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从边沁的功利主义福利观、 庇古的收入均等学说, 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阿罗不可能定理, 再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者理论、 社会比较福利理论以及主观幸福感理论,①西方福利理论不断深化和创新的轨迹, 反映了人类发展观跨越经济视角---社会视角---人的视角的转换过程. 然而,由于幸福感知标准的主观性、 差异性以及幸福衡量指标的非精确化和非标准化等特性, 使发展过程中的 "幸福含量" 评价成为福利效应研究中的难题之一.②基于幸福感的福利效应研究无论在方法论, 还是在实证上, 均缺少有说服力的成果. 本文借鉴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③中客观指标的基本框架, 以 "发展目标应体现地方民众主观愿望" 为设计理念, 力图以民众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为依据, 构建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测度指标体系, 以反映区域发展与真实财富水平. 依据这套指标体系评价广东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 其评价结论与单一的 GDP 指标差异则引发我们对广东 "双转移" 战略的区域政策目标如何向最大化地满足地方需求方向转变, 政府行政考核体系如何向 "以人为本, 地方需求为导向" 的新型政绩观转变的理性思考.

　　一、 福利效应与国民幸福的关系及测度方法

    (一)人类发展观、福利观与幸福观的演进

　　基于财富界定的资本逻辑和现代性思维, 世界各国普遍实施了一种以 GDP 为导向的片面的发展方式, "GDP 主义" 发展观的结果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公民福利提升相分离, 相当多的人群并未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近年来, 西方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发展与福利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力图以新的发展观实现公民福利的提升, 如可持续发展观、 以安东尼·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 "第三条道路" 社会福利观、 阿马蒂亚·森提出的 "发展就是扩展自由" 的观点以及梅志里等人提出的 "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 等.④在 "GDP 主义" 发展观的主导下, 福利通常被理解成经济福利, 是指收入、 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 是一种狭义的福利观. 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人福利 (效用) 指的是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 只要这种需要是基于经济因素的.⑤个人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 社会福利是基于个人福利而产生的, 只不过是个人福利的加总. 广义福利观认为, 福利除了指经济福利外, 还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 广义的福利观则除了要满足人的生理需要, 还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社会权利需求, 从而导致广义幸福观或全面幸福观出现. 全面幸福不仅仅是指个人的生理需求、 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全面得到满足, 而且还应该包括他生活的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理需求、 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也能得到相应满足, 个人只有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二)福利衡量方法的转变

　　随着马歇尔、 庇古等经济学家用可以观测的效用和福利取代无法衡量的主观感受, 经济学便从哲学中分离出来, 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可以量化的科学, 并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一是由马歇尔、 庇古等开创的旧福利经济学, 二是由帕累托、 罗宾斯等开创的新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学建立的前提是基数效用论和人际比较论. 基数效用论认为, 效用可以用一个具体的数值来表示, 不同的人通过消费商品获得的效用可以进行人际比较,而社会的总体福利就是社会成员效用的加总.

　　新福利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受, 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衡量, 当然更不能进行人际比较. 帕累托提出了用序数效用取代基数效用的观点, 认为效用只能够进行排序, 而这种排序可以建立在展示偏好的基础上. 然而, 新福利经济学面临 "孔多塞悖论". 根据 "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利益和观念存在冲突的情况下, 人们无法做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和认可的选择, 除非放松阿罗条件.⑦理查德·伊斯特林最早指出了人们通过客观选择揭示的客观效用与人们的主观幸福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的事实, 被称为 "伊斯特林悖论" ---收入和幸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 单纯依靠货币并不能 "购买" 幸福, 收入确实是带来幸福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唯一因素. 在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 收入的重要性就开始下降, 而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则开始显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 卡尼曼提出经济学效用概念应重返边沁时代, 由此提出幸福经济学概念.⑧幸福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放弃以收入衡量福利的传统方法, 而是试图从更加广泛的视角来理解幸福并发现幸福的根源.⑨幸福经济学采用 "幸福调查" 的方法, 发现了除收入以外影响人们幸福水平的其他因素, 如健康、 婚姻状况、 失业、 工作状况以及社会环境和政策等.

　　二、 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标体系设计

　　从全面幸福观出发, 基于广义福利观内涵, 回归福利经济学派的基数效用方法论,同时将 GDP 与个人幸福感关系密切的民生指标加以综合, 可以构建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标体系. 本文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对传统福利经济学的简单回归, 而是通过引进主观幸福测度方法对福利经济学方法论的修正尝试. 幸福是与个人感受紧密相关的一种体验, 具有较强的个人主观色彩. 在构建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标体系过程中, 幸福指标的选取与赋权至关重要, 是必须突破的两大重点和难点问题.

