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乡村学校路径

　　城镇化是我国当下社会所处的最深刻社会背景，也是农村教育无法回避的发展方向。所谓城镇化，是指一个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城镇进化、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发展的历史过程。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学校的空间布局在过去十年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给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城镇化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快速发展的城镇化给农村教育带来的影响十分明显，一方面，随着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给城镇教育带来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村学校的生源减少，大量校舍被闲置，教学资源被严重浪费，导致农村学校难以形成规模效益。2001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并要求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撤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学校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在有需要且有条件的地方，可举办寄宿制学校。由此，过去农村学校布局分散、办学规模过小的问题就成为了此次改革的重点工作。通过十年的布局调整，农村小学数量骤减，学校减幅远超在校生减幅。

　　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的《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价与反思》报告显示，2000 年至 2010 年，平均每一天，在我国农村就要消失 63 所小学、30 个教学点和 3 所初中，而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要消失 4 所农村学校。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新一轮大规模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直接导致了大量乡村学校和教学点的快速消失，这一显著趋势可以从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表 1）中得到证实。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小学数量从 2000 年的 440 284所减少到 2012 年的 155 008 所，减幅为 64.79%；教学点从2000 年的 157 519 个减少到 2012 年的 62 554 个，减幅达60.29%；农村小学在校生数量从 2000 年的 85 037 137 人减少到 2012 年的 36 524 886 人，减幅达 57.05%。另外，随着近两年来国家暂停农村学校和教学点的撤并，并在一些符合要求的地方恢复重建教学点，于是从 2012 年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教学点的数字有所回升。

　　从这些逐年变化的数字中不难看出，虽然农村小学数量、教学点和在校生数都呈下降趋势，但是学校数量、教学点的减幅明显大于在校生数量的减幅。2000～2012 年，与农村小学在校生数量减幅 57.05%相比，农村学校数量和教学点的减幅达到 64.79％和 60.29%，分别高出了 7.74 百分点和 3.24 个百分点。有研究指出，在 1990 年，我国村校比为 1.07： 1，基本上是“村村有小学”；而到 1999 年，这个比值已经扩大为 1.57： 1，基本上是一个半乡村才有一所小学；再到 2009 年时，村校比更是扩大到 2.56： 1，导致两个以上的乡村才有一所小学，乡村学校以每年 4.7％的速度在消失。究其缘由，除了农村学生适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等客观因素外，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恐怕是学校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城镇化与乡村文化传承困境

　　大规模的“学校进城”后，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农村教育出现了“乡镇挤、村庄弱”的危局。过度的学校撤并还导致农村学生“上学远、上学贵和上学难”的新问题出现。从显性结果来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一方面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给学生带来了诸如校车安全和心理健康等新问题；从隐性结果来看，农村布局调整割断了农村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加剧了乡土文化断裂和乡村的衰败。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农村家庭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乡土文化的传承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和改变。文化给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又给文化以生存依据和生机活力，二者缺一不可。然而文化与教育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被破坏，乡村与学校间以情感为中心的交往因学校的消失而难以为继，学校在乡村中的文化影响力也随之减弱或消失，这对乡村少年儿童的成长和乡村文化的建设无疑都是巨大的损失。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乡村文化包含积极的和消极的文化，本文所指的是积极的乡村文化。

　　1. 乡村文化传承的纽带濒于断裂

　　在乡村，学校不只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样也承担着传承乡村文化的使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还有学校，乡村就有韵味，乡村就有生机，乡村就有希望。然而反观现状，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大量学校的飞速消失，众多乡村就像步入迟暮之年的老人，了无生气。事实上，文化和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构成了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文化的保存、延续和发展皆有赖于教育的传承、沟通与创新。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关系亦是如此。从 20 世纪的历史演进来看，虽然二者关系在不同阶段因外力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始终都未触及根本。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政治局面混乱以及大量的西方文化不断涌入，传统社会中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私塾教育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新学制和新学校，致使我国乡村文化遭遇到严重的危机，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关系也变得扑朔迷离。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社会急剧转型，新生事物扑面而来，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滋生，社会情形变得异常复杂，这给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带来极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城市流行文化的强势来袭，不仅给乡村文化带来极大的生存威胁，也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城市取向的教育模式使乡村教育在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方面难以掌握，给二者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但无论怎样，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依然在持续性地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

