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异同探究

河洛文化论文优选范文10篇之第十篇：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异同探究

　　摘要：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属于大区域中的核心地域文化，两者之间的亲缘性有唐代两次移民史实作依托，而且还具有以光州固始为根基的血亲认同、以二程洛学为源头的儒学传承、以语音为标志的中原唐音保留、以中原名人为原型的神祇崇拜等四个主要特征。两者的关系，在中华地域文化中具有样本示范意义。

　　关键词：河洛文化； 闽南文化； 固始移民；

　　河洛文化和闽南文化均为地域文化，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形成域内与域外学界互动、学界与官方互动、多种学科互动，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河洛文化和闽南文化具有亲缘性，在研究中，论者似乎更多地关注了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虽然专门论述两者关系的宏观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但结合这种关联的专题论述，并从大的角度讨论两者的关系，在地域间文化的互动研究中，仍具有示范意义。

　　一、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界定的异同

　　1. 河洛与闽南的地域范围

　　河洛的地域范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河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河洛有洛阳一带、洛阳周边、北越黄河东达开封，以及狭义中原即河南说等四种说法。在正史中，有关"河洛"专词见诸于文献，《史记·封禅书》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应为最早的"河洛"词汇的记载。"河洛",虽有专指"河图"、"洛书"之意，甚或成为某种学问的专称，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河洛'一词在古代的应用中便具有地理学意义和学术史的意义，其中前者更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涵义。"[1]从地理的角度而言，河洛一方面离不开洛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黄河与洛水，即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地带。因此，"狭义的河洛应该是洛阳与洛、河交汇一带，广义的河洛严格说应该是郑州以西的丘陵区，即在潼关或函谷关以东，黄河以南，伏牛山以北的豫西丘陵地区。……广义的河洛，也可以跨过黄河，而达到太行山以南的古南阳地区"[2].

　　闽南作为地理专称，最早见于韩愈《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使人自京师南走八千里，至闽南两越之界上，请为公铭。"韩愈曾为潮州刺史，他对粤闽交界处的地方，应该是有所感受。唐代以后，专记"闽南"之词的文献多为志书与集书，反映了"闽南"与"河洛"在文献载体上的差异。从文献载录而论，"'闽南'一词由来已久，不同地方、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其区域大到福建省，中到福建南部，小到泉州、漳州府。……'闽南'的定义发展到今天，通常指厦门、泉州、漳州三个市所属地区，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其中根本原因在于厦、漳、泉使用共同的闽南方言。因此，我们在研究闽南文化时，要充分考虑作为文献载体的闽南方言在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

　　从地理专词的角度考察，河洛与闽南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一个小于省级区域的地理概念。虽然文献中也有"闽南"等同于福建的说法，但从文化的亲缘性看，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合称为"闽台文化",尤其强调了"闽南话"这种方言的文化纽带性。河洛与中原并不能画等号，因为狭义的中原是指今河南，广义的河洛也仅是河南西部与西北部的区域；但在研究中，台湾学者、南方学者，多将两者等同。"所谓'河洛',就是指黄河与洛河，也就是今日的河南，广泛而言，也可称之为'中原'."[4]固始，位于河南的东南部，位于江淮交界地带，与河洛显然不属于同一地理范畴，这里的文化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毫无疑义，"河洛文化圈应该涵盖河南省全部地区"[5],因此，固始应属于"河洛文化圈"所在的地区。

　　2. 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定义比较

　　河洛文化是地域文化，是该地区古往今来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长达数千载的政治中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其最早的标志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根源意义的"河图"与"洛书",甚或在古代文献中有所谓的"河洛学".但是，由于古代洛阳居"天下之中",在古代处于较为适中的位置，因此决定了河洛文化区别于一般地域文化的主流地位。近年来，学界对河洛文化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统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洛阳古都所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以'河洛郎'南迁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6].

