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市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分析(2)

　　3. 1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结果比较的相同之处

　　分析两种方法的相同之处，我们主要发现两个方面。第一，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未来目标、压力应对方式、自评健康状况是预测幸福感指数最强的3 个因素，路径分析中未来目标、压力应对方式、自评健康状况可直接作用于幸福感指数，总效应排前3 位，且两种方法所得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或标准化估计系数） 比较接近。其次，回归方程中标准化回归系数较小的兴趣爱好在路径模型中不能直接作用于幸福感指数，通过压力应对方式、自评健康状况间接作用于幸福感指数，总效应只有 0. 076.两种分析方法都表明，未来目标、压力应对方式、自评健康状况是居民幸福感指数最重要的 3 个影响因素，兴趣爱好对居民幸福感指数的影响较弱。本研究积极、乐观应对压力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着预测作用，与何振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9].居民积极、乐观应对压力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学习、工作和人际关系向有利方向发展，易使个体获得较多积极情感体验，而消极、逃避压力只是暂时摆脱压力干扰而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或矛盾，最终难于摆脱真正的压力源，难免再次陷入压力困境，易产生消极情感。同时，未来目标对居民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强，根据希望理论，目标是希望最主要的成分之一[20],未来目标是个体对未来所希望实现的成果，体现个体对未来某一方面或领域的规划与追求。江红艳等人[21]研究发现，希望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着正相关，希望可调节知觉压力对消极情感的影响。未来目标也可通过压力应对方式作用于幸福感指数，Stephanie 和 Anne[22]认为，因主动集中追求目标而积极应对压力是个体健康（ 包括情感、主观幸福感和身体症状） 的预测因素。此外，自评健康状况是反映居民客观健康水平的重要方式，健康的体魄是我们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健康才能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路径分析中，自评健康状况对幸福感产生直接正向效应，与 Andrew 等人[23]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说明政府应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居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鼓励居民树立目标意识，根据目前现状、能力水平设定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如家庭年收入目标、职称晋升目标，使居民生活、工作更有方向、更有追求、更有动力。当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居民应以积极的心态适应社会环境、吸收社会正能量，及时消除负面想法和情绪，乐观应对自身、环境压力。此外，当前大多数居民处于亚健康状态，健康应当成为新世纪居民的基本目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周期性举办健康教育讲座等健康宣教活动，向居民宣传健康理念，引导他们提高保健意识和疾病预防意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倡导有益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使广大居民关注健康、管理健康甚至投资健康，促进健康素质提升。

　　3. 2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路径分析比较结果的差异

　　第一，两种分析方法不同之处首先表现在路径分析中压力应对方式对幸福感指数的总效应除了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兴趣爱好、未来目标通过它对幸福感指数的间接效应，其中表现压力应对方式对幸福感指数直接效应的路径系数（ 标准化估计系数）与它在线性回归方程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相近。同理，未来目标对幸福感指数的总效应包括直接效应和年龄、个人月收入、受教育程度通过它对幸福感指数的间接效应。

　　第二，进入线性回归模型的城乡居住地和休闲时间并没有进入路径分析模型。本研究设立居住地变量以区分不同居住地来源、反映城乡自然、社会环境的差异，但居住地与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兴趣爱好等多个因素的相关性不是很强，作者出于简化路径模型中变量个数和构建较理想拟合度模型的需要，放弃了对城乡居住地差异与其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探讨，因而居住地未进入路径分析。然而，之前研究表明，与城乡居住地相关的自然景观[24]、环境污染[25]以及住房空间[26]等都可能影响幸福感，本研究不同城乡居住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统计学差异，可能与近几年该地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及农村恬静的自然环境、浓厚的风土人情有关。休闲时间未被纳入路径模型，尽管休闲时间与模型中一些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但可能他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很强，影响了对模型拟合度的评价，作者将其排除在模型之外。但休闲与幸福感关系的其它研究表明，参加休闲活动可增加身心健康利益和获得快乐、积极情绪[27].

　　第三，年龄没有进入回归方程却进入路径模型。如图 1 所示，年龄可直接通过自评健康状况间接影响幸福感指数，也可直接或间接通过兴趣爱好、未来目标、压力应对方式等其他因素间接影响自评健康状况，最终作用于幸福感指数。年龄与健康状况关系密切，年龄相关客观健康状况的下降会影响人们对健康的自我评价，从而降低幸福感。另一方面，如本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个体自评健康状况也受到兴趣爱好、压力应对方式、未来目标等因素的间接影响。此外，个人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未进入回归方程，但在路径分析模型中对幸福感指数的间接效应为-0. 04、0. 10,提示我们不能忽视个人月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客观指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上对比发现，兴趣爱好、居住地、休闲时间、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对幸福感指数的影响小于未来目标、压力应对方式、自评健康状况，但我们不能孤立地强调某几个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是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等多个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大小不同且各因素间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居民还应注意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和培养多种兴趣爱好，有意识地从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放松身心，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和发展兴趣爱好等调节生活、工作压力，丰富业余生活和陶冶情趣、情操。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赵娜等人[28]研究表明，老中青三代人的生活满意度、抑郁水平、社会支持度有明显差异。由于不同年龄段居民躯体功能状况、阶段性任务和挑战不同，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过渡期应学会灵活调整社会角色、调节心理预期和压力应对方式，特别是老年人应学会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主动参与社区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增加成就感。家人和社会应多给予老人社会支持，使他们减少抑郁、逃避等消极情绪，愉快地度过晚年生活。此外，国家经济的发展、居民个人收入的提高和文化水平的提升是居民幸福感水平增加的重要保障。

　　综合而言，多重回归分析主要解决多个自变量对一个连续型因变量预测的问题，它所假设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多环节因果结构，本文探讨未来目标、压力应对方式、自评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是假设为并列存在的，只能得到每个因素对居民幸福感指数的单独净作用。路径分析可以通过因果关系模型深入探讨不同因素之间及其与居民幸福感指数的作用方式、作用强度，将这些因素对居民幸福感指数的作用分解为上述净作用（ 直接效应） 和各种形式的间接作用，有利于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理解及指导居民提升幸福感。总之，以上分析表明，两种方法各有侧重，结果可以相互印证与补充，日后研究心理问题时可以加以灵活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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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unkook Suh,Ed Diener,Shigehiro Oishi,et al. The shifting of life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cultures: Emotions versus norm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 2） : 482-493
　　[3]金一波，李娇，陶灵芝，等。 高校女教职工压力、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 2） :224-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