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少林武术生存的政治境遇和文化环境

　　1　清代少林武术生存的经济基础

　　1.1　命途多舛的自然经济

　　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少林武术作为民族文化，其生存发展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基础，而以命途多舛为时代特征，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要成分的封建经济构成了清代少林武术生存的经济基础之一。清军入关后大肆圈地，大量屠杀汉族人民，使自然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之后清政府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尤其是抓住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关键环节，使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复苏和发展，封建经济至此达到了鼎盛，并出现由盛而衰的转变。曲折发展的自然经济虽然经历了清代初期的破坏与衰退，清代前中期的繁荣复兴，与清代末年由于内外侵蚀而萎缩的命运遭际，其总的趋势是发展的，既有量的积累，又有质的突破，其发展成果不仅为日后工商业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与物质前提，也为少林武术的生存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并为少林武术技击思想的孕育与文化内核意识形态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物质保障。

　　1.2　由盛而衰的商品经济

　　清代商品经济在继承前朝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商业市镇逐步增加，经营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分号的钱庄和银号次第出现并形成商业网络，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以雇佣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萌芽与形成。由于清代的商品经济是在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其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本原始积累，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一时的繁荣抵挡不了自然经济的顽抗、清代政府的压制和清末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蚀，注定清代商品经济摆脱不了衰落的命运。受此影响，以雇佣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与以师徒制为存在依托的少林武术生存传续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和融和，处于当下的少林武术为求生存必然进行适应性调整与改变，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衰落与自然经济解体也成为少林武术生存思变的重要原因。

　　1.3　遍布全国的镖局机构

　　清代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促生了遍布全国的镖局机构。究其原因，一方面，清代商品经济的繁盛扩大了经济交往的范围和领域，带来了更多更频繁的人员和资金流动；另一方面，此起彼伏的秘密反清活动、盗贼四起的运输路途与黑暗腐败的清代统治增加了货物与银两在运输途中的风险。当时以北京开设的镖局最多，山西、河北、天津、上海、苏州等发达省市是镖局最活跃的地区。每个镖局都有独行天下的武术技法和行镖本领，例如万胜镖局以形意拳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其中习练少林武术的武师最受镖局招募者的青睐，可见少林武术在当时镖局武林中的地位之崇高，所谓天下功夫出少林。镖局实际上是将武术作为商品，以武术为基本手段进行商业经营并实现赢利的商业机构，誉满神州的少林武术正以自己独特的声誉与影响在镖局中担当重任，为各路商号提供货物与资金保护，为显官富绅保家护院充当警卫。所以，遍布全国的镖局机构为少林武术提供了生存的机遇、发展的空间、交流的平台。

　　2　清代少林武术生存的政治境遇

　　2.1　清廷禁武与秘密习武

　　“由于开始时清朝政府实行禁教不禁拳的政策，致使明亡后抗清志士多遁迹山林，转入空门，借习武之名，掩盖发展组织和蓄养武装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宗教组织多利用少林功夫反清复明，导致当朝对少林寺的态度发生变化，由原来的支持变为打压，在这种挤压政策下，为延续少林寺习武的宗风，少林武术被迫转入秘密与下院进行，同时开启了少林功夫新的传播路径，加速了少林功夫的社会流传”。在清代初年少林住持海宽于康熙五年圆寂后，礼部遂取消了任命少林主持事宜。康熙前期，政府不仅向少林寺征收重赋，而且停发僧兵的粮饷。雍正五年为巩固统治，严令禁止少林寺习武，雍正十三年又强令拆除少林寺外的二十五所房屋，致使少林寺在禁武的政治气候下杂草丛生，僧徒日少。

　　另一方面，少林僧人“昼习经典，夜演武略，修文不废武备”，保存了少林武术的命脉；少林武术也广泛生存于秘密结社的习武群体中，如：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会等。乾隆以后，由于清代实行了更为严密的禁武政策，致使结社组织的神秘色彩空前浓重，社员普遍认为“以符咒作法打神拳者，谓可御众无敌”。因此，生存于此种禁武与秘密结社政治气候之中的少林武术难免带上了神秘的色彩，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少林武术的历史真相和本真面目。

　　2.2　八旗兵制与武勇选拔

　　清代实行的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八旗兵制，入关后八旗队伍的逐步扩大给清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解决八旗的生计与出路，乾隆帝在《筹汉军归籍移居谕》中发布了令八旗子弟出旗为民的谕旨，使将士习得的军队杀敌实用武艺流播民间，给作为民间武术主要流派的少林武术注入了蓬勃生机与活水源头。清代入关后，面临巩固统治，恢复发展经济，平息反抗的重任，需要招揽大量军事人才，于是清政府沿袭了前代的武举选拔武勇制度，吸引民间的武勇人才与反清起义中的军事将官，借以增强统治力量。清代武举制度的实行为民间习练少林武术的武术人才提供了跻身官场、步入仕途与改变命运的机会，少林武术也成为民间习武者安身立命的资本与途径，客观上为少林武术谋得了生存之地、保存了武术传承原本样式。

