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会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构想

新诗论文第五篇：胡适为何会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构想

 

　　摘要：“作诗如作文”是胡适有关“新诗”想象的最初成形的整体构想，是在多重压力下展开的丰富的实验方案，但“新诗”发生的历史叙述却已经演变为“白话作诗”的单一维度，因此，本文试图重返文本，探究“作诗如作文”这一“新诗”起点的形成轨迹及其“破体”的构架背后的本质和历史动力，在新诗史的层面发掘这一构想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胡适; “作诗如作文”; 破体; 历史动力; 新诗史;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新诗”的生发，是一批文学改革者的倡导和新诗人写作实践的成果，“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i，新诗发展的线性历史由此被建构出来，这种描述意味着“新诗”发生背后复杂性的被解构。以胡适的文学改革而论，其本人似乎也在将“新诗”的发生建立在文字基础上，“新文学的问题算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问题”ii，他还在《尝试集》的自序、《逼上梁山》等文章中反复强调白话在文学改革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其有关新诗的构想是从文学工具的革命开始的，但是，回到胡适的日记文本中，查阅留美七年的“精神准备”时期iii，其在诗歌问题上一直抱着实验的态度，进行过包括“三句转韵体”、七古七律、融入说理写实、用古诗译外国诗等多种试验，直到1915年6月6日通过分析秦少游和辛弃疾的词，感叹文法自由所带来的“达曲折之意”iv的可能性，其日记中有关词的引用量开始增加，9月21日在“依韵和叔永戏赠诗”中首次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清晰的诗学革命观念。

 

　　自此，其日记中围绕着这一“破体”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合法性和方法论层面的阐释，而“白话作诗”此时还只是一种私人的兴趣实验，代替它的是俗语俚语入诗所带来的诗歌及物能力扩大的可能性方法，这种具体做法包容在“作诗如作文”的扩大化的诗歌空间里。这一观点在1916年写给朱经农的“文学八事”的信中体现出来：“能有这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话。白话乃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试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1可见作为众化的“文学八事”和个人实验的“白话作诗”是不等位的并存。这一不对位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出现转换，“白话文学”开始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标准国语的地位，八事也压缩成了四事，可以说，对“白话”言文一致的通俗性的鼓动已经取代了对“及物”空间扩大化的强调vi，胡适对“新诗”革命的构想不断压缩至文字工具上。但是，面对这一清晰的历史轨迹上，我们有必要追问胡适为何会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构想？这一构想背后又指涉着什么样的理想？其在诗歌发展史上是否有延续的必要？

 

　　一.“破体”的历史进化观念

 

　　关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与友人的答书中都有充分的论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vii，“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viii，这种进化观念试图剥离旧的诗学原理的束缚，将“新诗”的发生塑造成自然发展的指向现实历史的现代产物。而且，有趣的是在1919年的“新诗”总结中，胡适又重提诗体解放的自然流变，那么诗体的解放在历史中是否就是胡适意义上的自然演进呢？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为文首先考虑的就是文章的体裁和规范，如“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不可谓之文也”ix，“辨家数如辨苍白（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2，“论诗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xi等等。对文体的这种分类固化在先秦文献中就已有之，根据文书的用途和特点区分为不同的类别，真正作为系统自觉的文体论则始于曹丕《典论·论文》。宋代以后，文学批评明显存在着两种对立倾向：“辨体”和“破体”。如宋代姚铉选编的《唐文粹》就只录古体而不收近体，又如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明确地作出区分：“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xii，《文章辨体》因此分内、外两集，内集收正体，外集收变体，内外有别。而这种选编的心态可见对辨体的维护，一方面是词曲与诗文的尊卑有序，另一方面诗歌内部也有雅俗正变高下之分。而“破体”原是书法用语，指不同正体的写法，后引用于文体中，萧齐时的张融就指出了破题的根据：“夫文岂有常体……政以属辞多出，此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得别体者，吾不拘也。”xiii周振甫在《文章例话》里则专设“破体”一章，引用钱钟书《管锥编》“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作序，认为破体就是“破坏旧的文体，创立新的文体”，“这种体裁的变化体现了文学的创新，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xiv。具体到文、诗、词这三种体裁，《后山诗话》引黄鲁直言：“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xv很明显，在唐宋时期就出现了诗文互渗的实践，至于诗、词，至宋代，互渗现象渐趋频繁，“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xvi。但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命运则是迥异的，苏词直接提升了词的品格，而秦诗往往受到轻视，被认作是“流艳巧侧”一类。可见，文体的互渗虽然有不断的翻新尝试，但文体内部的等级秩序仍然是衡量的标准，难以被打破，这侧面反映了古人推崇正宗、古典高雅的艺术形式，相对轻视时俗的、流变的传统式审美理想。

 

　　如此，胡适对文体进化论的鼓吹俨然不符合历史的状态，他只是抓住“破体”这一文学现象的分支，将其鼓吹进历史进化的大序列中，在西化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下，努力让诗歌汲取现下的活力，表达出对诗歌新、异的可能性的向往。关于这一点，胡适的反对者———学衡诸人都可谓抓住了核心，“胡君至倡文学革命论，其根本理论，即渊源于其所谓‘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xvii，“历史的文学观念既生，于是新派之陷溺以始”xviii。当然，这也是学衡派与胡适新派的根本分歧，胡适的“破”指向先锋的时代冲动，而学衡派追求的是一个不变的文学本体。所以，胡适有关“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何独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xix的问题也在于此，历史上的“破体”最终追求的仍是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胡适的文学革命的根本在于容纳并推广一种新的现代经验。

 

