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与子代就业流动研究

　　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架构”（皮埃尔·布尔迪厄，1998）。现代化要在中国这个场域中发展，必须符合场域的习惯，受到外在客观条件和内在关系的双重影响， 遵守中国场域的“游戏规则”.但伴随着中国场域的现代化进程，就业流动中的问题凸显。 在中国特有的场域中，众多的青年群体通过个体和家庭的流动， 重构新的利益关系格局， 并从中获得嵌入于其中的所需资源：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和个体身体形塑的烙印， 深深受到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制约和影响。 对于已经存在的子代就业流动问题， 学术界的相关的文献已有详尽地梳理和解释，研究方法也多元化，但惟独没有从家庭经济发 展能力的视 角对子代就 业流动 的 理 论 研究， 而且从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几个测量指标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 加上关于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与统计测量、 理论解释的框架搭建等问题还没有解决， 以及缺乏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展开定量的统计描述和实证检验，都说明我们有必要把家庭发展能力及其测量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 在理论思考和统计测量层面上进行更多的学术投入。

　　一、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与就业流动--- 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家庭发展能力是契合于家庭不同发展周期，并满足家庭成员基本需要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体现了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家庭成员健康、家庭人口结构、家庭社会关系耦合集成的功能水平。 家庭发展能力包括家庭生育养育能力、家庭经济能力、家庭教育能力、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家庭幸福能力。 而家庭经济发展能力是衍生于家庭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能力形式，是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政治资本、家庭自然资本的有机结合，是家庭成员对于家庭的物质贡献以及未来发展能力，体现家庭经济的结构属性、来源特征和发展后劲。 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在家庭发展能力中起着主导的基础性作用，决定其他家庭发展能力的质量和结构，保证足够的时间成本支持家庭教育的投入，缩短家务劳动占用家庭闲暇时间；保证足够的经济成本支持住房、教育、自我保障的投入，提高家庭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更多幸福感。

　　1. 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对于子代就业流动的运作逻辑。 在子代的就业流动中，家庭经济发展能力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依照特定的轨迹和方式发生影响。 家庭政治资本作为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一个中介变量，在向就业的职业秩序发生作用时，受到外力社会认同的直接影响。 家庭经济资本会直接作用于子代，使之得到差异化的教育机会、教育时间、教育资源、学历层次和特长培养等，加剧两极分化。 家庭经济资本较强的子代利用教育所产生的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就业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生产潜力，通过就业产生的阶层分化， 实现向上流动。 相比之下，家庭经济资本较弱的子代， 提升自我阶层的难度增大，难以实现“麻雀变凤凰”式的向上流动，间接使得社会结构趋于分层的凝固化。 而且经济资本又受限于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社会资本较强的家庭，可以在关系网络中处于较好的位置，而网络位置意味着可以获得优势的资源和动员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 这些优势的资源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质和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资本的多寡，并由此形成家庭自然资本的遗传天赋。与此同时，子代就业流动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使之在求职网络中由于所处位置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资源，造成社会分层。 可以说，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五个要素与就业之间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机制，在实践中可以操作化为如图 1 的运作逻辑。【图1】

　　
　　2. 研究假设。 假设一：家庭经济资本对于孩子的投入对其就业质量有正向影响；假设二：家庭人力资本强的家庭有利于子女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获得较高的就业质量，也会降低子女就业流动的稳定性；假设三：过多依靠家庭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子女，一般就业稳定性强而且更倾向于回流；假设四：家庭自然资本的多寡会显著影响子代就业流动的方向，使推-拉作用失去效力。
　　
　　二、调查数据与研究设计
　　
　　1. 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2 年 12 月在厦门市灌口镇黄庄社区和双岭村的调研。 其中黄庄社区属于“村改居”的典型社区，已经由传统村落转变为居委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而双岭社区出于耕地保护的需要，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 还没有现代的工厂和工业园区。 本次调查以家庭子代性别结构特征作为抽样依据，按照独男家庭、独女家庭、一男一女家庭、双男家庭、双女家庭的分配标准，以概率抽样方法各抽取出 30 个家庭， 由调查员进行入户问卷调查。

　　两个调查地点总共发出调查问卷 300 份， 有效回收29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为了更好地体现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对子代就业流动的影响，在建立回归模型时，我们对被调查者做了选择性处理：研究对象是 1970 年以后出生，即 18-43 岁的青年，样本量为 291 人，其中女性 152 人，占 52.23%,男性 139 人，占 47.77%.

