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小事》中对于人生思考及艺术探索

　　巴金毕业论文第四篇：《小人小事》中对于人生思考及艺术探索

　　摘要：巴金在1940年代，对于自己抗战题材创作过分局限于宣传，曾表达过不满。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体现出他突破自我的努力。五篇小说彰显了以爱塑造国魂的吁求；在众声喧哗的复调性叙事中，既可见艺术上的匠心独运，亦可看出对于自我认同的困惑；在客观写实的同时，重视诗与思的融合，体现出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小人小事》昭示了巴金1940年代的创作走向，在其总体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巴金; 《小人小事》; 爱; 众声喧哗; 诗与思; 精神家园;

　　Exploring Ba Jin's Ordinary Men and Little Things

　　Shi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Yu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1940 s, Ba Jin expressed much dissatisfaction with his limitation in anti-Japanese creation.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Ordinary Men and Little Things) reflects his efforts to break through himself. Five novels underscored the desire to shape the national soul with love; in the noisy polyphonic narrative, both artistic ingenuity and confusion about self-identification can be seen; and the fusion of poetry and thought reflects the efforts to find a spiritual home with the objective realism.(Ordinary Men and Little Things) clearly shows Ba Jin's creative trend in the 1940 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his overall creation.

　　引言

　　巴金在进入1940年代以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不多。《还魂草》是1940年代首部出版的中短篇合集。他在1942年1月为这部小说集所写的序中说：“我拿笔的时候，我觉得满腹正义的控诉要借我的笔倾吐出来，然而写在纸上的，却是这几篇散漫无力的东西。它们不像控诉，倒像呻吟。我失望地放下了笔。”“放下笔，我又感到窒息，我又感到胸腹充塞。愤恨仍然像烈火似地在我的心里燃烧。似乎我的笔并没有把堆积在我心上的东西吐出一丝一毫。”[1]初看起来，巴金不满于无力控诉敌人的暴行，以及无法伸张正义，似乎体现出早期激情化写作的诉求。然而应注意到，《还魂草》序迎合时代主旋律的表态性成分更多。结合他多次表示对于长篇《火》作为单纯的宣传之作的不满，可知他绝非相信一味直白而热情地宣传抗战，就是心目中理想的作品。

　　其实，巴金在1940年代初，从《还魂草》开始，已经不满于以往的写作方式，正在潜意识中酝酿一场自我蜕变的风暴。这更可以从《还魂草》之后的短篇集《小人小事》1中觅得踪迹。由此开始，巴金整个40年代的作品，的确与以往风格有了很大不同。不过，像《憩园》《寒夜》这样的名篇，已经引起足够的研讨。而巴金自己较为欣赏的《小人小事》，却很少进入研究视线。关于这部小说集，他曾如是评价：“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几本小说，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短篇集子的标题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长篇小说《憩园》里借一位财主的口说：‘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2]

　　可以说，《小人小事》集内的五个文本，作为巴金建国前短篇小说的收官之作，无论在思想性抑或艺术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高度。在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中，实则凝缩着巴金念兹在兹的博爱、生死等哲学思考；文本既呈现出冷峻的现实主义特色，又有诗意化的浪漫情愫。总之，在巴金总体创作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说集，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作者1940年代对于人生的深入思考，以及在艺术方面的新探索，不容小觑。

　　一、以爱塑造国魂的吁求

　　与《还魂草》序的弘扬正义、释放愤怒的激情化诉求大不一致，《小人小事》中的短篇，主题基本上与抗战无关。如文集题目所昭示，五篇小说写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小人小事。既然巴金在《还魂草》序中，表明了对于抗战生活表现得还不够的不满，那么从1942年开始创作的这五篇他自己很欣赏的小说，在哪些方面弥补了他的不满呢？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但是《小人小事》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巴金是以一种更为深切的角度，切入了抗战，这就是大时代中人们如何相爱——唯有关爱他人乃至一切生命，塑造充满爱心的自我，方能利人利己利国。应该说，爱的哲学早已呈现于以人类幸福为旨归的巴金的创作中，不过《小人小事》中的爱，不同于以往出之强烈的激情化书写，而是在质朴的叙事中呈现出来的。

