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余年前，上海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大获成功，成为一代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经典回响。20年后，在这个新编戏百花齐放的文化大繁荣时代，《曹操与杨修》依然是一枝独秀而无可替代。如果说 20 年前《曹操与杨修》带给观众的惊艳与所处时代和人性释放有关的话，那么 20 年后的经久不衰则值得我们去进行更多理性的思考。
在传统京剧里，曹操的形象是大奸大恶的乱世枭雄。可以说，白脸的曹操就是奸邪的代名词。而在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中，曹操则摇身一变成了伟大的政治家。这种单一式人物塑造都不是新的戏曲创作所需要的创作方式。
《曹操与杨修》则成功摒弃一贯的剧本创作思维，成功塑造了一个性格分裂却又统一的曹操，让曹操的性格在事件的发展中逐渐成型，使曹操变成有血有肉的“人”。曹操求贤若渴，网罗天下贤才，招来贤才本是如虎添翼，但他又无法容忍“众望所归是杨修”，亲手将贤才斩首。杨修满腔报国志，一心投相府，他敬重曹操心怀天下的气度，但其恃才傲主、咄咄逼人的所作所为却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曹操与杨修从相互倾慕到彼此对抗，再到两败俱伤，让人们既体味到人性的无常和命运的苍凉，又引发了哲理的反思。
为什么会酿成这样的结局？这不是仅仅简单的一句“杨秀恃才傲物，曹操无容人之量”能够回答的。曹操的问题不在于无容人之量，而在于他的猜忌。自冤杀孔闻岱，他自知理亏。杨修叫曹夫人见曹操，本意是告诉他夜梦杀人不足为信；曹操错解其意，以为杨修是逼曹杀妻。从那时起，曹操就时刻怀疑杨修因为孔闻岱之事和自己作对，将杨修所有好意相劝误为居心叵测。由从前的敬佩变为猜疑，由猜疑到绝望，直至杀掉他。他的猜忌是杨修的坟墓，但同时也是他曹操的坟墓。他身边的能臣一个个离开，他的猜忌注定了他有求贤之心而无求贤之能。注定了这场悲剧。杨修桀骜的个性同样是这场悲剧的创造者。他有治世之才，有政治抱负，又遇见了曹操这样懂得识英才的明主，只因不懂如何去事君，方才酿成悲剧。
古来臣子进谏，太过刚直，高高在上的君主并不一定会接受；太过委婉，反而什么都说不出来；溜须拍马，更是贻笑大方。杨修就是刚直的极端。他让丞相为自己牵马，肆无忌惮地嘲笑丞相，使之颜面扫地。一次两次，或许求贤若渴的丞相会承受，但再三再四呢？我想再宽宏大量的人都会受不了吧。更何况多疑的曹操认为杨修记恨孔闻岱之死，故意和他作对。和自己不同心的人，即使再有才，于曹操来说，又有何用？
毋庸置疑，杨修给曹操的建议都是正确的。他的本意也是真心为曹操着想。可是他太过固执，不懂得维护上司心中最看重的权力。其实杨修未必有对曹操权力的觊觎，但他并没有真正了解曹操对权力的维护。他用自己的方式去强迫上司理解自己，接受自己的建议，这样做的最终结局就是，君主臣子之间隔阂越来越深，怨恨越来越浓，直到对峙两方。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告诉别人，可以给别人提意见。但如果强迫别人去执行你的意愿那就不对了。即使你的建议的确比对方的好很多。
你也只能以建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迫只能引起别人的反感。杨修就是不懂得退让，不懂的理解上司，才酿成悲剧。可惜的是，曹操的天性注定了他的悲剧。他不想杀杨修而不得不杀。就像那敲锣官的最后锣声，亦是曹操的终结。新编历史剧的创作，不是简单地对历史的还原，也不是为了吸引现代观众而对历史进行无责任地娱乐。优秀的历史剧创作，应该从多角度激活人物的复杂内心情感，在其内心情感基础上去衍生出错综复杂的戏剧情节。
观众在观看时，他们不知道应该谴责曹操，还是应该谴责杨修，或者说应该为曹操辩护，还是应该为杨修辩护。观众眼睁睁看着这个悲剧产生却无法阻挡，从而谱写一曲无可奈何的人生绝句。《曹操与杨修》面世已二十年有余。二十年前，我们可以从《曹操与杨修》的出现和轰动与引发的争议 ,看到我国戏剧界在新编历史剧创作实践上的突破和理论思维上的转化与进步；二十年后，我们依然可以从《曹操与杨修》的艺术创作中提取到值得新编历史剧去探索和汲取的精髓。该剧所呈现出的这种对传统戏剧形象的突破既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也是值得今后新编历史剧借鉴的探索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