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到话语观念的转变及其作用

　　客体语言文本诗学将文本视为封闭的语言系统，着力探究文本的诗性秩序；而话语文本诗学打通了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仅研究文本内部意义的生成机制，更关注文本与政治等意识形态因素的互动关系及知识与真理的生产法则。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是西方思想观念转型的产物，是当代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话语”一词新近出现频率颇高，被广泛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话语”内涵颇为复杂，并不是每个使用者都明确其含义，准确挖掘并使用其蕴意。因此，需要厘清其原初含义并梳理其蕴意演变轨迹。“话语”本是一个语言学术语，后福柯赋予其特定的文化寓意，现在已成为一个包含政治等文化因素的文本分析范畴。

　　一般认为，中文的“话语”一词译自英文的“discourse”。按照英美权威辞书的解释，其含义大致包括如下内容：“书面或口头交流或论争；口头或书面对某一主题的正式讨论；相互联系的系列语言表述”，以及“观念的传播和交流、以书面和口语对某一主题的论述以及推理的能力”。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文翻译有时也将其译为“论述”，因为其中包含了交流与对话，包含着主体的言说行为过程。就此而言，“话语”应该是一个大于语词、等于或超过语句的语言单位，能够表达或传达相对完整的语言意义。“话语分析”也不是一般的语法分析，而是在语法基础上涉及语句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交流双方价值判断的语言社会行为研究。

　　“话语”与“语言”“言语”相关，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又超越语言。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隐藏于具体语言表达之下的潜在秩序与体系，类似于象棋的行棋规则。而“言语”则是个性突出、具有私密性的具体言说现象，类似于一盘具体的象棋对弈。“话语”介于二者之间，与“语言”相比，它不是潜在规则，而是人之思想具体交流的体现；与“言语”相较，它突破了私人性，突出言说行为的社会性及其传达思想的价值取向。因此“话理论董希文话语文本诗学形成的文化逻辑及其学术价值语”中包含了更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

　　伊格尔顿的评说非常准确：“‘语言’是言语或书写，它们被客观地视作没有主体的符号链。‘话语’则被看作是表达（utterance）的语言，被认为涉及言说和书写的主体，所以至少有可能涉及读者或听者”。

　　“话语”内涵的不断扩展，特别是人文意义的引进与福柯知识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福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的世界，因为语言或其他符号形式构成了人类文化整体。“我所感兴趣的是话语的形式，不是造成一系列言语的语言结构，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凡事都要说出的世界。

　　这些说出的词语实际上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不留痕迹的过眼烟云，事实是，无论这些痕迹多么分散，它们毕竟会保留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完全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

　　话语是指被说出的言语，是关于说出的事物的话语，关于确认、质疑的话语，关于已经发生的话语的话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世界不可能脱离话语的各种因素，因为话语已经扎根于这个世界而且继续存在于这个作为经济过程、人口变化过程等等的世界中。因此，说出的语言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将会说出的东西，无论后者是否脱离一般的语言框架”。

　　但语言并不完全透明，类似于科学知识被人类所共享，它隐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关系———权利及其相关利益尤为突出。因此，正如前文所言，福柯感兴趣的不是话语语言结构及表述技巧，也不是各种话语附带的正确与否的价值属性，而是话语形成过程及话语被认可为真理时所隐含的各种权利控制。知识考古学所探究的就是知识的产生原理、形成过程和知识的结构，是关于知识产生的“知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它以“真理”面目存在，但“真理”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它与“真实性”相关，但又超越真实，包含了权利宰制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客观真实”的伦理判断。福柯多次指出“话语”知识考古学的任务所在，“考古学只能起到一种工具的作用，这种工具能使人们比以前更准确地连接社会形成的分析和认识论的描述；或者它有助于把主体位置分析与科学史的理论联系起来；或者它还能使人们把交叉的地点置于生成的一般理论和陈述生成的分析之间”。

　　“如何变为连贯的并具有确定目标的沉思手段，如何让特定话语从这些沉思手段中浮出并被视为真理，如何又将它们与寻求真理并复述真理的责任联系起来”。

　　这样，在福柯看来“话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问题，而是以语言为凭借但又超越语言的知识产生原理和知识谱系研究。

　　经过福柯重新阐释并赋予“话语”以文化权利内涵，使得该范畴成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表意载体。

