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学研究

　　1.引言

　　语法和用法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主流语言学派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固定的系统,可以脱离语境及认知的其他层面进行独立研究。这种语言结构与语言使用截然分开的观念可以追溯到索绪尔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

　　结构主义学派以及后来的生成学派继承了这种区分方式。例如,Chomsky(1965)认为语言研究的优先目标是语言能力(competence)即语言使用者内在的知识结构,而不是具体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

　　在该学派看来,从外部视角探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运用,对于理解大脑内部的语法生成过程意义不大。

　　认知和功能学派则持体验性(experiential)的语言观,认为把语言结构研究与语言应用截然分开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在他们看来,语言知识来自于语言运用的实践,语言知识实质上就是有关语言如何使用的知识;因此语言研究应着眼于语言使用的过程而不是语言系统的知识(Givón 1979;Bybee 2006;Langacker 1987,2000)。这样一来,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况便成为语音、语法和语义结构和范畴构建的基础。

　　Langacker(1987:46)首先提出了“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usage-based theory),指出认知语言学特别关注语言系统的具体使用以及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运用知识。

　　Hopper(1998)则认为语言结构产生于话语(discourse),而话语动态地影响和构建语言结构,并据此提出浮现语法(EmergentGrammar)的概念。

　　Evans和Green(2006)指出,认知语言学者都秉持用法基础论,其核心理念就是语言系统的组织直接来源于语言的使用方式,语言的使用整合到我们的语言知识(或者说“心理语法”)当中,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语言使用去研究语言结构。

　　如今,以用法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已成为语言研究中的核心理念之一。那么,语言学中的“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到底指什么?它可以用于解释哪些语言现象?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些问题。

　　2.用法基础论的基本假设

　　历史上至少有两种语言研究传统是以用法为基础的:一是强调语境重要性的Firth传统,二是基于言语行为来构建语言结构理论的言说语言学(enunciativistlinguistics)传统(Kemmer & Barlow 2000)。这两种传统都关注语言使用,对现代语言学具有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在语言研究中,认知和功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和模型。该研究范式的基本假设主要包括:

　　(1)语言系统从语言用例中浮现而生。也就是说,语言结构并不是固有、现成的表征形式,而是通过语言使用逐渐归纳概括出来的结构。这里的语言结构指的是内在的、心理的语言系统,而不是外在的语言表达形式。浮现则是指语言使用者通过图式化、抽象等认知过程自下而上地构建语言系统。认知语言学认为交际者的语言系统根植于用法事件(usage event,即应用实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Kemmer & Barlow 2000):第一,语言系统是经过对话语实例的经验提炼出来的;第二,交际者心理语法的 表 征 是 用 法 事 件 在 大 脑 中 的 图 式 性 映 现(Barsalou 1999);第三,用法事件产生并决定语言系统的结构化与操作的进程。这显然与生成学派主张的语法规则是先天设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立。(2)语言系统受到使用频率的影响。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认为,语言单位出现得越频繁,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系统中的固化程度 (entrenchment)越高。这里的固化是指语言单位作为整体在认知加工中的惯式化,固化程度高的语言或认知单位通常不必经过内部加工过程而获得自动激活。认知语言学文献中经常提到两种频率效应:类例频率 (tokenfrequency)和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前者是指语言中具体用例的使用频率,频度越高,该用例心理表征的固化程度越高。例如criticize比condemn更常用,因而类例频率也更高。后者是指较抽象图式的使用频率,如walked、jumped、shouted等是英语动词过去式图式[VERB-ed]的 具 体 用 例,而brought、sought、thought等是过去式图式[XXought]的具体用例。由于用法事件中[XXought]图式的实例总量比[VERB-ed]图式的实例总量要少得多,因此过去式的类型图式[VERB-ed]比类型图式[XXought]在心理语法中的固化程度要高(Evans & Green 2006:118-119)。语言表达出现在语言学习者经验中的类例频率有助于表达的固化———此表达作为一个整体被激活和灵活使用,而表达的类型频率决定了结构的创造力或能产性。

