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中亚传播应注重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1]

　　这是文人墨客对无限文化中国和中国无限文化的宏大勾勒和纵情赞美。气象万千、深邃博大的中华文明浸润了儒家文化圈，亦为灿烂的世界文明铸造辉煌。中国新疆是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2]的骨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和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中起着主力军和核心区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中亚传播要克服传统的以“我”为主，强调中国文化的单向、强势传播和推广，强调意识形态式的灌输，不注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应运用主体间性的原则，以文化交流作为中华文化中亚传播的新向度和主轴，强调以共存互补、敬其所异为准则，以谋求区域重叠共识。以文化交流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主孔道，将消解中亚国家对中华文化传播的疑虑，还会增强对象国在交往中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理解，究其传播效果来讲，是事半功倍的。

　　一、以共存互补、敬其所异为准则，谋求区域重叠共识
　　
　　（一）互补共荣、敬其所异是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
　　
　　互补共荣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的基本原则和总纲，是未来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守的根本尺度。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输出和支援，而是文化的相互欣赏、相互包容和文明互鉴，在此基础上去力促文化的沟通、理解与互信，去力促彼此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去力促“丝绸之路文化走廊”建设。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往要目光向外，坚守国际视野，贯彻“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中国周边外交原则，以相互理解，寻求认同，增进友谊，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文化人、以文促情、以文建信，推动中国文化巨轮直挂云帆济沧海。

　　敬其所异是爱其所同的递进和跃升，是和而不同的更高层次，是谋求全球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国际担当。爱其所同在这里指的是因国家间的文化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类似以及交往个体的兴致志趣相投，在短时间的交往中，由于立场观点相同、相近或相似，容易产生人际吸引力，有利于达成目标上的一致；敬其所异在这里指的是因立场、观点相异、相左就容易进入交往的误区和盲区，是交往中的难点和焦点，能秉持此信念令人称道。意见不一致而情绪不加控制，皆想说服对方，都要占据主动，即可嗅到交锋的火药味了，这时需要心平气和，需要转移话题或使交谈暂时停顿下来，不然的话则不好收场。这个时候，要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及自己所谓的脸面，冷静地面对，得体地打破尴尬，理性地化解紧张的局面。“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扞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虽然态度较为中肯，但作为隐语仍让人感到了强势与锋芒，倒不如这样说：“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却十分乐意继续倾听你的意见”.包容差异，尊重差异，理解差异，在差异中求共识，在共同中化解差异是国际交往中的道义高地。敬其所异是交往上的高标准，是值得提倡的品格。

　　（二）要“重叠共识”,莫“光荣孤立”
　　
　　首先，在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往中，“重叠共识”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承认价值方面发生分歧的同时，在规范方面却具有共识---不同价值观的人们认可和遵守同样的规范[3].在世界上，两个人之间，对所有问题不可能有100%的共识；同理，两个国家之间，对所有问题不可能有100%的一致看法。所谓的共识，只是也只能是叠加的共识，交叉的共识，互动后彼此影响一方或双方做出改变后的共识（包括妥协的共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治制度上不同，在价值观上亦不尽相同，但不妨碍我们能够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就反恐、经济、社会、文化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不影响就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获取基本共识。

　　其次，在中国与中亚文化的交往中，“重叠共识”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承认观点方面发生分歧的同时，在态度方面却具有共识[4].强调“重叠共识”,并不是说没有“合理分歧”.重叠意味不一致，有分歧，共识强调多元形式下认同和一致性。

　　“重叠共识”蕴涵的是即便双方观点上不一致，在态度上却具有或达成共识，即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愿意以合理的态度彼此相待。就像我们能接受伊斯兰教教义，而不能接受宗教极端思潮一样；尽管宗教极端者也自诩为他的主义是“理性的”,但实际上却是不合理、不合法、非理性的，最起码它不是公开的、透明的和包容的，其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无关宗教，无关民族，无关信仰，是反人类、反社会的，这种任性的、疯狂的、超越道义底线的“多元”是人类断然无法接受的。

