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文化论文（2021最新范文分享）

　　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动力，中国古代戏曲元杂剧在元代兴盛繁荣,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这与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文中是搜索整理的蒙古族文化论文6篇，供大家借鉴参考。

　　蒙古族文化论文第一篇：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一以内蒙古地区为例

　　摘要：内蒙古地区是我国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区。以内蒙古地区为核心对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起源以及早期发展情况进行挖掘阐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代表性。同时，还能够从提炼归纳该文化的普遍性特点与功能的层面，为认识和理解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属性与发展规律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也是对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蒙古族;奶食文化;内蒙古地区;起源;早期发展;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多年来，与我国蒙古族民族文化相关的研究课题深受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与我国蒙古族历史、文学、非遗项目和宗教信仰等相关的研究课题，不仅引起了学者们的深厚兴趣，同时也得到了重要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乃至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在这一大的研究背景下，与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不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在深度上，这类研究都不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并且数量也相对有限。

　　如果从研究特点的角度对我国该领域中的现有研究成果作一总结归纳的的话，能发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在研究思路上，把奶食文化作为我国蒙古族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结合其他饮食传统或习俗来分析探讨奶食文化的研究思路占据主流地位。例如，哈·丹碧扎拉桑、散普拉敖日布、沙日娜等学者[1,2,3]在其专着中结合蒙古族其他食品和习俗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上，学科间相互交叉的研究趋势变得日益显着，其中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之间不同程度的、有选择性的相互交叉来开展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典型性。例如，白雅茹在相关研究成果中从伦理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交叉的角度对蒙古族奶食文化展开了分析探讨[4]。在研究对象或研究个案的选择上，以我国某一具体的蒙古族分支或聚集区为考察地点的情况比较多见。例如，娜日苏以察哈尔部落为清廷皇室专供乳制品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对察哈尔蒙古族饮食文化形成原因的探讨[5]。此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将我国蒙古族奶食中的某一环节、产品或侧面设定为研究对象，对其展开不同形式的探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闫素梅等对内蒙古锡盟地区传统乳制品的营养价值的考察分析[6]以及石旭对蒙古族传统奶食品制作工艺的分析研究等[7]。

　　上述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与此同时，笔者认为有关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研究工作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与问题。一方面，我国的蒙古族奶食文化作为发展历史悠久的一种文化类型，其起源问题始终没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从现有研究成果的落脚点来看，以介绍奶食的传统类型、传统工艺为载体来呈现或阐释我国蒙古族传统奶食文化的特点与意义的情况十分多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多数学者亦或是不去探讨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起源问题，亦或是简单说明一下该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却很少从文化起源的角度对该文化展开深刻的分析阐释。

　　另一方面，与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早期发展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同样处在被忽略的状态中。“早期”是与“后期”或“当前”相对应的概念。与“后期” 或“当前”相比较，处在“早期”阶段中的文化其“传统”特征更加鲜明并发挥着主导作用。从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这里的早期指的应该是与蒙古族游牧文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的、从古代到清朝的历史时期。其中，在从古代到清朝以前的历史时期里，游牧对蒙古族奶食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进入清朝后，蒙古族由游牧到定居的社会转型则不仅带来了蒙古族奶食文化的不均衡性发展，并对其之后的发展变迁形成了深刻影响。而这部分内容正是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中最“富有永恒魅力”的部分，它既是我国蒙古族独特精神标识与精神追求的重要呈现方式，也是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后来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和价值所在。然而从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情况来看，这部分研究课题并没有引起广大学者的充分重视。笔者认为，在了解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起源基础上，以清朝时期的蒙古族社会转型为大的背景环境，对该文化的早期发展情况作一具体的分析阐释，并提炼其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文化特点与功能，能够为我们认识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内涵、属性和发展规律提供有益参考。

　　二、蒙古族奶食的起源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区。千百年来蒙古族在这里创造发展着独具特色的牧业文化，同时他们还顺应不同的时代发展需求实现了从游牧文化为主到游牧与定居并存再到现代牧业文化的过渡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奶食文化作为牧业文化的附属文化类型之一，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呈现出了与特定历史环境相对应的文化属性与存在模式。其中，在起源上，我国的蒙古族奶食文化受到了来自游牧经济以及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游牧文化的深刻影响。

