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及其跨越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这样说道:“自由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梦寐以求的目标,可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一种威胁。”人们向往自由,为了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但在获得自由之后,为什么又惧怕自由,甚至想要逃避自由呢?从向往到逃避,是一种需求的变化,也是一种认知的变化。向往自由,是因为自由带给了其自身更大的“活动”空间,可以不受束缚,不受控制,但当这种自由的含义改变之后,人们开始有了新的认知,发现自由之后可能还会受到束缚和控制,甚至这种束缚和控制会变得更加严重,那么此时人们的需求便不再是自由,而是要抛弃自由,逃避自由。这种让人们选择逃避的自由,我们称之为“消极自由”,人们逃避它,自然不是为了放弃自由,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更稳定的“积极自由”。

　　在此之前,我们先弄清楚什么是自由?然后再以此分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及如何从“消极自由”跨越到“积极自由”。

　　一、自由的定义

　　我们所说的自由,通常最基本含义是指没有阻碍的状况。这里的阻碍,指的是外界的障碍,也就是不受限制和约束。但在基本含义基础上,不同学科衍生出不同的自由概念。在社会学范畴中,自由是不要侵害别人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为,考虑他人的自由是实现自身自由的前提条件;在政治学范畴中,自由是人们有权选择自己赞同的执政者,也有权不选择自己不赞同的执政者,这里的自由更多的是体现在自由选举权的意义之上,在这里自由选择权是其主要体现;而在心理学的范畴中,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就是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弗洛姆说的逃避自由,其实主要包含了这层意思,人们逃避自由,即是选择了不自由,选择了不为自由而战,因为自由过后依然会有不自由的出现,甚至更大的不自由,所以人们选择逃避,目的在于自由之后又不自由的恐惧,其本质上仍然体现的是对自由的向往。

　　“‘自由’是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借助自由概念,弗洛姆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学说的结合,即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结合。”

　　在这里,自由演化成了两种学说的的纽带。这里弗洛姆所说的自由,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弗洛姆在批判自由之战胜利之后,独裁制度重新上台,人们趋于这种独裁,逃避自由时所表现的自我心理安慰源于内心对自由的恐惧,“最初,许多人自我安慰:独裁制度的得逞,是一些人丧失理智所致,到头来,这些丧心病狂者必然走向穷途末路”,这种孔乙己式的想法,最终被历史证明是显而易见的错误,但这种心理作用却是人们选择逃避自由,逃避为自由而斗争的主要原因,因为自由之后又将是新一轮的束缚,循环往复。人们选择逃避自由,不是真的放弃自由,而是希望获得永久的自由,如果说“人已推翻了大自然的统治,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人已推翻了教会的控制和专制国家的主宰”,那么人应该是自由的才对。但之所以“德国的数百万人民,渴望放弃自由的程度,不亚于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无非是因为自由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又出现,新的权威和新的专制又出现,新的约束力又出现,这让人们辛苦奋斗的自由又付之东流,这一种现实和心理上的落差,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才选择逃避。所以在弗洛姆的自由意义上,自由体现的主要还是心理学上的意义。

　　二、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在弗洛姆看来,人们之所以逃避自由,是因为自由缺失所造成的的心里落差和现实落差。这种所谓的自由是消极状态下的自由,即获得自由后心里的不安定和孤独感的产生。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人提供了自由的机会,但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自由,这和马克思有着相同的观点,但马克思认为现代人的不自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压榨以及机器的大生产使人们逐渐被机器取代,为资本货币而累,马克思着眼于“异化”理论,从而能够真正动摇到资本主义的根本要害之处,这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