　　第三，在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往中，“重叠共识”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人们在承认现在的观念存在着分歧的同时，在未来的目标上却具有共识；或者说目前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努力寻求通过和平共处、平等交往而形成或加深彼此理解，甚至追求“视域融合”[3].“视域融合”中包含看、听、说三个方面。此三者中任何一方都投射着其他两方，它们同出于一源，融通无间地展现出“此在”活泼的生存境域。通过融合，使三者都得以和谐的发展，使交往的有声语言与无声语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不同的分歧在有效的交往中能够求同存异，达成“重叠的一致”.在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往中，中国努力构建和平的发展观，以“一路一带”战略来推进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来增进沿路、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繁荣，在未来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上与中亚各国达成较为普遍的共识。

　　实际上，按照人际关系的逻辑，“不存在人际关系双方心理世界完全重合的情况。无论人们的关系多么密切，情感多么融洽，也无论人们主观上怎样感受彼此之间的完全拥有，关系的卷入者都不可能在心理上取得完全一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两个理解的基点，两种情感的基点，两种利益的基点。人与人之间只存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的问题，而不存在完全相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人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共识，只有重叠的共识。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交往亦如是[4].

　　对人类社会来说，交往是不可或缺的。不仅个体自我的发展要从社会因素、人际交往中获得资源，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是人们相互交往和协作的产物。在中国与中亚的人文交往中，莫光荣孤立。我是光荣的，也是孤立的。这不是在玩一种修辞和进行滑稽的调侃，这种交往的困境事实上是存在的。交往是为了谋求某种程度上对等性和公平性，是为了世界更为和谐，使世界形成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仅仅为了使自己获取比对方多得多的利益，也要使对方更高、更强；更不能把交往的主体当作客体来对待，用俯视的眼光去扫视自己的交往主体，用对方的弱，显示和享受自己的强。一个传播主体每每呈现过度的自信，以自我为中心，孤芳自赏，即便是站在道义高地上，也难免陷入光荣孤立的境地，这样的曲高和寡真正失去了人类交流的价值与意义[5].

　　这个世界不是大国说了算，而是要各国一起说了算。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需进一步凝聚共识，更好推进交流机制建设。中国与中亚国家必须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就是要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以谋求区域“重叠共识”与民心相通。

　　二、以地缘和人文资源优势为依托，弘扬地域性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与中亚，尤其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具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似的特点。同时，作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新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决策战略上，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域。在政府交往和民间交流中具有一种不可取代的自然人文优势和政策优势。各位方家知晓，以礼仪民俗为基础的非言语交往仪式和程序具有排他性，只有在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中才能被译码或解读，也只有在此特定文化圈的人才可能理解和亲近非言语交往的含义，具有不言而喻的默契，并为之深深触动、打动或感动[6].

　　中国与中亚的跨界民族主要有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族）、乌孜别克族（乌兹别克族）、维吾尔族（中亚有30多万人）、朝鲜族、回族（东干族）、塔塔尔族（鞑靼族）、俄罗斯族。根据相关资料的介绍，“土库曼族人和中国的撒拉族人虽然名称不同，但土库曼族人显然更愿意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1991年，土库曼斯坦出版了一部名为《世界上的土库曼人》的书，该书关于中国撒拉族一节的标题就是‘中国的土库曼人'.显然该书的作者把中国的撒拉族人视为土库曼族人的一个分支。”[7]

　　莫管是民族主体在中亚、还是民族主体在中国，抑或是民族主体在中国和中亚大体均衡分布，如果“中国的撒拉族人视为土库曼族人的一个分支”的史料确凿的话，中国与中亚的跨界民族应突破个位数，达到了10个。

　　自古以来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器物文化方面，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就有蓝花、油麻、蚕豆、苜蓿、大蒜、黄瓜、葡萄、石榴等传入中原；中国的大黄、茶叶则经中亚而西运，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术亦经中亚而西传。早在公元前1000年，古代中国的丝绸就开始对外输出，其数量之巨，已无法统计。中国的丝绸以华丽、精致、轻凉而扬名异域，也扬威异域，导致了更深入广泛的人文交流。《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

　　……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绵绣给遗焉。”以“和亲”之举，“赠乘舆服御物”,“赠送甚盛”,已不在话下。皇帝嫁公主，所赐“嫁妆”一定是当时中国的优质器物。

