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能训练理论与实践热门及启发,运动训练学论文

论文摘要
　　“体能”是当代世界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2000年后历届奥运会备战训练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在众多傲绩的背后，显现着体能训练的创新和突破，而在大量存在问题的当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体能训练不足的身影。近年来，体能训练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职业体育的蓬勃兴起、赛事的快速增加和竞争的日益激烈，不仅对运动员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还在体能训练中注入了机体恢复、损伤预防和康复等新的内容。在一些体育发达国家，体能训练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体能教练员已成为竞技体育训练中的一种职业，体能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已成为体育教育中的一门分支学科领域。

　　运动员的体能训练是一个新兴职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若干基础和应用问题的领域，是一门对竞技运动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年以来，既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也存在许多未解问题，它们应引起我国运动训练界的高度重视，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1 注重“动作”质量---功能力量训练的关键理念

　　高度重视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在提高竞技能力的同时尽可能预防和避免运动损伤，是当代竞技运动训练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竞技运动训练领域开始重视被称作“功能动作（functional movement）”的训练，将“动作质量”提升到关乎“竞技能力”优劣的高度[36].中国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备战训练也表明，引进具有当今世界高水平的美国体能与康复团队投入到不同运动项目的中国国家队的训练当中，是诸多成功经验中最为突出的事例，他们的工作不仅支持了中国国家队的训练，有效解决了运动员，尤其是重点运动员的体能和运动损伤恢复问题，而且，给我国竞技训练带来了训练理念上的冲击，使我们对体能训练、运动恢复和动作控制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认识。

　　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就提出了功能性力量，认为它是人类日常活动和进行竞技运动的基础力量[14].但是，这种力量一直没有引起竞技训练界的足够重视，长期被置于大众健身和运动康复的领域。

　　2000年后，一些欧美学者开始认识到功能力量的重要作用，将这个以往主要用于健身和康复的训练方法拓展到竞技体育的领域。他们从解剖学、力学和神经生理学等不同角度对该力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是专项力量和专项技术的重要基础[36].

　　功能力量训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训练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训练思想。突出动作质量，并将其贯彻在训练的全过程，就是该训练思想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快速、准确、经济”作为构成竞技运动训练质量的三大要素，而这三大要素都可以被一个“动作”所集中体现。如果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快速、准确和经济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由这些单个动作所组成的“动作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质量的；反之，如果每一个单一动作都是缓慢、粗造和浪费的，那么，整个动作序列也必然存在大量的缺陷。因此，动作是良好身体素质得以发挥的平台，它的质量决定了整个运动过程的动力和消耗，是精湛运动技术形成的源头。

　　“动作”的训练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对动作的强调与重视不仅停留在以往的专项技术动作范畴，而且，扩展到对训练过程中（包括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各个练习手段的精细化设计和实施上，使大量的以往被忽视或难以把握的一般训练手段在肌肉的募集、协作和控制以及能量供应等方面更加符合力学、生理学和专项特点以及运动员个体条件的需求，以此提升一般能力发展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使其更易于与专项能力形成契合，提高机体运动的效率和经济性。在理念上，动作的训练非常强调稳定与非稳定的关系，主动肌、辅助肌和拮抗肌的互动关系，肌肉力量的传递与整合和多维运动的控制与整体效率。在实践中，改变了传统的以“杠铃负重”为主要手段的训练，将大量原来只运用于康复领域的训练方法加以改造和发展，直接应用于竞技训练，形成了一套将损伤预防、康复与竞技能力提高紧密结合的肌肉功能训练方法。

　　对“动作”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动作质量的检测和评估方面，相继出现了星型平衡测试（Star Excursion BalanceTest,SEBT）[31]、Y型平衡测试（Y-Balance Test,YBT）[13]和功能性动作筛查（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FMS）[10]等方法，它们不仅可以检测人体运动的稳定、平衡、协调、对称和控制能力，而且，还可以筛查和评估运动员的损伤程度。