　　游牧经济指的是以“逐水草而迁徙”的形式来牧养牲畜用以满足人类自身生产生活需求和经济利益需求的一个动态体系。在该动态体系中，迁徙是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牲畜则同时充当着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角色与任务。与该动态体系相吻合的文化则被称为游牧文化。而无论是探讨游牧经济本身还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进行阐释，我们均无法规避“迁徙”和“牲畜” 这两个关键词。可以说阐明迁徙的范围与路线，并梳理与其相对应的牲畜牧养特点，是认识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的两个重要环节。从蒙古族的迁徙过程来看，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段里，他们是以我国内蒙古地区为核心来迁徙移动的。在范围上该区域又与古代蒙古高原地区的范围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叠。古代蒙古高原地区指的是“东至大兴安岭，西达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唐努山、萨彦岭和肯特山，南到阴山”[8]的广阔地区。在探索和认识古代蒙古高原地区并将其发展成为主要迁徙地的方面，蒙古族经历了从不儿罕山地带(7世纪)→肯特山脉沿线其他地区(9世纪)→额嫩河、克鲁伦河和肯特山脉以东的草原地区(10世纪)→“长城以北是游牧”(蒙元至明朝)的漫长发展历程[9,10]。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蒙古族牧养牲畜的方式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牛、马、羊、山羊和骆驼被统称为“五畜”,是蒙古族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在五畜中，蒙古族驯养马和牛的历史最为悠久，可追溯到5、6世纪时期[11],之后逐渐有了驯养羊、山羊和骆驼的经验。9世纪前后蒙古内部的大多数氏族与部落实现了由狩猎经济到游牧经济的过渡[12],10世纪时期以五畜为生产资料的游牧经济已经成为蒙古族的主要经济文化产业[13]。从其牧养方式来看，他们在依托蒙古高原地区来获取天然水草资源的过程中，创造发展了多次迁徙和季节性轮牧方式。此外，他们还掌握了有利于处理草与畜、畜与畜之间矛盾的分区域和分工牧养五畜的方法。从而逐渐探索出了在羊草草原和针茅草原养马，在沙地草原牧牛，在草甸草原上放羊，在荒漠地区养骆驼和利用粗劣牧草和小灌木类植物驯养山羊的牲畜牧养规律[14]。

　　上述梳理分析，为我们探索我国蒙古族奶食的存在条件与形成脉络提供了多方面的线索。我国蒙古族的奶食是以五畜奶汁为原料制作而成的食品，因此在形成发展上深受我国蒙古族的迁徙范围、路线与牲畜牧养特点等的影响。一方面，从蒙古族以古代蒙古高原地区为依托经营游牧生产生活的大背景来看，同样以五畜为存在条件的奶食文化，其起源地也应该在古代蒙古高原的范围之内。结合我国当前行政区划背景来看，内蒙古处在这一地理空间的核心地区之中，并且所占比例较大，十分具有代表性，在五畜中蒙古族驯养马和牛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历史实际，可以推断出早期的蒙古族奶食是以马或牛的奶汁为原材料的食物。这方面，齐木德道尔吉提出了酸马奶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食物之一的观点[12],在《多桑蒙古史》中也出现了“嗜饮马乳所酿之湩，名曰忽迷思” [16]的相关记录。另一方面，从10世纪游牧经济成为蒙古族主要产业的相关梳理来看，蒙古族的奶食走上以五畜奶汁为原料的发展阶段，在时间上也应该与其相吻合或稍晚于这一历史时期。并且，伴随分区域和分工牧养五畜方法的日趋成熟，蒙古族在奶汁获取方面必然也会连带呈现出区域性和差异性特点。

