基本不会接纳有“假赛案底”的选手。其次，游戏厂商实施的禁赛一般都是全球禁赛，因为其所享有的版权并不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其可以禁止违规者参加世界范围内由其授权的所有赛事，这能有效防止违规者通过转移赛区的方式规避处罚。上述情形使得，假赛行为一经发现即可宣告违规者职业生涯的终结。(2)除禁赛外，另一项重要罚则是禁止违规者从事与竞技游戏相关的事务，如05和06号案例中“不可在直播平台进行任何英雄联盟相关直播”、03号案例中“不得参与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和发展联赛的一切事务”等。一方面，对于直播的禁止是游戏厂商层面的，而对于经营战队、参与事务的禁止是联盟层面的；另一方面，这类措施的作用在于避免违规者在退出职业赛事后仍以竞技游戏为业、从事相关的直播和经营管理等活动，从而进一步切断其与竞技游戏的关联。(3)警告和罚款等属于程度较轻的辅助性处罚措施，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禁赛等措施合并使用；目前警告既可以针对个人(02号案例)也可以针对单位(05号案例),而罚款则仅针对单位(05号案例)。综合上述情形可以认为，目前游戏厂商、联盟已经设立了比较全面的处罚措施，而更为严厉的行政和刑事处罚则不是其有权设定的。

　　第五，在处罚实效上，一方面，《腾讯2018电子竞技运动标准》5.2.9和《2021赛季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比赛规则》1.2.5规定了一致的内容，即“如果赛事官方人员联系一名队伍成员进行调查，那么这名成员有告知实情的义务。如果队伍成员隐瞒信息或者误导赛事官方人员以阻碍调查，那么这个队伍或队伍成员将会遭受惩罚”。简言之，尽管不含公权属性，但游戏厂商、联盟对于违规行为的调查具有强制性，俱乐部及所属人员必须接受并配合调查。另一方面，在已经宣告的假赛惩处中，尚未有无法执行的情况发生；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基于游戏厂商、联盟日趋严格的查处力度，还是基于俱乐部的主动配合，目前假赛惩处在游戏厂商、联盟的框架内基本能够正常运转并发挥实际效力。

　　4 电子竞技假赛惩处的应然主体之一：进退两难的电子竞技协会

　　4.1 寻求上位监管主体的电子竞技假赛和博彩

　　尽管俱乐部和游戏厂商、联盟已经大体形成了系统性的假赛监管机制，但仍不断有声音呼吁上位的协会和国家机关进入电竞场域成为“实然”监管主体。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监管机制尚不足以全面制止乃至杜绝假赛和博彩的发生：(1)部分游戏厂商怠于履行监管职责。例如，由于《DOTA2》国服高中段位天梯比赛中长期充斥着各种以博彩网站为ID的账号，2021年2月，斗鱼平台主播Zard向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实名举报“完美世界纵容赌博网站在DOTA2中宣传”[20]。而此一情形恰好处于当前假赛监管机制的盲区：一方面，由于多数博彩ID都不归属于职业选手，俱乐部和联盟并无监管资格；另一方面，由于博彩ID并非出现于官方举办的联赛或杯赛中，而是出现在以普通玩家为主体的天梯赛、积分赛、排位赛中，又由于多数竞技游戏本体是免费的，此时如果游戏厂商或运营商不作为或者消极作为，假赛和博彩就会进入无人过问的真空地带。(2)监管方式有限且处罚力度不足。俱乐部和游戏厂商、联盟并非公权主体，无法使用部分监管和处罚措施。在监管方式上，尽管部分联盟正在进行优化，如“对选手的比赛习惯进行大数据分析……如发现与盘口走势雷同的比赛，便触发调查流程”[21]等，但这并不构成认定假赛的关键性证据；相反，违规者参与下注的账号及私人账户的资金流动情况虽然更具证明力，但联盟显然无权直接调取。在处罚力度上，对于博彩ID,由于其并不参加官方赛事，无法实施禁赛处罚；而所能实施的“封号处理”亦可以通过更换账号来绕开--即便注册账号需要实名认证，游戏厂商也无权向有关机关查证其身份信息。同时，赛事罚则中最为严厉的禁赛，也只是竞技游戏内部乃至于行业内部的处罚--对于竞技游戏内部，违规者可以通过更换游戏来继续职业生涯[22];而对于行业内部，由于其并非具有普适性的行政处罚和刑罚，因此无论违规行为有多严重，都不会影响违规者在电竞场域之外的择业情况。