　　霍尔有一个疑问：如果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邂逅并进行交流，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在《无声语言》里，霍尔提到过，在意识的多个层面都会自动发生交流和沟通，从意识层面一直到无意识层面。由文化驱动的“伺服”机制---用于保持生命平稳，更像是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我们说话或做事的同时，我们所有人都能感知他人行为的细小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在刚开始时无意识地，而随后有意识地避免将交流中带有暗示性的或预示性的部分进行放大，从而避免只是接收让人烦恼的感觉信号而导致公开的针锋相对。不同文化的人交往都会使“伺服”机制发挥作用，而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就会因相似而产生人际吸引力。因为有跨界民族的存在，中国与中亚具有一些共有的文化遗产，如中吉两国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哈两国的阿依特斯等，这些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区域性的文化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文化上的认同与较深程度的理解。

　　英雄史诗《玛纳斯》是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齐名的中国三大史诗，《玛纳斯》广义指整部史诗，共8部。狭义指其第1部：《玛纳斯》。《玛纳斯》第1部是其代表作，以其73 000多行的篇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脍炙人口。英雄史诗从诞生到迄今已有1 000多年历史，一直都是在柯尔克孜族演唱者中口口相传，是中吉两国人民千百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共同的文化遗产，被称为活形态的史诗，成为中吉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桥梁。已故的生活在中国的柯尔克孜族居素甫·玛玛依老人被誉为“当代荷马”,国宝级的“玛纳斯奇”,被吉国授予最高奖章---“玛纳斯”勋章，这是迄今吉尔吉斯斯坦第一次将这一勋章授予外国人。居素甫·18年多时间就将长达23万行、共2 000万字的《玛纳斯》全部背诵了下来。要完整演唱一遍《玛纳斯》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居素甫·玛玛依最长的一次演唱纪录，是昼夜不停地唱了四天三夜。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广场上，高高地耸立着两尊雕像，一位是柯尔克孜族最伟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特玛托夫，一位就是伟大的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广场街头，有很多刻画传神的城市雕像，最雄壮高大的就是英雄玛纳斯。记者随便搭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阿拉玛斯和我们聊起了《玛纳斯》：“《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他将我们团结起来，大家都会唱，连我的六岁的小孩也会唱，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玛纳斯大师---居素甫·玛玛依。”[8]

　　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的一种对唱艺术形式，是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依特斯本义是辩论、争辩、申辩、雄辩，哈萨克人把它引申为“用诗歌的形式进行辩论”,或者“用诗歌进行智慧的较量”,它的意义并不局限于阿肯之间通过吟唱的形式进行的智慧与诗意的较量，阿依特斯具有历史悠久、根基深远、社会影响力广泛、群众色彩浓厚、民族特色鲜明等特点，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诗歌形式，被誉为全面反映哈萨克人民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百科全书”.阿依特斯一般分为习俗阿依特斯和阿肯阿依特斯两大类，阿肯阿依特斯的实质是即兴诗人之间进行的对歌行为，它是以吟唱方式进行的。一般由开唱、交锋和收尾三个部分组成。阿肯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文学的瑰宝，最能体现哈萨克文化集弹唱、即兴作诗、舞台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最高成就[9].

　　阿肯是哈萨克语“民间优秀诗人和歌手”的意思，阿肯弹唱是哈萨克族特有的表演艺术，演出时艺人一边弹奏冬不拉，一边即兴创作演唱。

　　各地选出的阿肯个个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能弹会唱、出口成章，表演独唱、对唱、合唱等精彩节目，以庆祝一年游牧后的相会。中哈之间的人文交往日益广泛，阿肯弹唱更是受到两国人民的推崇。

　　2011年，中国新疆派出代表团赴哈萨克斯坦进行文化交流，并在该国首都阿斯塔纳参加国际阿依特斯大会的新疆代表团中，因女阿肯加米哈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该赛事评委会决定授予她本次赛事的唯一最高奖---特等奖，奖金2万美元[10].2013年6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第17届阿肯阿依特斯文化旅游节。“阿肯阿依特斯文化旅游节”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为了发现和培养传承民间文化艺术人才，为了更好地将这一古老的弹唱艺术传承和发扬光大，他们正将这奇异 的 民 族 艺 术 瑰 宝 不 断 推 向 中 亚、走 向世界[11].

　　三、以民间交往为行为主体，增强传播信度和情感引力
　　
　　政府交往较多，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看起来较为松散和无序，有时处在自在和自发状态，没有形成整合和集聚效应。根据各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特点，做出不同的项目和方案，实行“订制外交”.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是战略伙伴关系，解决国际和地区事务时将继续奉行不结盟、去意识形态、不对抗的方针，双方坚决谴责和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并强调，它们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12].