　　三、社会转型与蒙古族奶食的早期发展

　　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伴随游牧经济在内蒙古地区的不断发展成熟在内容和价值上有了日益明显的拓展和提升。到了蒙元时期，蒙古族政权的不断扩张以及蒙古族与我国其他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不断加强，进一步带来了奶食的创新与发展，使其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蒙古族在原来直接饮用或发酵奶汁的液体奶食基础上，逐渐掌握了制作奶渣、奶干和奶皮子等固体(半固体)的、便于储藏的食品加工技术。与此同时，以鲜奶、奶酒、乳酪等为代表的奶食作为圣洁、纯净和吉祥的象征，与祈福、祭天、祭祀敖包和礼乐等仪式活动之间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并且，他们这种享用和制作奶食的方式方法与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其他游牧民族，如达斡尔族、藏族、哈萨克族等的先民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其中，有资料显示，哈萨克族的先民已在11世纪时期掌握了制作马奶酒的技艺[17]。而以汉族为主体的我国中原民族，则从认同营养价值和吸纳药膳功能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奶食进行了另外一种模式的创新发展。例如，宋廷“乳酪院”制作的酪酥[18]和民间的“乳饼”,元朝宫廷菜肴中以“乳饼”为原料制作而成的“乳饼面”[19],和作为明代宫廷馔品的奶皮烧饼、酥子茶食和口酥方等[20,21]。在享用奶食方面，与蒙古族以继承传统为主的方式相区别，我国中原民族将奶食纳入到原来的饮食体统中进行适度创造加工的特点更为鲜明。在这些朝代里，蒙古族奶食文化逐渐被我国中原民族所认可和吸纳，并对他们的饮食文化形成了一定影响，然而蒙古族始终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模式，决定了蒙古族奶食文化的核心内容不会出现实质性改变的客观事实。

　　进入清朝以后，清政府“蒙地开垦”“移民实边”和“札萨克”1政策与制度的相继实施，不仅给该地区游牧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还引发了该地区蒙古族民族社会从游牧到定居的巨大社会变迁。从这一时期开始，蒙古高原地区出现了纯农业、半农半牧和纯牧业三种经济类型。与其相对应，我国蒙古族在文化身份上也出现了以继承游牧为主的蒙古族牧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族农民和同时经营牧业与农业生产的蒙古族农牧民的三种分化。在这一过程中，与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之间保持紧密关联的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也连带发生了复杂而显着的变迁。

　　(一)内蒙农区对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深刻影响

　　清朝时期农业已经成为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农民的主要生产生计手段。摈弃游牧直接转向农业生产的方式，使原本以牧业经济为基础的奶食在这部分蒙古族当中失去了原有的存续条件。农业背景下谷物蔬菜比例在日常饮食消费地位上的不断攀升进一步压缩了奶食的发展空间，使其从过去的主食转变成为副食，甚至在该地区的有些农区奶食成了很少被蒙古族食用的一类食品。可以说，接受农业，由牧民转变为农民，是这部分蒙古族放弃奶食或减少奶食消费的直接原因。他们的这种放弃和转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清朝初期，土默特地区汉族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农业的发展成熟，使该地区的蒙古族有了最早与农耕文化深度接触的机会。此外，鄂尔多斯、喀喇沁和科尔沁等地区小规模农业的形成也对当地蒙古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2.清朝中期，在鄂尔多斯(南部)、土默特、察哈尔(右翼)、卓索图盟、科尔沁(南部)等地的蒙古族中已经有一部分人放弃了牧业转向了农业。3.清朝末期，归化城、热河和卓索图盟等地的蒙古族已经完全转变成为农民，在哲里木、昭乌达、察哈尔、伊克昭以及位于内蒙古与陕西交界处等地，也有一部分蒙古族实现了从牧民到农民的身份角色转变。4.20世纪初期，生活在东北、察哈尔、归化、鄂尔多斯等四个农业经济区内的蒙古族基本都已成为农民。[22]