　　2. 测量指标体系。 家庭是靠一种自然倾向成为同质性的群体，家庭具有生产和再生产的功能，体现为家庭经济发展能力。 不同类型的资本形式指向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在实践中，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可以操作化为五种类型的资本形式， 这些资本形式的指标选取和测量方法，如表 1.【表1】

　　3. 数据结果与分析。 本文拟运用回归分析，先确定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否党员、户口性质）和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变量（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自然资本和家庭政治资本）为自变量，并分别以就业流动的方向和就业流动的质量为因变量， 探讨自变量中诸因素对于因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和影响程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模型：【1】

　　
　　其中 β0是模型的未知参数， 为常数项，β1,β2,…，βn是回归系数， 表示诸因素 xin对 Y 的贡献量，ε为随机误差。 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中，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变量双重形塑就业流动的方向和质量。

　　在模型Ⅰ中， 从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来看，除了性别和党员身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外， 其余个人特征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0, 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户口性质对于个人就业流动方向的影响是显著的。 其中，年龄的回归系数为-3.276,说明年龄较大的个体更倾向于回流，而年龄较小的个体更愿意出外打工；在外地求学的子代更愿意留在外地就业而不愿意回到家乡，这在农村孩子身上表现尤其明显；相反，有城市户口的子代更多选择回流家乡，这也与城市孩子更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对于孩子留在身边的期待密切相关；婚姻状况也对就业流动的方向呈现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381,说明未婚个体更愿意在外地工作，而已婚个体更倾向于回流家乡，这与我国当前子女随迁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有关。 由于子女很难在父母所在的城市享受跟当地人一样的教育水平，且难以真正落户，人为造成的障碍限制已婚夫妇带着孩子出外打工，这就使得已婚女性更多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赡养老人和从事家务劳动； 而已婚男性则更多承担起养家糊口的任务，这也间接造成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空巢家庭现象。

　　在模型Ⅱ中， 从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来看，除了年龄、党员身份和婚姻状况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外，其余个人特征变量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说明性别、文化程度和户口性质对于个人就业流动质量有较强的影响。 男性在就业质量的评定中，仍然具有显著的优势，说明当前的就业市场还是存在父权制的沉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还是有广泛的受众。 女性由于个体生理特征的特殊性，难以胜任高强度高负荷的岗位，在就业流动中可以选择的就业地点、就业环境、就业收入有限。用人单位出于对劳动成本的考虑，往往更愿意招收身体素质较好、 可以胜任加班和出差任务的男性。 而且当前的就业岗位对劳动技能有较高的要求，培训一个合格的工人需要时间和资金。而女性承担着生育、养育的责任，会占据有限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往往会由于家庭的原因离开工作岗位， 使用人单位对其的培训和花费付诸东流。因此，女性在就业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显而易见。同时，文化程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2.270,说明文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就业流动的质量。正如布尔迪厄所言，身体呈现出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 文化资本通过身体的形式时时在制造着差别，教育即在于培育规范内化的身体，从而再生产出社会规范。因此，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就集中在身体之上了。教育过程也使得身体接受权力规制，使个体服从于制度和权力。学校保证文化资本的效益，并使得文化资本的传递合法化， 子代通过父辈赋予的教育资源以证明其天赋和业绩，并使之合法化。 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子代就业质量较高。而户口性质也具有统计显著性，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4.512,说明拥有城市户口的子代更有利于其在城市求职， 并在求职网络中占据较好的地位和优势，这显著表现在就业的收入水平、职业性质和工作环境等方面。