　　闽南文化经过讨论形成了以下观点：以厦、漳、泉三市所属地区的文化为闽南文化；或以闽南方言为通行语的地区为闽南文化，除厦、漳、泉外，还包括龙岩、台湾、潮汕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闽南民系的族群文化。但是，闽南文化的研究者更关注的是人，"'闽南'在一般人心目中，首先是个地域的概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泉、漳、厦这个地域，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一地域文化也是可以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的，因此为了避免人们理解上的失误，应当将更大范围的闽南人文化统称为'闽南民系文化'比较合适"[7].这种情况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并不常见，但在闽南文化研究中，"地域"与"族群"同等重要。所以，"闽南文化是两晋南朝、隋唐五代中原河洛汉人南下与闽南原住民交流融合而形成，经宋元不断吸收阿拉伯等外来文化而臻于成熟，明清时期由于人多地少，海禁及战乱而大批移民潮汕、浙南、台湾和南洋，从而在中国和东南亚存在的一种文化"[8].

　　在南方的区域文化研究中，有"闽文化"、"赣文化"、"粤文化"的叫法。河南虽简称"豫",但很少用"豫文化"、"河南文化"这样的概念，而多以"中原文化"、"中州文化"称之；河南也很少以方位概念称"豫北文化"与"豫南文化"等，而以"河洛文化"、"牧野文化"等表述特定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有着强烈的亲缘关系，以至有人认为"闽南文化是衍生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经由移民的携带，南徙入闽后形成的闽文化在闽南地区发展的亚文化形态"[9].但是，闽南文化不是河洛文化，也不是单纯的"移民文化",闽南文化是闽越土著人与南迁中原人的结合体的文化，其后裔更多地强调其中原正统，由此也形成了"闽南区域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这种二元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态；既遵循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的同时，又不时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又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可以把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人文因素，有机地磨合和交错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二元结构文化结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10].闽南文化的这种"二元结构",本质地反映了其与河洛文化的内在联系，其对族群的强烈关注，某种意义上淡化了"地域"的分量，以及文化所植根的土壤。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闽南文化与台湾"闽南"族裔，以及东南亚的闽南族裔，虽然有着强烈的联系，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显然不能等同，犹如闽南文化与河洛文化不能等同一样，这也许正是文化传播的强大的"辐射性"特点的最明显的案例。

　　二、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亲缘性的历史关联

　　河洛与闽南，地域相距遥远，但就中国的地域文化而言，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其最大特点是直到今天闽南人对自身的中原河洛祖根的认同。就史实而言，构成闽人尤其是闽南人的主体，来自于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活动。

　　1. 永嘉之乱"八姓入闽"开启了"河洛郎"南迁的序幕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士民、衣冠大族，举族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潮。《九国志》云："晋永嘉二年（380），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上八姓，在福建的传说中号称"开闽八姓".《三山志》云："永嘉之乱，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陈、林、黄、郑、詹、邱、何、胡是也。"又有《闽中记》言："永嘉之乱，中原士族陈、郑、林、黄四姓先入闽。"从族谱中也能找到类似记忆，如《杨氏族谱》："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另外，唐代欧阳詹的文集中，收录的《杨公墓志铭》曰："其先关右弘农人，永嘉过江，公自始迁之祖若干代处于闽越。"《郑公墓志铭》云："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11]这反映至少在唐代已认可中原士民入闽的史实。不过从正史文献中，西晋末年南迁的中原士民主要集中于长江南北附近，"并没有中原士人直接入住福建的记载，但在后来移居闽地的居民中，无疑这次迁徙作为源头"[12].但是，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一专门讲到晋江的得名与晋末中原衣冠南渡有关，尤其是还有"洛阳江"、"洛阳桥".无论是直接迁入，还是时间不长的转迁，均反映了"'八姓入闽'的传说，与中原士民在西晋末年南迁的史实相吻合，他们虽然不可能如族谱所说均为'衣冠大族',但其移民的时间与福建设置'晋安郡'的时间相吻合，因此也预示着中原先进文化开发福建的开始"[13].这也是福建志谱所认可的河洛与闽南的最早联系。

