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苏联的心得体会

　　苏联的建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社会制度迥异于所有当时的其他国家。世界各国文化名人争相访问苏联，以解开围绕着红色政权的谜团。中国知识分子也来到苏联一探究竟，他们目的各异，但都肩负着振兴民族、救亡图存的重任，来自红色都城的召唤既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实现个人理想的不二选择。

　　一、接受启蒙

　　马克思主义虽从 20 世纪之初就已在中国初步传播，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最直接的认识来自于苏联，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是人类社会的未来，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良药，红色都城莫斯科成为他们心中的圣地。

　　1920 年 8 月，由于在国内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俄语，对苏联社会主义学说充满强烈探索欲望的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的特约记者被派驻到苏联，为期两年。

　　访苏前，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非常有限，仅仅是参加学生运动和阅读《新青年》《新潮》《新社会》等刊物时有所接触，“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完全不了解这种理论是如何同古老的俄罗斯社会结合，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并创造出新国家：“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当瞿秋白真正踏上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他的好奇心完全被激发出来，就像孩子一样愿意接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在先后访问了苏联的政府机关、医院、学校、报社之后，他终于理解了无产阶级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担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已经在苏联破产。

　　访问期间，瞿秋白亲身参与了苏联的一系列政治活动。1921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见到了列宁。“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中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会场上各国代表争相发言的热烈景象，演讲中热情澎湃的鼓动和号召，对瞿秋白产生了深刻影响。1922 年 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出席了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

　　参会代表团一致宣布抵制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争取远东各国得到民族解放。在 1922 年11 月至 12 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译员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列宁与各国代表讨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瞿秋白还给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担任助教和翻译“：瞿秋白同志给中国班的学生上俄文课，担任理论课的翻译。他教书非常认真，热情。

　　他有病，有时累得脸色发白，仍旧滔滔不绝地讲。当时中国学生都不懂俄文，俄国教师除去一人而外，都不懂中文。瞿秋白同志像是他们中间的一道桥梁，帮助他们完成了教和学的任务。”1921 年 5 月，瞿秋白成为俄共（布）预备党员，1922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新闻记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成员。瞿秋白对苏联社会中残存的沙俄时代的弊病也深有感触，但是他也相信这些不良社会现象必然会被完全清除：“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葛葛里的《巡按》，俄国官僚社会的肖像，几十年，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凶猛尚且只扫刷掉一些。无产阶级新文学中已有‘新葛葛里’出现，共产党报纸上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呢。”同时他也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的新气象正在一步步向封建残余发起挑战“：奔腾澎湃的热浪在古旧黑暗的俄国内，劳动者的‘生活突现’，就只能勇往直前强力怒发的攻击，具体的实现成就这一‘现代的莫斯科’。他们心波的起伏就是新俄社会进化的史事，他们心海的涵量就是新俄社会组织的法式。”

　　瞿秋白对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身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东方与西方文明浪潮交汇之地，他自比为“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物”，“现实与浪漫相敌”的“多余的人”。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发誓不作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要成为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瞿秋白表示加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从此开辟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瞿秋白身在异国他乡，时刻未曾忘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重任，他访苏的志愿就是“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苏联的经历使瞿秋白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和勇气“，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他对自己未来的任务已经渐渐明了，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中逐渐靠近这一灯塔。在他看来，古老的中国社会也将像俄国那样不可避免地爆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最终达到无产阶级专制统治国家的阶段。他认为要消灭国家现象，就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因为健康的原因，瞿秋白不得不中断了在苏联的生活，提前返回中国。虽然他只在苏联停留了短短的两年，但他已经锻炼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段经历为他谱写日后的革命人生埋下了伏笔。

　　二、见证实业

　　苏联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的政治体制，更在于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中国浙江的五金工人林克多因为法国经济危机于 1930 年从欧洲到苏联工作，用翔实的笔调记录了他在苏联的见闻。在他的眼中，苏联工业技术、教育文化、社会福利毫不逊色于西方国家，足以成为未来中国的典范。

　　林克多拜访了苏联科学研究院、列宁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国际列宁学校、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他引用 1930 年的数据“，全苏联识字的百分数，是六十二又十分之六，比较战前百分之三十三，几乎要增加一倍”。在某些工业区如衣凡诺夫 ?伏斯聂沈斯克，文盲现象已经完全消失。而对于沙俄时代没有文字的民族，中央政府也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也注意到了苏联各种学校对入学资格的限制：“先由社会出身的成份而决定。各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学生，大都以工厂，集体农庄与国家农庄的积极分子为最多，他们都是政府机关或职工会联合会保送的。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富农，或贵族与资本家出身的子弟，入学非常困难，即使侥幸录取，也要缴纳很大的学费。由各机关选送的学生，不特全部免费，该选送机关，也照平时的薪资发给，不折不扣。”

