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变迁中文艺创作的特点

　　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一直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目前学术界大都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天本阶段，物本阶段，人本阶段。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就反映在文学的创作之中。因此，有人这样说: “当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下风时，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童年期的天真和诗意的美好; 当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时，文艺的诗情画意就存留人间; 而当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上风，甚至成为自然的主宰时，文艺的诗意就会逐渐消失。”

　　一 天本阶段的文艺创作

　　原始社会，人类刚从大自然中分化出来，对于自然的实践能力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再加上人的主体意识没有真正觉醒，没有认识到自己与其他自然事物间的差异，对自然处于一种依赖阶段。马克思指出，对于人类“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把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归结到神学的角度。

　　原始文明时期产生了口述文学: 神话传说和诗歌散文。它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和巫术有一定的联系，浸润着神秘性，暗含人对自然的恐惧心理。作为原始社会的产物，神话反映了原始先民对自身和客观世界的认知。人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在潜意识中将自然“神化”，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神化的自然，如中国的神话故事《山海经》。

　　农业社会，人类不再满足于自然的恩赐，开始了初步地改造自然和向自然的索取。新的水利灌溉技术、耕作技术和农用工具的应用，农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人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出现了过度开垦和砍伐的现象，导致自然植被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性和阶段性的紧张。但由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密度较小，以农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受到活动范围的限制，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有限。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然仍处于支配和主宰地位。这一时期，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试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出多维度的解释。在西方，产生了“万物是一”和“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截然对立的观念; 在东方的中国，庄子一派主张顺从自然，“不以人助天”; 荀子一派主张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周易大传》主张先引导自然，后顺从自然。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对人认识的限制，人对自然的情感是复杂的。对于自然的未解之谜，人还是习惯上将之神化，人给自己创造了约束自己行为的“神”。“神”的出现从侧面表现了人对神秘自然的敬畏之情。西方的神话、史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中国的古代田园山水诗中自然是独立自足的，诗人关注大自然，更多的是避世，是怡情悦性; 透过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的威力依旧难以逾越。

　　在生产能力低下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人类只能通过幻想来达到与自然妥协，并从这种妥协中获得人的安生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曾说过: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他认为艺术同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社会生产发展了，文学艺术形式相应的发生变化。神话这一文学形式，不仅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现实生成，而且也体现着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潮。

　　二 物本阶段的文艺创作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了征服阶段，人类开始向自然无止境的索取。科技的发展在成功地解决人生存的问题，推动人类文明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类改造自然的胜利面前，增强了自信心，由过去的恐惧和崇拜自然转到为所欲为的征服和支配自然。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人本主义”

　　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发扬，而“人本主义”思想即包含人比动植物更高贵、更高级，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等“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对人自身力量的确信，“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让人破除了思想根源上对自然神力的崇拜，人类开始支配和主宰自然。西方近代哲学和实验科学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则认为“人是自然的解释者”，人可以通过实验解剖自然，从而认识和控制自然，达到利用自然的目的。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唱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咏叹调: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这段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独白，道出人在自然面前的自信。因而，在文艺创作上，他们高扬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追求尘世幸福，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然而，当人类沉浸在对自然的胜利之时，环境问题接踵而至: 温室效应加剧、酸雨污染、资源短缺、森林覆盖率低、沙漠化日益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恩格斯就曾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但是，这一警示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一些诗人们、艺术家选择了“逃避”。他们渴求逃往古代，退回简朴，倾心向往着乡村的牧草和田园。18 －19 世纪，伴随着倡导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回归自然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意识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湖畔派诗人通过缅怀中古的淳朴来否定现实的城市文明，歌颂大自然。由于他们逃避现实，迷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的安慰与寄托，也遭受世人诟病，拜伦、雪莱等人就曾对此进行激烈的批判。这些呼唤自然的文艺创造并未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湖畔派诗人甚至把“听天由命”

　　看成是人的“天性的永恒部分”，消解人的主体精神。这种观点极易陷入对自然的原始崇拜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蕴只是一种生态直觉感悟，并没有形成一种自觉和系统的生态思想，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生态文学。

　　三 人本阶段的文艺创作

　　1866 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探讨动物与有机和无机世界的整体关系”的意义上首次使用生态学一词。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态意识也日益增强，生态理念逐渐渗透到文艺、科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生态思潮出现，是人类对工业文明以来生态危机反思的结果。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在其着作《大地之歌》中指出: “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人了危机四伏的时代……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 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 我们究竟从哪里走错了路?”这一追问道出了现代人的心声，研究者试图从人类发展的“岔道”，来探寻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人类反思自身的行为，认为“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原因并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类自身，是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态度和行为造成的”。因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深深影响当代的文艺创作。

　　一方面，它为文艺书写开拓了新的领域; 另一方面，又给文艺学家提出新的挑战，文艺创作在摸索中前进。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文艺创作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 “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生态危机成为时代的共识，生态文艺引领时代创作思潮。生态文艺理论研究和文本创作，取得重大进展。首先，在文艺理论着作上，成果斐然。影响较大的有: 美国学者密克尔的《生存的悲剧: 文学的生态学研究》( 1974) ，鲁克尔特的《文学与生态学: 一次生态批评实验》( 1978) ，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 1991 年) 、克洛伯尔的《生态批评: 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 1994 年) 、布伊尔的《环境的想象: 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 1995 年) 、格罗特费尔蒂、弗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 1996 年) 、克里治、塞梅尔斯主编的《书写环境: 生态批评和文学》( 1998 年) 、默菲教授主编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 2000 年) ，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 2000 年) ，贝特的《大地之歌》( 2000 年) 、布伊尔的《为危险的世界写作: 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 2001 年) 、麦泽尔主编的( ( 生态批评的世纪》( 2001 年) 等。这些理论成果对生态文学与批评产生影响。中国在生态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也涌现出鲁枢元、王诺、曾永成、曾繁仁等优秀理论家。其次，生态文学作品样式，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都有所发展。自 1962年美国女作家瑞秋·卡森《寂静的春天》发表后，生态文学创作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认为，生态文学“是处于危险世界的写作”，生态文学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它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不同，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大都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中国文学提出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表现手法，通过自然物表现的是作者内心的情感。而生态文学关注的是: 自然对人的影响( 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 、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整体以及自然万物与人类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人对自然的赞美和审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的和谐等。然而，生态文学的创作也存在一定的误区，就是人应该如何看待自然。针对“敬畏自然”“复魅”“神化”等观念，我国学者王诺说: “原始人用附魅的方式激发对自然的热爱和敬畏，当代人对自然的爱与责任义务，主要不应建立在想象、幻想、复魅、再神化之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对自然的准确认知、对自然规律的恰当把握、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性超越和价值论超越、对生态责任和生态伦理的理性恪守之基础上。”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回归自然”的生态文学创作，应认识到回归只是精神上的，实际意义上的回归自然是不可能的，真正重要的是人如何面对人性的矛盾状态，充分地意识到自然对人的制约与引导，并把这种制约与引导内化在人格建构中。生态文艺创作所构建的人与自然的理想模式，是为自然，更是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

　　由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历史早期对自然的依赖，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原始崇拜; 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强化，导致了人类意识的觉醒和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推崇; 但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迫使人类再次把视线转向自然。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为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人与自然的认识不是唯一的，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观念。

　　因而，各个阶段的文艺创作并不是只有唯一模式，而是多彩纷呈。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文学的根本内容之一。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为主线来考察文艺创作，给我们文艺研究提供新的范式。但我们也不可对此过分地强调，毕竟，“平衡、健康发展的文学及其批评至少要全面反映人本身、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 王诺)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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