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市民题材小说中的“伤害”叙事特点

　　自从原型批评与叙事学理论开始在文学界得到应用以后，“英雄受难”模式、“三角恋”的爱情模式等各种叙述模式开始出现，自然“伤害”叙述模式也被提出，这是研究者们在分析大量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伤害”叙事模式就其内在的根源性而言，不外乎人性或者人的共同心理之类，一些个别现象能体现人类共有的精神和心理，是一种比较深刻、透彻的研究思路。而方方的市民题材小说加以分析后，会发现这些作品中同样体现着“伤害”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使她的作品多呈现悲剧性的结局。

　　一、社会意识形态对生存个体的伤害

　　(一)“左”的国家专制政权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侵害和骗取

　　这主要指新时期以前错误的国家专制意识形态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一唱三叹》中，琀妈生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个运动剧烈的年代，当时的当权者便要求民众对国家无条件的爱，这是不分黑白的热爱，这是一种教徒般狂热的偏执情绪，其实当权者需要的只是让民众忠于他们的政权而已，却冠上了“爱国”的美名，他们打着“爱国”的名义肆意对民众提出要求，完全不顾个人的意志和需求，不讲个人利益，定要个人为集体而献身，使“小我”消融在“大我”里。而琀妈受那个时代大环境影响，认为养儿女就是为国家养的，国家需要她的孩子时，她会立刻服从国家的要求，而不去分辨这些“要求”、“政策”是否合理、公平、公正，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祖国边疆、农村建设的时候，琀妈毫不犹豫地让数学天赋极佳的大儿子昆生放弃读大学成为数学家的前程而学“董加耕”下农场务农，送二儿子蜀生支边青海，说她养儿子自然是为这个国家养的，送三儿子宁生支援大西南，劝阻大女儿南生同恋人一起留城而要南生只身支边接受“考验”，如此种种，在那个时代别人会觉得琀妈很高尚，当然不排除琀妈把孩子一个个送到边远地区的行为是受这种所谓高尚的虚荣心的刺激，可是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不能不说这个母亲太过狠心了点，她几乎快成了“神”，不再有人的七情六欲及种种欲望，但是她的痛苦却要选择一个人默默地承担。她那个时代大部分民众都懂得为国家、集体而献身，他们懂得牺牲小我来成全爱国大义，在他们心中，奉献精神那么神圣、美好，以至于人人都该把讲奉献作为人生信条，这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因为他们是不加辩析地去爱，他们不知道已被极“左”政权给欺骗和误导了。当国家在执行计划经济和极“左”专制政权时，琀妈的奉献赢得了一片奖状和掌声，人们记得她，尊重她;但当国家开始改革开放时，新时期开始了，市场经济登场了，政治改革也开始了，已渐入老年的琀妈已失去了市场准入证，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人遗忘，再也无人理睬，她的儿女或死或病，都过得很苦，且并不幸福，一个个都不在琀妈身旁，琀妈老年的生活是困窘的，孤独的，寂寞的，凄凉的，琀妈知道自己做错了，自己一时的行为葬送了孩子一生的幸福和未来，也葬送了自己的幸福，她追悔莫及。琀妈把五个孩子都交给了“国家”，他们只知道献身祖国的光荣和伟大，却不知道他们的祖国在一条极“左”的道路上欲走越远，而他们的命运将是这一错误路程所必付的代价之一。这些高尚的人需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体悟到这些行为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有多重。“这些生命个体的‘自我’在大我的汪洋群体中消失了，他们珍贵的生命被草率、盲目地用以填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织体的缝隙。这是那个集体的时代对个体生命的极度蔑视和不尊重，它以其话语霸权骗取了人们的思想、灵魂和他们的生命、青春”。正因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永远有矛盾，意识形态并不是能反映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是代表某个政权的的利益，并不能代表大众的利益，那么社会意识形态是会在不同程度上会对生存个体有伤害。

　　(二)改革开放以来世俗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价值取向的冲击

　　所谓世俗化，指的是市场经济导向下的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及大众化。“面对世俗化与商品化对中国文化语境的冲击，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两种对立的价值态度:道德———审美主义与历史———现实主义。前者针对由世俗化、市场化引发的道德沦丧、信仰危机、价值失落，抵抗、批判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后者则肯定日常生活诉求，诸如各种欲望、享受、消遣、娱乐、的合法性与本质性，消解了它与‘圣化’精神资源之间的关系。”

