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对莫言小说的影响研究导论

　　导论

　　一、莫言小说的语言研究现状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莫言就开始吸引理论界的目光，他的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反响，《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酒国》等多部中篇长篇小说的问世更是奠定了莫言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莫言作品的语言恣肆汪洋，风格迥异。他的作品更是不乏对当地方言的运用，他多次在访谈中提到其作品对“民间的语言”的利用，方言的使用让莫言的作品具有了蓬勃的生命力。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作为“大地之音”的方言实现了地域、时间、空间、人的相互贯通。通过对莫言作品的阅读可以看出，方言的运用对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有着独特的贡献，它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方言不仅仅是莫言的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莫言思维方式和文学精神的体现。高密方言成为莫言作品独特的标识，通过对方言的灵活运用，他建构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空间。方言作为相对自由的语言形态，对限定的语言规范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莫言的作品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

　　学界对于莫言作品的关注是相对较多的，研究莫言的硕士、博士论文总计将近 200 篇，而其中诸如民间立场与资源、叙事研究、狂欢化、生命意志等是关注的焦点，而专门研究莫言作品方言的文章较少，相关文章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莫言作品语言的语法、修辞等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胡群昌的硕士论文《山东方言在莫言作品中的运用》，该文是从汉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切入的，主要以莫言作品为切入点，对其作品中的方言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这篇论文具体分析了莫言作品的方言类型、句式等，却并没有深入挖掘莫言方言运用的文学意义与价值，而笔者认为关于方言文学价值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文章从莫言的语言入手进行研究，张爱萍的硕士论文《莫言小说语言研究》，则主要以《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个案，运用语言学、修辞学的理论对莫言作品语言特色做整体关照和系统研究，第二章分析了莫言作品的民间特色、方言熟语等，也只是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未重视其深层内涵。而殷树林的《莫言作品语言研究》更多的是对莫言作品词语用法、修辞等方面的关注。

　　2、将莫言作品置于方言文学中进行比较、分析。王华《新时期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中，梳理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方言区的作家运用方言的写作情况，侧重宏观角度的分析、比较。范秋玲在《语言狂欢与生命自由--王蒙与莫言语言狂欢分析》中通过莫言与王蒙的比较，分析两人语言狂欢的不同特点，更多侧重对莫言作品感官语言、语言意象的分析。

　　3、莫言作品语言特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语言狂欢化、民间立场两方面。宁明的博士论文《论莫言创作的自由精神》中对莫言的语言狂欢进行了分析，注重的是莫言陌生化语言与陌生化词汇的运用，这是为其主题“自由精神”服务，并没有对方言的作用进行解析。马斐《论莫言作品的狂欢美》中有一节从语言狂欢的角度对莫言作品中的感觉宣泄、事物串联、粗鄙之物的描写、手法运用进行了分析。巩天骄的《民间视野下贾平凹、莫言创作比较论》中则将民间语言的融合中民间语言的运用作为莫言民间视野的论证。另有抓住莫言作品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的文章，如田甜《莫言小说的语言滑变与心理特色》，殷相印的《莫言小说的语言探险--以莫言小说语言审丑为例》，江南的《莫言小说词语创新得失谈》等。

　　4、莫言作品的地域文化分析。张志云的《齐鲁民间文化的当代转换与新文学传统的重构--莫言创作的民间文化形态研究》中对齐鲁文化或者说是高密的民间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做了分析。雷瑞福的《论莫言小说的高密文化特征》则考察了莫言与高密文化的关系、作品中的高密文化景观、高密文化习俗等方面。

　　综上所述，学界虽然看到了莫言小说中方言运用的突出特征，并开始关注莫言语言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方言文学及其作用仍然缺乏有力的阐释。方言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在其背后承载的是作家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积淀等等更深层的内涵，值得深入思考。方言作为莫言作品中语言特色的重要组成因子，“莫言的写作表现出浓郁的方言意识，其对方言的运用表现在方言词汇、方言句法、方言音调多个方面。”①在阅读莫言作品时，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读者很轻易就能发现作品角角落落的山东方言，但理论界对其关注还是不够多，而专门针对莫言小说的方言来探讨其文学价值的文章更是不多见，而这种研究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

　　二、方言与文学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以口语形式存在的，通行于一定地域空间的语言，包括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本文内主要关注的是地域方言）。“方言与标准语相对称，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方言是同一语言的地方变体，特别是语音方面；二是方言是不见于书面的特殊口语，是不够文雅的土语；三是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互有异同，一种语言往往有多种方言。”