　　《猪与鸡》的故事，围绕泼辣的寡妇冯太太饲养猪和鸡，与邻里之前所发生的纠纷而展开。与巴金以往非常注重道德宣讲的洁化文本不同，本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充斥着低俗腌臜的骂声。这不由令人想起，巴金的四川老乡沙汀的小说中那些充满烟火气的乡民之间的粗野对话。冯因为养猪养鸡不卫生，招来诸多非议。但是，她性格倔强，敢于反抗，骂不绝口。在以往的研究中，冯多被归入不顾公德的泼妇一类形象。着名文学史家杨义先生进而认为，“从对这种小市民缺乏民族观念的自私自利行为的描绘，自可感受到作家对民族命运的深重的忧患意识。”[3]这固然有道理，但是如果局限于视冯为一个纯粹的负面人物，却会忽视巴金塑造这一人物的深层用意。

　　实际上，整个作品中最为感人的场景，是冯太太对动物的爱。她养猪和鸡，是为了在战时物价飞涨、生活窘困的背景下贴补家用。但在文本中，她对小猪和小鸡的关爱，超越了个体的私欲性，闪现着一种博爱之光。比如，她在赶猪的时候，笑容满面，用柔爱的眼光看着小猪。房东方太太责怪冯破坏环境卫生，找她交涉，并令佣人踢伤了小猪。“冯太太蹲在地上，用刷子从旁边一个脸盆里蘸水来刷洗小猪的身子。小猪有气无力地不断地呻吟，冯太太接连地在说安慰的话。”[4]“小猪没有知觉似地躺在地上，只微微动一动身子。冯太太表现了极大的忍耐力，她始终温和地挥动着手，温和地呼唤小猪。”她还说：“我望它，它也眼泪水汪汪地望我，我心里头真难过。畜生跟人是一样，它也有心肠，啥子都懂得，就是讲不出来。”小猪死后，冯“不吵不闹，声音不大，埋着头，寂寞的哭声中夹杂着喃喃的哀诉。”[4]显然，冯把小猪视为有情的伙伴甚至家人。这样的描写，令人动容，催人泪下。同样，冯对于小鸡，亦关爱有加。那么，如此关爱生灵、情感细腻的人，岂能单纯地用自私无情来概括呢？

　　总之，冯太太有缺点，但是她的博爱精神，却是巴金所要重点传递的。这从“我”的角度，完全可以得以验证。“我”作为旁观者，通篇都很冷静克制，但是却这样描述小猪被伤害后的场景——“忽然它睁起眼睛望着我，这是多么痛苦而无力的眼光。”[4]小猪的眼光，完全融入了“我”的哀恸。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此时的叙事者、隐含作者/作者的视角，充分融为一体。叙事者尽管有意控制干预和介入故事进程，但在这个时候，细心的读者，已然能看到一个情难自控的巴金，一个真实的巴金——对万物生灵都充满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巴金！

　　《猪与鸡》与巴金在新时期创作的《小狗包弟》异曲同工，体现出悲悯万物的情怀。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宇宙全体，还有其中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严性，就等于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7]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民胞物与，把对于同胞的关爱，普及到一切生灵。从对动物的态度，能够看出人的素质。伟大作家无不悲天悯人，对于万事万物都满怀强烈的悲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曾以令人怜爱的小鸭子形象，控诉人类以互相残杀为乐的暴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坦言，从儿时开始，他就对牲畜具有天然的亲近感；直至成人，他最厌恶的人中，就有虐待动物的人。巴金通过描写冯太太这一形象，传递出这样的意蕴——在大时代中，国人应把爱护动物的态度，推演至人与人之间，用爱塑造国魂。

　　如果诚如杨义先生所说，巴金表现出了对于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那么这种意识主要不是通过冯太太，而是通过其他人的丑恶表现出来的。冯在小猪死后哭泣时，有很多人看热闹。她最后离开，收拾东西，也没有人帮忙。从这些场景，都可以看出人情冷漠的国民性痼疾。此外，巴金的忧患意识，更多地是通过本应纯洁无暇的孩子表现出来的。经常与冯对骂的男孩王文生，只有十一二岁，口中却掺杂着大量包括男女性事的污言秽语，与冯相比毫不逊色。他还想尽办法作践冯。当冯哀求王文生不要再与她作对，求他帮着照看猪和鸡时，他一边得意地哼着抗战歌，一边恶毒地诅咒冯：“哼，你的猪儿长得大，我才不姓王嘞！……你这个泼妇！”[4]小猪死后，王幸灾乐祸。一个花季儿童，竟然如此歹毒无耻，实在令人惊讶！与王文生相似的，是“我”最小的侄子。他对于黄鼠狼偷冯太太的鸡，满意地微笑。冯给受伤的猪洗澡，他认为是真正滑稽的事情。最后，当冯像抱着孩子一样抱着鸡离开时，侄子又觉得很有趣。