　　就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对人的精神道德的冲击而言，方方基本上是持怀疑、否定态度的，这在她的一系列小说中都有表现。方方的“三白”小说(《白驹》、《白梦》、《白雾》)就以反讽的口吻批判了这一普遍的人性及道德的沦丧现象，一串串生活事实的罗列，来展示一定现实阶段的经济文化的变更与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灵魂的骚动与堕落。家伙(《白梦》)头脑灵活聪明，心思敏捷，也比较有才华，但却有点玩世不恭，对人、事、前途等都是游戏人生、无所谓的态度。她在“洪洞县中无好人”的作家协会中虚与委蛇，逢场作戏，随波逐流，以她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在她看来，上至领导、老师、前辈，下到同事、好友、陌生人无不虚伪、庸俗、丑陋、贪婪、愚蠢，他们都令人作呕;在她眼中，人生如梦，世界“茫茫一片白色”、“除了那白，什么也没有”，这其实就已充斥着虚无情绪了，甚至有点绝望了，可是没办法，总得活下去，世界如此灰暗，似乎让人看不到希望了，的确是白茫茫的一片。豆儿(《白雾》)和夏春冬秋(《白驹》)都凭着那张神通广大的“派司”享有各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等，由他们各自的生活又带出了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这里得到了表现。这些人物自身被处于其中的社会坏境所消解，被如网络一般的种种关系所影响、改变、异化，人被对象化、欲望化、符号化，人与人的关系、交流也被欲望化、物质化。麦子(《白驹》)靠着一张大学专科文凭和一块干部子弟的金招牌活得潇洒风光，整日吃喝玩乐，游手好闲，虽有正式的工作，却对工作半分也不上心，与他的一帮狐朋狗友整日侃大山，油嘴滑舌，却也混得风生水起;王小男(《白驹》)怯懦、猥琐、自私、下流，经常干偷鸡摸狗斗殴的勾当，摸牌赌博、打架斗殴、投机倒把等下流犯罪行为都干过，却丝毫不以为耻，反以此为荣，更别说改过自新了，他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活得也算轻松自在随意。其实他们这种游戏人生的生活既有他们本身的出身、教养、性格等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侵染了整个社会的不良风气。

　　《中北路空无一人》中的郑富仁，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人，也不是像富人在富裕的时候才会接济穷人一样，意图是沽名钓誉，郑富仁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生活还比较困窘，但却是一个善良、品德高尚的人，他做好人拾“包”不昧，却被失主反咬一口，从而麻烦上身，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毫无秩序，充满了烦恼。最后他站在中北路上感觉内心空荡荡的，找不到家的感觉，这是在自己旧有的道德观念遭到冲击之后，对道德观、价值观失去了判断力，变得无所适从、迷惑茫然。就在这些社会表层内容后面，更深刻的是作者对人的生存状况和人伦道德、人性走向的忧虑。

　　海德格尔说过人要追求“诗意的栖居”，是的，人类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就在于人有精神生活，人类会思考，所以人类应该要时时净化自己的心灵，灵魂的洁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这样，人类才无愧于“万物之灵长”的美誉。然而随着商品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世俗化的文化意识形态便开始大行其道，开始侵袭人类洁净的精神家园，人们开始成为了金钱、经济、消费的奴隶，一切向钱看，开始为了满足各种欲望而不择手段，长此以往，人就不再是人了，甚至连动物都不如。这种世俗化的文化意识把人变为非人，实在是对原本高尚、有尊严、有思想的人类的伤害乃至毁灭。

　　二、“他人”对生存者的伤害

　　萨特说过“他人即地狱”，他人的存在总是会给生存者带来伤害，如果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他人的权利、自由，有可能侵犯个体的权利、破坏个体的自由。

　　(一)恋人之间的伤害

　　如《桃花灿烂》中陆粞和星子彼此相爱，也避免不了彼此间的伤害折磨。性格、欲望、人性的弱点、宿命，设置着爱情的迷障，使他们看不透对方的心，也不能进驻彼此心的港湾。粞非常自尊，又因为出身问题，变得自卑、敏感、怯懦，星子考上大学后便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因为自己自卑没敢去考大学，认为星子从此便高自己一等，就想与星子分手，这给星子带来了极大痛苦，当他听到星子在同学面前否认他们的感情时自卑心理立即跳出来，急忙从爱情中抽身，陷到另一个女子的肉体迷惑中，这又极大地伤害了星子;星子因为她的矜持和自尊回避对粞的真实感情，在情感上依赖他，在理智上又排斥他，因为她对粞感情的回避，对粞也造成了伤害。而对人生理解的差异更使粞和星子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感情却越来越深，他们既舍不得放弃这段感情，又无法抛开一切世俗因素结成伴侣，只能以各自的方式来表现这种矛盾心情，却又给彼此带来了心灵上的伤害和折磨，彼此都痛苦不堪。《随意表白》中，肖石白与雨吟、他与叙述者“我”也是彼此相爱，然而石白为了前程娶了一个身体残疾且精神有病的女人，他也是有家室的人，所以雨吟和“我”都陷入了痛苦的情感纠葛中，想忘又忘不了，只好相望于天涯，脉脉不得语。在同类爱情题材的《船的沉没》、《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琴断口》里，爱情通常也都显得苍白而脆弱，恋人间也多是折磨和伤害，爱情在其他作家笔下似乎很温馨甜蜜，在方方笔下却多是痛苦、伤害、遗憾、怅惘，令人唏嘘不已，就是因为方方多展示恋人间彼此的折磨，也是因为方方善于在爱情的表象下挖掘出人性自身弱点和劣根性。