　　目前，由美国物理治疗师Cook[11]提出的功能性动作筛查（FMS）已经在竞技体育和大众健身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美国职业体育的体能训练中，该检测已经成为制定训练计划和检验训练效果的重要依据。

　　强调正确的运动姿态并形成合理的肌肉用力模式，是一个创新理念。该理念通过对动作姿态的把控，达到提高动力并减少损伤的双重效果。在传统训练中，我们更多的是从素质和机能的角度检测和评价人的运动能力，在竞技体育中建立了各种身体素质或机能模型，在大众健身中建立了各种身体素质或机能的评价标准（如我国的学生体质检测标准）。然而，目前已有研究表明[1],普通初中生的FMS测试成绩与中学生体质测试成绩仅为低度相关（r=0.268,P<0.01），运动员的FMS得分与身体素质之间也不存在显着性关系[8,28,29].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运动员，动作姿态与身体素质和机能之间不存在密切线性相关关系，它们很可能是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能力，二者间不能相互取代。从这一结果可以进一步推断，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和大众健身领域未认识到动作姿态与身体素质和技能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将身体素质和机能作为衡量运动能力的标准，缺乏了对动作、姿态和肢体用力模式的专门检测、诊断和评定，导致我国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运动姿态和合理的肌肉用力模式。我国青少年赛艇运动员运动损伤和FMS测试结果显示（表1），我国青少年赛艇运动员的运动损伤率高达77.8 %,其中，绝大部分损伤发生在躯干部位，因而他们的FMS得分低于普通人，仅为13.3分，这也许与不正确的运动姿态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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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核心区”的重新定位---核心力量训练的重要创新根据

　　Kleshnev（2009）的研究，世界优秀赛艇运动员下肢、上肢和躯干对划桨力的贡献率分别为46.40%、22.70%和30.90%,不直接参与拉桨的下肢和躯干产生的拉桨力反而高于上肢。他的研究还显示，世界优秀赛艇运动员上、下肢和躯干的使用率分别为75%、95%和55%,这表明，即使是世界级运动员躯干力量的利用率仍然较低，相当部分的力量在用力过程中并没有用到拉桨上。该结果提示，躯干力量是赛艇拉桨力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利用率最低的部位，因此，应通过提高躯干肌力量的使用率，进一步提高赛艇运动员的最大工作能力。由此可见，人体躯干部位具有产生、传递、整合和调整力量的功能，对竞技运动具有关键影响作用，但是，躯干部位同时又是人体运动的薄弱环节。有研究表明，人体在进行大强度运动时，机体会首先激活躯干部位的肌肉加强对该薄弱环节的保护，同时，还会根据该部位的力量水平反射性地调节和控制四肢肌肉力量的募集，成为人体运动时全身力量动员和投入的“标尺”核心稳定（core stability）和核心力量（core strength）是2000年以来世界竞技力量训练领域出现的两个关键词，它们融合了功能力量训练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以躯干部位的稳定性和力量为训练重点，将原来主要应用于康复和健身领域的功能力量引入了竞技运动训练，为力量训练，尤其是躯干力量训练开拓了一条新路径。

　　突破经典运动解剖学对人体运动环节的定位，重新界定“核心部位”,是核心力量训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创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体分为上肢、躯干和下肢3个部分，其中，躯干又根据与肢体运动的关联程度主要是指腰椎部位的肌肉，即腰腹、背肌。在训练中，由于躯干部位或腰腹部位是连接上、下肢的中间环节，各个运动项目的训练均十分重视该部位力量的发展，训练的主要方式是各种类型的腰腹、背肌训练。然而，由于传统意义上的腰部肌群基本都是小块肌肉（如腹直肌、棘间肌和竖脊肌等）和深层肌，所以，其肌肉力量的增长不可能达到很高水平，也很难与四肢肌肉，尤其是四肢大肌肉相匹配。这种单纯追求腰腹、背肌力量的训练不仅效果不佳，而且，极易出现运动性损伤等负面效应。为此，人们将髋关节、骨盆和腰椎定义为人体的核心区，将那些起止点附着在该部位的肌肉称作核心肌肉（群），将这些肌肉（群）产生的力量称为核心力量[3].

