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社会学视角对明清小说的研究及其成就

　　中国鲁迅小说史学研究成就斐然，对于其探讨论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及至近期颇具代表性的青年学人鲍国华的论著《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研究》，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依然。鲁迅小说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其展示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研究中的开阔视野，科学方法与缜密思维，而社会学意识便是其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可从其明清小说史学研究中，以社会学标准对明清小说做出分类和考证，其对明清小说思想内容的社会时代关注以及明清小说发生中的社会背景几方面即可窥豹一斑，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

　　一、明清小说分类与考证时的社会学视角

　　鲁迅小说史学的社会学视角表现之一是其在对明清小说分类及考证过程中，对于小说中社会描写内容的关注，及其因此而做出的小说分类和考证论断，展示出鲁迅在小说研究过程中密切联系社会的思想意识。如在对明之人情小说的研究中，认为“当神魔小说盛行，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7］186。而在对于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的论述中，则指出:“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如第十四十五篇所言。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唯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1］204对于从宋代的“银字儿”“宋市人小说”到明代的“世情书”和“拟宋市人小说”的演变发展轨迹做出比较性的探讨。而对于清末之谴责小说的关照中，对于谴责小说出现的原因内容和艺术特点与讽刺小说在比较中加以探讨论述。

　　鲁迅指出:“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

　　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1］291在讨论黑幕小说时，认为:“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1］301通过以上论述，可知鲁迅在明清小说的命名及分类方面充分考虑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在对于明清小说的内容与作者等问题进行探讨考证时，也充分注意到了社会学的方面。如在对于清之人情小说的探讨中，指出《红楼梦》的主旨问题为: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1］242列出了影响比较大的“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以及“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几种说法，但最终却归于对自叙说的认可:“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嘉庆初，袁枚(《随园诗话》二)已云，‘康熙中，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末二语盖夸，余亦有小误(如以楝为练，以孙为子)，但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1］244在梳理袁枚、王国维和胡适的记述与探讨的基础上，以胡适对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为依据，而最终认可其为自叙传小说的观点。

　　由上可知，鲁迅在对明清小说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时，极其注意以社会学的视角与观点，从社会学方面着眼讨论与论述，显得论证有力，实事求是。

　　二、明清小说内容研究的时代社会关注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明清小说中时代社会的描摹与展示，关注甚多，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切意识，同时也说明鲁迅小说史学中开放的研究视野。

　　如对于元明传来之讲史小说的探讨中，不仅从《宋史》及其稗历中的相关记载探索《水浒传》故事的由来与渊源的点滴痕迹，并从对于民间街谈巷议中的相关记载中获得信息，进而表明讲史小说虽然不是历史的讲述，但却和所讲述的社会历史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历史和社会的影子斑驳其间。小说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或由历史事件生发的故事，使得小说讲述的故事增加了可信度，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宋史》(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降后之事，则史无文，而稗史乃云‘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见十三篇)。然擒方腊者盖韩世忠(《宋史》本传)，于宋江辈无与，唯《侯蒙传》(《宋史》三百五十一)又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1］145而小说在描写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又加入了虚构的成分，并指出了其虚构内容的原因，“《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宋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自序已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1］145对于明之神魔小说，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探讨论述，同样论述了其由历史事件点染而成，从史传书籍中寻找依稀痕迹:“盖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倭患甚殷，民间伤今之弱，又为故事所囿，遂不思将帅而思黄门，集俚俗传闻以成此作。”［1］179
　　
　　讲史小说中多有对与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描摹刻画，虽然这些刻画加入了很大的文学创作成分，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影子依稀可辨。关于人情小说对时代社会风情的描述，鲁迅同样予以关注。如对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明之人情小说，认为其“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1］187，是因为所谓的“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1］189。万历时的《玉娇李》，“沈德符以为其‘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1］190(皆见《野获编》)，指出其对社会时人的“暗寓”或“直书姓名”，与时代社会中人联系非常紧密。《续金瓶梅》则“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1］191—192
　　
　　指出其对于国家大事的穿插叙述和宗教时弊予以讥讽的特点，在小说创作中对现实社会予以描述或批评展示。对于清之讽刺小说，则以吴敬梓《儒林外史》为例，指出其“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1］228的特点，认为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详见本书上元金和跋)”［1］230。

　　并说明其中的马二先生实即全椒冯粹中，是著者“挚友”。除对社会中实际人物的叙述描写，另外认为其刻画伪妄之处尚多，抨击习俗者亦多见，并以其述王玉辉之女殉夫后的表现为例，指出作者以“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1］232的公心讽世。

　　对于清之狭邪小说，鲁迅认为《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三书:“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1］271对于此类小说的描写内容特点和意图加以探讨，指出其写倡优与妓家，是为了暴露求新出奇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旨趣。而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诸如《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都为描述康熙或光绪年间故事，依照一些历史事件生发演义成为小说。及至清末之谴责小说诸如《官场现形记》等，其著者自称“‘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才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禀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

　　岁或有凶灾，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及朝廷议汰除，则‘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于是群官搜括，小民困穷，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1］292感慨于此亲所见闻的种种社会官场弊端与丑陋并滑稽之处，官场的逢迎与昏聩龌龊之态，付诸笔端，“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1］292虽然认为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但社会官场的种种弊端也于此略见一斑。《孽海花》中“杂叙清季三十年间”，以庚子之乱等作为社会背景，其“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1］300。同样说明小说中无不折射出时代社会事件与现实人物的影子。