　　（一）中国与中亚民间交往的中国形象亟待改善
　　
　　虽然中国与中亚在政府间交往成果丰硕，与中亚五国均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其中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在民间交往中效果还不甚理想。

　　当地华人的文明素养亟待提高。有的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大声喧哗；有的在吃自助餐时不注意，把盘子、刀叉弄的哗哗响；有的租住当地人的房子不注意卫生，把原本干干净净的房子住得很“折旧”;有的做饭烟熏火燎，厨房油烟味很冲，令隔壁邻居苦不堪言。所以如果租住房子，在相同的价位上，当地人肯定会把房租给日本人和韩国人，而不愿租给中国人，即便租给中国人价位自然会提高一截的。无可否认，当地华人整体上表现尚可，但有些人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放大的负面效应，加之前苏联时期苏联当局对中国人的丑化宣传的积淀，中国的民间形象的加分和提升仍有待时日。

　　（二）中国与中亚民间交往中要体现现代人格，真诚待人
　　
　　以友善为桥梁，以厚德为纽带，中国与中亚民间交往中努力彰显人格魅力，真诚待人，努力提高自身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在跨文化的国际交往中，个人的才能、外表的吸引力等个人特征是产生人际吸引的重要条件。人的个性品质显得越发重要，甚至有时决定交际的是否顺利和圆满成功。根据心理学家安德森1968年对个性品质的研究，排在序列最前面、喜爱程度最高的六个人格品质是：真诚、诚实、理解、忠诚、真实、可信，它们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同真诚有关；排在系列最后受喜爱水平最低的几个品质如说谎、假装、不老实等也都与真诚有关。安德森认为，真诚受人欢迎，不真诚则令人厌恶。

　　（三）中国与中亚民间交往中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
　　
　　中国与中亚区域的人民虽然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但各国国情不同，有诸多涉及族群、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或者知识系统、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差异，这也是不争的不可忽视的事实。比方说信仰伊斯兰教的和非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差异就较大。在中国的非伊斯兰民族之中，你用左手给别人递拿东西没有什么不妥，而你到了中亚的伊斯兰民族中，单个用左手给别人递拿东西则会被视为一种侮辱。就像在美国跷二郎腿是一种放松的姿态，而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一种社交的失礼行为。

　　四、以中亚国家孔子学院为通道，提升中华文化亲和力和显示度
　　
　　自2005年中亚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诞生起，迄今在中亚5国已有11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讲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的公益机构，是中国与中亚开展人文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各个孔子学院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汉语教学活动和文化推广活动，提升中国文化亲和力和显示度。如2013年6月20日才正式揭牌的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2014年先后举办了“我在孔院庆新春”中国年文化系列体验活动，首届中国文化图片展体验活动，音乐文化讲座活动，“四月的鲜花”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首届汉语歌曲大赛总决赛，“汉韵悠扬，中国印象”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首届汉语演讲大赛，首届“毕业生汉语授课”大赛，“粽传万家”中国端午节文化体验活动，中国专家关于汉字起源、演变的文化讲座等。在教学课程开展一系列的趣味教学大赛。每次活动参与人数达150余人。如“汉语趣味”大赛、“千字文”背诵默写大赛、“语音王”大赛、“成语”大赛、“故事王”大赛、“汉字英雄”大赛、“汉语演讲”大赛。开展十多次讲座，参与人数约1 000人次。

　　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同时开展各种语言文化活动。

　　2014年11月12日，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在国立大学礼堂成功举办了主题为“魅力汉语，情系天山”的第二届吉尔吉斯大学生汉语口语大赛。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白景勋参赞、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副部长BERMET TURSUNKULOV、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第一副校长ERMEK JOLDOSHBEKOVICH、吉 民 大 孔 子 学 院 吉 方 院 长KULTAEVA UMUT、中方院长马磊出席活动并致辞。经过激烈的同台竞技，最后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斯拉夫大学的MANEZOV FARHAD从24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取比赛冠军。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两大最根本的问题：一是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一些简单的通俗性文化，例如气功、饮食、武术、京剧、书法、民间艺术等。二是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相割裂，不能从中国文化的价值高度来说明这些小传统文化的文化意义和思想意义。从而在这些通俗性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13].每一个人都需要沟通技巧，沟通是一种过程。美国“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在谈到人际交往的基本技巧时，真诚地希望：不要批评、指责或抱怨别人，要赞美和欣赏他人，给别人点赞。看到他人的优点，给予真挚诚恳的赞赏；真诚地关心别人，激发对方高尚的动机；微笑待人；感到自己很重要；了解对方的兴趣，谈对方最感兴趣的事情；学会倾听对方的谈话，鼓励别人谈论他们自己[14].倾听是一种技巧，要学会倾听。