　　除了王文生极其恶毒的特点外，这两个孩子的共同点，就是极其冷漠，没有一点人情味儿。他们的丑行背后，折射出环境的影响与教育的缺失。文中交代，王文生是一个缺乏家教的“留守儿童”——王母在城外做事，一星期回来两天；王父是公务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平时没人管束这个孩子，只有一个十六七岁的聋丫头伺候他。而“我”的侄子，则不由令人想起巴金的名着《家》——一个生长于封建大家族、耳濡目染长辈恶行的后辈，道德良知缺失，亦属自然。

　　通过冯太太与王文生、“我”的侄子的对比，可见巴金在大时代中特别强调爱的主题——只有用爱来改变国民冷漠自私的根性，所有同胞方能同仇敌忾，共抗外侮，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以爱塑造国魂的吁求，在《小人小事》其他几篇小说中亦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兄与弟》中，作为亲兄弟的工友唐二哥与唐五哥，因生活琐事引发矛盾，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后来，兄弟两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自责与忏悔。但是就在双方都来不及表达心意的时候，因工友居住的木屋倒塌，唐五哥殒命，唐二哥呼天抢地，却已难于挽回弟弟的生命。如果世界充满爱，人们在平时和睦相处，就不会在只有失去时才备感珍惜。在文本的间隙，能够看出“我”对兄弟二人的吵架很是气闷，唯恐避之不及。这显然隐含着对国难当头，国民党却大搞分裂，以致兄弟阋于墙的批判。此文以小见大，折射出在特定环境中，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总之，巴金在《小人小事》中，以日常生活为素材，朴实地传递了其创作永恒的主题——爱，在时局艰危时刻的重要性，并隐含着以爱来塑造国魂的寓意。

　　二、众声喧哗的魅力

　　巴金不满于小说集《还魂草》和长篇《火》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过于直白清浅的艺术上的缺欠。从《小人小事》，则可以充分看到他在艺术上的新探索——在多声部的复调叙事中，巧妙呈现了人生百态，以及自我认同的困惑。

　　五篇作品都采用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者。与此前创作爱加入直白的议论、造作的抒情颇为不同，这几篇作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冷峻而客观的叙事。不过，“我”虽然多不直接出面，但是细读之下，却可以看到，“我”或者以他人为代言人的间接介入的方式，或者以与人物形成对话关系的方式，参与到故事进程中来。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则时常以众声喧哗的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与“我”形成了潜在的互动。这就使得这五个文本即含蓄凝练，又充满了复调性的特征，因而颇富张力。

　　“我”以故事中的人物，作为自身代言人的间接介入，主要表现于《猪与鸡》冯太太这一人物中。除却冯对小动物的爱心与“我”甚为契合外，还通过她之口，道出了一些隐含作者/作者的态度。比如，她为自己养猪养鸡辩解时，控诉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公务人员养猪却没人管，暗含着对时局的批判。尤其是她揭露房东方太太有钱人心狠的特点——出租的几间房子质量低劣，一下雨就漏水，一吹风就掉瓦——与“我”的感受完全一致。“我”眼里的方，就像一个“老妖精”。从冯看似粗鄙的詈骂中，实则揭示了许多黑暗现象，比如国民党政府管理混乱，特权阶层贪赃枉法；再如普通百姓生活极为困难，而有些富人则毫无人性地大发国难财。从文本的显性层面看，“我”作为知识分子，对冯骂人之凶之脏，唯恐避之不及，生怕以污清听。然而，在隐形层面，“我”与冯的视角，常常合而为一。冯常成为不越界发言的“我”的代言人。由此，颇能看到巴金的匠心独运。

　　与《猪与鸡》相似，《女孩与猫》也有关于人与动物关联的书写，不过这却是一篇较为复杂的文本，需要细加辨析。作为叙事者的“我”的态度，看似较为暧昧，实则与人物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话关系。其中，亦不乏作者自身，对于自我的有距离的客观化、对象化的审视的成分，体现出对于自我认同的困惑。

　　这篇小说写的是黎小姐养猫的故事，从黎寻找丢失的小猫凯提写起。从她的自言自语——“我明明看见她跑过去。一定是她。可怜的凯提，她瘦多了！她在外面流浪一些时候，现在也该回来了。”[9]——可以看出，她与冯太太一样，也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发现凯提回来后受伤了，黎十分悲伤：“凯提，可怜的凯提！给人欺负到这样！你为什么早不回来？不知道是谁会这样残酷，欺负这一个小小的生物！”[9]她还精心地为其揩身敷药，后来还安葬了死去的凯提，为其立了墓碑。总之，从关爱动物的角度出发，黎小姐俨然又一个《猪与鸡》中冯太太的再现。