　　Langacker(1987:100)认为语言结构在认知组织中具有不同的固化度等级,语言单位的每一次使用都会增加其固化程度。例如,当语言单位have和to频繁地结合在一起出现时,语言使用者就会把这两个单位作为一个整体结构haveto储存在记忆中。在需要时,have to就会被自动地提取出来而不必每次都进行两个单位的重新整合。

　　这说明语言单位的频繁使用会影响其在交际者知识结构的表征,语言系统来自于语言使用,也能反过来影响语言使用(Bybee & Hopper 2001;Bybee 2006)。

　　(3)语言的交际本质可以有效地解释人类的语言现象。语言使用涉及到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交际,因此包括语言生成和语言理解两个过程。在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用法事件,也就是语言使用者在特定文化和语境中语言的实际用例。

　　Langacker把用法事件等同于言语(utterance),即交际语境中的说话人在一个语调曲拱(intonationcontour)内向另一个人表达相对连贯的交际意图的语言行为(Langacker 1987:66;2000:9)。交际双方都要在语言结构与相应的用法事件中建立某种联系,并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策略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在语言生成过程中,说话人必须选择适当的语言结构以得到预期的理解,并且保证听话人对事件作此理解;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听话人必须按照语言结构所表征的事件来解读说话人的意图(Langacker2000:10)。据此,语言中的很多看似不合规范的用法现象大都可以从语言交际的视角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4)产生用法事件的语境在语言系统的操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语境可以粗略地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前者指的是话语内部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是指外部语境,是与话语产生及理解有关的背景知识,包括社会历史背景、现实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地点、场合、对象以及使用语言的人物、身份、处境,心情等。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认为,认知行为(包括语言行为)与环境(包括语言环境,即语境)相互作用,语言在各个层面(语音、句法、语义)都受到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的影响,但认知表征与语言使用的直接语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语言单位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激活了语境中多种相关的知识和经验领域(Langacker 1997:235)。例如,“小张正往墙上钉钉子”与“小张正往地板上钉钉子”这两句话中,钉子的行进方向不同:前者是水平方向运动,而后者是垂直方向运动。这种感知经验在语言理解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尚国文2011)。语境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与人们的概念系统紧密相关。语言单位本身具有常规意义,而在具体语境中使用时会产生语用意义。在具体应用中,词语总是带有语用意义,而常规意义只是该词语在多次语用理解中归纳出来的典型意义(Kemmer& Barlow 2000:ⅹⅹⅰ;Evans & Green 2006:113)。

　　根据这种观点,语用意义是“真实”意义,而常规意义是语用意义的抽象。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并不是传递意义本身,而是提供语境中意义构建的提示(prompts)或线索(cues),意义的表征是百科式的,具体语言使用中的概念化是语言形式激活的,但是比语言形式本身的常规意义要丰富得多。

　　3.Langacker的语法浮现观

　　在认知语言学中,语法被看作是语言使用的产物,语言使用影响大脑中的语法表征。

　　Langacker认为,语法是常规语言单位结构化的清单,主要通过三种基本单位(语音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按照三种基本关系(象征化、范畴化和整合)组织起来,构成语法的单位是从语言使用中通过抽象化(abstraction)和图式化(schematization)过程浮现出来的(Langacker1987:11-96)。其中抽象化是从语言使用的实例中概括使用模式的过程,语言使用者可以根据特定表达的组成成分在用法事件中的类型变化总结出使用规律。例如,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在汉语习得过程中,会根据所听话语中经常出现的词语、短语和句子概括出各种使用模式及其相对应的意义。而图式化是一种特殊的抽象化过程,是语言使用者从实际的话语结构中抽取共有的成分而形成的表征。实际上,各种语法单位都可以看作是图式表征。图式化的反过程是图式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也就是图式表征在语言使用中的具体用例。一个使用事件或使用模式(usage pattern)就是其相对应的图式的实例化。