　　上述过程，其实也是内蒙古农区的蒙古族接受将原本牧养牲畜的土地转变为栽培农作物田地的过程。而牲畜减少或失去牲畜，则让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奶食制作和奶食消费直接面临土崩瓦解的窘境。然而正如蒙古族农民内部在转变速度和程度上存在差异性一样，笔者认为，处于该地区不同农区的蒙古族农民在获取和消费奶食的途径与数量也同样存在差异性。例如，被周边牧区环抱的察哈尔、鄂尔多斯和归化地区的蒙古族农民，和与其他牧区间存在较大距离的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农民相比较，在奶食的获取途径和消费量的保证上更占据优势地位。此外，19世纪初奶食出现在蒙汉商贸市场上的相关记载[23],证明这一时期的奶食作为食物交换物品之一，已经具有了同时满足蒙古族、汉族饮食消费需求的功能。从类型上看，当时交易的奶食应该以酥酪、奶干、奶皮子等利于长时间保存和方便携带的食品为主。不能否认，内蒙古地区农业的出现与发展直接降低了该区域内的蒙古族农民制作和消费奶食品的机率和数量，从而使其蒙古族奶食文化整体上呈现出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然而在这一时期的内蒙各个农区以及其周边地区，奶食品以交换物或交易产品的形式活跃在蒙汉民族之间的客观实际，则赋予了内蒙农区蒙古族奶食文化一定的商贸文化内容与色彩。

　　(二)内蒙牧区对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推动作用

　　清朝“蒙地开垦”“移民实边”和“札萨克”政策与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完全改变蒙古高原地区的全部面貌。以游牧方式为主(包括半定牧形式)的牧业经济在一些未开垦或开垦失败的地区以相互割裂的形式被留存了下来，称之为牧区。具有典型性的地区有乌珠穆沁、察哈尔(北部)、呼伦贝尔、喀尔喀等地区。生活在这些地区并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族被称为蒙古族牧民。上述牧区和蒙古族牧民的存在，积极推动了奶食文化的发展。主要包括：1.这一时期，在牧区蒙古族中出现了专门为宫廷、军队、王公大臣和寺庙供应包括奶食在内(占很大比重)的蒙古族特色食品的专职人员。也就是说，奶食制作群体内部已经有了社会分层。其中，在察哈尔蒙古族中，被称为“马群”的一部分人除了负责为宫廷饲养马匹之外还承担了为宫廷和王公贵族供应酸马奶的义务。“明安牧群”以为清廷祭祀活动和御膳房供应奶食为重要职责之一。太仆寺左右两翼负责的是军需调用中包括奶食在内的食品供应等问题。而寺庙中的奶食，主要是由蒙语中被称为shab nar 的“小喇嘛”来制作。[24]2.牧区蒙古族的奶食在种类和加工技术上有了更加显着的增加与进步。在奶食种类方面，独具特色的有察哈尔正蓝旗蒙古族的四方奶豆腐、奶油和tud(汉语音译为“图德”),喀尔喀蒙古族的tarag(汉语音译为“塔日格”)、eejig(汉语音译为“额吉给”),以及成为蒙古族牧民日常饮食之一的奶茶等。在制作技艺上，蒙古族实现了由最初直接获取鲜奶到古代的发酵马奶再到蒙元时期的冷却、熬煮、分离、晾晒。到了清朝，重复加工或混合加工的趋势日益变得鲜明。例如，用加热搅拌的方法制作的奶豆腐，按照发酵、挤压、晾晒顺序制作的额吉给，加热奶油后分离油脂、水和奶渣，再通过收集油脂而形成的黄油等。此外，这一时期奶食在器皿、模具、图案设计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以奶食为主题元素的仪礼与禁忌。清朝时期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从不同侧面推动蒙古族奶食发展的相关举措，不仅在当时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影响，同时也为之后蒙古族奶食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三)内蒙农牧区传承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情况

