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创新

　　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程度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更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反映。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也是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打造出来的制胜法宝。廉政文化是以廉政理论为指导、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是一个抽象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实践问题。廉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廉政实践在廉政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实现。

　　一、廉政文化的历史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廉政文化传统的传承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和发展，提炼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对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儒家倡导的“礼、义、廉、耻”文化

　　中国有着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及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孟子等历代大儒，都是廉政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孔子的“仁者爱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礼，与其奢也宁俭”等主张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理念。《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即以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这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要求“为政者当以民为本，以天下为公，以德为政”，即在公利与私欲上克己奉公，在廉与贪上克己复礼，抑制私欲膨胀。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当然，封建社会传统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着眼于皇权专制的获取与维护，是考虑天下之得失，这也是封建社会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思想对化解中国封建社会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初，共产党严格实行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人率先垂范，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朱德的扁担”成为妇孺尽知的佳话。即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共产党员仍然坚守着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三大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做新衣，不大吃大喝，保持纯洁艰苦的作风，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也正是共产党员的廉洁品格，吸引了亿万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军民同心，才使我们党在一次次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获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党之初，党的一大、二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具有献身精神，不应该有任何以党谋私的企图，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又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潮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斗争。”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决定：“严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行为》的规定，指出“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说明了在建党伊始，我们党就郑重表示出对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和从行动上给予坚决惩处和抵制的决心。在革命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又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防止骄傲和贪图享乐思想的产生。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文化

　　新中国成立前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走向北京城，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随身携带《甲申三百年祭》，提醒他的战友们进京赶考须考出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六十年，中国共产党交出两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一是中共的执政成绩，二是中共自身的建设成绩。可以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业绩，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义无反顾的艰辛探索相联系的，是与一个志向高远的先进政党的胸襟、胆略、智慧和勇气相联系的。正是有了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同志的卓越领导，才会涌现出像雷锋、焦裕禄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共产党员才能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表现出廉洁无私的高风亮节，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1951年底，毛泽东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看作决定新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三反”、“五反”运动为整顿党内腐败、重塑廉政作风起到重要作用。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丰富。1980年，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从制度层面杜绝特权的论断。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在邓小平思想的科学指导下，我们党从“群众运动反腐”进入“制度法制反腐”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呈现出新特点，廉政建设成效显着。但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也不断花样翻新，在一些领域还愈演愈烈，使党的廉政建设面临新的挑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将传承传统与继承文化相结合，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尤其注重加强制度反腐力度，从源头上推进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在领导我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强调指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党充分认识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五）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文化

　　在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新时期，江泽民科学总结当今世界一些执政党兴衰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调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江泽民强调,“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胡锦涛根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原则，重申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可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体现，也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对和经受住各种考验、化解和战胜各种危险的重要法宝。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立场鲜明地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的肌体健康。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在全社会塑造和树立一种以廉洁从政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价值观和执政理念，使我们党真正成为经得住长期执政考验，站在时代前列、永不变质的党。

　　二、廉政文化的时代创新。。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造成了官民之间的矛盾对立。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善于运用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更要进一步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的发展变化，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中，以改革的思路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举措，以创新精神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和办法”。具体而言，我们应当汲取和借鉴廉政文化的历史精华，在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努力挖掘具有浓郁民族特性的地方文化精华，并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保障，以先进的廉政载体为途径，赋予廉政文化崭新的时代内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

　　（一）廉政文化的思想创新

　　首先，科学总结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传统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两个务必”的思想，“谨防糖衣炮弹”的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及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求真务实”的基本思想等。廉政文化建设，应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使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应将廉政文化建设融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大战略部署中，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发展平台。

　　其次，要批判地继承一切廉政文化成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是传承的，又是更新和发展的。对良莠并存的传统廉政文化要进行现代转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些官员在“官本位”的影响下缺少“甘当人民公仆”的意识，侵害人民利益，成为人民的罪人。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跳出人治的思维框架。因此，党的廉政文化建设须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成果。此外，对国外廉政文化的有益成分，我们也应积极借鉴，尤其需要学习西方法律至上、依法行政的先进廉政理念，在公务员队伍中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广大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人意识和监督意识等，结合中国实际对其廉政文化进行分析、消化、吸收。

　　（二）廉政文化的制度创新

　　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进入通过制度与法律惩治、预防腐败的新阶段。

　　198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性文件。但从近些年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这些规章制度并没有形成有效遏制腐败的防火墙，腐败现象仍呈易发多发态势。究其原因，关键是缺乏制度层面的突破。目前的廉政文化制度设计尚缺乏系统性，超前研究不够、刚性约束不够。特别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评估机制、激励和惩戒机制、推进机制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可操作性不强，这使廉政文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此外，制度执行力也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为制度执行意识不够强、制度宣传力度不够大、制度设计缺少科学的规划、制度实施缺少完善的配套措施、制度不规范问题比较突出、制度执行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因此，建立新时代条件下的反腐倡廉新制度，增强公职人员行为的透明度，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应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扩大党内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纪检监察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这些方面进行。

　　（三）廉政文化的载体创新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载体。廉政文化就是以廉政为主题内容，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有机统一体，它需要通过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多载体、多途径、多渠道来建设。

　　2010年1月11日，贺国强在十七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指出：“拓宽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渠道，加强反腐倡廉舆情网络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因此，我们应通过多种平台和媒介的广泛传播，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先进文化氛围。

　　首先，廉政文化具有熏陶教化、舆论导向和审美凝聚功能，只有注重人性化，廉政文化建设才会更加富有成效。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应根据内容选择适合的载体，除利用报刊、广播、讲座、书画展等传统方式外，还应构筑多方位的教育平台，如以反腐倡廉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艺术作品。其次，随着网络的普及，现阶段网络公共舆论曝光了许多腐败现象，在监督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的举止言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搭建了廉政文化建设主体与客体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例如通过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布廉政信息，答疑解惑，引导公众理解、关心和支持党的廉政文化建设；通过网上问卷调查及民意测评等形式，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运用网络工具，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将政府信息公开，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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