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汉斯贝利的戏剧《阳光下的葡萄干》是黑人戏剧中第一部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的剧作，故事主要围绕杨格一家对一笔赔偿款的分配展开。男主人公沃尔特·李·杨格的妹妹柏妮莎希望这笔钱能帮助自己支付上医学院的学费，实现成为医生的梦想；他的母亲与妻子则希望能用这笔钱买套房子，以改善家人的居住状况；而男主人公想利用这笔钱与人合伙开一个酒馆，以彻底改变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沃尔特·李的母亲，这个家的决策者，最终决定将这笔钱分为 3 份，一部分作为房子首付，一部分支付柏妮莎的学费，剩下的由沃尔特·李支配。他将柏妮莎与自己那份钱都投资了酒馆，但是，他的合作伙伴卷走了他所有的钱，不光他拥有自己生意的梦想破灭了，他妹妹上医学院的梦想也成为泡影，只剩下母亲购置的房产。但因母亲购置的房子位于白人社区，社区里的人反对他们搬进去，并派社区代表与他们协商，表示愿意出高价从他们手中买回房子。起初沃尔特·李动摇了，决定接受白人代表的条件放弃房子然而，他母亲的一番话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与他的男子气概，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至此，沃尔特·李真正成长为一个男人，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沃尔特·李最终拒绝了白人代表的提议，全家人搬进了他母亲购置的新房 , 进入白人社区。
这出戏剧中的男主人公沃尔特·李就是一个典型的黑人男性形象，作为一个黑人，就像他的其他非裔先辈一样，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处处遭遇不平等待遇，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窘迫；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同其他美国人一样，怀揣着自己的“美国梦”——成为一个成功、富有、受人景仰的男性，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意识决定了他们必须面对两种传统，即自身的非洲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前者是其文化源头，而后者是他们的生存现实”。两种身份，两种意识的碰撞与冲突，使得像沃尔特·李这样的黑人男性陷入一种身份危机。作为男性，他们的男子气概因种族歧视和经济困境也面临被“阉割”的威胁，因而，他们急迫地想通过某种方式去证实自己身上的男子气概的存在，去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
本文旨以沃尔特·李·杨格自我身份的认同历程来分析黑人男性所面临的身份危机及洛林汉斯贝利在此剧中所提供的解决方法。
一直以来，承受“三重压迫”和痛苦的黑人女性问题备受关注，她们同时背负着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压迫，而相比之下对黑人男性问题的关注度比较低。虽说女性在社会中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但是，由于女性的性别特征，黑人女性“更能够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黑人社会地位改善中获得好处，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她们比起黑人男性来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正如 Staples R. 在其书中所说，在黑人社会，男性往往比女性更需要人们的关注，学校里学业表现差的是黑人男性，就业市场上频频被黑人及白人女性抢走饭碗的是他们，蹲监狱的也多是黑人男性，因毒品、酗酒、暴力等失去生命的还是他们。所以说，黑人男性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黑人男性面临的众多问题中，其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身份危机。对男性来说，他身上的男子气概是他定义自己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对于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男性来说，他们的男子气概因种族主义的压迫而处于被“阉割”的危险状态。造成这些黑人男性身份危机的并不是他们身上没有男子气概，而是他们该如何去感知自己这种男子气概的存在：
对于这个国家的黑人男性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努力去唤醒自己身上本就存在的男子气概，而不是如何努力去成为一个拥有男子气概的男人。白人男性将他们的男子气概作为一种不可侵犯的神赋权力，而同样作为男性的黑人为了保有他们的这种男子气概却需要永无止境的付出努力。对黑人男性来说，保有任何一丝男子气概都需要一个奋斗的过程（Grier and Cobbs）。