　　但是，“我”对黎的态度很复杂。在养动物一事上，“我”对黎小姐并不像对冯太太那样认可，而是颇有些不以为然。“我”是通过张先生与黎小姐熟识的。张先生有巴结黎之嫌，成为“我”的讽刺对象。而“我”对黎，也隐现着批判的意味。黎是一位从香港逃难出来的广东女孩，烫着蓬松的头发。在许多作品里，这种来自都市的时髦女性形象，是巴金所反感的，因为在他眼里，她们染上了都市浮华之风，只知贪图享受。在养猫一事上，就体现出黎小姐的城市娇小姐做派：她对凯提过分宠爱，比如每天买牛肉、猪肝、小鱼喂它。猫第一次走失回来后，黎甚至给它订了一份牛奶。这时，“我想说：‘这种时候好些人连饭都吃不饱，你还拿牛奶来喂猫！’”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终究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并且，当黎夸奖猫可爱时，“如果允许我说真话，我要说，可爱的不是凯提，倒是黎小姐的一双灵活的黑眼珠，和她那甜甜的笑容。”[9]显然，“我”虽然对黎养猫的方式有所不满，但并没有对其一味地只是反感，在文中亦多次提到黎的美丽大方，娴静可爱。显然，“我”对黎小姐的态度，较为复杂，即在针砭中亦不乏好感。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更应注意。凯提第一次回来后，黎说它是个浪漫的猫，爱在外面跑时，我产生了这样的心理：

　　她说得那样认真，差一点叫我发笑了。可是我并没有笑，我多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使人想到她渴望着什么，她缺少着什么。我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什么东西把她和猫连在一起呢？这只猫不就是她的缩影吗？她不是把凯提当作她的小妹妹吗？这个想法太怪，太唐突她了。我不敢说出来。[9]

　　说到猫是黎的缩影，是否寓意着来自大都市香港的她，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也时时需要被人宠爱呵护呢？作为现代进步作家的代表，巴金显然对青年人玩物丧志、不思进取，或者一味向别人索取关爱的做法，很不以为然。那么，“我”不敢说出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种种细节，可以窥见，“我”是很在意黎小姐的，并且总是不自觉地维护她的自尊。文中多次谈到，黎小姐是寂寞的。尤其在结尾，当看到“凯提之墓”是女性笔迹的时候，“我在木牌前面立了许久。这四个娟秀的字在对我诉说一个女孩的寂寞。”[9]在黎来到桂林以后，没有几个朋友。身边的张先生，虽然在追求她，但是有些油滑的性格，显然不讨她的喜欢。在战乱纷飞的年代，黎小姐把猫当做朋友，以排解寂寞，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呢？进而言之，“我”与黎小姐是否还有更多的共鸣呢？

　　毋庸讳言，巴金是现代作家中最爱写孤独和寂寞的作家之一。在更易袒露个人心声的散文中，他常书写自己的孤寂之感，所以格外渴望友情，这一方面说明他珍视友人，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主体人格不够强健的弱点。可以说，黎小姐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巴金的苦恼和无奈——既不满于自身常有的孤寂感、无力感，可是战时又只能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无法全力践行人生理想。无论怎样，生存是人生第一要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书写一个战时清纯可爱的少女，也就无法对其过于苛责吧。

　　还应注意的是，《女孩与猫》写于1945年10-11月巴金从重庆到上海期间，这很可能渗入了他当时的心态。抗战已然结束，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却使民不聊生，内战阴云密布。凡此种种，都令巴金心忧。[14]作为向来以人类幸福为旨归的文人巴金，在面对风云难测的历史拐点之时，也许会加剧自身的孤独无力之感。正是这些因素，成为《女孩与猫》的创作背景。总之，通过文本的暧昧夹缠之处，大概可以窥见作者本人隐微的复杂心态。

　　可以作为确证的，就是黎小姐与“我”的姓氏之隐含奥妙了。本来，巴金在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常以黎先生自命，比如《还魂草》和《憩园》，而此文却把这一“专有”姓氏赋予了女主人公，而“我”则自称为“李先生”。众所周知，巴金原名李尧棠。“专有名称自有其蹊跷、有趣之处。”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小说里的名字决不是无的放矢的。”[15]总之，在文本之中，具有作者自身印痕的“我”，与单纯、善良、寂寞的黎小姐，达成潜在的共识，是完全有可能的。黎小姐有作者自我指涉的成分，于焉可见。

