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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源头意义

来源:商洛学院学报 作者:孙立盎;孙见喜
发布于:2020-03-16 共5261字

河洛文化论文优选范文10篇之第九篇:河洛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源头意义

  摘要:在学术界, 关于河洛文化研究存在不同的声音。有研究者认为"河洛图书"是古人长期以来对天地自然的观察, 赋予图案以某种哲学联想, 亦有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医学说的理论依据, 还有学者认为它蕴涵着天文历法等内容。河洛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具有源头意义。

  关键词:河洛文化; 河图洛书; 中华文化;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points within the Heluo culture in academic world. Some researchers believed Hetu Luoshu were the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given to the pattern by the ancients' longtime observation of the nature, and some researcher thought it we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some researcher held it contained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etc. Heluo culture i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

  Heluo culture; Hetu Luoshu; Chinese culture;

河洛文化

  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的河洛文化, 是指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 即黄河中游和洛河流域, 并以其为中心向四围辐射, 大致分布于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区域, 主要包括豫西、晋南、关中东部等地区。河图与洛书 (简称图书) 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 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关于它们的记载, 最早在《尚书》之中, 其次在《易传》之中, 诸子百家亦多有记述。《周易·系辞上》记载曰:"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 (1) ;《论语·子罕》有:"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 吾已矣夫。"此外, 《山海经》《淮南子》《史记》《汉书》等均有关于河图洛书的相关记载。

  1 河洛文化研究概述

  关于河洛文化, 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有的学者认为, "河图洛书"的特殊图案, 可能出现于河洛地区自然界中的某种物体之上, 古人根据长期以来对天地自然的观察实践, 赋予图案以某种哲学联想, 从而产生了"河图洛书".中国文化中, 阴阳抱合的太极图是"道"的形象表达, 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 万事万物负阴而抱阳, 阴阳互根, 彼此消长, 动态平衡, 整体和谐。学者认为, "河图"是阳的示意图, "洛书"是阴的示意图。它们分别由不同组奇数偶数或独立或联合排列而成, 彼此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指涉, 以此代表事物的虚实沉降, 旋转流动。如在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白点;在洛书上, 和皆为15且排列为纵、横、斜三条线的数字点等, 它们之间巧妙组合, 合既可为一体分又各自独立, 以此建构万物, 进而模拟演绎宇宙间时空合一的各种运行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医学说的理论依据。理由是东汉张仲景的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便是以河洛八卦为基础, 创立了仲景方术, 推演河洛八卦为十八种图式, 进一步根据其创立了人体气数图、六病部位图。以数定象、因数明象, 务穷宇宙人生造化之秘, 而有了《伤寒杂病论》。之后, 对于周易, 北宋的王安石、陈抟、苏轼、刘牧, 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均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 以"图十书九"图式来阐释, 于是出现了各种图说和图式, 后人称之为"图书学派".但同时, 北宋的欧阳修、程颐, 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人则坚持疑古辨伪, 求真信实, 他们的观点是, 自汉至宋的有关"河图洛书"之言, 均为附会之作, 不足以为凭, 后人称之为"反图学派".之后, 对于"河图洛书", 一直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或者认为它是上古治国的经典, 或者认为是气象图、气温图, 或者认为是地形图、河洛水文图, 还有认为是数学公式等, 不一而足, 争论不休。

  目前, 国内有不少机构和学者致力于河洛文化的研究。如经民政部批准, 2006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 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近年, 河南洛阳市已举办了十余期"河洛文化论坛", 主要研讨河洛文化的意义, 并服务于洛阳的"河洛文化之旅".此外, 洛阳师范学院成立了"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 有20余名专职研究人员从事研究;陕西洛南县文广局办有"河图洛书文化网";等等。珠海学者刘明武先生, 近年来着力研究河洛文化及中国元典文化, 成果颇丰, 已先后出版了《寻找元文化》《打扫孔家店》《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换个方法读"内经"》《从黄帝文化到皇帝文化》等著作。其论文《用天文历法解开源头文化之谜---关于河图洛书的几个问题》将"河图洛书"研究推向新境界。在文中, 他首先论证了"河图洛书"在中华文化中的源头地位;其次论证了"河图洛书"对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方面的独特意义。刘明武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在河图洛书。理由是:作为群经之祖的《周易》, 既是儒家十三经之首, 亦是道家三玄之首。这一群经之首开篇于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源于八卦, 而八卦生成于河图洛书。《周易》之中, 圣人作八卦而则"图书", 这一"则"字, 说明"图书"时间上具有领先性, 意义上具有根本性。所以说"图书"是中华文化之源。