　　4.2 电子竞技协会的“进退”及缘由

　　从“进”的角度看，很多论者主张成立全国统一的电竞协会以实施系统性监管。一般而言，我国各单项体育协会担负着相应竞技体育项目的具体管理工作，尽管其性质上属于全国性、行业性社会团体，但依据《体育法》第31条的授权取得了行政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包括行政处罚在内的行政行为，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比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2019)第4条明确将“对违反国际足联、亚足联及本会的章程……以及有损于足球比赛的行为进行监管及处罚”纳入了“业务范围”,而《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19)对违规行为及罚则做出了详细规定。

　　从“退”的角度看，由于电竞场域的特殊性，全国统一的电竞协会其实难以发挥如足协一样的监管和处罚功能。

　　(1)尽管《体育法》第39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但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电竞场域都处于“协会林立”的状态，无法形成如“国际足联-亚足联-中国足协”这样的“单线”对应关系。

　　(2)尽管国际和国内各个领域的协会都试图参与对电竞的管理，但都无法以自己的名义限制或消除游戏厂商对竞技游戏的控制；同时，即便国内的电竞协会具有公权属性，也无法直接干预位于国外的游戏厂商，况且竞技游戏是多元的，游戏厂商位于美国、欧洲、韩国、中国、日本等多个国家--任何一个统一的电竞协会都难以统一掌控各个游戏厂商。此时，如果电竞协会的纪律规则与游戏厂商相冲突，或者其监管和处罚权能够覆盖或逾越游戏厂商，那么一旦游戏厂商撤销授权，该国的电竞赛事便难以为继。

　　(3)因此，目前多数电竞协会行使的都是沟通、协调和服务等辅助性职能，比如，2019年9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主办了首届电子竞技师资培训班[23];2021年2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电子竞技管理委员会参与制定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电子竞技员》正式颁布，等等。同时，目前多数电竞协会也未能行使违规处罚等核心性职能，比如，尽管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电竞分会发布了《自律管理办法》和《信用自律资格证管理办法》,但2020年11月的违规处罚是以KPL等联盟的名义或联合处罚的名义做出的，而非该协会单独做出的[24],其所组织的自律培训考核也以参加人全数通过并取得《信用自律资格证》告终[25]。

　　(4)综上所述，由于电竞场域中存在着专属性的游戏版权，因此国际和国内各个电竞协会其实都较为谨慎地绕开了游戏厂商、联盟的权限，特别是对于假赛等违规行为的处罚权--缺少任何一个协会都不会在实质上影响到当前的假赛惩处机制；而前文述及的账户和身份信息的调取等作为特定国家机关的专属职权也无法通过法律规范授权给电竞协会。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电竞协会在假赛惩处中应当以“退”为主，在积极推进电竞产业发展的同时，将更具强制性的监管方式和更具力度的处罚措施交由国家机关来行使。

　　5 电子竞技假赛惩处的应然主体之二：国家机关的校正罚则

　　5.1 行政机关及相应行政处罚

　　之所以将国家机关的罚则定性为校正罚则，乃是因为，国家机关并非取代游戏厂商、联盟和俱乐部在电竞假赛中的监管主体地位，也并非覆盖或逾越其对应罚则的制定和实施，而是对其监管和处罚进行校正：在其不愿监管时督促其履行监管职责、在其无从监管时提供更具强制性的监管方式、在其监管不力时提供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或者说，国家机关并不是改造或终结当前的假赛监管机制，而是在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其加以补充或补强，以使电竞场域在行业自律的基础上，获得来自公权力的“防护性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机关并不会与版权方发生冲突：国家机关并不是要获取凌驾于游戏厂商之上的地位，而是与其进行合作，共同打击假赛行为；国家机关并不会改变联盟的纪律规则和假赛惩处结果，而是在其力有不及时提供高位的监管方式和处罚措施。此处的国家机关可以划分为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两个类别。就行政机关而言，电竞假赛的监管部门主要是体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并且参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第44条的规定，对于治安管理范围内的电竞赌博、博彩应当由公安部门行使处罚权，而假赛等违规行为则应由体育行政部门行使部分处罚权。