　　Langacker(2000)把话语产出和理解过程中用法事件与语言单位的关系看作是范畴化问题,并详细讨论了用法事件的范畴化过程。如果用正方形L表示语言系统,圆形U表示整个用法事件,[A]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语言单位,(B)是用法事件中的一个具体方面,那么用[A]对(B)进行范畴化具有两种可能:一是(B)与[A]的常规意义相吻合,用实箭头表示(图1);二是(B)作为[A]的常规意义的延伸,用虚箭头表示(图2)。【图1-2】

　　
　　例如,语言使用者注意到用法事件中的某个实体与其存储在大脑中的COMPUTER的图式表征相符,因此用computer这个语言单位来表示此实体化的图式,[A]→(B)就是成功的范畴化。而语言使用常常伴随着部分创新(innovation)。比如对于电脑生产商在第一次使用mouse来表示鼠标时,由于语言单位mouse对应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那种啮齿目的哺乳动物,而鼠标是用来控制光标活动的电脑设备,因此用mouse表示与老鼠形状相似的电脑设备是mouse一词语义的延伸,只获得MOUSE图式的部分认可(partial sanction),也就是说,二者的范畴化关系是通过激活图式化的范畴结构MOUSE而获得部分认可的。

　　以用法为基础的范式认为,固化是一个程度问题,即使新结构第一次出现也会在部分语言使用者头脑中留下某种痕迹,成为固化和常规化过程中的第一步(Langacker 2000:10-11)。新结构与已形成整体单位的结构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新结构就会逐渐固化为整体单位,因此[A]的延伸作为(B)的范畴化就会固化为一个语言单位[B],成为语言系统L中的新成员(图3)。例如,现在用语言单位mouse表示用法事件中的鼠标已经成为常规范畴化,而老鼠的初始概念只有在界定鼠标时才可能用到。【图3】

　　因此,语言范畴和结构通常是原型结构通过延伸、图式抽取以及实例化等过程派生出来的复杂结构,各种语言结构通过范畴化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范畴网络。语言的实际用例(用法事件)是语言系统形成的根基,即使是最抽象的概念也与具体的语言使用有直接的联系;而用法事件的创造性是已存在的结构或单位的在线扩展和延伸。

　　4.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习得

　　儿童是如何在短期内学会使用结构复杂的语言的?关于这一问题,以Chomsky为首的生成学派提出了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假说,认为人类大脑中先天存在着具有相同语法规则的语言模块,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就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设定参数的过程。然而,这个假说面临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Tomasello 2003:7):(1)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是如何把抽象的普遍语法与语言中的具体现象联系起来的?(2)如果普遍语法规则是一贯不变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儿童语言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对于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以用法为基础的理论并不否认人类具有习得语言的生物学基础,但强调大脑中并不存在特定的语言认知模块,儿童的语言习得也不是激活先天设定的内在的语言知识系统的过程,而是依靠其基本的认知能力在所经历的用法事件中抽取语言单位或语言结构的过程(Kemmer& Barlow 2000;Croft & Cruse 2004)。Tomasello(2003)指出,儿童的语言习得依靠两种基本的认知能力:意图解读能力(intention-reading ability)和模式发现能力(pattern-finding ability),前者是指儿童能够理解成年人作为意图主体的交际目标和意图。

　　这是一种把感知输入从统计的声音模式转化为语言符号的能力。后者是指人类能够对感知输入进行统计性分析的范畴化能力,是从话语中概括语言使用规律的能力。例如,Saffran等人(1996)发现8个月大的儿童就能够辨认听觉语流中的构词音节的模式。人类个体在某个时段所拥有的语言技能是由其从生活中全部的用法事件中通过固化过程和抽象化过程积累起来的语言经验决定的(Tomasello 2003)。因此,学习和经验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儿童最初的语言中没有什么语法结构,稍微复杂的话语也是以实体词(item)而不是规则为基础的(Braine 1976)。由于儿童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具体用法事件中的语言经验,不能像成人那样进行语言抽象,所以不能操作更抽象的语言范畴和图式。具体说来,12个月左右的儿童是语言发展的独词阶段(one-word stage)。