　　苏联教育注重学与用的结合：“各种学校，都与工厂或农村发生很密切的联系。因为苏联政府有两句口号：‘面向生产’，‘面向农村’。这两句口号的意思，就是用全力注意生产与农村。各学校的学生，必须到所学何种职业的机关，切实去学习，使在毕业以后，马上可到工厂或农村去工作。”

　　对于苏联正在施行的“五年计划”，林克多从前3 年的具体建设进展来看，“不仅在事实上得到惊人的成绩，就是从前说五年经济计划不能实现的各国著名经济学家，也异口同声的说，苏联五年经济计划，至少可以完成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消灭了城市和农村中的失业问题，富农阶层不复存在，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家收入超出预期，工业化水平迅速进步。但是在交通运输能力不足、技术人才匮乏问题上，苏联党政部门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加之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封锁和国内党派的严酷斗争，苏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即便面临国内外不小的困难，苏联人对待节日仍然格外的重视。林克多参加了 1931 年莫斯科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典礼仪式，他描述了这一天莫斯科街头的情景：“金黄色的晨光，照在大地上，使参与游行的群众们，心坎里格外表现着喜悦的情绪。

　　电车汽车，满满的坐着游行群众，到他们自己集合的地点去。他们穿着朴素清洁的衣服，与和蔼的笑容。有些胸前挂着劳动勋章，列宁纪念章，以及其他由劳动所获的各种奖章等。……各人都表现着欣欣喜色，确像赴什么同乐大会的样子。”

　　林克多观看了阅兵式现场，聆听了伏洛希洛夫的演说。伏洛希洛夫在演说中赞扬了苏联人民于斗争和建设中取得的傲人成就，鼓舞人民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演说完毕后，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游行队伍中不时展示出“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打倒官僚分子”等标语，还有五年计划中取得成绩的统计数字。莫斯科的十个区均有自己的演讲台，各区党部派出代表参加，主题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现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等。晚上在马路上和游艺场、电影院内举行盛大的纪念会，播放音乐、歌曲和电影。

　　林克多对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非常关注，他认为其实质“一方面是对小私有财产者让步，但另一方面，恰是对他们积极的进攻。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一种特别的政策，它消灭城市与乡村对垒的形势，它是弥补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想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方法”。林克多也坦陈了新经济政策的弊端，如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现象没有消失等。五年经济计划实行以后，新经济政策仍然保持，不过已变更了初行时的性质。在 1937 年的统计中，全国大企业中私人经济的比例仅占百分之七。

　　林克多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宜继续在工厂劳动，恰逢有参观苏联各地工厂、农庄、矿山的机会，所以他入选了工人代表参观团，在 28 天内游历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巴库等地的 19 个工厂和 1个农庄以及多处名胜古迹。林克多在总结中说：“这次参观的结果，对于每个代表，影响很大。以我个人说，在大工业区域内，亲见了新工厂之设立，与大规模的建设，及工人群众积极性的表现，将五年经济计划，作为日常工作之日程，自不待言。即农业区如苏联中部与外高加索一带的农庄，现在集体组织之下，新建设处处亦可看见。公共事业之建设，如俱乐部，游艺场，工人宿舍，公共饭厅之类，不论城市或农村，均在积极建设之中。电灯一项，南俄一带最小之小农村中均已使用。实行全国电气化，为期不远了。至于农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与辛勤刻苦的工作，不亚于城市工人。我所见到的工农业群众创造的可能力，与愉快的情绪，恐怕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若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则我可说：‘撼山易，撼苏联工农群众难’。”他感到了苏维埃城市与农村的蓬勃活力和未来的无限希望。

　　林克多还专门介绍了苏联华侨的生活现状，据他观察，在苏华侨大部分是小商人与手工业者，以东三省、山东等处去的人为最多，他们从事洗衣工、农民、矿工等行业，分布在从海参崴到列宁格勒各地。由于苏联实行排挤私人商业的政策，华侨经商者数量日益萎缩。苏联政府为提高华侨的文化水平，开设了供他们阅读的报纸和俱乐部、补习班。但是华侨中的不法行为也非常普遍，剥削工人、走私、黑市交易、抢劫、盗窃、赌博等现象屡禁不止。“现在苏联人民，对于华侨，也不像沙俄时代那样卑视和仇恨了，他们文化程度，日渐提高，对于世界大事，均能领会，尤其是中国革命问题，关怀更切”。在他接触到的苏联人中，很多人在道义上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表示要用努力的工作支援中国革命。