　　2. 陈元光闽南"开漳",影响最大

　　唐总章二年（669），闽南"蛮獠"啸反，高宗令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3 600人，将佐113员，前往治理。陈氏入闽平乱治漳经历三个阶段：一是稳定局势。陈政入闽后，战事不利，其兄弟陈敏、陈敷，其母魏氏率58姓军校驰援，陈氏兄弟先后战死，陈政之子陈元光袭父职，而入闽扎根。二是设置漳州。陈元光及其固始将士在平乱之后，就地参与闽南的开发，他上表设置漳州，并担任漳州刺史，发展生产，稳定大局，被后世誉为"开漳圣王".三是融合发展。陈元光所率固始将士，就地安家，还与当地士族逐渐融合。元光死后，其子陈珦、孙陈丰、曾孙陈谟，相继担任漳州刺史，为漳州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4].

　　3. 王氏兄弟入闽，奠定了闽文化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唐末，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领光、寿二州的士民，南迁福建，避乱八闽，在福建地方史上，其有重要的地位。王氏兄弟入闽见于《资治通鉴》等正史，尤其在地方文献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仅仅这一批的北方移民，可能就占了唐代福建总人口的1/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以后，首先占领泉州、漳州达五年之久，然后才攻下福州，可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应定居在泉州、漳州。从泉州的族谱来看，当时确有许多人是随王潮与王审知南下的。"[15]

　　王氏兄弟统治福建33年，这期间中原战乱，福建民和政通。在这一时期，王潮、王审知不但鼓励农商、整肃吏治、广揽人才，且坚持向后梁、后唐等中原王朝进贡，还与吴越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王氏政权"不称帝而进贡中原在政治上的好处是：其一，强国找不到侵略的借口；其二，一旦外敌入侵，可以得到吴越及中原王朝的支持"[16]90,但关键还是对中原核心文化的靠拢，以保持政权的正当性。王审知死后，王氏族裔建立了闽国，时间虽不算长，其内部也有政变、战乱，但总体上保持了中原文化的格局，也为后世福建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三、闽南文化中河洛印记的主要特征

　　1. 以光州固始为根基的血亲认同

　　在闽南文化中，物化的中原（河洛）记忆是"光州固始".王氏兄弟为固始人，这是没有争议的。《新五代史·王审知传》明确记载，王氏为固始人。已发掘出土的王审知墓志上，也记载"闽王讳审知，字信通，姓王氏，其先琅琊人也，曾祖讳友则……因家于光州，故世为固始人"[17].如在闽南族谱中，也有较多类似的记载，如卢氏石狮沙美始祖卢子明、赖氏德化上涌始祖赖开国、苏氏同安始祖苏益、宋氏莆田始祖宋易、彭氏泉州虹山始祖彭枨、柯氏安溪始祖柯守顺、龚氏石狮始祖龚十三、吕氏永春始祖吕占、施氏永春始祖施柄、谢氏永春始祖谢十六郎、许氏安溪始祖许侍御、郑氏永春始祖郑可远、李氏晋江始祖李晦翁、黄氏虎丘始祖黄霸、刘氏南安始祖刘文静等，均称来自于"光州固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初的闽南人口较唐元和年间"净增三倍"[16]57,实际上是中原移民对闽南的最大贡献。