  除在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存中寻求证明外, 受蚩尤制历与纳西族保存中原古乐的启示, 刘先生将研究询证的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外的区域。在与汉族同样崇拜伏羲的彝族文化中, 获得了重要发现。"河图洛书"的图形不仅被彝族同胞完整地保存, 而且他们先祖对"河图洛书"的解释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彝族文化认为"洛书"在先而"河图"在后。"洛书"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个月的十月太阳历, "河图"表达的是一年分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无论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 其来源均是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与记录。将天文观测的结果以数字形式量化, 即为历法。天文历法出现于文字之前, 所以用抽象符号表示。

  "洛书", 彝族同胞认为是上古先贤传下来的, 由奇偶之数组成, 具体图形为:上九下一, 左三右七, 四二为肩, 八六为足, 五居中央。一三九七, 四个奇数分居四方;二四六八, 四个偶数分居四隅, 以此图形表达了十月太阳历的基本结构。即一个奇数代表一季 (行) 72天, 一个偶数代表18天, 四个偶数和亦为72天, 居四方与居四隅的奇偶之数代表了五季, 每季72天, 共360天, 分为十个月, 一月36天。此外一年中还有5、6天, 作为每年大小两个年节的时间单列, 不再计入月。冬至为大年, 夏至为小年。大年3天, 小年2天, 闰年大小年均为3天[1]98.不仅彝族, 苗族古历也与此相似。阴阳五行学说, 也在此中出现。十月太阳历中, 一年分寒暑, 寒为阴, 暑为阳。阳主生长, 阴主收藏;十个月中, 奇数月为阳, 偶数月为阴;一日之中昼为阳, 夜为阴。同时, 五季即五行, 依次用木火土金水表示, 五行相生相克之哲理由此而生。五行生克, 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图谱也由此构建。进而, 天干地支也由此衍生, 在十月太阳历中, 十个月月序, 依次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表达;每月36天, 分为上中下三旬, 每旬12天, 12天的顺序依次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来表达, 这就是天干地支。

  "河图"在彝族文化称"付拖", 汉语译为"阴阳联姻", 虽与"洛书"均为彝族同胞的历法表达, 但"河图"表达的却是阴阳合历, 即考虑月相周期, 兼顾太阳周年运行而制定的历法。年依据太阳而定, 月依据月亮而定。一年分四季12个月, 一季90天;月有大小, 大月30天, 小月29天;每月2个节气, 每5年2个闰月, 每年平均365.25天。"河图"虽同样由奇偶之数组成, 但与"洛书"的奇偶之数的分别出现不同, 其奇偶数是联合出现的, 具体图形为:一六居下, 二七居上, 三八居左四九居右, 五十居中央。以三八论春季、以二七论夏季、以四九论秋季、以一六论冬季, 共四季360天[1], 再加上两个过年日和闰月, 平均一年仍为365.25天。在十二月阴阳合历中, "干支"功能发生了改变, 十"天干"用于记日, 十二"地支"用于记月。圣人"则""河图洛书", 在很大程度上"则"的是历法。这, 应该也是诸子推崇"图书"的理由。"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

  化成天下。"从天文到人文, 总根在"图书".

  2 河洛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意义

  "图书"对于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在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其重要的七方面分而述之。

  其一, "图书"与时空:无论是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阴阳合历, 使时空有了法度, 可以度量, 可以依据。《后汉书·律历下》:"在天成度, 在历成日。"太阳在天运行, 以度计算;历中记载, 以日计算。日行一度, 历中一天, 日周天365至366度, 历中365至366天。日为时间单位, 度为空间单位, 时间空间在此构成一体。日周天一次, 大地经历春生秋杀、生死枯荣, 正是大地万物生长凋零的一个完整过程。时空万物, 于历中构成了动态不已、循环往复的一体关系。可以说, "图书"奠定了永恒的时空观。

  其二, "图书"与"十二律":十二律对应于十二月, 是阴阳合历的伴生物。《周髀算经》说:"冬至夏至, 观律之数, 听钟之音。"由历法而至音律, 由天地运行的变化规律抽象出十二音律, 《礼记》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同和, 就和在太阳与地球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十二律, 经明朝朱载堉整理后形成十二平均律并传入西方, 成为今天世界通行的标准音律。