　　在体育行政部门方面，其目前所能履行的主要是日常监管职责，处罚权较为有限，并且没有直接强制执行权。《黑龙江省体育发展条例》第40条在假赛方面赋予了体育行政部门罚款和没收两项处罚权，而《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虽然授权“信息中心电子竞技项目部在管理电子竞技赛事工作时处理竞赛中发生的赛风赛纪和兴奋剂问题”,但一方面，该规定仅适用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的电竞赛事；另一方面，此处也未明确规定信息中心享有处罚权。于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并未查找到体育行政部门直接对电竞假赛实施处罚的案例。我们认为，体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在电竞场域中履行假赛监管及部分处罚职能，比如在前文所述的赛事“盲区”或者当游戏厂商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时，对相应的违规行为施以罚款和没收等处罚。

　　在公安部门方面，基于电竞假赛和博彩之间的关联关系，其处罚依据主要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中有关赌博的规定，处罚措施则为罚款和拘留两项--由于该条并未区分赌博的原因，加之《体育法》第49条的援用，因此可以适用于关联电竞假赛的赌博行为。相较而言，公安部门可以实施处罚措施中最为严厉的行政拘留，并且其自身即具有直接强制执行权。目前已有部分公安部门和第三方合作研发电竞假赛的监管方案，如“借助AI技术训练选手模型，在比赛中对选手进行异常特征识别来捕捉选手的作弊行为”,“结合FDS监测系统和舆情监测系统……在查出有疑似作弊行为的选手时提供有效证据”等[26]。我们认为，公安部门有必要借助信息化和技术化手段对电竞假赛和博彩进行常态化监管，但若涉案金额过高，超出了公安部门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框架下的权限范围，则应转由公安机关等刑事司法机关在《刑法》框架下施加惩处。

　　5.2 刑事司法机关及相应刑罚

　　作为刑事司法机关的公安机关，其侦查权比普通行政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更能有效地获取电竞假赛和博彩的相关证据。比如，对于违规者参与下注的账号及私人账户的资金流动情况，公安机关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规定进行查询；违规者之间串通假赛事宜的通讯记录，公安机关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进行调取；而违规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公安机关亦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进行核实，等等。此外，如果违规者遭受刑罚或较为严重的行政处罚，则会显着影响其在电竞场域之外--特别是公职范畴内--的择业情况。可见，国家机关的介入能在电竞假赛的查实和违规人员的惩处两个环节起到强化作用，从而大幅提升参与假赛的间接成本。但目前与电竞直接相关的刑事案件，如“(2015)晋市法刑终字第42号”、“(2019)豫1103刑初54号”、“(2020)豫0411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皆是在电竞网络会所、动漫城等电竞相关场所内设置赌博机，而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我们并未查找到本文意义上的电竞假赛和博彩被施以刑罚的案例。我们认为，公安机关有必要系统介入电竞假赛惩处过程，借鉴2010年前后“赌球”整治的经验，为电子竞技这一新兴领域清除重大违法行为。

　　此处，还需提及的是电竞假赛的入刑问题。目前兴奋剂问题已经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进入《刑法》第355条，但假赛问题尚未有独立的罪名；《体育法》第49条援用了《刑法》中的赌博罪(第303条)、诈骗罪(第266条)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63条),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中的假赛即是通过这三项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尽管这种做法能大致拆分假赛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类行为，但毕竟缺乏专属性--组织或参与电竞假赛有着与之不同的行为目的。有观点认为应当在刑法中设立“操纵体育比赛罪”作为独立罪名，从而“对组织、实施、帮助、教唆操作比赛的所有行为人进行规制”,“减少乃至根除操纵比赛行为”[27];而德国于2017年增设了体育博彩诈骗罪和操纵职业体育比赛罪，前者主要针对在体育博彩中通过影响比赛进程或结果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后者主要针对以反竞争方式影响比赛进程或结果使之有利于对手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1]665。我们认为，独立的操纵体育比赛罪不仅能将假赛从传统罪名中剥离出来，还原其本来的客体定位，而且能较为充分地覆盖传统罪名中涵摄不到的假赛情形，是较为合理的立法模式；同时，该罪名对于电竞场域的一体适用亦应通过立法语言予以明示。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为全面制止乃至杜绝电竞场域内的假赛行为，塑造良好的竞赛风气和赛事环境，应当构建周延且高效的电竞假赛惩处机制，本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整体而言，电竞假赛惩处机制应当由俱乐部、游戏厂商、联盟和国家机关三层主体构成，分别履行各自的监管职能和对位罚则；而由于电竞场域的特殊性，电竞协会难以行使实质意义上的处罚权。(2)俱乐部作为监管主体所对应的是初步罚则，尽管不具公权属性且有“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之嫌，但作为电竞赛事的参加组织，这种自律机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游戏厂商、联盟作为监管主体所对应的是核心罚则，尽管其在处罚依据、处罚种类和处罚程序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但其主导地位是难以动摇的。国家机关作为监管主体所对应的是校正罚则，电竞假赛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亦有“在场”的必要，由体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常态化监管，并通过独立罪名来理顺刑事司法机关的罚则，则能将电竞假赛的惩处机制补充完整。(3)三层主体之间的假赛惩处应当是并行关系而非或此或彼，比如，对于电竞假赛参与人员，俱乐部可以与之解除合同，联盟可以对之实施禁赛，体育行政部门可以实施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刑事司法机关则可以通过相关罪名施以刑罚--上述罚则的同时并举不仅是“监管主体并行化”与“对位罚则层次化”的法理依据使然，而且能实现“俱乐部内外-联盟内外-电竞内外”的全方位覆盖，从而借助惩处力度的强化来还电竞赛场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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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竞技论文第二篇：上海电子竞技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上海应强化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顶层设计。提升电竞内容的原创能力与数字基础架构的设计能力，打造完整的电竞产业生态体系，加强电竞生态系统内部相关利益方的联动、融合；对上海现有的电竞产业发展基础进行摸底、梳理，优化电竞生态系统的产业空间布局；围绕用户需求，做大做强电竞产业主体，同时发展电竞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各相关组织；优化电竞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强化综合保障支持以及加强组织领导，为实现建设全球电竞之都这一战略目标做好全面准备。