　　突出“核心稳定”是核心力量训练的一个特点。核心力量训练的创造者们大胆地承认人体的躯干，尤其是腰椎部位是运动员竞技运动时的薄弱环节。该部位既缺乏大肌群的支持，运动时又处于无支撑状态，同时，还是机体需要重点保护的运动中枢的所在地。因此，他们认为，该部位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发力”而是“稳定”,人体借助于躯干部位的稳定实现上下肢力量的传递、整合和控制[4].

　　加强臀部肌群的训练，强调臀肌在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是核心力量训练的另一个突出点。臀部肌肉主要是指盆带肌的后群肌肉，包括臀大肌、臀中肌和臀小肌，它们是参与髋关节伸和旋转的主要肌肉。

　　Bezodis（2008）的研究表明，与20世纪80~90年代的运动员比较，目前世界优秀短跑运动员跑速的主要动力来源为髋和踝关节的力量。

　　在高速跑时腿支撑和蹬地过程中，身体重心与地面垂直面之前髋关节的力量起主要作用，在垂直面之后踝关节成为力量的主要来源，而膝关节的角速度、伸力矩、冲量和做功均明显低于髋关节和踝关节。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优秀短跑运动员的技术更趋于以髋和踝关节为主导的用力模式（图1）。如果从体能的角度分析，也许可以将这一现象归结于近年对骨盆和髋关节力量训练高度重视的结果。另一方面，髋关节力量的增强代偿性地减小了膝关节力量的投入，进而也降低了膝关节运动损伤的风险。李亮（2013）对两种起跳姿势（A:膝关节不超过脚尖；B:膝关节超过脚尖）的肌肉参与度进行的肌电研究结果显示，A姿势蹲跳时髋关节周围肌肉激活程度更高（表现为臀大肌参与更多），B姿势蹲跳时膝关节周围肌肉激活程度更高（表现为股四头肌和腓肠肌外侧参与更多）。人体运动时关节及其周围肌肉的参与度不仅涉及运动效率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运动损伤的风险，膝关节是下肢三大关节中活动范围最小、损伤率最高的关节。适当增加髋关节的运动参与度，充分利用人体面积最大、力量最强的臀大肌等盆带肌的力量，在不降低甚至提高运动效率的前提下，代偿性地减少膝关节及其周围肌肉的运动负担，是一种既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规避运动损伤的训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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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的定位给当前的力量训练带来了创新性变化。

　　在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的腰腹、背肌训练的局限性，将包括臀大肌、股四头肌等在内的起止于髋关节和骨盆的肌肉（群）均纳入到核心力量训练的范围；在功能上，大幅度提升了核心力量对竞技运动的影响力，骨盆、髋关节和腰椎肌肉的一体化不仅增强了核心部位对力量的传递、整合和控制能力，而且，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对运动具有重要作用的力量来源；在方法和手段上，改变了传统的躯干肌训练，相关大肌群的参与减小了单一腰腹、背肌训练造成的局部负担过重，降低了腰部肌肉运动损伤的风险。

　　3“乳酸阈”和“两极化”训练模式---耐力训练新进展

　　对于耐力项目来说，尤其是对于中距离耐力项目，有氧和无氧训练一直是这些项目高度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热点。