　　而弗洛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弗洛姆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源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在获得自由之后,又要为新的束缚、新的权威而担忧,这一种不断往复的自由与不自由,造成人们内心的恐惧和疲乏,也衍生出后续的对外在权威和内在权威的屈从,从而有悖于内心对自由的向往,所以即使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内心也无法得到相应的满足,这时的内心被自由之后的快感和即将面临新的不自由的无助感相交充斥,孤独无助,所以人们逃避自由,更多的是无奈之举,这是内心的不自由;另外一种则是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限制和困惑,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化大生产,使机器生产代替了人的生产,虽然解放了人的双手,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实则限制了人的能力,束缚了人的自由发挥。人的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工作中屈从于机器,为机器所累,得不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感,限制了人的发展潜力,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的发展本来发展了人的自由,但最后却加深了人的不自由,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无法得到解决。所以,无论是人由于孤独和无助而产生的内在的不自由还是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外在的不自由都是打着“自由”的幌子的真实的不自由,这种自由的幌子实则是消极的自由。因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实则逃避孤独,逃避人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的不满足感,逃避所谓的消极自由。

　　那么,除却消极自由,我们内心所盼望和追求的无疑是有别于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在弗洛姆看来,这种积极自由是要落脚于人的自身和社会,弗洛姆在书中说的逃避自由里的自由即指孤独和无助,即逃避自由所带来的孤独与无助感。“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部的、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的活动”,“自发性的活动是自我的自由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活动”。即是说,人积极自由的获取要靠主动性的活动,是自发的、自愿的,不能被强迫和威逼。这种自发性除了个人内心情感、理智和感性的经验的指导之外,不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积极自由区别于消极自由,正是因为“消极性的自由会使人成为一个孤独的存在物,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疏远和变得不可信,使人的自我剥削不断地遭到威胁。”

　　那么,获得积极自由,除了自身的自发性活动意识,更需要与整个社会的连接,需要把自我与世界、他人和自然结合起来。而最好的黏合剂是爱。所以,弗洛姆认为,消极自由能够过渡到积极自由,正是因为有爱的存在。这是他解决人的不自由的方法,与马克思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相悖。这一点更加体现了弗洛姆的心理学机制,无法实现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三、如何跨越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

　　弗洛姆忽视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才是阻碍人们自由的根本原因。他把落脚点落在“自我的力量”和“社会的爱”上,他认为“假如个人克服了对其自身以及自身在生命中的地位的怀疑,假如他在自发性的生活的过程中与世界结成了一体,那他便获得了力量和安全”。他认为,人的自我力量的发挥,然后在此基础上让自己融于整个世界,得到世界、他人的肯定和包容,那么他将获得最大的自由。这显然是依然在拿心理学上的心理力量作出发点,甚至已经把心理力量提高到了决定性的地位,这与马克思通过改变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的方法途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弗洛姆看来,在这之中,除了呼吁人心中的爱,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调整社会,并且要控制社会,使经济结构为人的幸福目标服务,并且“只有当人能积极地参与社会过程之时,他才能克服现正驱使他陷入绝望之中的东西,即他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弗洛姆也尝试着开始把解决办法从“自我的力量”转移到“社会的爱”上,这其实是他开始试图观察社会现实原因的表现,但由于过度执着对心理学的依赖,从而没有能够深层次地挖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历史根源,而是转向于在“爱”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的调整,这显然不能根本地触碰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无法形成真正的威胁。弗洛姆没有看透人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因而无法给出现实有效的方法来解决人们的不自由,按照他的理论,消极自由似乎无法真正跨越到积极自由上。

　　弗洛姆立足于心理上的满足,似乎找到了从消极自由过渡到积极自由的方法,不能说这是错误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这显然显得力度不足,过于单薄。因为人不自由,或者说人处于消极自由的状态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自身无能或者社会缺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没有很好的、充分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服务;经济政治制度的不完善,物质条件的匮乏,精神文化的不丰富,身心得不到全面的发展,人的能力有所限制,权利得不到保障,屈服于物质的给予、屈服于精神的压制、屈服于权威的“压迫”,等等,这才使人们感到不自由,甚至想要逃避自由。

　　人们想要逃避自由,其本质上仍然是想要获得自由,获得长久的、不担心被剥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希望摆脱内心的孤独无力,摆脱社会的压迫限制,能够与世界、他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能够自由的、自在的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获得全面发展,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参考文献：
　　[1] 杜敏.“自由”与“孤独”———论弗洛姆“自由”概念的双重维度及其局限性[J].社会科学家,2012,(7).
　　[2] [美]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M].黄颂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