　　Abstract：Shanghai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sports industry ecosystem.It is key to enhance the originality of e-sports content and the desig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reate a complete e-sports industry eco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linkage and integration of relevant stakeholders within the e-sports ecosystem; map and sort out Shanghai's existing e-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pace layout of the e-sports ecosystem; focus on user's needs, grow and strengthen the main e-sports industry, and develop the e-sports industry ecosyste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optimize the basic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sports industry,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support, and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to make comprehensive prepara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global e-sports capital.

　　电子竞技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对抗性、益智性、娱乐性的运动，具有文化性、虚拟性、大众性和竞技性特征。电子竞技产业(以下简称电竞产业)则是随着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产业。

　　上海于2017年首次提出建设全球电子竞技大赛之都的目标。凭借其在经济、地理、人文环境等方面独特的优势，上海陆续发布了与电竞产业相关的多项支持政策，包括“文创50条”“上海电竞20条”“上海体育产业30条”等。这些政策从资金、赛事、人才等方面对电竞产业给予了相应扶持，上海成为目前全国电竞扶持政策发布最多的城市。在一系列的政策推动下，人才、资金迅速向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上海集聚，推动了电竞产业的快速发展。在2019年相关机构的评级中，上海列于韩国首尔、美国洛杉矶、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西雅图之后，是排名全球前五位的电竞产业城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上海为应对疫情挑战，陆续出台《全力支持服务本市文化企业疫情防控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等，其中包括有关电竞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举措表明，作为中国电竞的中心城市，上海对电竞赛事的恢复以及当年各项大型赛事的顺利举办充满信心，并予以强有力的扶持。疫情防控期间，上海陆续举办了“2020英雄联盟城市英雄争霸赛”“电竞上海大师赛”“2020电竞上海全民锦标赛”等大型比赛，收获了更多新粉丝，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产业生命力。但在数字技术变革、疫情常态化环境下，上海电竞产业的发展距“全球竞技之都”的目标尚存在较大距离。本文将分析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期望有助于推动电竞产业良性发展，真正实现电竞运动的全民化、观赛普遍化、比赛日常化。

　　一、 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和构成

　　(一)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

　　电竞产业生态系统是从生态体系的视角对产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互动及发展情况进行解读，从参与性角度将产业发展视为生物发展系统，充分考虑产业链的构成与环境嵌入的因素，以更精确地表达电竞产业中行动者之间共同创造价值的网络。

　　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关键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多重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以发挥电子游戏特有的共同生产力(Wirman, 2009),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增强的互连性使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商业模式都与其他个体的商业模式交互，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盈利能力。因此，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营难度超越了基于波特所定义的五力模型作用下的产业链，前者更注重价值集成，侧重于合作而非竞争。

　　(二)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根据Fransman(2007)的研究，产业生态系统可分为3个层次：一是内容创建-内容生产-内容出版；二是交付-分销-获取；三是使用-消费-交互。然而，数字环境下的电子竞技产业中互动和价值创造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需要更灵活的方式(Carrillo, 2016)。根据Fransman(2007)的研究，电竞产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