　　好的倾听者，不是目光迷离，回避眼神的交集，而是适当地使用目光的接触；不是不耐烦地打断说话者，而是等待讲话者说完；不是心烦意乱，左顾右盼，不注意讲话者，而是保持一种专注和耐心；不是对讲话内容不感兴趣，而是能及时表示回应和乐意倾听；不是讲话者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时，而变得冲动和情绪化，而是能够包容、冷静而富于理性；不是只注重讲话者的怪癖或个性表达，而不注重内容信息的传达；不是自己总是抢先表达观点，或改变主题，不注意对方的情绪，而是总是留出给对方说话的时间，使某一主题能够深入下去[15].

　　五、以政治文化精英为纽带，共推“区域性和谐文化走廊”建设
　　
　　交往是无处不在的，但交往、交流同样注重针对性，有的放矢。有意识的与当地国的政治文化精英、思想库（中亚汉学家）交朋友，充分发挥他们在本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学术的话语权，以共推“区域性和谐文化走廊”建设。国家权力机关、新闻出版、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机构皆是理想的交往对象。交往的对象不一定一成不变，但一定须具有某种身份的对等性和话语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尽快进入角色，才会有深度的交往。人们往往喜欢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相似性包括：信念、价值观及人格特征的相似，吸引力的相似，社会地位的相似，年龄的相似。实际的相似性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双方感知到的相似性。记者对记者，教授对教授，总有一种职业的默契和语言的相通性；即便是记者对编辑、教授对讲师也会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就多了在事业和情感上成为朋友的机会。而像两个中学同学那样，一个在家乡里务农，一个在一个大城市的大公司里当老总，他们可能会有交往见面的机会，但却几乎成为不了朋友。每个人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改变，个人境遇和社会分层的不同，使他们之间继续保持某种友谊的几率是不大的。

　　交往是为了交流，交流是为了交融。在中国与中亚的政治文化精英、思想库的交往中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是走马观花，徒有形式。要交就要交好朋友，要交就交深度朋友、重度朋友。

　　有关专家把人际关系分为三个层次：轻度卷入、中度卷入和深度卷入。深度卷入是指，双方已发现的共同心理领域大于相异的心理领域，彼此的心理世界高度（但不是完全）重合，情感融合的范围也覆盖了大多数的生活内容[4].虽然深度卷入的人际关系是当今较为少见的，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上，但这不能仅仅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必须成为一个现实过程。

　　注重对 政 治 文 化 精 英、思 想 库 （中 亚 汉 学家）、后备库的建设。中国与中亚民间交往中注重培养青少年，使之知华、友华、亲华。文化传播的特点是在各类文化类型的活动中，包含着文化价值传播，包含着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它的作用在于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这个特点决定了在文化传播中能否入心、入脑，能否引起被传播者内心的喜爱是关键。所以，传播力涉及传播主题的传播能力的建设，涉及技术和财力，而影响力则指信息落地后能否被“当地的受众接受（入眼），并对其认知（入心），行为（入行）产生影响的能力”.要想做到入心，提高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在传播形式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成为基本的方法[13][16].当然，还要注重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包括已落地传播媒体对中亚青少年受众的影响[17].推动“区域性和谐文化走廊”建设还必须发挥中国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仍需中国人按照国际惯例或外国人理解的方式，讲生动的充满正能量的中国故事，贵在中国人对外传播的自觉。文化自觉、告别百年来以西方为师的心理定势，彻底地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理解中国是所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践行者心中必须清楚的原则。由此，我们才能介绍一个完整的中国，介绍一个统一的中国，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一个处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的中国，介绍中国在困顿中前进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这伟大成就背后的伟大文化。将当下的中国说明白、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只有自清，才能说服他人，只有自明，才能在传播中华文化时将中华文化的伟大讲明。我们用如此篇幅展开这个问题就在于有太多从事中国文化传播的学者、业界人士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混沌不清.

　　[参 考 文 献]

　　[1]芮传明.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
　　[2]于逢春.“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视野下的西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1）:1.
　　[3]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2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