　　陈政、陈元光父子籍贯为"光州固始"说，在明代后期以来的文献中较为盛行。清光绪《漳州府志》列132名将士及相关姓氏，方志与家谱中涉及的陈、戴、丁、蔡、方、郭、韩、何、李、廖、林、柳、卢、潘、沈、石、汤、萧、许、薛、颜、杨、姚、余、赵、钟、庄等姓氏，均称其先祖来自"光州固始"[18].关于陈元光祖籍问题，学界依托早期文献，如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三，以为"右鹰扬将军陈元光"为"河东人";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一所载《威惠庙记》中，也有"陈元光，河东人"的字样。实际上，陈元光为"河东人"在早期文献中为一说而已，如明万历《漳州府志》则认为陈元光"其先河东人，后家于光州固始，遂为固始人";以后的方志与谱书，也多持陈元光固始说。河东，有地理方位说，县、郡、道、路诸说，笔者以为所指似乎不是一个具体的郡或县，"唐以后泛指今山西全境为河东"[19],尤其是治所在今太原的河东方镇，有河东节度使，其所辖，应为今山西，尤其是山西南部，而漳河地点在山西南部，因此陈氏早期有河东的经历，这也与所建漳州取晋南之漳水之名相吻合。在早期文献中，陈元光为"河东人"与"固始人"两说是并行的。唐欧阳詹为福建最早的进士，他所撰《龙湖行状》有"公讳元光，字廷炬，号龙湖，行百五十三，光州固始人".明代虽有陈氏大宗谱因火烧而丧失之说，但元光后人陈烨明万历年间任光州守，专门在《光州志》中多处集录陈元光的事迹。"元光，光人也"并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作为闽南名宦世家中所保留家传资料的真实写照。虽然在闽南族谱中，多以"光州固始"为籍，"闽人称祖'或曰'光州（包括光州固始），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闽人称祖'多曰'光州（包括光州固始），基本符合历史事实"[20]."光州固始"不仅反映了南迁先民的籍贯的真实性或大部分的可靠性，更多地是反映了两地文化的纽带性，闽南文化中的中原血亲印记，是闽南文化对中原认同的具体体现。

　　2. 以"二程"洛学为源头的儒学传承

　　陈政、陈元光父子对闽南的经营，使当地的文化基础有所提升，而王审知家族对福建的经略，又使福建的整体水平有较大规模提升。两宋时期，河南籍宰相有20人，福建也有14人[21],因此，北宋建都在开封，中原是中心，但闽籍宰相曾公亮、章惇、李纲等入主中原，这也使得豫、闽两地有了更直接的交流，而其基础应该与唐代的两次中原移民有关。

　　人才优势，除了表现在科举的大幅度提升外，还表现在文化思想的传承上。北宋时期，形成了以二程"洛学"为代表的理学的出现。到了南宋，由朱熹光大，形成"闽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程朱理学"具有标志性意义。二程，为程颢（1032-1085）即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为伊川先生，二人是亲兄弟，为今河南嵩县人。他们受业于周敦颐，以"理"（天理）为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朱熹（1130-1200），生活在南宋时期，其师承李侗，但李侗的老师为罗从彦，罗从彦的老师为杨时，杨时则为程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也是"程门立雪"典故的主角。虽然朱熹"是江西婺源人……（但他）生于福建，他的学派后人称为'闽学'"[22].实际上，朱熹的主要生活经历在福建，"朱熹自己，虽说祖先是徽州人，但自从他祖父入闽，其父亲在福建做官，朱氏定居福建已有三代。就朱熹本人而言，他的一生除了其中几年在外做官讲学外，大部分时间在福建定居。所以，后人将其学术称为闽学，是理所当然的"[23].

　　闽南与朱熹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朱熹曾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二十七年（1157）任同安县主簿，又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担任一年时间的漳州知州。他不但在闽南讲学，也对闽南宗族社会的组织建构与运作有较多影响。号称"小朱子"的真德秀，为朱熹的再传弟子，他也曾在家乡浦城开舍讲学，传播理学。龙溪人陈淳，则在家乡讲学著书，与朱熹有过直接的交流，两度从学于朱熹，以布衣学者的身份推动理学的发展。