  其三, "图书"与阴阳:前文对于十月太阳历与阴阳关系已论及, 不再重复。无独有偶, 与彝族十二月阴阳合历相似的苗族古历中有两个重要节日---阳旦与阴旦, 就是冬至与夏至。旦为初生之意, 冬至被称为阳旦, 夏至被称为阴旦。冬至时, 太阳直射于南回归线;夏至时, 太阳直射于北回归线。阳旦阴旦实际是阴极阳极, 冬至为阴极, 夏至为阳极;阴极生阳, 阳极生阴;冬至阳气初生, 夏至阴气初生;阴阳二气反复转换, 无限循环。所以, "图书"确定了阴阳两极, 发现了阴阳转换规律。

  其四, "图书"与"以天文论人文"的思路:"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之大德曰制器".以天文论人文, 就是要论出制器的智慧。天生万物, 人制器具, 这是源头文化所开创的基本道理。制器就是发明创造, 制器的智慧和准则, 都来源于天道天文和大自然的启示。无论君子与圣人, 都应该以天理天则为坐标为人为事, 即应"崇效天".原因是"天无私覆, 地无私载, 日月无私照".天道大公, 人亦应无私, 这是圣人之理。天行刚健, 人行自强不息, 这是君子之理。以天文论人文, 还论出了"化天下"与"卫天下"的哲理, 即以文化化天下, 以利器卫天下:"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图书"确定了以天文论人文的基本思路。

  其五, 图书与诸学科:李约瑟院士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六章《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开篇处, 清晰地点出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三大基本观念即五行、阴阳、卦图。文中说:"本章我们将论及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早期中国本国自然主义者所拟成的基本观念或理论。在这一方面, 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共有三项:其一, 是'五行'的理论;其二, 是宇宙间的阴阳理论;其三, 是古人竭尽心力而完成的《易经》符号结构的科学 (甚或是原始科学的) 用途。"[2]而把把卦图寄给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的法国传教士白晋, 曾对阴阳八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它以阴阳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3]事实上, 中华先贤没有实验室, 没有仪器设备, 却曾拥有甚至超越西方的各类学科理论, 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而这一切, 大多源于"图书"所蕴涵的阴阳五行之论。所以可说"图书"奠定了中华文化与各类学科的理论基础。

  其六, "图书"与天人合一。天地人三者之间, 是"分而为三, 合而为一"的关系。"图书"所表达的历法的基础是对于日月运行等天文现象观测, 目的是为了采集瓜果, 捕鱼狩猎, 插秧下种等农事所需。"天如何, 人如何", 人时必须合于天时, 人序必须合于自然之序;同样, 人德必须合于天德, 人理必须合于天理;推而演之:人位于天地之间, 上不能伤天, 下不能害地, 天人方能和谐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系统论, 曾经创造了利用自然而不伤害自然的中华文明, 也为中华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哲理支持。"图书"奠定了天人合一的系统论。

  其七, "图书"与成语、格言:立竿测影, 影长为益, 影短为损;长极而损, 短极而益等成语, 毫无疑问绝大部分与天文历法相关, 包括满招损, 谦受益;物极则反;原始反终, 终者有始;否极泰来;穷则反, 终则始等, 也是或产生于竿下的日影变化, 或源于北斗星斗柄的旋转。《周髀算经》中的:"冬至夏至, 为损益之始。"……均与"图书"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图书"创造除了一批永不褪色的成语与格言。

  3 结语

  河洛文化作为古人在实践中来探索宇宙本源和规律而总结出来的结晶, 它是包含了天文历法, 阴阳五行, 数学观念等的综合系统, 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理论及实践中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河洛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具有源头意义, 对我们今天认识、学习中华文化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明武。太阳历与阴阳五行--"太阳与中华文化"之一[J].中州学刊, 2013 (2) :95-101.
  [2]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陈立夫, 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3]胡阳, 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注释
  11《易传·系辞》。孔安国在给《尚书·顾命) 作注时曰:" (河图) 八卦伏羲氏王天下, 龙马出河, 遂则以画八卦, 谓之《河图》".在为孔子"河不出图, 吾己矣夫"作注时更明确指出:"《河图》八卦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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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
原文出处:孙立盎,孙见喜.河洛文化研究及其对于中华文化的意义[J].商洛学院学报,2015,29(02):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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