　　清朝时期半农半牧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蒙古高原地区角力的另外一种结果。从事半农半牧的蒙古族被称为蒙古族农牧民。“蒙地开垦”“移民实边”和“札萨克”政策与制度的不断推进，使1/2左右的蒙古族在放垦后逐渐转变成了农牧民，他们主要生活在鄂尔多斯、哲里木、昭乌达和科尔沁等地区。对于农牧民来说，牧业已不再是唯一的产业，如何在不影响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牧业来解决一部分生计问题是他们经营牧业的新目的。为此，他们选择在放垦失败或开垦所剩的草原、山坡或丘陵等地区经营牧业。受其影响，农牧区的牲畜不仅在数量上出现了急剧削减的情况，并且在牲畜种类、结构上也呈现出了模式化趋势。进而对奶食的存续发展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和挑战。其中，牲畜总量的急剧削减，使得农牧区的牧业只能以规模小、零散、不稳定的形式延续发展。据相关统计材料显示，1919年位于半农半牧区哲里木盟的牛马羊总数量仅为108.15万，而同年昭乌达盟的牛马羊总数量则更少，为88.25万[25]。这不仅直接带来了奶汁产量、质量与种类的直线下滑，同时也对奶食加工技术的提升、品种的创新和消费量的增加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从而使奶食很难突破传统的以家庭为主体的自给自足模式获取到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与此同时，蒙古族农牧民在普遍饲养牛和山羊的基础上饲养不同数量的马和绵羊，并重视母畜比例的畜群种类与结构安排，使牛奶、羊奶和马奶成为该地区奶食的主要原料，成品则主要以鲜奶、酸牛奶、酸马奶、奶酪(硬、软两种)、奶干(牛奶、羊奶)黄油和奶皮子等传统类型为主。其中，以牛奶为原料的食品，伴随养牛业在半农半牧地区的快速发展，一跃成为蒙古族农牧民生活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奶食，并对同一地区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蒙古族奶食的消费群体不仅在类型上得到丰富的发展，而且其消费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大多数蒙古族农牧民是在不影响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兼营牧业，因此与牧区奶食文化相比较，农牧区中的蒙古族奶食文化很难在内容上呈现出鲜明的创新特点，而是在继承传统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此同时，该地区牛奶奶食品地位和消费量的提升，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牛奶奶食文化在蒙古族整体奶食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呈现出了相应的提升趋势。此外，受到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生活的影响，蒙古族奶食逐渐被蒙古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所接受，蒙古族奶食文化也具有了开放性特点。

　　四、结语

　　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阐释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情况，是对当前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前文的梳理考察来看，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是蒙古族依托古代蒙古高原地区发展游牧经济的历史产物。清朝以后受我国蒙古族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该文化进入了早期发展阶段，在原有游牧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均衡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等新的文化特点，成为串联游牧文化与现代牧业文化的纽带与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关于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第一，蒙古族以古代蒙古高原地区为依托创造发展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的大背景，对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首先，蒙古族依托古代蒙古高原地区发展游牧经济的历史选择，赋予了我国内蒙古地区成为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起源地和主要传播地的角色与地位。其次，蒙古族从最初驯养马、牛到后来以五畜为主的牲畜类型拓展历程，奠定了马奶在古代蒙古族奶食中的优势地位。再次，10世纪游牧发展成为蒙古族主要经济产业的大背景，为蒙古族以五畜奶汁为原料来制作、享用和传承奶食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实现了由过去以液体奶食为主向液体与固体奶食并存的过渡。此外，蒙元时期，蒙古族政权的扩张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不断加强，使蒙古族的奶食文化具有与我国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相似、相通的特点，同时从被认可、被吸纳的层面，对我国中原民族的饮食文化形成了一定影响。

　　第二，进入清朝以后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化。究其原因，既包括清政府“蒙地开垦”“移民实边”和“札萨克”政策与制度的外部影响因素，也包括我国蒙古族主观接纳和选择农耕文化的内部影响因素。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蒙古高原地区的农牧业分配比例、格局，以及蒙古族人口与其他民族人口的分布、生活模式逐渐进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并对之后的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人口发展形成了深刻影响。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农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分布比例分别达到了13.6%、60.5%和16.4%,各经济类型区域内蒙古族人口数量分别达到该地区总蒙古族总人口的18.6%、16.3%和56.3%[26]。可以说，今天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的存在与发展，正是上述民族社会变迁在当代社会的延续状态。受其影响，我国蒙古族奶食文化也日益具有不均衡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特点。其中，既包括因蒙古族农民的出现所造成的蒙古族奶食文化的衰退现象，也包括蒙古族牧民从创新发展的角度推进蒙古族奶食文化的积极一面，还包括蒙古族农牧民对传统蒙古族奶食文化的文化地位、价值与功能的提升与发展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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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札萨克”是蒙古语 zasag 的汉语音译,本意为“治理”之意,可被引深为“政权”“执政”。在清朝时期的蒙古地区旗(现今的县)一级的政府被称为“札萨克”。此外,也存在将旗长称为“札萨克”的情况。

