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鲁迅的《呐喊·自序》(3)

　　通过严格的学习和训练而养成的“真正哲学家”,虽然要“下降”到低级的洞穴世界里，担负起管理和统治“洞穴囚徒”的责任，但这并不是“上升”的终极目标。柏拉图说得很清楚，一个从“洞穴世界”到了“光明世界”的人，是宁可忍受人世上的一切苦难，甚至做一个穷人的奴隶，也不愿意再回到“洞穴世界”中去“,和囚徒们有共同意见，再过他们那种生活”的。（275 页）之所以让他们再度“下降”到“洞穴世界”,乃是为了城邦整体利益而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和统治“洞穴世界”给“真正哲学家”带来的痛苦，柏氏还特地为“真正哲学家”们设计了轮流值班和退休制度。根据轮流值班制度，“真正哲学家”在没有轮到自己值班时，都可以留在“上面”.而退休，则保证了“真正哲学家”可以彻底摆城邦事务的困扰，实现“上升”的最终目标，完全生活在“上面”的至善世界里。柏拉图说，对那些经过严格的学习和训练，并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的“真正哲学家”:

　　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他们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在轮到值班时，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不是为了光荣而是考虑到必要。因此，当他们已经培养出了象他们那样的继承人，可以取代他们充任卫国者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辞去职务，进入乐土，在那里定居下来了。（309页）对柏拉图来说，“灵魂转向”的辩证过程，自始至终仅只局限于极少数的人，而不可能施之于全体“洞穴囚徒”.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打破“洞穴”或者改善“洞穴囚徒”的境遇，而在于如何怎样造就“真正哲学家”,怎样引导他们“上升”到光明世界里去。

　　这并不是说柏氏没有意识到“洞穴囚徒”们的痛苦境遇，更不能说他故意欺骗“洞穴囚徒”,维系“真正哲学家”的统治地位。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始终把政治活动当作不得不为的“下降”之举，极端鄙视并坚决反对在城邦事务中谋取私利的行为。后起的“利益论”,绝不能简单套用到希腊城邦上。要知道，柏拉图这篇对话，乃是从驳斥“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开始的。再说了，真要施行意识形态欺骗的话，柏氏谈论的就应该是可以迅速付诸实施的方案，而不是顶着“梦想家”的讥讽，设计一个连自己也承认能否实现要看神意的《理想国》。

　　根本原因在于：柏氏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如何设计和建造没有黑暗的城邦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不可能建成而意冷心灰的不想，而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理想国》里无处不在的“神”这个词告诉我们，柏拉图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和“神”一起，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对柏拉图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只有神的创造物，才是永恒的和完善的。人的创造物，无论多么精美，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败，逃不出“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的必然规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只有神性才是永恒的，圆满的。柏拉图以动植物的生长和死亡为类比，阐释这个观点说“:不仅地下长出来的植物而且包括地上生出来的动物，它们的灵魂和躯体都有生育的有利时节和不利时节；两种时节在由它们组合成环转满一圈时便周期地来到了。（活的时间长的东西周期也长，活的时间短的东西周期也短。）你们为城邦培训的统治者尽管是智慧的，但它们也不能凭感官和理性思考永远正确无误地为你们的种族选定生育的大好时节，他们有时会弄错，于是不适当地生一些孩子”（315 页），最终导致城邦的败坏。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哲学家”---轮到他们管理城邦的时候，即为“哲人王”---其实不是根据人类的理性来统治城邦，而是根据“善本身”.上文刚引述过的这段文字，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相应地，由“真正哲学家”管理和统治的城邦，也不可能是出自神之手的，或“善本身”的产物，而只能是一个高于“洞穴世界”而永远低于神性世界，低于“一切事物的光源”的世界。

　　这是一个介于神性和兽性之间的“临界状态”,在它终将走向灭亡的时间过程中，随时有可能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或人类理性不可避免的缺陷而“下降”,堕入兽性的“洞穴世界”.“真正哲学家”得时时刻刻“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堕落。

　　在神性高于理性，自然秩序高于道德秩序的前提下，柏拉图所要做的，并不是超越甚至取代自然法则，而只在接受神性的引导，遵循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创设一个在尽可能向着“善本身”不断“上升”的理想城邦。对包括柏拉图在内的所有古希腊人来说，自身所是的事物高于由于人的工作而存在的事物，自然事物高于人为事物（16），乃是不言而喻的思想前提。柏氏政治哲学的启蒙，因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彻底消除或改变出自神之手的自然状态，代之以出自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人工制品”.