　　二.言文一致的表意理想

 

　　在胡适的留学日记中，一个鲜明的中心便是“以质救文胜之弊”，打破套语，使诗歌言之有物。无论是以“文之文字”入诗，还是以文之文法突破律诗的形式界线，都显示出打破诗歌与日常生活界线的倾向，其目的是要扩大诗歌的表意能力，包容历史剧变中新的事物和经验，如胡适所说：“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xx与物的这种关联意味着传统的诗情画意空间必然不能容纳更多的新事物，所以必须打破传统诗意审美空间背后的形式框架，使用灵活的句式，用具体的手法状物描摹，“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xxi。关于这一点，胡适用了很大的笔力具体分析诗词作品，并不断试验新的诗歌作对比。如他在1919.7.13的日记中分析认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決不是文；“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与李义山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決不是诗；“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一定是诗。这种评判标准意味着抽象的议论不是胡适所构想的“新诗”，只有具体状物到明显逼人的影像，才可成诗。在1916.11.9的日记里，胡适改任叔永的《对月》：“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恼人。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为“不知近何事，见月生烦恼。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意思没变，只是改动了任诗中被动的语法和譬喻的诗句，换成直接的叙述。而1916.9.16的日记则把自己的旧诗“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太白南巣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改为：“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汤午真圣贤。那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将原诗中明显的用典改为叙事体。
 

　　诸如此类的诗歌实验表明胡适对诗歌及物的决心，但很明显，这里的“物”直接关联着日常的生活实际，试图走向市井之中。与胡适不同的是学衡派的“物”观，在1916年2月3日和8月23日的日记中，胡适摘录了梅觐庄的书信，信中，在打破套语使言之有物这一改革理想上二者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胡适要求诗体的解放，而梅认为不及物的原因在于“后人以失学与懒惰故”xxii，因此解救方法是重启古文字，在保持诗行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增加每个字的表意能力来重返诗歌的活力现场。在这古与新的对立背后，牵连的是二者不同的文学观念，梅代表的学衡派致力于保持诗歌的个人主义的雅趣，而胡适代表的改革派则试图打破言文的界限，使诗歌能伸入现实场域，通过与现在时的历史关联，保持诗歌的有效性活力。甚至可以说，胡适追求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一种实验主义的工具创造论，在《实验主义》这篇文章中，通过分析杜威的观点，他明确提出：“经验乃是现在的里面怀着将来的活动……有意识的应付的行为”“从前哲学的大病就是把知识思想当做了一种上等人的美术赏鉴力，与人生行为毫无关系；所以从前的哲学钻来钻去总跳不出‘本体’、‘现象’、‘主观’、‘外物’等等不成问题的争论。现在我们受了生物学的教训，就该老实承认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就是思想的作用指挥一切能力，利用环境，征服他，约束他，支配他，使生活的内容外域永远增加。”也就是说，在胡适的观念里，一切抽象的文类概念最终实现的不是其本身形而上的发展，而在对外在生活能动的改造，具体到1920年代的现代中国，这种文学工具创造论指向全体国民，是在言文一致的理想目标下实现对现实思想观念的困境的尝试性改造。

 

　　可以说，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诗界革命方案是在现时历史的驱动下，从“破体”这一有史可依的经验中生发出来的整体的文学实验构想，但这一丰富的内部结构由于多重原因窄化为“白话作诗”这一条线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胡适对“作诗如作文”这一整体构想的遗弃呢？虽然作为文学革命的“作诗如作文”被搁置，但这一构想本身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单就胡适自身而言，1923年的杭州之游，他就表示了对徐志摩《铁柝歌》一类精心结构之作的不满，“及见《灰色的人生》，始觉他的天才与学才都应该向这个新的，解放的，自由奔放的方面去发展。《铁柝歌》时代的枷锁镣铐，至此才算打破”xxiii，这种惠特曼式的“诗体大解放”的期待，显示了胡适构想中“新诗”在打破形式枷锁后所可能展开的多重维度，以及这种维度背后“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灰色的人生》）的动的时代精神，并且，敞开了“新诗”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种诗学可能的历史空间。

 

　　注释

 

　　1i《一九一九年诗坛纪略》，北社编：《新诗年选·余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第2页。

　　2ii《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季羡林编：《胡适全集·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4页。

　　3iii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胡适日记全集1·序》，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第3页。

　　4iv《胡适日记全集2·1915.6.6》，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5v同上，1916.8.21，第400页。

　　6vi关于胡适对白话文强调的转换，以及后代文学史的如此叙事的原因，在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和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等国语运动的研究中已有论述。

　　7vii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2卷5号，收入季羡林编：《胡适全集·1》，第7页。

　　8viii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季羡林编：《胡适全集·1》，第6页。

　　9ix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10x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何文焕编：《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页。

　　11xi张戒：《岁寒堂诗话》，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9页。

　　12xii同3，第10页。

　　13xiii《张融传》，《南齐书·卷四十一》，转引自周芸：《破体为文与“活法”》，《修辞学习》2005年第5期。

　　14xiv周振甫：《文章例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3-215页。

　　15xv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编：《历代诗话》，第302页。

　　16xvi同上，第312页。

　　17xvii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

　　18xviii吴芳吉：《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学衡》1924年7月，第31期。

　　19xix胡适：《<尝试集>自序》，季羡林编：《胡适全集·1》，第184页。

　　20xx同上。

　　21xxi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季羡林编：《胡适全集·1》，第2-3页

　　22xxii转引自《胡适日记全集2·1916.8.23》，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第403页。

　　23xxiii《胡适日记全集4·1916.8.23》，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