　　很有意味的是，小猫凯提的死亡，与“我”有直接的关系。“我”受外出的黎小姐之委托照看凯提，却由于自身疏忽而使其走失。凯提虽然回来了，但因在外被人打伤，最终还是死去。虽然黎没有责备“我”，正如“我”认为她过分宠爱猫，但是没好意思说出口一样，可见二人的互相谅解。虽然“我”很惭愧，认为自己该骂，不过由于此文重点是写“我”对黎的看法，所以笔力与《猪与鸡》相比，并无太多涉及到小猫凯提。进而言之，“我”对于自我的罪愆，并未有很多的忏悔成分。证之于全文，“我”的叙事逻辑并非完全可靠。比如在结尾，张先生称赞黎小姐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并不同意，这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正如“我”不可靠的叙事立场，以及全文叙事语气的暧昧不明，隐含作者对于“我”对凯提的行为，是否又暗含讽刺呢？多年以后，巴金写下了令人无比动容的《小狗包弟》！一只无辜的小狗，因自己的懦弱，而被送上解剖台惨死。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份对凯提的迟来的歉意？

　　总之，《女孩与猫》可以视为“我”与人物之间进行了一场潜在的对话——“我”在显性层面，对于人物有异议，而在隐性层面，则与人物多有认同。进而言之，文本在自我认同的确认中，体现出复杂的矛盾纠葛。

　　除却“我”之介入文本以外，《小人小事》还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叙事方式。《生与死》写的是一位丈夫祭奠刚刚逝去的妻子的场景。文本的众声喧哗，体现在丈夫本人以及旁观者的话语中。

　　丈夫的滔滔不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先是在妻子灵前忏悔，是自己误找了庸医，结果耽误了她的及时治疗。从其哭红肿了双眼，不断痛悔，似对妻子感情深厚，哀恸欲绝。不过，通过接下来的一些举动，却能看出其他意味。比如说，他喋喋不休地对着妻子的遗照，说自己完全按照她的话去做了，自己已经完全尽力了，似乎是把祭奠变成了自证不负妻子嘱托，并做给外人看的表演的嫌疑。下面的情节，更显得有些滑稽。他向妻子灵位承诺，一定在她去世一年以后才会再婚。妻子尸骨未寒，丈夫就想到了再婚之事，虽然打着听妻子话的招牌，其真实心理已经昭然若揭。最后，他还一再对来参加丧礼的人，表示招待不周。由此可见，这个丈夫对于妻子固有怀念，可是重在敷衍走过场的成分更重。旁观者则进一步确证了夫妻二人的关系。“像这样的女人真少有，不管你打她骂她，她还是和和气气地给你烧茶煮饭。哪怕她在哭，朋友伙来，他马上揩干眼泪水有说有笑的，哪个不讲她好！”[16]由此可见，丈夫在家是如何对待妻子的了。他对妻子的爱，显然口是心非。

　　除了佐证夫妻的关系，从旁观者的其他议论，还可以看出人情的冷漠。有人指责庸医害人，也有人哀叹这都是命。一个男子带了得意的表情，放声唱了起来，内容与葬礼毫无关联。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也跟着唱了起来。“我听不懂这个老人的唱辞，却看得清楚他那张污黑的老脸上的忘我的表情。”[16]原来这二人，无非是为了借机讨杯茶喝而已。还有旁观者说，丈夫这两年运气好，赚了不少钱。有人则接着说，由于男人年纪大了，也不好再讨媳妇。在人们高高兴兴地抽烟喝茶，有说有笑的时候，一位特务长走过来，好奇地问发生了什么，了解之后，“特务长笑了，他笑着走了。”[16]总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丧礼成了众人谈天说地的嘉年华，逝者成了看客消费的对象。

　　可见，丈夫喋喋不休的话语充满裂隙，暴露出其表里不一的特点；而旁观者对于妻子死亡的种种议论，既与丈夫的哀悼忏悔构成了悖论，又表现出看客特有的冷漠。在众声喧哗中，一种漠视人之生命的冷酷无情氛围，呼之欲出。

　　正如巴赫金对复调性小说作者的评论：“作品整体会被他构筑成一个大型对话，作者在这里可说是个对话的组织者与参加者。他并不保留做出最后结论的权利，也即是说他会在自己作品中反映出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本身的对话本质。”[19]在《小人小事》中，巴金改变以往爱直接议论和抒情的特点，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介入更为隐蔽，且“我”与人物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同时强化了其他人物的众声喧哗，形成了多声部的复调叙事特征，极大地丰富了文本蕴含。