　　2.3　政治变革与反抗压迫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加剧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与社会动荡。统治阶级在同侵略者较量的过程中，开始抛弃“天朝上国”、“舍我其谁”的高傲姿态，自觉把目光投向借助先进自然科学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西方世界，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及西方兵操等体育内容的传入对少林武术的生存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列强正面交锋失利后，清政府认识到火器的威力，武举在当时“举国上下，莫不知其无用”的呼声中，于光绪二十七年（1902 年）被废止。1903年清政府决定全面淘汰绿营，编练新军，并增加了火器装备，传统的弓马刀担被弃之不用；清政府在 1902 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有关学堂开设体操课；1906 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规定“凡中小学堂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教育”，促使了少林武术生存样式的变革。

　　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与变革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地塑造了少林武术的生存势态。

　　察清代政治气候，一方面是如火如荼的政治变革，另一方面是风起云涌的抗压迫运动。以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为代表，人民大众同仇敌忾，“附近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人数愈来愈多，刀斧黎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其中的传统冷兵器杀出了武术的威风。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武术是这支农民义军最有力的斗争武器。1898 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典型的以武术为聚众方式和斗争武器的爱国武装斗争活动，参与其中的乡镇村庄赖武术之力而幸存下来者不可胜数。尽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多以失败告终，但是作为斗争手段的武术突破了以其诞生地为核心区域，以某个家族为传承核心的生存局限，开始以超越狭小地域限制和家族观念束缚的武术组织方式辐散，并且有的拳师进入城市，以扩大武术的生存地域。

　　3　清代少林武术生存的文化环境
　　
　　3.1　少林古迹与武林演艺

　　少林寺碑刻林立，壁画多样。位于千佛殿东侧的白衣殿，其中的南北墙上较好地留存有创作于清朝年间的“少林武僧演武图”（又名“罗汉手搏像”和“少林锤谱”），另一侧墙壁展示的是僧人在大雄宝殿前的徒手格斗场面。始建于明朝弘治、正德年间的“千佛阁”，历经岁月的洗礼，时至今日，殿内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四行凹凸不平的四十八个“脚踏坑”（又名“站桩坑”），这是在清朝政府严格禁武政策打压下，少林僧人夜间刻苦习武的明证。以上古迹为少林武术的生存与传承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形象实物资料，见证着少林武术的风雨巨变与沧海桑田，述说着少林武术的古今传奇，蕴涵着深刻的生命信息，它与其它已经消失和残存的佛殿古塔等少林古迹，一同组成了静态的少林武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

　　如果说清代古迹是少林武术生存的静态文化环境，那么蓬勃发展的武术演艺则是少林武术生存的动态文化环境，二者一静一动，是少林武术生存的文化环境的两极。《清稗类钞》记载，乾隆时期的反清志士少林拳师甘风池就曾在盘缠短缺时，以卖艺挣钱，“甘风池以拳勇闻江湖间，一日，过黄桥，行囊告乏，授技于市东，观众聚之”，这说明清代以习武卖艺为表现形式的武术演艺现象己经普遍存在。另外，清代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走会”的新的武术演艺表现形式。

　　3.2　尚武传统与尚武思潮

　　满族重骑射、习弓马的尚武传统，使之成为我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少数民族主政的封建帝国。清前期的几位皇帝都精于骑射，自称马上得天下。清太宗皇太极曰：“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

　　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代最高统治者居安思危，不忘骑射的尚武风范，不仅延续了少数民族尚武的文化习俗，也成为作为民间盛名的少林武术生存的精神动力与学习楷模。然而，清末早已不见清前、中期的强盛气息，代之而来的是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积弱。康有为认为列强之所以能够强盛于世，是因为他们尚武；梁启超也极力宣传尚武思想，主张以尚武强国精神来激励国人。在维新人士的宣扬下，尚武思潮在思想界流行开来，由此天下之人无不想强己之体力武力，以改中华文弱之陋习。于是，少林武术在此尚武思潮的文化环境中，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预示了其生存现状的改观。

　　3.3　西学东渐与武德彰显

　　清末，西学东渐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单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到引进包括西方文化思想和体育教育在内的深层领域，西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展示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西方体操开始在军队和学堂中开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极力鼓吹欧美诸国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尤其是不遗余力地主张采用欧美诸国的教育体制，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体育”主张，以至于当时中国呈现出一派“仁人志士，无不会同‘友人’，邀请有声誉之‘豪勇军师’，以开展体育研究”的壮观景象。西学东渐文化环境下的西方体育及思想的引进是国人主动寻求自强之路的自觉行为，是具有外向型的“向外看齐”的文化自觉；而武德彰显出的爱国主义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向内看齐”的发扬古已有之的爱国主义的文化自觉。清末，面对政局不稳，列强入侵，武德的含义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武德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包括少林武术在内的各流派逐渐从自己的门规、戒律、戒约中走出来，成就了许多甘洒热血的武林豪杰，他们为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兴亡，表现出崇高的武德。为反抗外来侵略而斗争、维护民族尊严，是少林武术由为门派生存而奋斗转化为为民族兴亡而献身的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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