　　20世纪70年代末期，Kindermann等人（1979）对人体运动时能量代谢从有氧到无氧的转化过程进行的研究认为，该过程开始于以血乳酸第一次突增为标志的“有氧阈”,结束于达到相应的最大乳酸稳定状态的“无氧阈”.他们的实验表明，受试者在进行了2~3个月、每周4~5天，训练强度维持在乳酸适应区间，特别是无氧阈值附近的训练之后，有氧耐力水平出现显着提高。这种后来被称作“乳酸阈模式（Lactate Threshold Training Model）”的训练逐渐成为统治耐力训练的经典方法（图2），其原因在于：已超出有氧代谢的训练强度可以明显地增强对最大耗氧量、乳酸阈或通气阈的刺激，最大限度地激活有氧代谢系统，使其功能活动达到极致，以此提高人体的耐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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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人员发现，赛艇、自行车、马拉松和越野滑雪等项目的世界级高水平运动员并没有进行大量的乳酸阈强度训练（仅占训练负荷的5%左右）[7,33,34,35],而低于乳酸阈的强度约占总训练时间或训练总距离的75%,高于乳酸阈的强度约占15~20%.Seiler等人（2006）将这种训练称为“两极化模式”（图2）。他们认为，对于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来说，以乳酸阈强度进行训练可能会产生交感神经过度负荷，同时，在获得能力上并不是最佳的刺激。高水平耐力运动员的训练应该以低强度和多样化的训练为主，同时配合以少量的高强度训练（高于有氧-无氧区域），这样可能会确保对相关基因的高度诱导，增加机体线粒体（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等）蛋白质的合成，同时还能提高能量的供给，并减少对机体的刺激压力。

　　总体上，乳酸阈模式对青少年和普通人的耐力训练仍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较大比例的次最大强度训练可以充分刺激机体的有氧供能系统，进而提高训练者的最大耗氧量水平，促进耐力水平的增长。但是，对于优秀运动员来说，他们与普通人和青少年运动员在运动能力储备上具有很大的差别，普通人肌细胞中的线粒体数量仅为3%左右，而优秀马拉松运动员的线粒体却可达到12%以上，是普通人的3~4倍。从物质代谢的角度分析，大强度的训练会破坏肌细胞中的线粒体，优秀马拉松运动员比赛后肌肉的线粒体可以损失6 %左右，这种损耗对运动员耐力水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又由于优秀运动员的线粒体数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负荷运动造成的损耗并不能带来相应的“超量恢复”效应，所以，频繁的大负荷训练，尤其是大强度训练，很可能给高水平运动员带来负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就目前的研究来看[37],大部分训练强度集中在65%VO2max的训练，对于那些训练有素并具有较高最大摄氧量（70~80ml/kg/min）的运动员来说，这种“低强度”仍然可以产生高的肌肉氧利用率。

　　目前，两种模式对耐力训练的作用仍存在争论，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训练强度的分布上，即在训练中，尤其是长期的训练中，不同强度的适时和适量分配问题。然而，至今为止，鉴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有氧和无氧训练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短期（short-term）的实验研究，特别是针对高水平运动员的研究，一般都在10周之内，而长期（long-term）的实验研究几乎没有，即便是Fiskerstrand和Seiler（2004）提出的“两极化”耐力训练模式的研究，也只是建立在对以往训练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没有深入到生物学研究的层面。显然，此类短期研究尽管能够证明某种强度训练可以增进运动员的耐力机能甚至专项成绩，但其无疑都受到自身研究条件的局限，也许还不能作为指导长期耐力训练的依据。

　　我们还应注意到，两种训练模式并非是对有氧或无氧能力的支持或否定，而是两种耐力方法训练效果的争论。

　　长期以来，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人们对专项代谢特征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更新之中，由最初简单地从运动表象层面上的强调无氧耐酸能力，到后来更多地从生物学层面上的重视有氧基础，再到目前认为有氧和无氧的动态平衡才是耐力训练的关键，这些已成为世界耐力训练领域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人们又将视域投向如何提高不同代谢能力的问题，开始探寻运用什么样的训练强度能够有效提高运动员的耐力水平。因此，应当将两种耐力训练模式的争论与专项能量代谢特征相区别，无论是“乳酸阈”模式还是“两极化”模式的训练都不能改变某一项目的专项代谢特征，它们只能解决能否准确、快速和有效地提高某种耐力水平的问题。