　　三、在诗与思的融汇中寻觅精神家园

　　抗战期间，巴金在颠沛流离中，于故乡四川停留的时间较多。杨义先生认为：“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往往是与其题材紧密相联的，写沿海题材和外国题材的作品充满主观热情，倾于浪漫；写重庆、成都等地题材的作品具备作家生活积累的优势，倾于客观写实。”[20]《小人小事》客观写实的特点确乎较为明显，不过还应该看到，巴金的浪漫情怀，并未完全隐遁，在以白描手法写人写事的时候，仍时有一种淡淡的诗意交织其间。

　　在《女孩与猫》的首段，就描绘了“我”在可爱的桂林秋天的晚上，仰望星空的场景。“为了高空那些发光的世界，我居然站了两个钟点。”[3,9]这不由令人想起了康德，想起了他充满诗意化的把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并举的哲思。《小人小事》类似这样的描写所在多有，即在喧嚣的人事中，交织着静谧的氛围，使动中有静构成了文本的显着特色。静谧氛围的营造与诗意色彩的呈现，共同蒸腾出对于人生的哲理化思考，呈现出寻找精神家园的诉求。所以，《小人小事》既有客观写实的努力，亦彰显诗与思的融合，这也是巴金自觉地在艺术方面淬炼升华的体现。

　　“渴念着家却也忍受不了家，是现代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家，可解读为事实家园，亦可解读为精神家园。”[22]许多现代作家，对于故乡恐怕都有一种如此独特的感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旧家庭中走出来的，满怀对封建礼教糟粕的憎恨。然而，一旦在外漂泊久了，尤其是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无法弥合的缝隙，他们便会产生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此时，想到故乡，似乎就像想到母亲，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当他们返乡之后，面对依旧闭塞而毫无改观的文化氛围，又多有失望之感。鲁迅的《故乡》，就是描写作为游子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回到故园之后的巨大失望，从而进退失据的经典。可以说，知识分子一直跋涉于寻找精神家园的途程中。《小人小事》赓续了鲁迅《故乡》寻找精神栖息地的传统，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从“五四”到1940年代，在通往现代化的历程中，始终充满艰难险阻。

　　《小人小事》中的作品，除却在成都创作的《猪与鸡》、在重庆创作的《兄与弟》《女孩与猫》以外，在桂林创作的《夫与妻》、在贵阳创作的《生与死》，也可以从广义上视为巴金在与故乡距离不远之处创作的归乡之作。巴金的归乡，是由于战乱而迫不得已，在这一特定时刻回归故里，会有一种别样的家园之感。作为现代作家中猛烈抨击旧家族文化的代表，巴金不会彻底改变对故乡的不良印象。[14]不过，到了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沧桑风雨，又会以一种较为冲淡平和的心态，来调整痛恶封建旧家庭的感受。所以，一种淡淡的诗意般的哀愁，间或渗入对于人生归宿的思考，弥漫于《小人小事》的各个篇章，以致诗意与哲思交织，成为文本显着的特点。

　　《猪与鸡》作于巴金的出生地成都。“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对我却是陌生的，我出门十多年，现在从几千里以外回来，在这里还没有住上一个月。”[24]这种陌生感，当然不仅仅是由于离家时间长和到家以后时间短而产生的。从“我”的侄儿对待冯太太的不堪举动，还是可以隐约感受到，巴金对于缺失人性的封建遗风，有着刻骨的厌憎。不过，不难看到巴金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求——在充斥全文的粗俗异常的喧嚣对骂中，夹杂着一份悲悯情怀的书写。如果世界有了爱的普照，美好的家园难道不会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宣扬爱的主题的时候，笔法便由火爆转为冷静，由写实转为抒情。从冯太太对于小猪的怜爱来看，一种凄清的诗意油然而生。小猪死后，冯处于无限的哀痛中，看热闹的人慢慢散去了，“夜掩盖了她的影子。夜吞没了她的声音。”凸显了冯的凄清落寞。而在随后的文字里，表面上悲伤的气氛有所缓和，内里却有刻骨的哀愁：“这一夜又被日光驱逐了。以后我常常看见冯太太在院子里用米或者饭喂那只唯一的小鸡，有时也喂喂从屋檐上飞下来的啄食的麻雀。鸡渐渐地长大了。它闲适地在天井里跳来跳去，但是总带一点寂寞的神气。”[25]冯的日常生活看似恢复，却被一种更大的空幻所笼罩。小鸡的闲适与寂寞，实则突出的是孤独，而这种孤独，是冯太太的，更是痛感心灵无法安顿的“我”的感受。