　　方言在作品中的使用古已有之，但是受中国古代史社会“雅言”的影响，一直处于支流的地位。“所谓方言，一般是指的是地域方言；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也包含民歌、谚语、俗语甚至口语等民间形态话语。”②因为方言不仅是一种口头交流工具，民歌、谚语、俗语、口语等民间文学形态总是借助方言这一载体存在和传播。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不仅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山东方言，包括了以方言为载体的民歌、方言、谚语、俗语和快书、茂腔等民间文学形式。

　　战国时期的《楚辞》是古代运用方言写作的典范，明清时期，运用方言创作的小说接连出现，《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侠五义》等这些被人所熟知的优秀小说中，方言随处可见。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几千年的文言文开始被白话文取代，众多学者看到了方言的文学价值，不少理论家将其纳入研究视野，也有不少作家将其付诸文学实践。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大主义”中，有一项就是“不避俗语俗字”,这是对流行于中国几千年文言文写作规范的反抗，而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运用自己故乡的方言。如廖恩焘的粤语诗集《嬉笑集》、韩邦庆用吴语着成的《海上花列传》、带有浓重的四川方言痕迹的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和李颉人的《死水微澜》，这些作品更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对方言的运用已较熟练，但还略显粗糙。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受西方“语言本体论”理论思潮的影响，作家文学语言观念的不断革新，文坛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方言小说”,“方言写作”成为文坛一时之热。莫言、余华、张炜、阎连科、韩少功等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借鉴和使用方言资源，但他们早已不同于《海上花列传》中对吴地方言不加采撷的全盘运用，而是对方言有所取舍，从而达到为作品服务的目的。从方言区划分来说，高密方言处于七大方言区中的北方方言区，它与普通话的天然亲近关系为莫言小说中的方言运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莫言依托北方方言区的特色，将故事展现在“高密东北乡”,小说语言渗透着高密方言的味道和意蕴，其小说成为研究山东方言运用的有益选择。

　　而如今理论界对“方言”与“方言文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如《民间话语资源的采撷与运用--论文学方言、方言文学以及当下“方言写作”》中展现了晚清以来“方言文学”的发展和当代作家运用方言写作的自觉和努力。而董正宇在《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则对现代湘籍作家的方言写作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及文本出场的三种主要方式，分析了方言话语的出场意义及其文学审美价值，采用了从方言入手的研究方式，将文学与语言研究相结合，为研究湘籍作家提供了新的思路。刘进才在《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编“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建立”中也探讨看方言土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普通话作为使用范围最广的共同语，的确有利于不同方言区的人们沟通交流，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攻城略地”,方言的使用范围日渐衰微，它不仅只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展示出了当地独特的人文景观，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齐鲁大地文化底蕴丰富，孕育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这些受到齐鲁文化浸染的优秀作家在写作时，也在作品中展现了齐鲁大地的风情与文化。其中莫言作为山东籍的作家，自觉地将山东方言融汇在其文学语言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格。

　　韩少功说：“根系昨天的，唯有语言。是一种泥土气息的倔头倔脑的火辣辣的方言，突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语言是如此的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是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

　　方言作为作家内心深处最不可割舍的记忆，会不自觉在作品中展露，而方言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更是承载了作家思想、意识、情感等在内的种种要素。更深层面上，语言哲学中对方言的发现，将方言作为“大地之音”,将方言提升了一个高度，方言不仅简单是作为调剂文学语言的“装饰”,它实现了时间、空间、人之间的融合，而是对作家和作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还要依托方言学的研究成果，方言学在中国的研究也已经颇成气候，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山东方言研究也比较充分，如早期的《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董绍克主编的《山东方言词典》对山东地区的方言词汇进行了梳理归纳；钱曾怡主编的一套山东各地的方言志丛书，《潍坊方言志》也囊括其中；董遵章的《山东方言词例释》对山东籍作家文学作品中的山东方言词进行了例释，这为方言的剥离提供了可行参考，这些关于山东方言的研究资料为论证莫言作品的方言运用提供了方言学基础。

　　从方言运用的角度入手，运用文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对莫言作品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在方言衰微的今天，加强对方言的研究和重视，挖掘出北方方言区作家的写作独特性和方言写作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莫言作品的文本分析，更全面地阐释莫言的民间创作立场、感受方言运用产生作品蕴涵的狂欢化效果、揭示莫言写作的大地情结以及作品的生态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