　　蒙古族文化论文第二篇：地理环境对民族服饰文化形成的影响一以蒙古族为例

　　摘要：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更是人民思想和精神的外在体现。一个民族服饰的形成除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其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如今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受到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城市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被忽视，甚至有些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了解地理环境对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才能够更为全面、理性地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发展过程，归纳出民族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发展变迁规律和特点更能全面地审视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结构、功能和意义，从而加强人们对民族服饰文化的了解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服饰文化。

　　关键词:地理环境;蒙古族;民族服饰文化;

　　Abstract：Dress is the symbol of a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he external embodiment of people's thought and spirit.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costume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but more importantly by it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Nowaday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ethnic minorities' clothing culture has been ignored, and some have even disappeared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can we comprehensively and ration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in China, and summarize the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urrent Ethnic costume culture in China. So as to strengthe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national costume culture.

　　1 蒙古族的地理环境

　　蒙古族居住在蒙古高原上，平均海拨1580米，地势从西到东依次降低。向北与严寒的西伯利亚大草原相连，向南至阴山山脉与中原的农耕民族相连，西起阿尔泰山与青藏高原相通，东与海拔数千米的大兴安岭为界。

　　蒙古高原常年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北方地区季节变化分明，夏短冬长，是亚洲冬季寒潮的策源地，受寒流的影响，冬季严寒而漫长，又由于蒙古高原海拔地势高，距沿海远，四周又被高山峻岭所包围，降雨量少，季节之间温差大，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三十度，夏天最高气温可达四十度，甚至一天内的温差都相差十几度。由于蒙古高原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其特殊的季节特征。在蒙古高原一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处于白雪皑皑，直到四月份开始有些淡淡的绿意，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春季风沙多，降雨少，蒙古高原北方地区四月份仍然降雪。“蒙古族部落大多地处温带和寒温带地区，所以服装以袍服为主，由帽饰、坎肩、长袍、腰带、搭护、裤子、套裤、靴子、袜子、饰物等组成。又因蒙古族所处地域面积较大，所以不同部落有着不同的传统游牧习俗特点,部落的服饰结构和式样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偏好[1]。”

　　2 蒙古族地理环境对传统服饰色彩的影响

　　从整体服饰上看蒙古族服装多爱用色彩明亮鲜艳的颜色如大红、天蓝，纯白、明黄色等，“在形式上既体现出繁琐夸张、雍容华贵的装饰性，又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尤其特别注重头饰和配饰的搭配，多采用黄金、白银、玛瑙、翡翠、丝绸等贵重材料[2]”。以上种种都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蒙古族位于蒙古高原，其占地面积为118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八到九个浙江省的面积，但人口却不到浙江省的1/10。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是其重要特征，这就导致蒙古族人大多从事游牧业，在没有步入现代的蒙古社会，大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组合放牧，一个家庭管理着数千头的牛羊，这就需要家庭成员的相互配合，其模式为牛羊的最前端和最后端各有一人负责看管。

　　他们相隔的距离从几百米到几千米不等，在没有手机电话的时代，交流沟通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障碍问题，在最前端的人负责探路查看各种情况汇报给后方人员，但其相距太远往往很难看清彼此，因此鲜艳的服装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蒙古族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大红大黄等纯度、明度较高和色彩鲜艳的服装可视性强，可以通过服装颜色来判断人的位置，这也就导致其服装多为大红大黄等色彩鲜艳的颜色。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已有的资料发现，在古代没有环境污染，就如唐代王维《出塞任》中描绘的场景，“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在古代没有尾气排放，蒙古高原蔚蓝的天空，绿悠悠的草原都是明度、纯度高的颜色，人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通过最直接的服装表现出来。此外，蒙古族也非常注重服饰颜色的象征意义。“只有王公贵族和神职人员才有权穿着红色、紫红色和白色的服饰,尤其黄色是至高无上的象征。男子服饰的颜色多采用蓝、黑、灰、古铜色,而妇女的服饰颜色比起男子来鲜艳夺目:袍子多用大红、粉红、紫红、鲜绿、宝蓝、翠绿和白色绸缎制作,腰带多用大红、粉红、橘红、橘黄等颜色的薄绸制作[3]。”