　　在法国的 6 年生活，林克多感受到的是人情的冷漠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华美的生活距离自己很遥远，而在苏联，他体会到了作为劳动者的光荣。鲁迅在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序言中写道：“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序言。由此看来，苏联不但是一个实业发达的大国，也是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的新国家。

　　三、寻找乌托邦

　　与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实业兴国的知识分子不同，自由主义者徐志摩与胡适试图在苏联发现一个人间“乌托邦”，那里应该是一个实现了民主、自由、平等的地方。他们在国内时听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种种消息，将信将疑，而当他们真正来到红色首都之后，才发现苏联国内的情况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1925 年 3 月，徐志摩踏上了前往欧洲的列车。

　　途经西伯利亚时，大自然的绝美景色与沿途居民原始的生活状态令徐志摩对遥远的欧俄中心地区产生了奇妙的联想：湛蓝清澈的天空，笔直的灌木林，红色的屋顶，他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最明显的特性”。

　　徐志摩满怀好奇与景仰之心来到莫斯科，却发现它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在他的眼里，莫斯科是一座同时映衬着新旧时代痕迹的城市：“在这苍老的莫斯科城内，竟不易看出新生命的消息——也许就只那新起的白宫，屋顶上飘扬着鲜艳的红旗，在赭黄，苍老的 Kremlin 城围里闪亮着的，会得引起你注意与疑问，疑问这信赖的色彩竟然大胆的侵占了古迹的中心，扰乱原来的调谐。”

　　莫斯科也是一座历经战争洗礼的城市：“几百年的古松只存下烧毁或剔残的余骸纵横在雪地里，这底下更不知掩盖着多少残毁的人体，冻结着多少鲜红的热血。沟堑也有可辨认的，虽则不甚分明，多谢这年年的白雪，他来填平地上的邱壑，掩护人类的暴迹，省得伤感派的词客多费推敲。”

　　它的未来是在文明的骸骨间，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寒冷的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教堂维持着昔日帝国的信仰和尊严。徐志摩对这座光怪陆离的古城中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居于其中的市民。他们衣着寒酸，收入微薄，处处谨小慎微，面部表情凝滞沉重，充满忧郁惨淡的气质，难得露出笑容，似乎每个人都心事重重。

　　即使偶尔一笑，也是勉强苍白，无法给人舒展快乐之感。身为文人，徐志摩最关心的自然是苏维埃的文化事业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他拜访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女儿，老人晚年的经历使他感到心酸，唏嘘不已。而苏联市面上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著作遍寻无踪更让他意识到苏联政府正在强行割断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遗产。沙皇时代的一切人文特征都消失了“：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 regimv 全没了，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及尼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

　　在贵族的墓园里，人们对旧日统治阶层的怨恨清晰可见“：有不少极庄严的碑碣倒在地上的，有好几处坚致的石栏与铁栏打毁了的”，“近几年来风水转了，贵族最吃苦，幸而不毁，也不免亡命，阶级的怨毒在这墓园里都留下了痕迹。”

　　在苏联短暂访问期间的耳闻目睹使徐志摩相信，中国不适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更不必成为苏联实现自身利益的牺牲品。在他看来，列宁的主张“往往是太权宜”，“不免偏窄”，列宁的方式也许只适用于俄国，绝不是万能的。徐志摩告诫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对比在国内接受的宣传，苏联不但不是“乌托邦”，而且是现世的“人间血海”，“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

　　只要世界上，不论那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徐志摩不禁反问，自己作不了国家的革命军师，还得按照外国人的理论流血，那是一种可耻的堕落。他向中国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人发出警告，不要将苏联的革命理论照搬到中国来：“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徐志摩带着这种复杂的情绪离开了苏联。

　　1926 年 7 月，胡适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在短暂的访问中，胡适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监狱和学校，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讨论了苏联的教育成就问题。胡适承认苏联正在进行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而且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完成这个举世瞩目的试验。这样的立场也出乎徐志摩的意料，戏称胡适有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但实际上胡适真正赞同的是“新自由主义”，他认为民主和自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绝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苏联正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他在中国批评共产党“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他预言了人类的未来是没有阶级、自由幸福的社会，这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样看来，胡适对苏联的溢美之词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仓促只见得社会现象之皮毛，另一方面则是另有所指，明褒而实贬。

