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的超现实主义表达手法

　　在小说诸多题材当中，现实主义题材往往非常突出，因为其常常是眼下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所以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不仅停留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层面，甚至能把现今社会现实下隐藏着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洪流给体现出来。莫言的《红高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小说的高潮时期，但其并未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再现抗日战争景象，而是选择采用大胆的想象、全新的价值观与历史观表现抗战时期北方人民奋勇斗争的生活，以超现实主义的视角展现极具未来感的解放、自由的精神世界。

　　一、超现实主义下的个人价值体现

　　《红高粱》描绘了一个并非新颖又极其简单的抗日故事，讲述了“我爷爷”余占鳌率领武装队伍伏击日本汽车队以及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本身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也不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以过去时为主的叙述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

　　小说及电影在80年代中期社会引起的争议非常大。因为故事中“我爷爷”等于是把别人的媳妇给抢了过来，而且幕天席地在一片火红的高粱地里完成了野合，但就这一情节而言，恐怕处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家都不敢反映这样的题材，即便涉及此类题材，也将其当做奸夫淫妇加以批判，而绝不是像《红高粱》里面这样以原始旺盛的生命力作为讴歌对象。在莫言的心中，“我爷爷”充满了让人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的特征，爷爷虽然是个轿夫，但却胆敢为了“我奶奶”，为了一段世人眼中的“奸情”去杀人，他本是个农民却为反抗日寇而成为“余司令”；奶奶作为封建落后时期的女子，却具有男子汉的气魄、敢爱敢恨、深明大义；就连当时年仅十多岁的父亲，也成为一个敢拿起勃朗宁就射的小英雄。杀过人的“余司令”、具有新时代女性精神的“我奶奶”、小英雄的我父亲都成为了极具个人价值的人物，因此“《红高粱》所要证明的是民族精神之魂的复杂内核，既充满血腥味又富有神秘感”，全面模糊人物的过去和历史，打破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以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体现出人物的最大价值。

　　二、超现实主义展现出的人性解放

　　1988年《红高粱》电影上映红遍了大江南北，社会上一些组织开展怎样批判《红高粱》电影及小说本身存在的错误意识。为何一部电影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莫言说：“《红高粱》实际上是对几十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对人性压抑的痛心疾首的呼喊。”时代造就了一些人看不惯这样的电影及小说，因为一个社会如果一直压抑着人的人性的话，那么就会有人主动站出来维持这种压抑人性的惯性，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压抑人性的时代，到了80年代人性得到一点点复苏，个人价值在一点点绽放，因此《红高粱》被评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它代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伟大变革时代，人性解放的洪流已经不可阻挡，小说中正视人性的理念无疑是中国人性观念的一大进步。

　　“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野合，没有交谈，没有了解，只是单纯两性间的相互吸引，这是人类内心深处本能的欲望；“我爷爷”为了占有“我奶奶”杀死单家父子是个人私欲，同时也是一种英雄救美般解救“我奶奶”于水火之中的侠义；后来“我爷爷”又抛弃“我奶奶”与情人偷欢，这一切实质上是“我爷爷”在精神层面上追求自由欲望的内心释放。

　　“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这是“我奶奶”临死时的宣言，话语中充满自由的思想，散发着无谓的光芒，无谓挑战束缚生命欲望的一切威胁。“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奶奶的所作所为，自发地背叛着传统的礼教，展示了劳动者朴素的自我解放欲望。

　　她和余占鳌烈焰般的爱情，像不息的野火燃烧，“她的活法悖逆了传统的道德，然而，她的生命意识却给人以新的美感。”所以说《红高粱》开启了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不仅在于原始生命力的这种绽放，更是超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性的一种解放。

　　三、超现实主义呈现出对生命意识的弘扬

　　红高粱作为小说的一条主线，在故事里是一个有着爱恨情仇的鲜活生命个体，清风白云、山川草木甚至酒都是有生命质感的。小说的主要故事背景发生在青沙口，文中开头描写到“长出了一片野红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长。”它们扎根于黑土地，已经与“我爷爷”、“我奶奶”融为一体，然而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却使得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和是非观念失灵了，连植物都是有灵性有感觉的，这些本是童话里和寓言中才有的事，莫言用别出心裁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出原始生命力的根源，奠定赞扬生命之美的基调，深化了诞生在这片红高粱上的人物也和红高粱本身同样具有无拘无束的生命力，所以文章的真正主角是三个：

　　“我爷爷”、“我奶奶”、再加上一片一望无际的野红高粱，其他都是配角。

　　“作者无意于制作精细逼真的革命战争史的图画，也极少从如何处理战争题材的角度构思，他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要用笔绘染出一股历史的情绪、感觉和民族的生命意识。”小说整体中心放在空间与文字的相互交错上，将大部分的文字用在表现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上，让生命的勃发承附在具体的画面上，依附于一个个具有强烈生命象征意味的仪式之中，从而达到虚实相生的艺术境地，“缝合”了整个故事的过去与现在、意念与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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