　　人本身就有劣根性，诸如怯弱、自私、贪婪、狭隘等，即使在恋人间也不例外，恋人关系是不同寻常的关系，有人说恋爱时的男女都不正常，都是精神病，虽有调侃意味，却不无道理，儿女与父母间的关系有点不太对等，很难完全实现精神上的对等，恋人却不是这样，他们除了异性相互吸引的一些最基本的诸如相貌、学识、谈吐、气质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实现心灵的沟通与契合，他们在精神上是对等的，那种心灵合一的美好体验是即使达到神交的同性朋友也难以体会到的。另外，人事被上帝抛掷到世上，人生来是孤独的，所以恋人渴望彼此的心能靠的最近，这样就不会孤独了，可是就像带刺的刺猬一样，两颗心的距离必须得适中，近了，会给彼此带来伤害，远了，彼此又不能互相取暖。慰藉，再加上人本身携带的诸多弱点，因而恋人间的伤害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亲人对生存个体的伤害

　　这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里，亲人之间由于爱的匮乏、品性的狭隘和粗劣，导致对彼此心灵的忽视和生活的强行干扰。《落日》中的丁太很乐意为儿孙的日常生活操劳，可是却坚决不同意大儿子如虎再婚，因为她顾虑到后妈可能对孙子不好，同时她也有意在跟儿子的生理欲望较劲，她认为儿子年龄这么大还有生理欲望是可耻的事情，她自以为是，硬把自己的逻辑加到儿子的身上，破坏了儿子的婚姻幸福，还以儿孙的保护者自居，摆出一副慈母的面孔，自此，如虎对母亲便有了一丝恨意。而丁如虎和丁如龙只看到母亲晚年的邋遢肮脏、不近人情、不可理喻，将母亲视为生活的拖累，却完全忘记母亲几十年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把骨肉亲情抛掷脑后，在母亲尚未完全断气的情形下将她送进火葬场。其实在他们潜意识中都隐隐盼着母亲早死，这样他们就如释重负了，生活会洒脱许多。丁太就是在看透儿孙们的用心之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人世再也没有了留恋。

　　在拮据的经济坏境下，在逼仄的居住坏境中，丁家人展现的是粗粝、暴躁、狠厉的性情，他们的心灵不再柔和，彼此的相处缺乏爱、理解、沟通、善意、信任、关怀、宽容，他们的生存现状是彼此间的喋闹不休、摩擦、攻击、战斗和损伤。对于这样的生存状态，方方没有简单地归结为“穷”，而是在小说中借王家英的疑问思索深入到人性层次:人性本身携带的缺陷，诸如狭隘、热衷暴力、专横、自大、自私、冷酷无情、贪婪，是导致人与人之间无休止伤害的根本原因。这些思索在《风景》、《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万箭穿心》、《出门寻死》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阐释，方方把亲人间温情脉脉的面纱毫不留情地撕裂开来，把人性中已腐烂的伤口揭示给人看，让人直面并反思造成亲人间的悲剧因素。

　　(三)朋友对生存者的伤害

　　方方对爱人、亲人间的温情都提出了质疑，她也没有放过对友情的解剖。在她的笔下，朋友同样会对生存者带来伤害。比如《白梦》中，家伙一心相信年轻可爱的苇儿，和她无话不谈，为她托运行李忙前忙后，而苇儿对家伙最拿手的是“抄到背后来了个最厉害的袭击”，家伙还被苇儿以极其下流无聊的故事给恶意地编排进小说里，如此的戏弄、欺骗和侮辱“让家伙哭笑不得且说不出一句话。”《何处家园》中，风儿是秋月最值得信赖的朋友，然而风儿自出现后，就给秋月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困扰、灾难，甚至可以说风儿在造成秋月一生悲剧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风儿给秋月带来了伤害，而秋月与风儿一起堕入风尘之地后仍在互相扶持，虽然偶尔会有矛盾，最终秋月却抛弃风儿而独自携款离开，友爱在利己意识的冲击下一败涂地，秋月的独自离开定会给风儿带来伤害，然而人性就是就是这么善变、难测，谁也料不到人会走向哪一步。