　　他们开始发出的可辨识的语言单位是单个实体词语,因为它们能够表达概念或论断,起到成人语言中话语的功能。独词句有时表现出语义扩展过度或扩展不足的情况,例如,儿童会用相同的词来描述外貌相似的事物。而儿童在18个月左右时出现的双词阶段(two-word stages)依然具有以实体词为基础的特点。在这一阶段,儿童开始把有着明确的句法和语义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表达其交际意图。例如用“Toy mine”表示“Thattoy is mine”。许多这样的话语表现出一种功能上的不对称:其中的一个词功能上更加凸显和稳定,话语就是围绕这个词项构建的。儿童还通过观察话语位置中的类型变化而概括出待填充的空位(slot),其他的词语就是用来填补空位的。

　　Tomasello(2003)把这样的表达称为话语图式(utterance schemas),具有与成人的话语相当的交际意图。例如,There is aX这个话语图式中,There is a是必备成分,称作轴心(pivot);X是待填充的空位。由于大多话语图式以动词性成分为核心,Tomasello称之为动词岛屿构式(verb-island constructions)。早期的母语的习得是动词岛屿构式一个一个积累起来的,而不具有创新能力,这是因为早期的话语图式是儿童模仿所听到的话语而得出的,而不是从抽象的底层规则得来的。只有当儿童习得了更复杂更抽象的构式以后才逐渐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在创造新的话语时,儿童从话语层面的图式入手,根据特定的交际情景(用法事件)修整这个图式以满足交际意图。

　　当人们在类似的情境中重复使用某个或某些语言符号组成的话语时,语言使用的模式便会逐渐浮现出来,在语言使用者(儿童)的大脑中图示化为某种类型的语言范畴或结构(Tomasello 2003:99)。因此,儿童习得语言实际上是习得具有不同复杂程度和抽象程度的结构的过程。在语言发展的早期,儿童主要根据听到的成人使用语言的方式来使用语言,通过模仿性地学习具体的语言用例以表达交际意图,并构建一系列以具体词为基础的话语图式。

　　当他们试图理解和再现成年人的话语(或话语内部成分)时,就会逐渐觉察到某些语言使用的规律或模式。可以说,儿童早期的语言能力是其存储的以具体词为基础的构式清单的反映。儿童在其语言清单中构建了各种类型的构式以满足在特定的用法事件的需要。使用一个构式的熟练程度与儿童所经历的该类型构成的频率有关,而创造性使用构式则与儿童掌握的构式中成分的类型变化的经验相关(Tomasello2000)。当儿童用语言表达交际意图时,就从所存储的语言知识中提取相关的现成的表达;如果没有现成的表达,就提取先前掌握的语言图式和实体词,然后整合在一起以满足交际情景的需要。

　　5.语言使用与联结主义模型

　　在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影响深远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模型也是一个典型的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型。联结主义模型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理论,而是以“认知加工通过相互联结的单位的活动来进行”为原则的一系列理论的总称。这个模型中两个最基本的理念是:(1)许多简单的加工单位联结在一起;(2)能量在网络中的扩散是由单位间联结的强度决定的(Harley 2001)。根据这个模型,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无数相互联结的神经元,构成神经网络。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会以图式化的形式存储在神经元中,联系紧密的事物在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会比较靠近,关系疏远的事物则神经元距离较远。从记忆中提取某个单位时,相应的神经元及其较近的神经元会获得高度激活,同时抑制其他单位相对应的神经元。与该事物的关系越疏远,神经元获得的激活越少(Rumelhart & McClelland 1982;Stemberger 1985)。神经元激活的强度是由神经元被激活的频率决定的:神经元被激活得越频繁,其激活强度越高,神经元之间的联结就越紧密;相反就越低越松散。

