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文化实现从关注“文化因素”到“文化研究”的转变

　　“体育文化研究”在界内已是一个烂熟的词汇，根据胡小明和郝勤两位学者的回顾，国内“体育文化研究”热潮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其标志是 1986 年在成都 体 育 学 院 召 开 的“全 国 首 届 体 育 文 化 研 讨会”; 根据中国知网的学术指数统计，1986 年以后，体育文化的学术关注度稳步提升，尤其是 2000 年以后幅度更是明显增长。然而，尽管已有一段不算短的历程，但国内体育文化状况，如郝勤教授所讲“总的来说，研究成果还较少，水平也有待于提高”.突破当前体育文化研究的困局应该是所有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士包含笔者在内的“共识”与“愿望”,当然这些研究中也有颇有见地的观点，如郝勤教授主张“只有当学术界的体育文化研究成果与当代中国的体育实践，尤其是体育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时候，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才能够真正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与成就[2]; 胡小明先生则强调体育文化研究，”应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应”主要应针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对体育运动的影响“[3].这两位当年曾发起与参与”全国首届体育文化研讨会“的学者自有其高度，笔者不成熟的建议是我们的体育文化研究当顺应或者说”皈依“”文化研究“的范式。需澄清的一点是，笔者此处所指”文化研究“非泛指的对文化的研究（ the study of culture） （ 此类型的研究，体育学领域并不鲜见，其通常是将文化看作一个背景因素） ,而是特指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 CCCS） 为源头的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范式。

　　1 一种更为深入的”视角“: ”文化研究“范式的特点

　　如何认识和界定文化研究是我们讨论体育文化研究范式转型的前提。如前所述，笔者所指”文化研究“系发轫 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当代广有影响的学术思潮或范式。其从总体取向而言，提倡的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研究取向； 有学者将”文化研究“的特点概括为： 其一，综合性与开放性。文化研究在研究某一文化主题时注重对不同学科的整合，强调的是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互交叉的话语空间“（ inter - discursive space）对于文化研究及其各学科发展的积极意义。即学科边界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是不存在的。第二，扩散性与生活化。文化研究的对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或文化，其主要采取的是人类学视角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诸如时装、影视、广告、消费方式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都构成其研究对象。第三，批判性与现实关怀。文化研究在其发轫之初就走的是一条文化政治的实践道路，关注的是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因此，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少数民族、有色人种的关注构成了其最初的研究重点。及至今日，文化研究依然坚持其研究取向的现实性，着力揭示当代大众文化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的范式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启示是，其可以成为一个视角来促使我们建构体育文化的研究框架而不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并从中获得新的路径来探寻体育领域中塑造人类行为的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问题与范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2 实现从关注”文化因素“到”文化研究“的转变

　　从”文化研究“范式所提供的视角来审思国内的大多数体育文化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尽管很多研究不乏灼见，但绝大数研究倾向于将”文化“理解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往往是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追溯，来发现和确定影响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因素和力量。诚然，历史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体育的性格和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体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决非如此简单，事实证明，”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文化“,且文化自身有其发展逻辑。这种研究的理路导致了当前我国体育文化研究也落入到了”宏大叙事“的窠臼中，难以揭示体育领域当中诸多藏匿于表面之下但却是塑造人们行为的问题与范畴。相反借助于”文化研究“范式所提供的视角，我们则可以获得对于”体育“更鲜活的认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游鉴明的《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一书从性别视角，审视女子体育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跳出了国家体育史的窠臼，在进行史料梳理的同时，揭示事关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过程的一些问题： 如对身体的规训，运动中的观看与被观看，女运动员的形象，以及女性主体等问题。这种给中国近代体育史一种性别的诠释，不失为一种”文化研究“范式。

　　3 向体育文化研究转轨的题中之意

　　从现实来看，笔者以为体育文化实现由关注”文化因素“向”文化研究“转轨，我们至少面临着如下两大挑战。

　　首先是”批判“勇气与思维。从源头上说，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立场，而这种立场最明显的是一种”批判姿态“（ critiquing gestures） ,正是以批判为基础，形成了”重当代文化，不重历史经典； 重大众文化，不重精英文化； 重边缘文化，不重主流文化； 重文化实践，不重宏大叙事；重具体情境，不重一般模式； 重跨学科性，不重学科立场“的研究路径与领域。康德指出，”批判是理性的职责和使命，是对理性本身的召唤“,批判思维是学术研究创新的动力，我国体育文化研究要实现突破，需要有批判的意识与批判的思维。这正是笔者认为体育文化研究应当转轨的原因所在。勿庸讳言，当下在习惯于为既有”政策“寻求合理性的大氛围中，”批判的思维“需要勇气。当然，需要警醒的是，真正的批判思维，是一种如康德所言的”理性的批判“,即以理性为标准对各种体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审视，同时也对自身进行反思，而不是单纯通过理论思辨来胡乱地对体育实践者的工作进行指手画脚的干预，更不是”学术攻击“.

　　其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注现实和扎实的田野调查。发轫于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路径，从其切点来说： 进入社会文化实践内部，比进入一套理论话语更为切要，这一倾向一直为西方学者所”坚守“.美国匹茨堡大学的 J·阿拉克教授曾从中美对比的角度婉转表达了对进入我国的”文化研究“的”意见“,他指出：　对于美国学者而言，他们对一个”文化研究“研讨会的期待，是想看到更多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要关注那些具体的经验性的东西，讨论文化的生成活动，不一定是已经上了书，而是那些正发生或发生在不远的过去的事情，那些并不一定水准很高、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但中国学者“大多数都只是有关理论本身的争论”.

　　笔者无意于强调美国学者更为高明，但显然其关注的要点更切合“文化研究”范式。换言之，体育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能突破业已形成的“宏大叙事”和动辄理论建构的习惯，拒绝任何文化模式的同质化描述，拒绝普世化的话语模式而转向扎实的田野调查，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甚至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体验。显然，这种路径对于习惯于“书斋式”研究模式，习惯于扎着堆诠释“政策”的我们而言是一大挑战，但其可我们带来更为广袤、更为鲜活的研究领域却是值得期待的。

　　“文化”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文化昆仑”之美誉的钱钟书先生在论及“文化”时尤称“你不说我越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以笔者浅薄的学养，讨论“体育文化研究”的问题，实属冒昧，权当“自言自语”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决心”.

　　参 考 文 献

    [1]胡小明。 胡说体育文化[J]. 体育学刊，2010（ 3） .
　　[2]郝勤。 论体育与体育文化[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 5） .
　　[3]班建武。 文化研究的特点与教育学方法论的创新[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