　　(一)幸福指标的选取

　　2011 年广东省出台的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客观和主观两部分构成, 其中客观指标体系称为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按珠三角和粤东西北两类地区分别设置指标和权重, 其中粤东西北地区有 10 个一级指标 (表 1), 在一级指标下, 共设 48 个二级指标. 其中, 一级指标侧重于影响幸福的因素, 二级指标则是为便于量化. 不难看出,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粤东西北地区)" 的一级指标可以覆盖广义福利的基本内涵. 而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 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二级指标的数据难以获得: 绝大多数二级指标都不是向公众公开的统计数据, 公众难以从公开渠道获得这些数据. 二是权重采用专家赋权. 专家赋权虽然征询了公众意见, 但是赋权过程和方法仍不清晰, 与民众的真实需求也存在差距.

　　表 1 是借鉴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中一级指标的框架, 对二级指标做了简化与重新界定, 构建了由 10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构成的 "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标体系.

　　(二)幸福指标的赋权

　　基于 "发展目标应体现地方民众主观愿望" 的设计理念, 利用民众幸福感知度调查的方法, 依据当地民众对一级指标的关注度来进行赋权. 选取 "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粤东西北地区)" 中 9 个一级指标进行了民众幸福感知度问卷调查,辑讹辊意在了解粤东西北地区民众对这些与幸福感关系密切指标的关注度和认同度.

　　将民众对幸福的主观感受作为客观指标的权重, 据此合成的幸福指数即可以实现对幸福指标的主客观评价的综合与统一, 这与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 分设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及分别评价的方法论逻辑有较大的差异.

　　问卷调查选项是让受众在 9 个指标中同时选择与自己幸福程度关系最密切的 3个指标, 结果显示分别有 75.90%、 53.81%和 41.24%民众认为就业收入、 医疗卫生健康和消费住房与自己的幸福感关系最为密切; 有 30%~16%不等的民众认为社会保障、 教育文化、 社会安全和人居环境与自己的幸福感关系最为密切; 而认同社会服务和公共设施与自己的幸福感关系最密切的人数仅为 4.26%和 3.93% (图 1). 这一调查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地居民对当下生活的切实感受, 收入增加、 健康与住房保障成为民众的第一需求.

　　由于每一个样本都被要求同时选择 3 个指标作为与自己幸福程度关系最密切的指标选项, 所以 9 个指标被选择的机率有很大的不同. 各个指标被选择的频度反映了民众对某一指标重要性的认同度. 因此, 依据各个指标被选择的频度, 就可以对一级指标进行赋权. 根据这一方法计算各一级指标的权重 (表 2). 二级指标权重则是在一级指标基础上, 根据指标数量等分确权.

　　三、 应用案例: 广东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福利效应评价

　　(一)产业转移福利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研究是经济发展测度的拓展领域, 对产业转移的经济福利研究是该领域持续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迪克希特和诺曼 (1980) 等新经济学派探讨了产业份额空间变化的福利效应.

　　Terotomo Ozawa (1992) 指出产业转移最终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学者陈刚、 张解放 (2001) 利用 C-D 函数构建的产业转移效应的计量模型揭示了产业转移的结构 "优化效应"、 就业"扩大效应", 以及产业 "发展效应".对产业转移环境效应的关注则是近年来的新趋势, 傅京燕 (2006) 指出, 我国东部地区向西部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也伴随着污染产业的转移.

　　朱华友等人 (2008) 认为由于发达地区首先转移出去的必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的产业, 这类产业排放的废气、 废水等对环境的破坏作用较大, 而落后地区由于资金、 技术问题, 对污染治理一般束手无策.

　　以广东"双转移" 战略为背景, 刘力 (2009) 探讨了珠三角与广东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区域联动机制以及区域产业结构的协同演进规律,认为广东欠发达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加速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增加了就业机会, 吸收了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移, 同时也为珠三角地区流出的普通劳动力以及省外新迁入粤劳动力提供了新增就业岗位.

　　覃成林、 梁夏瑜 (2010) 指出产业转移对广东的交通网络、 信息网络、 物流网络等都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 在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研究领域, 多数研究集中在产业转移的经济福利、 社会福利和环境影响中的某一方面, 而对产业转移经济福利、 社会福利和环境影响的区域叠加效应研究比较薄弱. 不难看出, 目前对产业转移福利效应研究也仅限于对相关指标的客观描述与分析, 鲜见有与民众幸福感的相关探讨. 以下将应用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标体系, 测度 2004 年以来广东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福利效应, 探讨广东 "双转移" 战略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 旨在对广东 "双转移" 政策效果做出重新评估.