　　综上可知，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明清小说关于时代社会的描摹与展示颇为关注。一方面注意到了在诸如讲史小说、讽刺小说以及狭邪小说中对于社会历史事件与社会现状的间接展示与描摹，而小说作者在小说的创作中，在对社会的展示与描摹中，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自己对社会与历史的思考和认识，在一种放眼社会的宏观叙述关照中，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了文人对社会的关切。另一方面在明代人情小说与拟宋市人小说以及清之人情小说中，对于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及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与本能欲望的摹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世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认知，摹写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可以说是在一种对人类生命个体的微观的观照中，表达了知识分子作为生命个体中思维较为敏锐的一部分，个体生命意识的最先觉醒与发现。尽管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醒还是一种非自觉的状态，但毕竟他们观察到了、注意到了，且付诸笔端、描摹成文、以示世人，而这种描摹也进一步推动了其时人类个体对于生命价值与意义及现实欲望与存在的反省与思考，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尽管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却也是互为因果、润物无声，推动着人类的个体生命意识潮流的涌动、向前。

　　这一切的展示、描摹、思考与变迁，都被纳入了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开山之作的《中国小说史略》视野中。同样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变迁与关注生命个体存在的知识分子，同样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与珍视生命存在的小说创作者，鲁迅从这些五彩斑斓的小说世界中读出了关于社会、关于生命的探讨，并对其做出了较为符合文本意图的阐释与评价，以社会学的视角关注文学及其描述对象，尤显得理解深刻与贴切。

　　三、明清小说发生研究的社会背景考量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有时代社会思想与潮流的印记，而社会的发展演变以及社会制度的实行也会对作家的思想及创作旨趣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文学创作发生的诸多方面。如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文学创作思想旨趣等。而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学的过程中，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作为中国小说代表的明清小说的探讨中，对此也有较多的关注，展示出鲁迅探究小说过程中对于小说发生的较为自觉的社会学意识。

　　如对于明之神魔小说的产生，鲁迅认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成化时有方士李孜，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世所企羡，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其在小说，则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而继起之作尤多。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道士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闾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结集润色之，则亦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1］160对于“奉道流羽客之隆重”，从宋追溯起，直至元代的佛道并行，而至明中叶“极显赫”，“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熠耀”，所以为世人艳羡，也就效仿者群起，因此影响也“及于文章”，在小说方面，从明初的《平妖传》开风气之先，到继起者众多。其所敷叙的，只是“人民闾巷间意”，因此内容“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而对于世人的影响极大，因此文人起而结集润色之，从而成就为鸿篇巨制的胚胎。社会风尚流俗对于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文人的影响及其导向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而对于明之人情小说的观照，鲁迅则以《金瓶梅》为例，指出其如下特点:“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

　　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1］189—190(这样一部“黩者多”的所谓“淫书”，而在当时，确是“时尚”。并举例在成化时及嘉靖间，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与陶仲文等以献房中术、进红铅等或骤贵，或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等。时人趋利，于是“颓风渐及士流”，即使“以进士起家”的士子，却是俱借“秋石方”而“致大位”。这种“瞬息显荣”的侥幸骤贵，成为“世俗所企羡”的对象，为此皆殚心竭虑而“求奇方”，使得“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同样是“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所以自此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可见社会思潮与风习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之大。

　　由此可见，明之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的产生与风行皆和时代社会思潮与风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方药盛”的后果一方面是世人崇仙尚道，因此侈谈神魔，神魔小说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房中术盛行，使得物欲横流，世人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因此人情小说中对于床笫之事的叙述比比皆是，且无所避讳。其对小说的影响之深广与普遍，籍此可见一斑。

　　与社会思想潮流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普遍深广同样不可忽略的是社会制度与政策对文学的影响。鲁迅在探讨中同样指出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与清之狭邪小说的出现即是社会不同时代制度政策实施变迁的产物。如才学小说的盛行，鲁迅认为原因如下:“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然尚有一李汝珍之作《镜花缘》”［1］257。清代的文字狱施行，使得当时的士人避谈实事以及与社会关系较为密切的历史，因此讲史小说的光芒显得不再那样耀眼夺目而渐趋黯淡，考证之风、博识之风盛行，于是，以才学识见展现为题材的小说随之出现并风行一时。《镜花缘》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作者假书中人物林之洋之打诨自论其书云:“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毬，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

　　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1］260。虽然其书未必如作者所期许的“与《万宝全书》为邻比”，但其中的各色制艺却也琳琅满目，不可胜数。

　　与以小说见才学者相类，清之狭邪小说的产生也与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如鲁迅所言:“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挟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于娼女矣。《品花宝鉴》者，刻于咸丰二年(1852)，即以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为专职，而记载之内，时杂猥辞，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其说与明人之凡为‘世情书’者略同。”［1］264明代的士大夫不得涉足教坊和挟妓，却未云禁招优的制度，使得达官名士为了规避禁令，却“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同时“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虽然清初伶人之焰一度稍衰，但复炽之后却是“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于娼女矣”。

　　一方面，鲁迅论述中表现出以上两类小说的产生与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在社会风尚习俗与时政制度的影响之外，读者的社会审美习惯也影响了小说创作。鲁迅指出，“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1］215，此风影响下产生的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因“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1］229而产生的清之讽刺小说;以及“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演义》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唯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演义》《水浒传》。

　　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梦》，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传》，其代表为《三侠五义》。”［1］278
　　
　　时代变迁，因读者的审美变化而产生的不同于《红楼梦》《水浒传》的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等，都与社会政策或者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鲁迅在进行中国小说史学研究中，使用的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且科学有效，一方面展示出其丰厚的学术底蕴，另一方面也是其敏锐深刻的学术识见的明证，正因如此，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学研究在史料辨析、作品评论、流派分类、时代概貌及发展规律等诸方面，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甚至至今也较为全面深刻的巨大成就。也正因其如此深厚的小说史学养和研究背景，鲁迅的文学创作自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