　　1.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外围层

　　外围层与数字环境内容产业相似，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价值因素-内容研发、传播和营销，以及其他与基本文化产品生产相关的媒体行业；作为体育产业的一部分，电竞产业也受赞助商的青睐，构成外围层的主体之一；作为数字内容产业的补充，出现的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对这一行业发展看好的投资者。

　　2.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中间层

　　该层次是与交付-分销过程相关的参与者，这些角色之间的相关性更强，这一层面主要包括数字环境基础架构，与数字环境相关的设备、硬件、软件和操作系统的提供商，以及游戏、流媒体和录音客户及其应用程序提供商，它们促进了用户与电竞游戏相关内容的交互。

　　3.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核心层

　　该层次侧重于内容的使用、消费以及内容的交互。电竞业具有二元性，兼具体育娱乐与数字内容业等行业特性，这一独特性质决定这一层面包括的角色众多，包括赛事组织者、解说员、裁判、实况主、粉丝、观众、教练、职业玩家、分析师等。这些角色既可能是独立的个体，也可能是融为一体的单位。

　　二、 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一)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

　　与以用户为中心的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相比，目前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尚未健全，其系统运营正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的核心层，以电竞赛事为核心，涉及电竞赛事内容授权、赛事主办、赛事直播等机构，相关业务也部分涉及中间层与外围层一些组织。

　　从赛事内容授权企业来看，由游戏研发商和游戏运营商进行内容授权，其作用是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精品游戏形成用户基础，进而推动顶层电竞赛事设计。包括腾讯上海、完美世界、网之易等游戏厂商。在电竞生态系统中，游戏研发商成为重要环节，掌握着游戏版本的更迭与规则的设计，并同时对相关的电竞赛事给予内容授权。

　　从赛事组织企业来看，主要包括电竞赛事主办方及职业联盟等。国内的电竞产业生态系统主要以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赛事作为核心资源。围绕赛事构成价值生成网络赛事承办(包括赛事承办方、综合服务平台、电竞场馆)、内容制作(赛事内容制作、衍生内容制作、数据服务)以及赛事参与(电竞俱乐部、职业选手、主播解说),上海大多数从事电竞业的企业集中于这个环节。

　　从赛事传播企业来看，主要包括内容传播方。赛事内容的火爆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传播。目前的赛事传播渠道主要以电竞游戏媒体以及直播平台为主。直播平台是电竞赛事最主要的传播渠道，目前上海电竞直播企业主要是哔哩哔哩直播。此外，电竞品牌活动、俱乐部主场、电竞衍生品、电竞教育也属于内容传播中的环节。

　　整个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运作受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这些部门主要包括文化部门、体育部门、公安部门(监管执行)、广电新闻总局(内容监管)。

　　(二)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现状

　　电竞正成为激发上海新的经济增长活力的产业。上海作为全球疫情期间首个启动电竞线上赛事的城市，2020年上海电子竞技赛事收入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0.2%,电竞俱乐部收入达到6.7亿元，占全国49.6%。电竞产业生态系统逐步完善，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赛事、人才、资本汇集，围绕电竞赛事的整个生态系统各单位之间的联动，成为促进未来上海建立全球电竞之都的关键因素。

　　1.核心企业集聚

　　目前，全国80%以上的电竞企业、俱乐部、战队和直播平台聚集上海，其中内容授权类规模以上的企业257家、赛事企业242家、内容直播企业53家。在电竞品牌企业融资排行名单中，融资上亿元的企业全部落户于上海，主要包括上海阳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耀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埃甫奕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上海拥有电子竞技场馆数量约为37家，知名电竞俱乐部数量占全国48.7%。目前，国内影响力排名较前的电子竞技俱乐部，如iG、EDG等，约半数总部设立在上海。上海还拥有哔哩哔哩直播等在游戏直播领域深耕的企业，具备将电竞内容向用户深度传播的实力。另外在新粉丝、新需求的激发下，诸多电竞赛事制作、泛娱乐节目制作与推广的企业也加速电竞娱乐产品的研发与推广。

　　2.赛事集聚

　　上海是目前国内最受电竞赛事欢迎的城市。全国每年500多项具有影响力的电竞赛事中，超过40%在上海举办。2019年，上海成规模的电竞比赛有1500场，占全国规模赛事总量近一半。仅2020年11月，上海就获得《DOTA2》《王者荣耀》《决战!平安京》等电竞赛事项目的落地。