　　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前，学校往往是广大村落中唯一带有文化韵味的设施以及乡村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的作用。乡村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场域和文化符号，浇灌和滋养的不仅仅是进入学校求学的乡间少年的心田和灵魂，更代表着乡间大众对知识和文化的敬畏，对乡村文化命脉传承的希冀和憧憬。然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以交往为纽带的村落文化与学校教育之间出现了巨大断裂，学校在村落中的文化向心力和引导力也随之消失，这对我国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破坏。当然，学校对乡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非意味着乡村教育要全盘接受或顺从乡村文化，应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促进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引导乡村社会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2. 乡村文化未来传承者的时空缺位

　　乡村教育离不开与乡村生活和乡村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乡村少年儿童的生活和经验又会融入乡村文化之中。对于广大乡村少年儿童而言，乡村文化不仅是其生活的场域和一切经验的直接来源，也是乡村少年儿童的“精神家园”。

　　从文化与教育二者的关系可知，乡村少年儿童既是乡村文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然而，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乡村文化在城镇化教育当中被阻隔必然导致乡村少年的生活经验与乡村文化相脱离，造成乡村少年儿童在乡村文化中的长时间“缺席”。

　　乡村文化是一种“地方性”文化，需要个体长时间浸润其中，才能领悟到该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精神要义。乡村儿童要汲取当地文化的精髓，须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得到满足，即长时间“在乡村”。然而，随着大规模乡村学校的消逝，有的乡村少年儿童每天奔波于城镇与乡村之间，有的甚至因为学校离家太远而不得不长期寄宿在城镇学校。这就意味着乡村少年儿童的乡村生活时间与空间遭到挤压“，在乡村”的时间少之又少。而幼儿园及小学阶段是儿童品性和情感养成的关键期，乡村儿童过早地离开“乡村文化”的沃土，既不利于他们乡土文化生命底色的铸成，也不利于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当然，强调乡村少年儿童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并不等于要将他们一生都固定在农村，而意在表达儿童阶段是乡村少年儿童汲取乡土文化精髓、培养乡土自信的关键期。这些乡土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和品性将有助于乡村少年儿童在将来的不同生活场域中编织多样的生活图景。

　　通常来看，乡村和城镇往往被视为两种不同、甚至是相对的地域空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随着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的出版，空间问题逐渐被显现在世人面前。在他看来，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和“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

　　列菲伏尔关于空间的研究使原本中性和空洞的空间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教育城镇化亦是一种空间的生产，它在赋予城镇这个空间新意义的同时，确实也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乡村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乡村儿童自我文化品性的认知和塑造。

　　3. 乡村文化的集体性衰落

　　对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乡村学校教育具有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和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开始从原来彼此信任和默契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制度和规则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不可忽视的是，这个看起来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转型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

　　一方面，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不重视对乡村文化的保存、传承和创新，对一些特别能反映当地传统文化和特色的地方戏剧、民歌、民谣、手工艺制品等不以为然，大多采取漠视或摈弃的态度，使得大量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习俗逐渐消亡，地方文化优势得不到发挥。相反，一些低级趣味的活动在乡村反而卷土重来，如封建迷信、宗教势力、聚众赌博和打架斗殴等等。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化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整个乡村社会，乡村文化毫无招架之力，彻底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文化的虚无化和乡村文化的城市化。可以看出，由城镇化带来的城市化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乡村文化在乡村的根基，原来乡村社会中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精神面貌也已经渐行渐远。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村民对文化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当下的乡村，许多村民脱离了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方式，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开展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城市前卫文化和生活方式引导着广大乡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无限憧憬与想象，它们在给村民带来精神时尚和意义多元的同时，也在不断消解传统乡村文化对村民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时刻强化着乡村居民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从而造成传统乡村文化的生存价值被边缘化。

　　三、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乡村学校路径

　　农村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趋势和标志，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程度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欧美和日韩等国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助力国内经济增长，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由此可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是我国今后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也是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由于一刀切的“撤点并校”政策给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教育部最近已经暂停执行该政策，并要求各地政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适时恢复乡村小学。由此来看，农村教育要实现城镇化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保护和传承好乡村文化，为乡村少年和乡村居民服务。