　　冯太太走了，没有了猪和鸡，环境也清洁了。“只是我的房间在落雨时仍然漏水，吹大风时仍然掉瓦，飞沙尘。”[26]这句话作为全篇的结尾，虽然看似不经意，不用力，但却意味深长。“我”虽然回到了故乡，但是在这里，只有冯太太这样泼辣的人，还葆有一份爱心。而周边的人，包括亲属，都是那样的冷漠无情。冯走了，喧嚣暂时结束，表面上环境变好了，却令“我”若有所失。漏水、掉瓦、飞沙尘，与其说是对苛刻的房主的批判，毋宁说是“我”内心不安的放大——故乡本已令“我”陌生，当身边唯一有爱心的人不在了，伴随着平时看似捣乱的小猪小鸡的消失，似乎人间应有的活力全都消失了，“我”的心灵家园也就此沦陷。在极为内敛含蓄的叙事中，“我”的失望和落寞跃然纸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于兹而生。

　　《夫与妻》的首段，与全篇以白描书写丑恶世态的现实主义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意味。朦胧月光之下的暮秋夜晚，在一片静寂中，“我”看着远方朋友们的来信，朋友的面容似乎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亲切地对我微笑，我的耳边响起了轻微的脚声。好像许多人向着我走过来。怎么，是朋友们的脚声么？难道他们已经到了我的身边？他们会跨过那么远的距离来看我？我感到一阵惊喜。”[27]然而当幻觉消失时，外面传来了一个女人尖锐的哭声，和男人粗暴的责骂。在强烈对比之间，把世界需要爱的主题烘托出来。

　　在结尾，妻子被各种势力胁迫跟着丈夫回家时，“静寂渐渐地向我走来，我觉得一股凉风从我的脸颊上掠过，我抬起头看天空，未圆的月面上似乎罩着一层薄雾。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这显然预示着不祥之感。果然，当“我”准备回屋阅读友人书信时，听到了女人的哭叫。“怎么，那个女人又在吵闹了？我调转身朝门外看，但是除了一片朦胧月色，我什么也看不见。声音不响亮，那些人应该走远了。我站在门口倾听片刻，也没有再听见女人的受了委屈后的哭声。”[27]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巧妙地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朋友的信慰藉了“我”，成为“我”心灵家园的寄托。如此美好的感受，却被无情的现实破坏了。而这样的现实依旧会延续，妻子回家后，一定会受到暴力的摧残。以寂静收尾，有力地烘托了即将上演的家庭悲剧。由此也能看到巴金精巧的布局构思：小说开头以诗意笔触写到的友情，看似闲笔，实则把友情泛化了，从广义层面强化了人间真情的重要性。最后“我”的反应，就是对于无情世界的深深失望。

　　《兄与弟》同样在动与静的参差对比中，写出了人间惨剧以及“我”的深思。开篇交代，在经过了十天的阴雨之后，见到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晴空，“我”觉得非常爽快。接着写到了工友住的木屋，也为后文埋下了伏笔：唐五哥就因为木屋质量不好倒塌而殒命。在主人公出场前，笔墨一直控制得非常沉稳，全力打造静谧的氛围：街上很安静，“我也像呆了似地在窗前站了好一会儿。动的颜色在我的眼前继续流过，可是我的眼睛什么也没有抓住。”[29]可见，“我”只想捕捉安静而美好的事物，从而过滤掉一切人间的不快。在兄弟俩开始短暂交锋的时候，也不忘写静，“在高坡的上空悬着那个好像永远不会褪色的蓝天。迎面吹进来一阵微风，把那些咕噜般的骂声全吹走了。”到了晚上，天气依旧美好。“我”睡得很早，“整个房屋静悄悄的，老鼠的跑步代替了人的脚声。”[30]直到这时，才正面写兄弟二人的冲突。可见，前文一直引而不发，强化静谧的氛围，为后文的悲剧蓄足了力。就在这样安静美好的自然氛围中，兄弟由争吵而大打出手。这样的参差对比，有力地传递给读者这样的信息：人们应该珍视和谐美好的生活，而远离一切倾轧争斗的行为。

　　当唐五哥死亡以及其后的喧嚣过后，开始强化“我”的感受。一阵凉风吹过，“我”脊背发冷，仿佛落进了静寂的陷阱一般。“我”在想：唐二哥此时不知做着怎样的梦，是梦着跟弟弟争吵，还是想救活弟弟，抑或倒在弟弟尸首边痛哭？巴金擅长写“我”之梦，此处则突入到了他者的梦。万籁俱寂之际，对于复杂的人心予以推究，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文本最后一段，又是具有强烈反差的书写：“我越想越觉得心里不痛快，便下了决心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把月光也关在外面，然后转过身向着我那张成了臭虫的大本营的木床走回去，今晚我或者可以好好地睡一觉罢，我的心太累了。”[29]何以宁肯把象征着美好圣洁的月光关在外面？何以与咬人的臭虫在一起，可以好好睡一觉，缓解心累？也许，外面的世界，想必与“我”的内心所寄望的，还是有太大的差距吧？也许，经历了太多现实中的失望，美好的精神家园，只能由“我”自己在孤独的无奈中建构吧？当然，这也只能堕入更大的虚妄。由《兄与弟》可见，“我”在为人类的倾轧而痛苦，更为自身灵魂的困扰而难安。