　　4 高强度训练研究进展与动向

　　德国运动训练学者Hohmann（2012），将德国游泳项目在2012年奥运会失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高强度训练、赛前训练和个性化训练三方面的缺失。他认为，德国长期强调和重视“有氧训练”,尽管在包括游泳在内的许多耐力性项目上（如赛艇、自行车和一些冬季项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也许恰恰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德国游泳项目对高强度训练的忽视，不能适时和适量地进行有效的高强度训练，进而影响了该项目在世界泳坛的重新崛起。

　　高强度训练（high-intensity training）主要是指强度高、距离（时间）相对短的耐力训练，如各种不同距离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它所对应的是低强度训练（low-intensity train-ing），即那些强度低、距离（时间）相对长的耐力训练。对于中、长距离耐力项目来说，其训练一直围绕“量”和“强度”这两个对训练负荷最具影响的要素进行，从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法特莱克”和“间歇训练”训练方法，到20世纪70年代末“乳酸阈”以及后来出现的“两极化”耐力训练模式，无一不涉及训练量和训练强度问题，量和强度及其之间的关系成为耐力训练和科学研究的热点。总体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从赛艇、自行车、马拉松和越野滑雪等项目世界优秀运动员的训练中得出，采用中、低强度的大运动量训练可以有效提高运动员的有氧能力，进而提高专项成绩。直至今天，对于中长耐力项目来说，中低强度的长距离训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尽管Duff-ield等人（2004,2005）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有氧能力在中长耐力项目中的重要作用，提出600m跑是有氧和无氧各占50%的分界线（图3），该结果较以往的研究缩短了有氧50%的距离（以往为800m），但是，高强度训练在近年又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笔者以“High-Intensity Training”为标题检索到1990-2012年共有436篇外文研究成果，其中，1990-1999年为63篇，2000-2013为373篇，近10年的研究数量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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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Costill等人（1991）的研究就已经涉及到高强度训练的问题。他们对12名大学优秀游泳运动员进行了为期10天增加强度训练量的训练，即在仍然保持94±2 %VO2max强度的情况下，将4 266±264 m/天的训练量增加到8 970±161m/天（负荷量增加约1倍）。

　　结果显示，所有运动员的速度和耐力均未提高，12名受试者均出现深度疲劳，其中4名出现极度疲劳，并伴随出现能量代谢透支。该研究表明，简单地采用增加高强度训练量的方法并不能突破高水平运动员已经形成的能力“平台”,过量的高强度训练不仅不能提高专项水平，而且，还会引发过度疲劳的风险。该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高强度训练方式的思考，将研究投向不同组合的高强度间歇训练。

　　之后，人们在Costill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减少了高强度训练的总量，延长了高强度训练的时间（2~8周），变换了高强度训练的方式（由持续训练改为间歇训练）。

　　Laurs-en等人（2002）对41名自行车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运用3种不同高强度训练方法进行了为期4周的实验研究（表2）。总体上，3种高强度训练均取得了优于对照组的训练效果，40km骑行成绩、最大功率峰值和最大耗氧量分别提高了5.1%~5.8%、4.7%~6.2%和5.4%~8.1%,其中，实验1组和2组运动员的训练效果又普遍优于实验组3.该研究说明，短期高强度训练可以提高运动员的耐力机能和专项运动水平。然而，Iaia等人（2009）对17名长跑运动员同样进行了为期4周的耐力训练研究，他们将运动员分为实验组（9名）和对照组（8名），对照组仍然采用原有的平均强度为13.0±0.4km/h、平均跑量为45km/周的低强度长距离训练方式，实验组进行了平均强度为22.4±0.4km/h、平均跑量为5.7±0.1km/周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每周3~4次，每次8~12组×30s,组间歇为3min）。在此期间，实验组的周跑量下降到15km/周，其中低强度长距离训练为9.9±0.3km/周。实验结果显示，尽管实验组运动员的速度耐力水平出现增长，且在平均跑速为11~16km/h时的耗氧量和心率均出现下降，表明跑的经济性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他们的最大耗氧量、线粒体氧化酶和10km专项成绩基本仍然维持在原有水平。