　　1. 培育乡村少年儿童的双重文化品性

　　众所周知，城市和乡村是人类最主要的两种生活场所，城乡之间不可替代且互为循环，各有各的评价体系和价值标准。

　　这两者不存在谁先进或谁落后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面对农村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乡村少年儿童既需要汲取乡村文化中的宝贵养分，也需要吸收城市文化中的先进文化，方能在乡村与城市间自然流动。

　　乡村学校应培育乡村少年儿童对乡村社会积极的情感依恋与乡村生活的基本自信。学校除了传授乡村少年儿童科学文化知识和培养品德之外，还发挥着通过筛选、分配等程序而实现社会流动的功能。乡村学校在开启乡村少年儿童的知识视界的同时，应打通学校教育与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充分地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热爱乡村文化，并从民间故事、民间文艺、民间体育和民族歌谣等乡村文化要素中提炼养料，促成乡村少年儿童在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健康成长。我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道德和理性之根也在乡村。传承以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乃是教育的主旨所在，我国教育的价值取向历来是为人重于为学。陶行知先生对乡村社会的道德建设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他曾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著名口号。在他看来，教育的宗旨是把儿童培养成为“人中人”，使儿童成为在真善美、知行意和智仁勇等方面和谐发展的人。而要使乡村少年儿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前提之一就是让乡村文化的意蕴在乡村教育中得到充分彰显。

　　乡村学校应培育乡村少年儿童养成城市文明的文化品格。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未必就要排斥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如城市文化中的竞争意识、独立意识和奋斗精神等对于乡村少年儿童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未来乡村社会的人应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和生存能力，便于在乡村与城市间自由穿行。除此之外，还应具有吸收和借鉴城市先进文化用以改造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文化、乡村教育的能力。通过这些能力和文化品性的养成，乡村少年儿童既形成了对乡土文化的文化自觉，又具有从容接纳城市文化的开阔胸襟，最终实现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通。

　　2. 引领乡村文化生活新风尚

　　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乡村学校不仅仅是为村民提供教育服务的固定场所，同时也因其寄托了民间传统、族群认同、文化习俗等的精神符号而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在许多偏远山区的村落，农村学校往往是村落中唯一带有文化韵味的标志性建筑，哪怕是一个小小教学点，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代表。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那些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地区的农村和农民的切实需要，积极发挥乡村学校的文化辐射功能，广泛传播先进文化知识，着力提高农村社区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最终推进农村社会的全面繁荣。

　　乡村学校应发挥传播先进知识、提升村民文化生活品味的功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新世纪的教育，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技术，文化将是培育人才的主要手段。”在乡村，教师是为数不多和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底蕴，又对当前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态势有着一定的认识。由此来说，乡村学校应该是农村社区最能反应当下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地方。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居民的文化生活比较欠缺，鲜有机会接触到新颖的文化活动。作为村落文化符号代表的乡村学校，应加强与农村社区的交往，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一方面，师生应融入乡村生活，认识乡村生活，通过传播知识和技术，引导村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积极邀请村民走进学校，参与文娱、体育等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激发广大村民主动改造自身文化生活的愿望和热情。

　　3. 激发村民文化自觉

　　几千年来，我国的农耕文明创造了特有的乡土文化。乡村并不缺少文化，而是对其缺少认识、保护和弘扬。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交融和重生，这需要广大乡村居民构筑起具有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新乡村文化环境。石中英教授指出，基础教育作为社会文化重建的重要工具，必须竭尽全力培养青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经由文化对话而不是对抗的途径到达文化理解的目的，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最终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

　　乡村学校在提高乡村未来建设者文化自省能力的同时，不能忽视乡村学校作为乡村社会文化中心理应发挥的功能。

　　在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要不断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促使他们成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体，不断转变乡村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不断丰富和提高村民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品质。“要实现乡村文化自觉，就需要明示乡村学校文化的价值取向，发挥乡村学校的文化堡垒作用”，首先要根据乡村地理环境和学校历史，提炼学校文化精髓，铸造出学校精神，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校师生以及学生家长。此外，乡村学校教师是乡村中仅有的知识分子和乡村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大胆、自信、清醒、负责任，承担着重塑乡村文明的历史使命，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学生和学生家长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一方面要积极从事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应明确自己的价值意义，为乡村服务，为乡村学生成长服务，为乡村居民的幸福生活服务。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充分发挥农村教师之于农村的社会功能和公共责任，以文化人身份介入乡村社会实践，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引领乡村居民不断改造乡村社区文化生活，重塑乡村教师的文化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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