　　一般认为，“话语”是人类极为重要的表意方式，是主体积极参与实践的表征。话语活动是一个渐次展开的互动过程，包含施事者、受事者及双方价值评价的积极介入。话语分析就是立足文本语言特征，运用各种分析手法充分挖掘文本隐含的权利制约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价值取向，对文本进行文化释义的活动。

　　童庆炳先生干脆将“话语”界定为“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这一解释很有道理。

　　二

　　从语言到话语的观念转型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追求和语言观念密不可分，遵循着特定的文化发展逻辑。

　　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发生在西方由现代到后现代的历史转型时期，是社会转型的文化表达。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诉求，以追求科学、客观、公正为己任，最终导致了严格科层体制的形成和各学科的独立。明确的研究对象、科学的研究方法、准确的知识表达成为现代科学知识的唯一要求，理性乃至辩证理性成为思考科学的最科学方式。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倡导的深层结构研究是这一追求的典型方案，20 世纪上半叶文学语言学方法的盛行与其息息相关。“二战”以后世界格局有了明显变化，随着跨国资本主义形成和经济持续增长，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到来。消费社会遵循后现代逻辑，主张取消深层结构剖析和宏大叙事探究，主张采用多元化视角看待文化问题，突出主体的积极参与意识，突出文化阐释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关注文化符号背后的强权和压制，关注少数族群的生存自由与权利。

　　后结构主义提出的“解构一切”成为这一趋势的时代号角，广泛地影响了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乃至思想史的研究。“话语”范畴已经隐含并透露出上述气息。“结构主义抨击那种认为语言是反映已经存在的现实的工具和表达人类意图的工具的观点。

　　它们相信，‘主体’是由‘永远已经’存在的语言结构产生的。

　　一个主体的发言属于言语的领域，而言语又是由语言控制的，而语言则是结构主义分析研究的对象。这样一个系统交流观排除了包含一切个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互动的主观过程。而批评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们引入了‘讲述主体’和‘过程中的主体’的概念，他们不把语言看作一个非个人化的体系，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永远与其他体系，特别是与主观体系发生关联的体系。

　　这样一种语言在使用中的概念被概括为一个术语：‘话语’”。

　　由语言到话语的转变还与价值观有关，说到底受文化阐释观念影响。一般认为，西方哲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语言论哲学。本体论哲学探讨世界的本源，更关注知识的源头，形而上思考较多。

　　认识论哲学探究知识的产生过程，更关注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认识途径，心理学乃至实验考证不少。

　　语言论哲学思考知识的传达，符号学、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因素多与其相连。在本体论哲学影响下，古代价值观念多与神性因素相关，真理与神圣性密不可分。在认识论哲学指导下，近代价值观念多与实证方法相关，真理与真实相近。而语言论哲学的影响，则使得现代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符号能否传达真理又如何传达真理成了哲人们思考的核心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表述能否成为真理受文化乃至权利的控制影响。事实上，现代价值追求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盛行的 20 世纪上半叶就有了明显分野，同是关注语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走向了不同路径。前者强调语言的体系性、科学性、层次性，妄图建构语言科学；而一旦语言科学建立，那就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语言成为人之主体性确立的前提。后者更关注语言的原初性和唯一性，语言与人之存在的关系成为海德格尔哲学探究的重点。在海氏看来，原初性的语言能够展示言说者的本真存在，而文学语言性最具有原初性与独创性，所以“诗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新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方法 - 知识’取向，二是‘思想 - 真理’取向，基于此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路的始端站着索绪尔，一条路的始端站着海德格尔，索绪尔对语言的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引发了‘方法 - 知识’之路，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在的思考引发了‘思想 - 真理’之路。‘方法 - 知识’的路向对各种形式主义文论不无裨益，‘思想 - 真理’的路向激发了文学研究中的存在之思”。

　　可以认为，语言范式与话语范式研究方法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的价值观———真理观导致的。