　　只有在否认了原罪观念的现代人这里，在随着技术力量的膨胀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而来的现代理性主义者这里，两者的关系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代人颠倒了理性与神性，出自神之手的自然秩序与出自人之手的道德秩序之间的等级关系，确立了思想的“新宗教”信条。那就是：理性高于神性、人为之物高于自然之物。波德莱尔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这个“新宗教”的核心要旨：“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理性和算计的产物”,而罪恶，则纯粹“源于自然”.（17）基于这个“新宗教”,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理性规划和设计之物取代神性的自然之物的过程，才成了“进步”.基于这个“新宗教”,现代人才在随“进步”的步伐而展开的线性时间轨辙上，确立了这样一种对古人来说完全无法想象的崭新观念：凭借理性的力量，人类终将建立一个彻底消除了神性的蒙蔽，消除了黑暗的“理性王国”.打破“铁屋子”,建立只有光明而没有黑暗的“黄金世界”,也才成了现代性启蒙的终极目标。

　　六。

　　不少人把《理想国》看作是乌托邦思想的老牌蓝本，而事实上，以打破“铁屋子”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性启蒙思想，才是货真价实的乌托邦冲动。它幻想着有朝一日，人类的理性将会彻底消除黑暗，数量庞大的凡庸之众也将从充满了“群兽性”的乌合之众，变成彬彬有礼的世界公民。

　　信任民众的“可启蒙性”,还是消除其“群兽性”这个两难困境，就是从打破“铁屋子”这个不可置疑的终极目标中产生出来的。要打破“铁屋子”,就得信任民众的“可启蒙性”“,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18），走自由主义哲学的启蒙之路。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打破“铁屋子”,也就意味着必须打破“昏睡者”的生存现状，最终消灭“昏睡者”.启蒙的对象，因而反过来变成了启蒙所要清除和消灭的“群兽”.激进的政治启蒙，自然就成了打破“铁屋子”的最佳手段。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哲学的启蒙到政治的启蒙，其实不是反思或批判启蒙，而是寻找更有效的启蒙手段，向既定方向推进启蒙。从时间上看“,火与剑”是“呐喊”失败之后才有的选择，但逻辑上，却是比“呐喊”更有效、更接近终极目标的高级手段。只要还停留在手段环节上，任何反思和批判，都只能将打破“铁屋子”的终极目进一步打入思想的无意识领域，激起寻找更有效、更高级启蒙手段的新一轮热情。反过来，在打破“铁屋子”的终极目标不变的情形下，从政治启蒙的激进立场往后退，重新回到哲学启蒙的个人主义立场，其结果也一样地，不可能摆脱现代性启蒙的内在困境。

　　真正的反思，是鲁迅对“黄金世界”之可能性的怀疑：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19）我们都知道，人性永恒的“普遍原则”,乃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能够相互感染和发生共鸣的根本保障，现代性启蒙之所以可能的无意识前提。但在鲁迅看来，由于“由于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决定了启蒙者无法摆脱“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害”的困境。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自然也如此。任何一种以打破“铁屋子”,建立“黄金世界”为目标的启蒙，因而最终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必然。

　　这个怀疑，不仅指向作为终极目标的“黄金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还以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瓦解了人性的“普遍原则”这个现代性启蒙的前提，直接颠覆了“黄金世界”的理论根基。

　　于是，在绕了无数的圈子之后，问题又回到了柏拉图这里：个别觉醒了的启蒙者，如何面对数量庞大的“洞穴囚徒”?“人家不会说他到上面去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不会说甚至连起一个往上去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吗？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吗？”对此，鲁迅以自己的小说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当然会！