　　三、生存者自身对生存个体的伤害

　　正如人的生命是可以由他自己选择确定的，那么生存者自身也可以选择外在的生存坏境所设置的生存阻力对于生命个体存在、成长的意义。

　　但是方方小说中的人们却往往在面对生存世界的伤害时蜷缩自己、扭曲自己、伤害自己，而不是做一个善良的，高尚的、坚强的人微笑着面对生命的坎坷、挫折、无情与考验。他们对生存挫折对人意义的错误选择，使得他们的生命必然会受到损伤，他们的人生悲剧也是在劫难逃的宿命。在《一波三折》中，卢小波为了讲朋友义气，替自己的同事顶了罪被关进监狱接受惩罚，但是他出狱后，别人都用有色眼睛看待他，认为他人品上有瑕疵，他成了单位里的后进分子典型，父亲也为他的顶罪行为而痛心不已，终于小波开始做坏事了，以满不在乎、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生活、工作，他不再为别人着想，凡事由着自己高兴，甚至有报复众人的恶作剧行为，他给全站里的自行车胎扎气，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说:“哥们儿，别骂，是我干的”。
　　
　　小波的变化无疑是一场悲剧，悲剧的开始便是他的顶罪行为，这其中有他人的威逼利诱，但没有人用暴力强逼他去顶罪，他可以有别的选择，可以不去顶替别人的罪。他的书记对卢小波说:“我们研究过了，如果你去顶替，工资照发，绝不记档案，只当你是帮站里完成一项光荣的特殊的任务。”如果不去顶罪，就是对工作不负责任，对单位不热爱，不爱护单位的荣誉，不与单位共荣辱，这顶大帽子盖下来，小波动摇了，而犯罪的同事也在哀求他，求他帮忙，并承诺小波出狱后会照应他，不再让别人欺负他，善良的、容易相信人的、不识人心险恶的小波终于答应了，也可以说是懦弱的小波没能坚守住本真的自我，终于在各方夹击下迷失了自我，所以他自己要对日后的悲剧负很大的责任。他出狱后，天下大变，书记食言了，在他档案上记了过，他成了时时被批评改造的对象，成了后进分子的典型，单位评优评先、涨薪水、发放福利再没有他的份;而周围不识真相的人却认为他人品、道德上有瑕疵，“一棍子把他给打死”;曾许诺要照应他的同事却成了先进工作者典型，只顾自己春风得意，再也不管小波死活。小波被众人隔离了，无人信任他、关心他，在这种情形下，他不能心理平衡，开始走上了堕落的不归路，可是此时他仍然可以有别的选择，可以用自己的高尚、正直、善良来改变自己在众人心中的看法，可是他没有，众人的势力联合他自己把自己绞杀了，甚至是众人的冷漠、误解、偏见和同事的食言、漠不关心以及领导的食言、无耻言行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他不是残疾人，况且即使是遭受诸多不公的残疾人也不放弃自己，也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让自己活得正大光明些呢? 他也不像屈原，屈原身处举世皆浊、皆醉的众人中，也能做到而我独清、独醒，仍抱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为善信念，所以卢小波完全有条件、能力去走一条更好的路。当然这是文学虚构作品，作者只是来展示生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也是来探索造成人生悲剧的原因，毕竟人总会有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人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损害黄苏子生命的绝不仅仅是亲人的无情和冷嘲热讽，同事、上司对她的世俗偏见，许红兵对她的情感欺骗与玩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她自身对自身的损伤，她自己选择找另一种违背人伦、道德的方式尝试生命的别样活法。同样地，如《风景》中的七哥和《桃花灿烂》中的粞、星子，损伤他们个体生命的绝不仅仅是冷漠粗糙的人性人情，还有自己一颗软弱的心灵。它的弱质使它在邪恶的生存坏境中参与伤害了自己，从而造成无可避免的悲剧。

　　人性是复杂，人很难认清自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多面体，他有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也有游离在善与恶的一面，当人一直不坚定的时候，恶的、弱质的一面就会战胜善良的一面，将人拉向堕落的深渊，再无翻身之日。

　　方方在她的成名作《风景》中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一段名言引作题词:“……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的世界……”这是一个冷硬、荒寒的世界，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光照，有的只是野蛮愚昧、弱肉强食、原始的竞争和利益的交换，血缘、亲情、人伦、道德荡然无存。”这个武汉河南棚子区的生存风景从整体上体现着方方对人和人生存于中的世界的看法和解释，在她看来，掠夺和生存是世界的主题词。

　　人为了生存，便会有意无意地去掠夺他人，而别的外在因素也在掠夺着人类，那么“伤害”叙事模式也就形成了，最终作品必定也呈现悲剧性的结局。方方的这种叙事模式给我们很多思考，让我们反思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美好的人性应是什么样子，而人性恶又能恶到什么地步，而造成人性恶的不仅是人本身，还有整个的社会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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