　　2.1 蒙古族地理环境对传统饰品的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论述的蒙古族服饰、蒙古族服饰图案的造型设计，与其鲜明的民族心态、民族习俗息息相关[4]。”蒙古族的传统服装、头饰十分夸张繁琐，具有鲜明的装饰性，经常采用玛瑙、金银、翡翠等贵重材料。这种审美偏好多受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影响，蒙古人作为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过着四处放牧的游牧生活，一边要与自然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又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四处迁移居无定所，这就导致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拥有太多的固定资产。因此他们大多将剩余物资变现为金银玛瑙等，将贵重物品穿戴在身上，既然不能拥有房屋这种固定资产，也不能配制一些大件的金银器材，因而就转向追寻外在的服饰、头饰等装饰品的搭配，可以随时拆卸移动，又便于随身携带搭配，更可以作为自己的资产进行分配。

　　2.2 蒙古族地理环境对民族服饰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影响

　　蒙古族的民族服饰特别注重实用性和功能性。蒙古族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其民族服饰直接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其服饰首先要满足生存需要，即为日常生活生产所服务，其服装也就特别注重实用性与功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才发展出装饰性，据《黑鞑事略》载：“其服右衽，道服领，少数为方领，以毡、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长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样式相似”。这种服式，后稍经改革，沿用至今，牧区男女均穿用。分夹、棉、皮3种。冬以羊裘为里,多用绸、缎、布作面，夏穿布、绸、缎、绢等料。一般用红、黄、紫、深蓝色。袖长窄，下摆不开叉，衣襟及下摆多用绒布镶边，边宽约6～9厘米。穿着时稍向上提，以红、紫等色绸缎带紧束腰部，两端飘挂腰间饰本身就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他们的传统长袍长度及袖口长度受地理环境影响呈现从南到北逐渐增长的态势。

　　蒙古族北部较为寒冷，有较强的防寒作用且便于骑乘的长袍、坎肩、皮帽皮靴成了他们的首选服饰，其代表就是蒙古的靴子，“蒙古靴是颇具特色的蒙古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件之一。以制靴材料来分，蒙古靴有毡靴、皮靴和布靴之别。传统的蒙古皮靴要采用一些特殊材料，经5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5]”。靴头尖而上翘，靴体宽大，以便在靴内套裹腿毡、棉袜、毡袜、包脚布等，裹腿毡露出靴筒外约两寸，蒙古靴的不同位置分别用缝缀、贴花、蒙古绣等装饰。蒙古族作为靠游牧为生民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靴就是为了方便骑马而设计，在骑马时既可保护脚踝和腿又宜于行走，同时又因为蒙古族独特的地理环境既有沙漠戈壁，又有草原和冬季大雪，气温严寒，因此蒙古靴分为多种，冬季款内置动物毛皮可踏雪保暖，夏季款内置牛皮革和熏香，既防风沙、又防虫。

　　3 结语

　　本文以蒙古族为例分析了地理环境对民族服饰文化的色彩、传统饰品和服饰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除了受传统意识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展现在民族服饰文化的色彩、款式、实用性与功能性之中。民族的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体现，在我们大跨步迈向现代化的时候，如何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民族服饰文化，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闫茹蒙古族服饰色彩分析对比一-巴尔虎、 布里亚特、厄鲁特三部落[J] 纺织报告,2021 ,40(05):105-107+116.

　　[2]格日勒图游牧文化视野中的蒙古族服饰研究[D]上海大学,2011.

　　[3]格根图亚从服饰文化的演变看城市蒙古族的民族认同一-中国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事例研究[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6(01):5-11.

　　[4]卢九彬蒙古族服饰的形成与发展[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646-647.

　　[5]关晓武，董杰,黄兴,等.蒙古靴传统制作. I艺调查[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03):241-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