　　3. 以语音为标志的中原唐音的保留

　　闽南方言，又称"闽南话",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特征。闽南方言，是一个古老的语言系统，其中包含有古吴语、古楚语、吴楚通语，以及中原古汉语等语素，也受到印尼、马来语等外来语言的影响。历史上，中原的移民活动反映了中原古语尤其是唐代古语对闽南方言的影响。"中原汉语对闽南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言而明的，但是，中原汉语并非完全替代闽南土著语言，闽南方言也绝不是中原汉语在福建地区的简单变化。闽南方言的形成与北方汉民入迁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伴随，与中原语言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并呈现出不同时期汉语的层叠性表征。"[24]94

　　黄典诚先生在对闽南语的研究中，关注到"福建和河南有着密切的乡土关系。福建方言就是从河南带去的。至今'客话'区人民还称闽语（方言）为'（黄） 河洛 （河） 话',称说闽语的人为'河洛人'"[25],这也促使黄典诚的河南之行。然而，真正到固始进行调查的则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厦门大学教授的林寒生先生，也由此成就了福建的方言研究者首次到固始的专门考察之行。他认为，"福建方言中保留、传承汉语古音与古词汇的一些蛛丝马迹是推动他（黄典诚）寻根的一个原动力"[26].在河南工作的福建籍学者欧潭生先生，则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展了较为系统的固始方言考察，如"硬"读èng、"牛"读óu、"丸"读yuán、"六"读lù、"白"读bē、"足"读jū、"杏"读hèng、"居"读zū、"削"读suō等，两地读音完全相同。另外，将"起床"说成"爬起来"、"老头"说成"老货"、"老婆"说成"老马子"、"没有"说成"毛",两地也完全一样[27].他在以后的系列研究中，列举了更多这样的词语实例，重申黄典诚先生的研究，认为"闽台河洛话的语音系统与隋朝陆法言《切韵》一书基本一致，保留着中古时期河洛故国之音。……我们认为，《切韵》所反映的中原河洛古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就象语言'活化石'被保留在河南固始和闽台方言之中"[28]."河洛话"随着闽南移民到了台湾，形成了台湾话，而其根源在河洛。

　　4. 以中原名人为原型的民间神祇崇拜

　　闽南原为闽越之地，流行巫术，具有较为悠久的"信鬼尚巫"的传统。闽南的民间崇拜与中原接近，其时间应该在唐代，而普及的时间则是明代。这些信仰中，不但有全国性的神灵，也有地方性的信灵，尤以巫道性、宗族性、发散性、杂乱性为其特点[24].

　　在闽南的地方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名人，尤其是以来自于中原的名人为神灵，而且影响极为广泛。这种神祇，不但在闽南甚至在八闽大地成为最常见的神灵信仰。一是张巡崇拜。张巡（708-757）为唐代邓州南阳人，安史之乱时，他在雍丘抗敌，后转战宁陵，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尤其是睢阳保卫战，阻杀叛军数万，有效地遏止了叛军南下的势头，成为南方平和的守护神。宁德、德清、仙游、建阳、泰宁、建瓯、建安的东平王庙，长乐的睢阳庙，建安的龙城庙，将乐的忠靖行祠，郡武的东平祠等，主祀张巡，为闽台两地的保护神。二是陈元光崇拜。陈元光奏请设置漳州，故有"开漳圣王"之称。龙溪、仙游有威惠庙，福安有威惠王祠，福清有灵著王庙等；台湾有南投陈将军祠、台北惠济宫、云林福兴宫、新竹广济宫，均祀陈元光。三是王审知信仰。王审知因开闽而著称，被誉为"开闽圣王".闽县有忠懿王庙，昭安有昭利庙等。王审知为福建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王审知地位在闽人心目中不断提高并被崇拜为'八闽人主',原有的闽越诸王信仰逐渐被王闽诸王信仰所覆盖"[29].这也是中原名人由人向神演变过程的真实写照。

　　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历史过程中中原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互动，反映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虽然文化与史实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以"光州固始"为代表的文化的认同感，这种强烈的文化记忆，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心力与凝聚力的真实体现。因此，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在中国的地域文化关系研究中具有样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