　　三、资本形式对就业流动方向和质量所产生的影响
　　
　　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情况下的多元回归分析中，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对就业流动的影响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其影响程度还非常大。先看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对于就业流动方向的影响。在模型Ⅰ中，除了家庭政治资本对因变量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外， 其他几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即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对就业流动的方向影响很大。在模型Ⅱ中，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对就业流动的质量具有统计显著性， 说明这几个因素显著影响就业流动的质量。 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1. 家 庭经济资本 ---家 庭致富能力的纵向渗透。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家庭经济资本对于就业流动的方向和质量具有统计显著性。 随着家庭年收入的提高， 标准化回归系数逐渐增大， 从-2.130到-8.655 直至-11.533, 说明家庭经济资本较强的家庭，子女倾向于就业回流，就业质量相对也较高；相比之下，家庭经济资本较弱的家庭，对子女就业流动方向的影响较为微弱，对其就业质量也影响一般。正如黄光国所言， 中国人惯常热衷于 “面子的权力游戏”（黄光国，2010）， 这使得很多家庭都愿意拿出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支付人情方面的开销，通过礼物的互换，显示自己在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相较于家族其他成员的优越性，并由此拓展自己的网络规模和网络顶端， 积累社会资本。 而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会重新评估家庭在送礼和宴请等人际关系开支的情况， 以此动态地重构既有的权力关系格局， 使得家庭经济资本较强的家庭在网络关系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这对子代的就业有着诸多正向影响。 在调查中，不少被调查者反映，日常的红白喜事等人情消费占据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人们通过这种朴素的沟通方式，不仅重新整合了原有的权力位置，还使家庭间达致新的融合， 也为家庭拓展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社会资本。 很多家庭的网络顶端都是通过春节或其他特殊节日的馈赠礼物等方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都需要家庭经济资本作为后盾有力的支持， 才能在构筑关系网络中处于竞争性的优势地位， 并通过网络的互惠交换获得有利于子代的的利益资源。 数据结果也显示，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家庭， 子女单位性质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比例分别为8.2%和 15.6%,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

　　2. 家庭人力资本---来自家庭的差异化配置。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 家庭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是 6.128,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于子代就业质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父母亲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受教育水平都是家庭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 都会显著影响家庭的决策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亲相比，母亲的影响更加积极和显著（王智勇，2006）。由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特征、家庭和社会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预算比较紧缺的情况下， 家庭会倾向于给男孩更多的教育投资。但母亲讨价还价能力高的家庭，会给予女孩更多的教育投资， 且母亲在家庭中具有决策主导权时，家庭经济资源会更多地向营养、教育和衣着倾斜，这对女孩来说是个有益的现象，也抑制了对女孩的歧视。同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地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重视子女的教育，更愿意为子女支付教育开支，因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就会越高。在调查中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有高度相关性。子女受教育程度高，本身对于就业质量就是正向的影响， 有利于在就业中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工作稳定性和好的工作环境等。

　　3. 家庭社会资本---关系网络的规则与弱嵌入性。 在家庭关系网络中， 主要有情感交流和工具交换。 就业流动中交往形成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侧重于情感交流，弱关系侧重于工具交换。调查发现，就业流动是流出还是回流，与家庭社会资本呈负相关，回归系数为-3.076,说明家庭社会资本较强的子代，更愿意选择回流，即留在自己家乡工作，这可以用“差序格局”来解释。 费孝通教授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中国社会关系的建构与互动是依着“差序格局”来运作的。 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模式以自己为中心，把与自己相互交往的他人按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圆圈，与自己越亲近的，在与中心越贴近的小圆圈内（费孝通，1998）。 因此，在家庭所在区域构成的熟人社会里， 家庭成员与外界的交往更多是情感性交往，而且情感的紧密程度依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差序格局。 家庭社会资本较强的家庭，往往在本地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并基于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构筑了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可以利用业已形成的差序格局荫庇子代，使其获得较好的就业收入和地位。 在调查中，双岭村和黄庄社区被调查的家庭成员都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小农，具有主观能动性。

　　而他们所处的村庄就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在日常交往中要嵌入于关系网络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制度和人情社会的潜规则。 该关系网络不仅包括处于良好运转状态的全部谱系关系 （基于宗谱关系的亲属关系），还包括日常生活之需而予以调动的非谱系关系，形成“实践亲属关系”. 村民家庭内部的团结和家庭间的合作就是在实践中通过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纽带共同运作和流动来维持的， 集体化还将非亲属关系纳入家庭关系网络，不少村民在遇到较小的困难时，常首选非谱系成员，如邻居。 村民作为嵌入者，能理性地运作资本、精心构筑关系网络，对业已存在的制度有解构和重塑作用。 村民通过拉家常、节日宴请等方式，使村民家庭间的关系网络交叉和融合， 共享更多优质的网络资源，为家庭扩大了关系网络的规模和强度。因此，家庭社会资本较强的家庭，其子代更愿意留在本土父母关系触角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反之，家庭社会资本较弱的家庭，难以在关系网络中获得所需的资源，因此就业流动的方向不囿于本地， 更可能通过弱关系获得就业机会，这与格拉诺维特的理论是相契合的。但在调查中也发现，就业流动方向的诸影响因素中，家庭人力资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6.657, 高于家庭社会资本的-3.076,可见，更多依靠家庭人力资本实现就业的子女比更多依靠家庭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子女有更低的工作稳定性，更容易产生流动。家庭人力资本高的子女往往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父母更高的教育投入， 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在城市的就业选择中有着相对的优势，就业流动的方向较为随机；而更多依靠家庭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子女，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的欠缺，在就业过程中常面临较多的困境， 只能通过安于现状以维持发展机会，就业流动的方向比较稳定。除非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否则更多选择回流。