　　《生与死》也是在与周遭环境的强烈对比中，强化“我”的“冷”感。在首段，交代了“我”与妻子生前的一面之缘：车夫找不开“我”的百元钞票，是妻子含笑为“我”兑换了钞票。这样一件小事，结合他人对妻子的评价，印证了她为人的善良。虽然此文的重点，在于书写丈夫为妻子做法事的种种细节，以及众人的反应，以此批判人的表里不一、冷漠无情，但与妻子仅有的一次交往，还是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当看到妻子遗照，在乌烟瘴气的法事中出现，“我想到换钱的事，心里也有点不好过，好像谁泼了一盆冷水在我头上似的，我打了一个冷噤，我连忙调转身子。”[16,29]这充分显示了一位善良女子死后，成为封建迷信牺牲品以及众多看客消费品的悲剧。“我”对于妻子充满了人道主义同情，并对残酷的世界充满憎恨，但是又感到很无奈——即便调转身子不愿看到，终究还是改变不了现实。

　　《生与死》写的也是日常生活。不过，生与死这样的人生大问题，显然又非“小人小事”。巴金在寻觅精神家园的途程中，想到了人的生存的意义，以及最终归宿的终极问题。其实，在五篇小说中，人的生存境遇，包括人与动物的生与死，一直是巴金的思考重点。“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33]《小人小事》后记中，这好像自谦的话语，结合巴金曾对这些作品明确的欣赏态度，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这恰恰可与其他很多场合，巴金对自己作品表示不满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知巴金欣赏这些“小人小事”，是否就在于以既朴实无华，又饱含诗意的风格，传递出深邃的人生哲理？他是否认为这些作品，才真正达到了自己心目中内容与形式较为完美的统一？

　　巴金的《小人小事》既延续了对于博爱与悲悯的书写，又有新的创获。他对包括《火》在内以宣传为特色的抗战作品不满，可以说是对于艺术介入现实的界限问题有了自觉的认识——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抗战理念的传声筒，应以其独特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打动读者。《小人小事》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消弭了直白的议论、造作的抒情，把忧国忧民的情怀隐藏在含而不露的书写中。与此同时，文本因为充满了众声喧哗的复调特征，而明显有了更多的张力。在冷峻的现实主义叙事中，亦不乏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对于精神家园的探询，构成了五篇小说的内在追求。“最好的和我们最喜爱的作家就是那些能在我们的精神中同时激起尽可能多的感觉的作家。”[34]这也许是巴金在《小人小事》中所追求的。他超越了抗战文学题材、主旨、艺术方面较为单一的“差不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自我写作的蜕变，也昭示了个人在1940年代创作的走向。从《憩园》《寒夜》等名篇的风格，都可看到《小人小事》的影踪。总之，“小事”不小，内蕴着大气象，不可小视《小人小事》在巴金总体创作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巴金.《还魂草》序[M]//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15.

　　[2] 巴金.关于《还魂草》[M]//巴金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658.

　　[3] [2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62,180.

　　[4] [5][6][8][24[26]巴金.猪与鸡[M]//巴金全集：第1 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9:223,224,223,221,209,226.

　　[7]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9] [10][11][12][13][21]巴金.女孩与猫[M]//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49,256,254,255,257,248.

　　[14] [23]李存光.巴金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260,254-255.

　　[15] （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3.

　　[16] [17][18][32]巴金.生与死[M]//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63,262,264,263.

　　[19] （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96.

　　[22] 于君.散文讲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244.

　　[27] [28]巴金.夫与妻[M]//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42,247.

　　[29] [31][32]巴金.兄与弟[M]//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28,229,241.

　　[34] 巴金.《小人小事》后记[M]//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65.

　　[35] （法）孟德斯鸠.论趣味[M]//张广智.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4.

　　注释

　　1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1943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包括《猪与鸡》《兄与弟》《夫与妻》（均作于1942年）三篇小说，在此后的版本中收入《生与死》（1944）、《女孩与猫》（1945）两篇小说。本文所依据的是收入《巴金全集》第11卷（1989）由以上五篇小说构成的《小人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