　　但正如明白不仅没有“指导青年的本领”,而且“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20）的鲁迅的启蒙，不过“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1），而非提供疗救的药方一样，鲁迅对启蒙的反思，也只是将问题揭示出来并呈在我们面前。他自己，却转过身去，走上了一条完全只属于他自己的“反抗绝望”之路。明知极少数的“明哲之士”的努力，必然被数量庞大的凡庸之众消泯于无形，但把人性“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当作“大病根”的鲁迅，仍然以“缴白卷”的形式，站在了现代性一边：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22）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乡》结尾，就是“听将令”,压抑并竭力想要驱除体内“黑暗”和“鬼气”的鲁迅，不折不扣地缴出的一份标准白卷。

　　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满足于简单地背诵和重复鲁迅缴出的白卷，而是愿意直接面对问题，直面鲁迅揭示并呈现给我们的“病苦”的话，显然就必须回到并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认真思考“黑暗”和“鬼气”在启蒙中的位置。而一旦把立足点从“将来”的可能性，转换为“现在”的事实性，问题就很清楚。第一，“现在”既存在着“明哲之士”,存在着光明，也存在着大数量的凡庸之众，存在着黑暗。第二，凡庸之众体内也存在着光明，存在着“可启蒙性”,而作为启蒙者的“明哲之士”体内，也存在着黑暗，存在着“鬼气”.---用柏拉图的说法，就是启蒙了的理想城邦，也隐含着败坏并最终灭亡的必然。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思想或深邃的哲理，而是被长期执迷于打破“铁屋子”的现代人遗忘了的常识：黑暗不是因为没有光，而是只有一种光。人在纯粹的黑暗中看不见任何事物。在纯粹的光明中，也看不见任何事物。纯粹的光明，就是纯粹的黑暗。“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光明因黑暗的存在而显现为光明，黑暗因光明的存在而显现为黑暗。

　　回到常识，回到事实性的“现在”,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所能建立的，只能是一个无限接近于光明但永远包含着黑暗的理想城邦，而决不可是一个打破了“铁屋子”,只有光明而没有黑暗的“黄金世界”.“黄金世界”的不可能，不是因为力量或技术的限制而在能力上的“不能”,而是植根于人性自身的不可能。质言之，就是从现代性“新宗教”信条中挣脱出来，摆脱理性无所不能的幻象，承认人的有限性。这一点，既是鲁迅的启蒙所揭示出来的真相，也是无数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启蒙“新宗教”为使命的思想者们---尤其是存在主义者---历经多方探索之后的共识：

　　人的有限性，像海德格尔所确立的，或许就是对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致命打击，因为承认这种有限性就是承认人将始终既生存于真理中又生存于非真理中。有些乌托邦主义者，还在盼望有朝一日，阴云四散，人类也将住进一座光辉灿烂的水晶宫里；这些人终将发现这种承认会让他们泄气的。然而，倘若再琢磨一下，就会看到，这件事对于把我们自己从对进步的偶像崇拜中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乌托邦主义---不管是贴着马克思的牌号还是尼采的牌号---都由于把人的意义放到了将来，而使此时此地的人类以及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意义。存在主义者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要给人一种意义的话，那就必须是此时此地的。要彻底想通这个见解，就得彻底改造西方思想的整个传统；觉悟到人类的一切真理都必然不仅对着四周的黑暗闪耀，而且这些真理甚至充满着它自己的黑暗……（23）如前所述，鲁迅的启蒙并没有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更没有开辟什么光辉的道路。“彷徨于明暗之间”（24）的他，只是“揭出病苦”,把问题和困境一起留给了我们，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答我。否则，离开！”（25）而立足于事实性的“现在”,承认人类只能带着与生俱来的有限性，生活在一个由“铁屋子”“洞穴世界”和“光明世界”共同组成的世界里，则是回答鲁迅问题的必要前提。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启蒙方案拿过来，而是要求我们在复杂纷纭的当代历史语境之中，改变单向度的现代性启蒙策略，考虑如何开启一种甚至多种能够同时处理“铁屋子”和“光明世界”等异质元素的新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