　　4. 家庭自然资本---家庭共同体捐赠的遗传天赋。 家庭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农户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和父母给予的财产 （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土地为农户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农户最重要的自然资本。 父母给予的财产使他们获得外延式的发展基础。 我们将自然资本中的土地分别以家庭拥有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个指标来衡量。 调查中，由于黄庄社区已经实现村改居， 故没有耕地作为指标，而耕地保护完好的双岭村，户均 3.37 亩。另外，很多村民表示父母没有给予较多经济价值的现金或物品，而更多的是宅基地和旧房屋。 由于双岭村未开发，父母给予的宅基地和旧房屋无法出租出去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相比之下，黄庄社区由于建设了很多工厂，村民的房子可以出租给外来工换取经济收入，很多黄庄村民表示租金是他们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来源，如果旧房屋被拆迁还可以获得数量可观的补偿款。 这些收入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开店自己当老板、购买店铺赚取租金收入，甚至投资办厂，这有利于他们就业质量和社会声望的提升。 由此可见，父母的经济收入状况，所拥有的财产数量对子代就业流动有正向的积极影响。 如果父辈能提供给子代更多的土地、财产、房屋等有价值的东西，会增加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扩展其收入来源，减少其外出就业的机会和动力，这样的结果是将子代牢牢保留在黄庄社区，很少有人表示会离开这个社区去外地打工，对自己土地眷恋的深情和家乡带给他们的就业福利和收入待遇，牢牢地拴住他们的心和脚步。 相反，如果父辈没有提供有价值的财产给子代，或者甚至还要因病因贫增加子代的经济负担，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代的就业选择，使之不得不通过多元化途径来促进就业质量的提高。

　　四、总结与讨论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和家庭政治资本是家庭经济发展能力的测量指标， 这五个类型的资本之间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机制，彼此互相影响，遵循一定的运作逻辑，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操作化的具体影响图式中可以看出，劳动的数量及其质量、劳动力的市场分割、收入来源及其结构、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影响着经济资本的增殖；父母的经济理性、人力资本与生育率的博弈、父母讨价还价能力使人力资本得到差异化配置；社会资本受制于差序格局、 礼物的流动和人情交换所体现的实践亲属关系，也使得家庭的弱嵌入性表现出对关系网络的解构和重塑的效用；土地和房产显著影响着自然资本的存量，也凸显了父辈关系网络对于自然资本积累的正向影响。 从本次的调查来看，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对于子代就业流动的方向和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已经存在的资本形式通过多元化途径形塑子代的身体，赋予其差异化的体现并做出不同的就业流动选择，由此引致子代在就业流动层级上的身份变迁。 但在调查中，笔者也试图引入就业流动类型，即稳定型流动、游移型流动、选择型流动等，作为就业流动的第三个模型，但由于调查数据的局限未能成行。 另外，就业流动还可进一步细分为身体的迁移和身份的变迁两个方面，本文只是探讨身体的迁移方面，对身份的变迁及其测量并没有深入地探讨，不过这也将成为日后进一步研究的旨趣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法 ]皮 埃尔·布尔迪厄著 ,[美 ]华康德 、李猛 、李康译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2. Epstein,N.B.,Lawrence,M.B. and Bishop D.S: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ory”,1983 年第 2 期，171-180 页。
　　3. Barro.J.Robert and S.G.Becker: “Fertility Choice in a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etrica”,1989 年 第 2 期 ,481-501 页。
　　4. Becker.S. G: “Family Economics and Macro Behavio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8 年第 1 期，1-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