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越反越恐”现象的主要原因研究(2),刑法论文

　　（二）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为恐怖主义滋生创造了条件。
　　
　　以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的国家结构以及民族国家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却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伊斯兰教的宗教共同体观念、真主主权观念以及“圣战”观念是伊斯兰国际体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并成为伊斯兰世界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③然而，民族国家体系无论合理与否，却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重要基础，并成为国内治理的外部结构。主动适应则是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民族国家建构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意义主要在于中央政府权威的确立和得到认可。④“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⑤诚然，阿拉伯国家已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共和制国家不仅有总统、总理以及内阁部长等职位，还有议会和司法机关，君主制国家除了王室以外，还设立了各种具有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委员会。⑥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并不能掩盖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的传统性。阿拉伯世界大体上仍然是一个由宗教和部落组成的社会，对宗教和部落的认同远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仅如此，宗教的不同派系，以及部落内部不同势力的划分，成为现代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宗教、教派、部落、族群矛盾深刻影响着中东的民族国家建构。例如，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掌握总统、总理和议长三大政治核心职位，该国虽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其境内什叶派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朗唯命是从，对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的教派认同甚至超越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同。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则由什叶派担任总理，库尔德人担任总统，逊尼派出任议长，但掌握实权的什叶派在外交上也唯伊朗马首是瞻，库尔德人更热衷于维护其自治权，逊尼派则积极寻求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的政治支持，这导致伊拉克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分裂和分化特征。利比亚则是由部落组成的社会，卡扎菲时期，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部落集团对另一个部落集团的统治；利比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部落集团对另一个部落集团的战争。①
　　
　　因此，对各自宗教和部落认同的强化客观上增加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难度，直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最终导致国家有效治理的缺位。混乱和失序是中央政府权威得不到认同和认可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国家治理的缺位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空间。黎巴嫩、伊拉克、也门、索马里以及利比亚是上述情况的极端体现，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但程度不一。
　　
　　当然，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部分阿拉伯国家推行的威权统治，在客观上压制了青年群体以及社会各阶层合理的政治表达，助长了他们对中央政府权威的不满，并最终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弱化。
　　
　　（三）地区主义的失败为恐怖主义势力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地区主义不仅包括地区经济一体化，还包括地区内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之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内的政策协调。二战后，欧洲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东亚的崛起也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地区国家之间的频繁互动以及在重大分歧上保持克制的态度。
　　
　　中东地区因其宗教、民族和部落矛盾以及不同族群跨境而居等复杂的现实情况，本就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尤其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然而，由于中东地区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地区安全框架和地区组织，因此建立中东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至今遥遥无期。成立于1945年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组织之一，但因内部分裂未能在安全问题上发挥有效作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的目的主要是防止1979年后伊朗对外输出“革命”,曾在安全问题上发挥过一定作用。然而，海合会于2011年卷入巴林危机以及2015年强力介入也门乱局，表明该组织更像是军事集团或者诸多冲突的一方，而不是协调海湾地区内各方安全利益的包容性机制或组织。
　　
　　地区主义的缺位无疑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政治实体化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组织存在于内陆地区，如果其武器供应系统、对外传播的互联网系统、石油走私系统以及对外贸易系统被切断，其向外拓展的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伊斯兰国”组织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大国间缺乏有效措施遏制其发展的安全合作机制。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与中东恐怖主义
　　
　　工业化、国家建构和地区主义的失败固然有阿拉伯国家自身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但美欧等西方国家作为数百年来对中东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外部力量，其推行的中东政策也是造成中东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的重要原因。
　　
　　第一，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强势竞争和利己政策是导致阿拉伯世界工业化发展滞后的重要外部原因。自然条件是制约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的重要内因之一。除海湾地区盛产石油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属于资源匮乏型国家。阿拉伯世界虽地域广袤，但大多为沙漠地带，不仅严重缺乏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水资源，而且人口密度不够，劳动力资源不够集中。这些因素客观上制约了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但欧洲国家长期殖民中东的历史遗产和利己的经济政策构成了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落后的重要外部原因。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但无论是在政治安全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地中海都没有成为能够保护阿拉伯世界的屏障。相反，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地中海进入中东地区，并得以一度长期殖民阿拉伯国家的。在经济上，欧洲地区的商品通过地中海不断销往阿拉伯国家。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不仅丧失了工业化的动力，而且丧失了基本的竞争力。不仅如此，欧洲国家的竞争也是阿拉伯国家产品未能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北非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地质和气候条件类似，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橄榄油远销世界各地，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橄榄油则滞销国内，这显然和欧洲国家的强势竞争有关。
　　
　　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倡议的“欧洲-地中海伙伴计划”（又称“巴塞罗那进程”）表面上承诺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区，但实则是欧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自身利益，重新将地中海沿岸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跨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的战略措施。尽管地中海沿岸国家对欧盟的出口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在工业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为上述国家带来实质利益。在贸易结构方面，地中海国家出口到欧盟的货物主要是能源和初级产品，而非工业品。地中海国家不仅受损于欧盟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还受害于欧盟强加给纺织业的严格限制。①
　　
　　第二，西方国家的干预破坏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对于任何非西方社会来说，构建一个以强有力中央政府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结构都具有相当的难度，阿拉伯国家也不例外，因为民族国家本身是产生于并适应西方文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对于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而言，外部力量本应采取宽容和支持的立场。然而，西方国家非但没有在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采取支持立场，反而多次以推动中东国家民主化等不同理由进行军事干预甚至发动战争，即使是出于善意，也在客观上破坏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
　　
　　2011年，西方国家滥用联合国关于设立禁飞区的授权发动了利比亚战争，既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也摧毁了该国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对此，基辛格指出，“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②。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内具有独裁的各种特征，包括残酷镇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反政府力量，对外则表现出挑战国际体系规则的倾向，如先后对伊朗和科威特发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但不能否认，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通过威权统治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利用这种权威制约了国内矛盾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伊拉克作为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意识也基本确立起来，突出表现为两伊战争期间大量伊拉克什叶派力量超越宗教认同而追随萨达姆政权进攻伊朗。然而，美国先是以反恐反核扩散，后以反独裁等十分牵强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而且摧毁了伊拉克本已十分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并直接导致战后伊拉克局势长期混乱。
　　
　　叙利亚也是由不同民族和教派构成的国家，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来自占全国人口不足10%的阿拉维派，该派是什叶派的分支，其余人口大多为逊尼派和基督徒。尽管阿萨德政权的建立是否合乎民主程序一直饱受争议，但该政权事实上主要依靠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进行超越教派的统治，具有民族国家结构的特点。①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西方国家以推广民主为由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致力于推翻阿萨德政权，不仅威胁到政权稳定，而且威胁到叙利亚本已非常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