　　当然，导致由语言到话语转变的直接原因在于语言观念的改变。

　　毫无疑问，作为表意实践活动的媒介形式，语言具有工具性；并且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作为先于个体的人客观存在还具有本体意义，语言体系与规则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展开。但所有上述认识，在后结构主义看来都成问题。后结构主义承认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并不是称职的工具，语言的不透明性及与声音相比缺少鲜活性的不足，使其只能僵硬地传达现实认识。更重要的是语言也不具有本体地位，语言寓言性的特质决定规则只具有相对制约意义，并且稳固结构与意义也根本不存在。语言作为媒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交流与流通过程中，语言的生命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而流光溢彩。因此，研究语言客体体系并不最为重要，重要的是探究语言过程及其附带的价值观念，关注主体的语言观念渐渐成为主流。语言应该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为世界建立秩序，使世界能够被理解；另一方面，为人类创造意义，使世界成为一个活的、充满生机的有价值的世界。

　　“在这种秩序的建立中，语言就是从理解和创造秩序的双重意义下将世界实现了。而交谈正是人们面对面情境中语言的实现能力，因此，在交谈中语言所客观化的事物，会成为个人意识的对象。所谓实体维持的实义，事实上是指持续用相同的语言，将个人所经历的事物客观化”。

　　三

　　由语言到话语观念的转变对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方位影响，甚至导致了文学观念的转型。文学不再仅仅是具有审美性的语言产品，而是介入社会生活、影响社会生活、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社会实践方式。作为人类生活活动的重要形式，完整的文学活动一般涉及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要素。

　　坚持语言观的现代文本诗学只关注作品客观诗性秩序，而坚持话语观的后现代文本诗学则立足文本（作品）存在，更多地探究文本与世界、作者、读者的互动关系，并注意挖掘权利、政治等各意识形态观念因素对文本解读潜在的制约与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强调文本的生成性和解构性。语言客体文本观认为文学作品是具有诗性秩序的客观语言存在，文学研究应围绕诗性语言、诗性结构、诗性技法等文本形式因素展开，主要探讨文本结构层次、各层次相互关系、文本深层结构与稳固秩序、文本叙事序列与方法等问题。以此客观性存在为基础，妄图构建文本科学。

　　这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捷结构主义等文论派别中表现十分突出。话语文本观则认为文学活动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活动，有其必然包含的社会文化属性，不能将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文学研究之中。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文学文本自身并不是客观不变的语言存在物，其中并不存在稳固的结构。早在 20世纪 60 年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就从语言哲学高度指出了语言的生成性与解构性，文本中语词意义时刻处于不断解构与延宕过程中，我们不能得到确定意义，只能看到或想到语言“播撒”的“踪迹”。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大师保罗·德曼也分析过语言的“寓言性”，语言并不确指外物，语言的符号性及其与实物的异质性决定它只能近似地、暗示性代指外物，而文学文本由于其特殊的表意方式尤其具有“寓言性”，文学文本必然具有多义性与生成性。第二，文本作为话语活动，不能忽视作者的存在。我们可以正确理解作者的寓意，也可以误解作者寄寓的判断，但不能掩盖或取消文本中的思想交流。无论这种思想主旨是作者明确炫示，还是受文化霸权操控无意识流露，它都是一种客观文化存在。塞尔登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文本观与话语文本观的这一分歧：“试图建立‘科学的’文学结构主义并没有产生印象深刻的成果。不仅是文本，而且连作者都被勾销掉了，因为结构主义把实际作品和创作者都置于括号中了，以便把真正的研究对象———体系———孤立出来。

　　在传统的浪漫主义思想中，作者是先于作品存在的一个思考的、经受痛苦的存在，他的经历给作品提供了营养；作者是文本的本源、创造者、祖先。但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作品并没有本源。每一个个别的言说都有语言在先：这就是说，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已经写过’的东西构成的。”