　　(二)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数与GDP指标的比较

　　依据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标体系, 可计算广东承接产业转移的粤东西北地区产业转移福利效应指数. 结果显示, 2004~2010 年 12 城市的平均福利效应指数平均值为 0.4247, 其中韶关、 汕头和湛江三市排在前三位, 数值分别为 0.6724、0.5630 和 0.5044; 云浮、 揭阳和汕尾三市排在后三位, 数值分别为 0.3177、 0.2184和 0.2034,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 2.3 倍. 将 12 城市的平均福利效应指数按大小顺序排列, 并与相应的平均 GDP 指数和平均 GDP 增速指数相对照, 发现三者之间差异较大, 并呈现出不同的相关性.

　　总体而言, 基于民众幸福感的产业转移福利效应与城市 GDP 规模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而与 GDP 增速的相关性不大, 甚至有一些城市呈负相关 (图 2). 如福利指数排序前三位的韶关、 汕头和湛江三市, 其 GDP 排序分别为第 6 位、 第 3 位和第 2位, GDP 增速排序分别为第 9 位、 第 12 位和第 10 位; 福利指数排序后三位的云浮、 揭阳和汕尾三市, 其 GDP 排序分别为第 12 位、 第 4 位和第 11 位, GDP 增速排序分别为第 7 位、 第 3 位和第 2 位 (表 3).

　　(三)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效应指数的演进特征

　　2002年, 广东省发布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 首次提出 "积极引导和促进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山区转移", 拉开了广东产业转移的序幕. 2005 年 3 月, 广东省政府制定了 《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 (试行)》, 正式提出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 并于同年 8月下发 《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办法》, 以规范推进产业转移的工作机制, 为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2008 年 5 月, 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 正式做出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 总体而言, 广东的产业转移 2007 年以前以市场行为为主, 2007 年以后政府成为主要推动力量.

　　2004 年以来, 12 城市平均福利指数平稳中略有下降, 平均增幅为-0.4%, 其中2009 年较 2008 年下降 6.76%, 结束了此前平稳增长的势头. 而 12 城市的 GDP 走势则与福利指数完全不同, 除 GDP 增速在 2004~2007 年为负增长外, GDP 和 GDP 增速都表现为正增长. 2004~2007 年, GDP 平均增长率为 3.13%, GDP 增速平均增长率为 10.64%, 福利指数与 GDP 增速的差异尤其明显 (图 3).

　　通过对产业转移福利效应指数变化及其与 GDP 指数关系的分析, 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总体而言, 民众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步提升, 民众的幸福感与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成正比, 但与城市的经济规模呈现一定的正向相关性. 这一结论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是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虽然在发展速度上可能不如相对较小的城市, 但是在民生投入上可能有能力进行较大的改善. 相反, 规模较小城市由于经济实力较弱, 将投入的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上, 无力在民生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导致民众的幸福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止步不前, 甚至下降. 从变化趋势来看,2007 年以来, 广东欠发达地区在 GDP 快速增长的同时, 其基于民众幸福感的福利指数则呈现下降趋势. 由此可见, 广东 "双转移" 战略在欠发达地区的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 如 GDP 规模不断增加, GDP 增速保持较高增长态势, 而民众的幸福感并未实现同步增长, 相反, 近年来还有下降的趋势.

　　四、 结论与启示

　　首先, 基于民众幸福感福利效应指标体系的设计是一种实践全面幸福观和广义福利观的尝试, 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进行幸福指标的选取与赋权. 本指标体系借鉴"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框架, 并依据当地民众对幸福指标的认同度来进行赋权, 体现了 "发展目标应体现地方民众主观愿望" 的设计理念. 本文的福利测度方法是回归福利效应的基数方法论, 借用幸福经济学中的主观幸福测度方法对福利经济学方法论的修正尝试. 基于此测算的幸福指数, 则是建立在对幸福指标体系主客观评价方法的综合与统一.

　　其次, 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分析广东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福利效应, 某结果显示出自 2004 年以来, 产业转移福利效应与 GDP 规模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而与GDP 增速的相关性不大, 甚至呈负相关. 总体而言, 民众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步提升, 民众的幸福感与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成正比. 研究结论也显示,基于民众幸福感测度的福利效应与城市经济规模也存在正相关性, 不能否认经济规模实力将提供民生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保障. 因此,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不应忽视对民生的投入与城市建设. 毕竟, 经济发展并不是民众追求的根本目标.

　　第三, 就广东实施 "双转移" 战略而言, 其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GDP 规模增加, 但 GDP 增速较高, 民众的幸福感并未实现同步增长, 相反, 近年来还有下降的趋势. 而这一结论带来的启示就是, 广东 "双转移" 战略的区域政策目标应向最大化地满足地方需求方向转变, 以增进民众幸福为根本取向. 此外, 政府行政考核体系也应向 "以人为本, 地方需求为导向" 的新型政绩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