　　上海凭借地理、用户、交通等优势，拥有电竞赛事举办的雄厚基础，吸引了一批国内外品牌职业联赛落地，其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上海具有丰富的赛事举办经验，以巨人网络旗下的《球球大作战》为代表的电竞赛事致力于构建绿色、健康的电竞价值观的一批移动游戏，取得不俗成绩。二是上海举办的电子竞技赛事受关注度高，在百度新闻前10的赛事中，上海举办或参与的赛事占60%。三是上海企业看中电竞产业的连锁带动效应，具有较高的赛事举办意愿。四是苏浙沪地区历来是游戏玩家的主要聚集地，其用户约占中国游戏用户的20%。五是上海拥有风云电竞馆、虹桥天地、上海竞界电子竞技体验中心、腾讯电竞体验馆等多个电竞专业化场馆，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场馆也具备雄厚的条件与经验支持国内顶级规模电竞赛事的举办。

　　在诸多大赛中，电竞上海大师赛作为全球首个以城市命名、以政府为赛事支持、以行业协会为评价主体的自创电竞赛事IP,成为电竞赛事的重要品牌，引起广泛关注。未来电竞上海大师赛无论是在品牌影响力，还是在赛事整体运营和制播方面都将获得重大突破，成为与城市地位相匹配、为城市文化经济赋能的上海新名片。

　　3.人才集聚

　　城市文化、技术资源基础条件、独特地理位置等因素为上海打造成熟的电竞产业生态系统提供了核心竞争力，对电竞团队及电竞人才的吸引发挥着重要作用。电竞俱乐部的集聚又吸引了大批职业选手入驻上海，职业化人才对电竞产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助力。

　　除头部企业汇集带来的管理人才聚集优势外，上海还吸引了众多科技人才，而高新技术的应用，又使得游戏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提升，上海自主研发游戏的产值遥遥领先，原创游戏不断问鼎国内外市场，为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原创内容支持。

　　随着赛制的改革，上海诸多赛事项目形成标杆效应，吸引看好赛事规模化效应的众多电竞人汇集于此。同时在赛事运营、内容制播、艺人经纪、游戏直播等不同板块上海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聚集了大量的电竞人才，比如俱乐部方面，除了哔哩哔哩电竞旗下的BLG外，像RNG、SNG、EDG和iG等知名的俱乐部都集中在上海；再比如在赛事运营及制播方面，汇聚了哔哩哔哩电竞、VSPN、ImbaTV等具有专业水准的赛事运营和内容制作的公司。

　　4.区域相关配套资源集聚

　　上海有关电竞产业展开的布局自市级层面至区级层面全面展开，上海各区积极“腾笼换鸟”,打造电竞潮流新地标。上海静安区灵石路吸引了大量知名电竞俱乐部、电竞企业的总部入驻，成为众所周知的“宇宙电竞中心”;上海杨浦区的一些老建筑也根据电竞赛事的需要改造成为标准电竞场地、电竞赛事演播室等。

　　上海各区也正相继发布相关具体扶持政策，如静安区出台《静安区关于促进电竞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进“灵石中国电竞中心”建设，助力上海建设全球电竞之都；杨浦区发布了促进电子竞技产业发展23条政策，对符合总部条件的给予享受总部经济政策，给予享受办公用房补贴、经营性扶持、上市奖励、人才补贴和营商服务五大普惠政策；徐汇区出台《关于推动徐汇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依托徐汇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发挥腾讯华东总部、游族网络等电竞头部企业集聚的优势，抢占电子竞技产业链高地；普陀区出台《普陀区加快发展电竞产业实施意见(试行)》,涵盖全产业链内容，支持优秀电竞行业企业引进、场馆建设、赛事举办、内容开发运营、平台建设、人才引进、电竞IP衍生品开发融合、电竞装备研发等。上海各区的这些政策对疫情常态化的电竞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推动数字娱乐产业创新发展。

　　三、 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大众接触度不高，电竞文化尚未形成

　　电子竞技长久以来被污名化，最大原因在于其与青少年沉迷网瘾、身心受损具有难以分割的负面联想。近年来，随着电竞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跻身亚运会项目后，在不断争议声中一路成长的电竞行业终于赢来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与发展契机，电子竞技“污名化”局面有所扭转。但目前电竞运动的主要观众几乎仍都是该游戏的深度玩家，尽管2020年上海大师赛拓展了宣传渠道，覆盖受众面仍须扩大。

　　大众对电竞的刻板印象影响其对电竞运动的认知，尤其是家长对电子竞技存有偏见，极力反对孩子接触，造成大多数市民对电竞运动知之甚少，甚至抵触，更毋论切实体验电竞运动带来的乐趣及感受电竞运动自身的魅力，这直接影响全球电竞之都建立的认知基础。