　　从联结主义模式的理论来看,语言单位并不是存储在特殊的神经区域中,而是重复再现的神经元激活模式(MacWhinney 1999)。语言加工过程中,以激活模式而存在的语言单位是系统加工活动的一部分。未加工时,这些单位所表征的信息存在于以前的激活所形成的联结模式中。构成语言知识的单位通过范畴化与用法事件中的实体联系起来。一个具体目标的范畴化往往会激活一系列已构建的单位,这些单位在原则上都可以范畴化该目标,可以称为目标的激活集合(activation set)。由于在特定的场合某个表达通常只有一种理解,因此激活集合中的成员要经过竞争,而最终有一个成员变得高度激活而被选择。这个单位就会用来概念化该目标。激活集合中的成员要赢得竞争并被选择成为概念化目标的单位,需要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包括固化程度、语境启动、目标与潜在的概念化结构的重合度等。

　　由于使用频率不同,潜在的概念化单位(即语音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具有不同的固化程度,通过象征关系、范畴化关系和组合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结构化清单。用法事件的每个方面都会激活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神经元以及由它们所表征的范畴化结构,而语言使用是神经元激活自动化的决定性因素。

　　6.语言使用与语言演变

　　用法基础论还常常用来阐释语言演变的过程。许多研究表明,语言使用频率高的词语在形式和语音层面上比低频词语更容易缩略或同化(assimilation)。

　　例如,Bybee(2000)通过数据库考察了英语中词语末尾的t/d的语音删除现象,指出词语的使用频率是影响其语音表征的决定性因素。对于高频词语,词尾的t/d的语音长度会缩短甚至完全消失而只保留语音动作;而出现频率相对较低的词语,语音缩短或删除的几率就低得多。另外,词语(无论是实词还是功能词)共现的频率越高,越容易出现同化。例如,当齿龈塞音/t/或/d/后面出现腭音/j/时,齿龈塞音有可能腭化为塞擦音。不过,Cooper和Paccia-Cooper(1980)、Bush(2001)都发现,只有当两个音共现频率足够高时,腭化现象才会出现,共现频率不高时则不会腭化。例如“would you”这个短语中,would以齿龈塞音/d/结尾,you以/j/开头,由于这两个词经常一起连用,在实际话语中/d/就会变为塞擦音。而对于“good you”,good中的/d/则不会腭化,原因就是二者共现的频率很低。总之,使用频率是语言单位脱落或融合现象产生的关键因素。

　　另外,Croft(2000)提出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演变理论,认为语言演变并不是系统内部的变化,而是迫于交际和社会的压力而导致的语言系统规约的改变,即语言演变是通过人们的使用而实现的。语言是一个规约系统,一个语言社区中的语言使用者遵循特定的语言使用规约以表达和理解交际意图。然而,并不是人们要交流的经验中的每个成分都能找到一个词或短语表达,因此,语言使用要表达人们所有的经验就必须有非规约的、创新的成分。我们知道,科技领域经常创造新的表达以满足语言使用的需要(如纳米、克隆等),而这些创新或变化经过在语言社区内的普及传播(propagation)逐渐形成新的规约。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演变观认为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语言使用者的交际遵循语言规约,保留着语言的稳定性,但有时也会打破规约,选择新的构式(包括词、语素)并传播开来,最终建立新的规约。这样,语言的演变就可以理解为语言中的创新成分在社会群体中逐渐规约化的过程。

　　7.结语

　　综上所述,以用法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把语言的实际用例看作核心研究对象,强调使用频率及其语境的重要性,主张用法事件(即交际中的话语)的特征决定语法单位在交际者大脑中的表征。当人们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时,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语言使用模式便浮现出来并整合成语法构式。本文的讨论表明,语言习得、语言演变都可以通过用法基础论获得合理解释,而联结主义模型可看作是用法基础论在神经语言学中的应用。

　　认知语言学是典型的以用法为基础的研究范式,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把其研究语言的方法界定为以用法为基础的语言学(Tummers et al.2005)。

　　采用语言结构和知识从语言使用中浮现而生的立场,不仅可以使认知语言学研究更明确地反映语言的社会-交际本质,而且可以统一构式语法、语用学与话语分析、认知心理学、联结主义神经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语言系统的构建、语言习得以及语言演变提供更充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