也就是说，黑人男性需要不断的探寻，不断地与种族主义压迫、与阶级压迫作斗争才能够保护自己的男子气概不被“阉割”，这种发掘出自己男子气概的过程也正是黑人男性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即如何化解自己双重身份双重意识的冲突。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男子气概又不可避免地与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Grier and Cobbs）。像沃尔特·李一样的这些黑人男性意图通过寻求经济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存在，但是，被社会主流边缘化的黑人男性获得成功的渠道非常有限，最终他们会发现自己还是被困在一片物质丰富的大海中间的一个孤独贫困之岛（King）。因而，对黑人男性来说通过创造物质财富而寻求身份认同，即发掘自己内在的男子气概并被社会所认同，即使不是不可能，那也是很难成功的，正如《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希望通过改善经济状况及生意的成功而获得自己以及他人对自己男子气概的认同、对自己男性身份的认同，但这种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阳光下的葡萄干》中，作者汉斯·贝利洛林提供了两种寻求身份认同的道路，一是通过改善经济条件而提升社会地位，以获得自我肯定及社会认同；二是通过追溯黑人自己的历史，以求在历史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以获得一种确定的而非飘忽不定的身份。
首先，在这部戏剧一开始，汉斯贝利就对杨格一家居住的屋子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描写 , 而且，作者用了“疲惫”、“疲倦”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个屋子给人的感觉。屋子的疲惫不堪与疲于奔波的杨格一家形成呼应，让读者更加深刻认识到杨格一家艰难的生活。沃尔特·李的妻子露丝脸上是一副对生活失望到极致的表情，他的儿子甚至都没有一张可以被叫做“床”的床睡觉，昏暗的屋子更加衬托出这一家人灰暗的生活。这种经济上的贫困也影响到了杨格与露丝的关系，戏剧中一开始就展开了他们之间的一场争论。在杨格的儿子向露丝要钱时，露丝拒绝了他的请求，当杨格问露丝为什么拒绝儿子的时候，露丝直接说道：“因为我们没钱。”杨格对妻子这一举动不满，他认为妻子不该给孩子说这些话，妻子的这一举动让作为父亲的杨格感觉自己很无能。而且他的妻子不支持他的投资计划，这无疑是在质疑杨格的能力。所有的这一切，使得沃尔特·李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愿望更加迫切，所以，他才会想要在拿到父亲的保险金之后与人合伙开酒馆，以实现他的美国梦，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以救赎他的男子气概。当母亲将保险金其中一部分交给他做投资后，杨格似乎是看到了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他希望能给自己的儿子和家人打造一个舒适美好的未来，眼看着杨格的美国梦要实现了，可是他的合伙人却拿着他们开酒馆的钱跑了。正如秦苏钰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自由平等的美国梦永远是白色的，现实的美国社会生活也因物质的分配不平衡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分为黑白两色 他的投资失败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情节，白人不彻底改变白人至上的荒谬意识，黑人的梦想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就像杨立文在其论文中引用杜波依斯的话所说的，“往往是残暴无情的肤色偏见造成了黑人的落后，而不是由于黑人落后才引起种族偏见”。
所以说，沃尔特·李希望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来改善家人生活，证明自己的作为一个黑人男性的能力以及维护自己的男子气概的希冀注定会被无情的现实击碎。
在寻求经济成功的这条路失败了之后，沃尔特·李差点儿就接受了白人社区的代表提出的高价收购他们在白人社区买的房子的提议，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开始疑惑了。刚被现实狠狠地打击过的他，此时也在彷徨，他不知道自己的抗争是否真的会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所谓的改善，他不确定作为一名黑人的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在之前，他亲口告诉母亲，钱才是一切，才是生活，现在，他想通过挣钱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男子气概的诉求失败了，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在这个美国社会中去立足，自己该以何种身份去立足。此时的沃尔特·李感受到的正是 Harding 所说的“当我们不再知道自己的前进方向，不再记得我们的起源时那种压倒我们的自我毁灭感和绝望感”。在这个时候，沃尔特·李的母亲对他说的一番话唤醒了被现实封印在杨格内心的男子气概，他通过追溯黑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就是他的起源，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未获得了归属感，明确了自己的身份，解放了被封印的男子气概。
在美国社会中，由于黑人在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在不改变白人至上、白人中心主义的痼疾之前，黑人很难通过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正如《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主人公沃尔特·李一样，黑人男性因为生活的窘迫和现实的打击而质疑自己、迷失自己。但是，通过认识到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黑人男性也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解放被封印的男性气概，获得自我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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