　　社会大众对电竞文化认知、价值理解方面的狭隘与片面导致难以营造具有团队精神、合作精神、人文精神等积极向上的电竞文化氛围。

　　(二)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基础相对薄弱

　　上海电竞产业发展迅速，但整个生态尚未发展成熟，亟待完善，尤其是俱乐部的打造与运营是行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国外优秀俱乐部的体系建设更加多元化，覆盖的电竞项目更多，目前上海现有的电竞俱乐部虽然也各有侧重项目，但全面、多元化发展的比较少。

　　电竞生态行业发展所处的大环境仍有待完善。尽管市场前景被看好，俱乐部的成绩、影响力也逐步展现，但是国内电竞俱乐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宣传力度有待提高。

　　另外，俱乐部管理机制不够灵活、赛事运营模式不清晰、联盟的利益分成机制(联盟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比、运动员的最低薪资水平、运动员转会制度)等目前仍处于不透明的阶段。

　　(三)电竞生态系统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清晰

　　尽管上海各区竞相提供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所需的各项政策、制度、场馆设施基础环境等，都是为响应政府的号召而为，但对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营机制、商业模式以及如何长远发展等缺乏系统思考和国际视野。各区在电竞产业运营初期逐渐呈现同质化发展的现象，缺乏具有鲜明、差异化、个性化特色的主导产业，大多围绕赛事活动、活动场馆的建设来推动产业发展，对整个生态系统中各类相关产业的发展缺乏重视，导致很多相关产业发展不充分，也很难形成规模化效应。

　　(四)商业模式不清晰，利益相关主体联动尚未形成

　　电竞产业生态系统是基于数字基础上，打破体育界、文创界、计算机界、娱乐界等边界，由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构筑了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利益相关者之间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努力获得成功。电竞产业生态系统中个体之间是竞争对手关系，但如果他们互相补充，也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合作竞争、共享愿景、利益趋同是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长期战略定位。

　　目前，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尚未成熟，商业模式不清晰，有关单位主要围绕电竞赛事运作，缺乏长远考虑的单个利益相关者彼此独立运营，相互之间缺乏联动机制，整合协调性差，如上海电竞赛事的直播、转播、内容的呈现，都是借助新媒体的平台和渠道，传统媒体介入不多，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较少，造成电竞赛事观赛渠道单一，主要观众都是该游戏的深度玩家，受众覆盖面窄。另外，电竞产业与和体育、教育、金融等行业的融合也不理想。

　　(五)高素质电竞产业人才稀缺

　　201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电子竞技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只有不到15%的电子竞技岗位处于人力饱和状态。我国现有电竞从业人数仅5万人。预测未来5年，电子竞技员人才需求量将达到近200万人。

　　据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电子竞技行业研究报告，电竞游戏、电竞主播、电竞选手等数以十万计的从业者给电竞产业发展注入了生命力，但现有的大部分电竞从业人员的入门门槛极低，低学历、低素质的现象较为普遍，加深了电竞运动的污名化。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竞产业对高学历层次、高专业水平、高职业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从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来看，相关的电竞培训学校及部分高职院校已开始加强电子竞技专业建设，不仅能提升电子竞技产业从业人员的总体职业素养，而且能够提高电竞产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但电子竞技生态系统覆盖面广、电子竞技技术复杂，涉及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电竞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电竞领域的专家学者甚少，高素质电竞人才稀缺。

　　(六)电竞产业发展相关标准缺乏

　　电竞赛事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与行业欠缺规范化标准形成矛盾。随着《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电竞场馆建设规范》和《电竞场馆运营服务规范》等文件在上海相继出台，上海电竞产业正朝着规模化、商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电竞产业生态系统是一个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的开放式系统，目前仅仅对电竞运动员、电竞裁判员、电竞场馆等方面进行标准的设计，但在软件、硬件等很多方面缺乏标准化体系，对标“全球电竞之都”,上海仍需持续建立权威化、规范化的行业标准。

　　(七)电竞产品内容开发程度不高，体验感不佳

　　电竞产品研发上与日本等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游戏企业单纯依靠国外电竞核心技术进行电竞制作上，从而忽视了国内电子竞技研发这一空白领域。