　　话语文本观就是要恢复已被结构主义等形式研究所忽视的作者及其身份，还原作品的生命与人学品质。

　　第二，突出读者的参与意识。话语文本理论不是有关读者的理论，而是强调文本构成的动态性、对话性和生成性。

　　对于文学批评或文学解读而言，话语文本理论就不仅是研究文本语言结构，而是更多关注文本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读者因素自然得以突出。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由于文学语言具有寓言性，文学结构具有不稳定性，而每一次批评与解读又都需要阐释其相对统一的意义，这就决定了批评家或读者主体参与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批评主体的理解与文化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批评的旨趣和深度。 
　　
　　第二，由于文学文本是一种话语存在，而话语又是一种表意实践形式，这意味着其中隐含着多种文化因子。文本批评或解读不仅要还原作者的意图，分析作者意图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加以传达，还要以批评主体旨趣为视角对文本进行价值评判。当然科学的话语批评还要探讨文本如此创作背后的文化逻辑。需要说明的是，读者参与意识的增强还与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的提倡有关，也与后现代语境中多元文化观念的盛行相一致，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三，关注文本与社会的互动。如果说语言客体文本理论将文本视为封闭的语言体系，探究科学的文本层次与秩序；那么，话语文本理论则视文本为开放的体系，与社会文化纠缠着割不断的联系，并且着意研究这种关系的形成与运行机制。从话语文本理论的形态来看，巴赫金主要探讨了文学话语的对话性本质及其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侧重话语的本质与内涵研究。

　　福柯则从知识形成的微观视角考察话语生产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文化逻辑，指出权利无处不在地影响话语与真理的确定，“认识型”和“档案”以认知无意识的形式制约着具体话语判断的形成。同时，他还论述了话语形成的外部控制方式、内在制约手段、话语使用条件和话语反控制策略等，可以说是话语逻辑学、知识学。

　　哈贝马斯则站在社会批判立场，分析了工具理性对诗意生活世界的破坏，指出了强化个体语言资质、优化理想的言谈语境、重建交往理性话语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话语的普遍语用学理论。

　　上述三种理论都站在文化哲学高度，从不同视角探究了话语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论证了话语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活动的文化属性。

　　第四，推进了多种话语理论迅猛发展。

　　话语理论对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导致了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就文本诗学而言，引发了由语言客体文本观到话语生产文本观的转变。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话语文本理论打破封闭语言体系，视文本为开放的、与社会文化具有互动关系的语言存在，认为文本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的场所，集中精力研究文本与权利等文化因素相互影响。其中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语言狂欢理论、话语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詹姆逊的“泛”文本理论，都具有方法论意义，从方法论高度指导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

　　与此同时，在各个不同的文学研究领域话语理论也取得了瞩目成就，推进了文艺批评的繁荣与发展。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这方面的代表。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西方霸权主义以自己偏见为核心塑造了想象中的“东方”，创建了“东方学”。因此，西方学界对东方的理解中存在着文化霸权，是强势文化输出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学中关于东方的描写乃至西方关于东方文学的批评中都有强权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就是要揭示文学话语和文学批评话语中隐含的强权及其运行机制，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升东方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作为东方族裔的西方学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基础构建了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认为传统社会是男权中心主义社会，男权意识渗透到生活中所有方面，女性没有自主意识，女性的“疯癫”与“美德”都是男权形塑的结果。

　　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都受男权中心主义的制约，不是真实的女性。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呼吁颠覆男权中心主义，提倡“身体写作”，以女性身体的真实感觉书写真实的女性人物，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

　　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则要揭示以往文本中男权意识的无意识浸透及运行方略，构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女权主义话语理论的代表波伏娃、西苏、巴特勒、伊利格瑞等都是女性批评家，其理论构建都以切身生活体验为基础，同时又受席卷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化运动影响。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以文本形式存在，历史事实的唯一性决定了后人对历史的理解只能通过文本文献加以把握，而无论多么客观的文献都已包含了编纂者的筛选，所以没有客观的“历史”。

　　而文学特别是有关历史的文学书写更是一种创造。

　　这样，文学书写和历史文献书写之间就具有互文关系，并且都具有文学性。因此，从历史学视角研究文学，不需要拘泥于历史事实探讨文学的真实性，因为历史事实也是人为的选择与书写。文学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关注的是文学话语如何创造了历史，或者何种权利导致了只能如此书写历史。文学研究还应该注意探讨历史书写中权利渗透及“抑制”关系，将文学场中权利的争夺逻辑与程序显示出来。文学研究更应该重视“野史”或断裂的历史片段，也许它们更能显示历史的真实面目，甚至“野史”还能促使批评家对文本做出更新的阐释。

　　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格林布拉特等构建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理论揭示了文本与历史不一般的互动关系。从语言到话语的文本诗学研究方法转型是多种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对20 世纪中后期文学研究影响巨大，不仅带来了开放的文本观，而且还酝酿了本世纪初席卷世界的文学文化研究，贡献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