　　四、访苏结果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访苏归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游历苏联发回国内的通讯报道扭转了中国人对沙皇俄国的传统认识。在早期中国人撰写的介绍外国的著作中，关于俄罗斯的内容较为模糊、简略，甚至不乏道听途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提到了俄罗斯的地理、气候、物产和历史概要：“据亚细亚、欧罗巴两土之北境，复跨海据亚墨利加之西北隅，拱北冰海如玦环，长约二万余里，外檄第一大国也”，“其新、旧两都城皆在欧罗巴，其富盛之部落、雄丽之城邑，萃于西偏，迤东之地虽广莫，乃荒寒不毛之土，其会盟、战伐亦皆与欧罗巴诸国为缘，国势在西而不在东，故隶之欧罗巴。”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俄民颇聪明，语音各异，广招外国贤士以化其民，制度从佛兰西，文学从日耳曼，行藏甚巧，和颜耐苦，偶遭酷虐即作乱。惟上品之士好游各国，然国君严禁外出焉。俄军勇战，宁阵亡不后退，他国畏之。”

　　林则徐在《四洲志》中侧重介绍俄罗斯由弱转强之过程：“其国旧本土番，不通上国，无异于今之鞑挞里。乐争斗，娴骑射，马上交锋，矫捷如飞”，“至千五百年（明孝宗宏治十三年），有诺戈落之人伊挽瓦尔西者，起兵恢复俄罗斯北隅，并复西比里阿，尽驱鞑挞里，夺回三百年故疆，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人犹椎悍，未谙西洋技艺”，“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瞿秋白、林克多、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著作则是作者亲身访苏的记录，他们的观察更为细致入微，关注的重点是当代苏维埃政府如何改造旧社会以建立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作者个人对苏联现实的立场是褒是贬，他们的视野早已超越了前人泛泛而谈或走马观花式的做法，他们在苏联党政机关、社会服务、文化机构的所见所闻所想令人振奋和感动。这批踏上红色领土的知识分子用鲜活的笔调描述了日新月异的苏联社会，向中国民众传达了苏联人民的崭新面貌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抗击外来侵略干涉的坚定信心，丰富了国内读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其次，苏联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知识分子见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威力。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正值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与工业化“五年计划”交替之际，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的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战前，经济总管理局和中央国营工业管理局取代了各个部门总管理局，按劳分配取代了平均主义，电业、轻工业、运输业、纺织业等部门恢复了正常运营，为后来的农业集体化、工业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有所提高。1925 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业化的方针，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1928年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重工业和集体农业，巩固国家的防御能力。

　　截至 193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基本上从机器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钢铁、矿石、汽车、拖拉机、机床等工业品产量有了几倍到几十倍的提升，东部地区建立了铁路网。在农业方面，播种面积、机械化耕作程度有了大幅提高，集体农庄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富农阶层被消灭了，雇农现象不存在了，人民的实际收入大大增加。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参加一战的西方国家相比，苏联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西方，一个“按照统一的国家计划发展的互相联系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已经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在苏联亲身体验了高效率的现代化生产，通过与苏联人民的交流体会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旧时的农奴制，虽暂时有种种不便，但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也见证了苏维埃教育文化事业的兴旺，对人民群众享受的各种平等权利和福利待遇羡慕不已。这些感触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祖国情结和强国之梦，唤起了他们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状态的使命感，为将来的中国革命事业做好了思想准备。

　　再次，对苏联的不同立场使中国知识分子阵营逐渐走向分化。访苏归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重要的抉择：是游离于政治活动之外还是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是坚持“自由主义”还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徐志摩回国后，他主编的《晨报》栏目立即掀起了关于苏俄是敌是友的大辩论——“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他坦言，“中国对苏俄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与潜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

　　在他个人看来，苏联是一个无法复写的神话，必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使人们恢复理智和清醒，而他当然是不赞成为苏联辩护的。更多的访苏知识分子回国后则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革命运动实践的道路。1922 年，瞿秋白参与建设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并在社会学系亲自授课，他的主要课程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瞿秋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学生认识社会的基本能力，很多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 1925 年 1 月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局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党务工作。他还积极勇敢地同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国共合作者斗争，在报刊上撰写批判文章，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论证了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瞿秋白不仅对马列主义理论充满信心，更注重理论同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不能完全由中国资产阶级承担，由他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吸取了前两次起义中党的领导不足、过分依赖大资产阶级的教训，取得了最后胜利。在瞿秋白从民主主义者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过程中，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思想发挥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访问苏联的经历像一块“试金石”，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迥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检验出知识分子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立场，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前进方向，中国的命运从此与苏联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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