　　电竞产品内容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周期漫长。目前，大部分电竞研发企业都看好潜在巨大的商机，抱着“捞金即走”的急功近利的想法，且项目研发资本方面投入不足，研发团队的定向培养也不完善，电竞软件技术人员稀缺，企业技术人员很难独立研发出具有自主性、特色性和有市场影响力的电竞产品。

　　另外，电竞产品用户体验的灵活性和特色性尚不足，与电竞产业生态系统以用户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相去甚远，国外已经完全实现了玩家对电竞游戏人物的自主操控能力，国内对电竞产品内容的研发刻不容缓。

　　四、 上海发展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顶层设计

　　提升电竞内容的原创能力与数字基础架构的设计能力，打造完整的电竞产业生态体系，加强电竞生态系统内部相关利益方的联动、融合；对上海各区现有的电竞产业发展基础进行摸底、梳理，优化电竞生态系统的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各区优势产业；围绕用户需求，做大做强电竞产业主体，同时发展电竞产业生态系统中的相关组织；优化电竞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强化综合保障支持以及加强组织领导及顶层设计，为实现建设全球电竞之都这一战略目标做好全面准备。

　　(二)规范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相关政策、标准

　　梳理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现有相关政策，进一步完善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所需要的各项制度规范，健全电竞俱乐部管理制度，增加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健全市场公平竞争保障机制，建立完善的电竞产业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环境。

　　电竞行业的标准化在当前任何一个国家都较为缺失，如果上海率先制定科学、系统、权威的标准，必将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电竞产业的发展，标准化体系的建立是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最大的亮点，电竞赛事的举办量或电竞营业收入仅是电竞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三)打造优秀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竞产业集聚区品牌

　　通过政策扶持、环境优化、资源强强联合，构建上海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推动特色鲜明的电竞产业集聚区形成，在上海各区原有资源特色基础上，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准确寻找各区在电竞产业生态系统发展中的定位，实施差异化发展，打造引领上海电竞产业发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聚区品牌。

　　(四)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营造电竞文化氛围

　　电竞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不仅要依靠少数头部企业的努力，还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尤其是在上海建设全球电竞之都的背景下，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带动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打破电竞赛事被部分企业垄断的格局，积极优化电竞行业发展环境，做好对电竞行业的引导。行业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电竞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对电竞运动采取分级管理制度，在未来发展中融入有益身心的内容、参与性大于竞争性的内容，减少暴力因素的代入来弥补自身产品的缺陷。制定规章制度来约束选手行为，提高电竞运动员的基本素养，提升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改善大众对电竞的偏见。

　　加强新闻媒体对电竞运动的正面宣传。积极举办亲民性、娱乐性的活动或赛事，尽可能扩大赛事的受众范围，由此调动大众观看比赛的热情度，营造积极的电竞文化氛围。

　　(五)电竞高素质人才体系的构建

　　电子竞技人才体系主要包括游戏内容设计师、裁判、教练、主播、解说、数据分析师、心理咨询师、营养师、电子竞技赛事运营人员、职业俱乐部管理与运营人才等。

　　目前仅有电竞运动员注册制，其他与电竞运动相关的人才认定标准尚缺。相关部门应基于对电竞产业人才内涵的把握，在遵循目的性、明确性、可操作性、科学性等指标设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对电竞人才调查实情，加快建立人才评价综合指标体系，确立较为科学可行的人才评价标准。为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形成电竞产业发展的良性竞争态势。

　　(六)构建电竞产业生态系统的多元商业模式

　　扩大电竞产业生态系统价值网，根据核心层、外围层以及相关层的层级划分，以用户为中心，从电竞赛事驱动模式向电竞运动驱动、媒体驱动、体育组织驱动、企业家驱动、投资者驱动等多种模式扩展，构建多元化商业模式，促使更多的电子竞技相关产品或关联服务走向市场。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拓展电竞生态系统的价值网络，扩大赛事以外的电竞内容消费，以电竞产品内容开发为抓手，大力推动与之相关的电影、动漫、游戏制造等行业融合，同时在技战术地图、文化衫、比赛纪念章、官方杂志等外围产品领域的延伸。

　　重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培养电竞直播明星、实况主，促进电竞直播产业发展。将电竞明星、实况主所携带的“光环”通过赛事票务、电子商务、节目制作与点播、经纪业务等多种方式转化为更多利润增长点，刺激粉丝经济增长，从而推动整个电竞产业质与量的提升。

　　将游戏生产商、赞助商、软件开发商、数字技术开发商、硬件开发商、各相关服务提供商以及媒体运营商等相关利益方充分融入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中，形成投入、收益与再投入的产业良性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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