　　这表明，为期4周的高强度训练并没有提高运动员的有氧能力和专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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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对于运动员，尤其是高水平运动员，高强度训练的研究以及其训练效果一直存在不足和争议。在研究上，由于受到研究时间短、负荷设计复杂多样以及受试对象配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还很难确保实验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训练效果上，尽管相当部分研究成果显示，高强度训练对部分耐力项目（长跑、自行车）运动员的耐力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至今高强度训练对运动员耐力机能，尤其是最大耗氧量等机能的改善，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因而，还不能将该训练视为运动员，特别是优秀运动员，突破耐力“瓶颈”的有效方法。

　　因此，对高强度训练理论和方法的认识仍应该回归到运动训练的生物学基础。“量”或“强度”训练的刺激会引起机体不同的反应，量大低强度的训练主要增强人体的有氧代谢能力，高强度训练主要解决无氧磷酸原（ATP和CP）和糖酵解代谢能力，各种训练均有各自的适应靶目标，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运用某一种训练可以同时发展整个耐力。因此，负荷的“量”与“强度”是耐力训练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决定耐力水平的要素，不能简单取舍，更不能将其对立。无论是大“量”还是高“强度”的训练，其最终目的都是改善机体能量代谢功能和提高专项耐力水平。该目标的达到需要以专项供能特点为依据，适时和适量地协调发展不同的供能系统，不仅尽可能提高每一个能量系统的供能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形成最佳的结构比例。

　　5 短距离速度训练的能量代谢研究进展与趋势

　　短距离速度（sprint）是一种在短距离（时间）里表现出最高速度的能力，它不仅是田径短跑项目的重要基础，也是很多其他运动项目的重要能力。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短距离速度一般是指持续30s左右的力竭性运动。在距离或时间上，进一步分为短程速度（<10s）和长程速度（>10s）；在类型上，还可以分为一次短距离速度和多次重复短距离速度，也有人将后者定义为是一种“短距离速度能力”.表3是不同的短时间（距离）速度的能量代谢特征[19,22,27].该结果表明，有氧代谢在12~30s的高速运动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经常从事该距离运动的运动员应该将有氧能力作为重要的训练内容。另一方面，该研究结论也表明，当运动员进行该距离（时间）的短距离训练时，其有氧系统也能够在其训练中受到相应的刺激，并得到相应的适应。这也许可以作为解释一些中长距离运动员在接受了短距离高强度训练之后，仍能够提高或保持其有氧能力水平的原因。同时，无氧糖酵解供能是所有短距离速度运动的重要能量来源，它不仅在6s以上时间的短距离速度运动中占据约50 %的份额，而且，在6s以内的速度训练中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该结果将拓宽以往人们对速度训练的认识，一方面，可以将短距离速度训练纳入发展无氧糖酵解能力的范围；另一方面，在进行以发展磷酸元（Pcr）供能的速度训练时，应该更加科学地设计距离、数量和间歇等要素，避免无氧糖酵解和磷酸元两种能力的混淆。另外，6s的全速运动是无氧糖酵解和无氧无乳酸（ATP+Pcr）供能的“分水岭”,在6s之内的短距离速度训练，ATP+Pcr系统的供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长于6s的速度训练时，糖酵解和有氧供能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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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短距离速度训练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多组间歇训练的能量代谢问题。Balsom等人（1992）做了两组实验，第1组受试者进行40次×15m（平均时间为2.6s）、间歇30s/次的短距离速度跑，其跑速没有出现显着性下降；第2组受试者做15次×40m（平均时间为6s）、间歇30s的短距离速度跑，在第3次跑之后即出现跑速的显着性降低（图4）。从该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多组短距离间歇训练负荷主要受量（距离、时间和练习次数）、强度（速度和和间歇时间）的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能量代谢系统在间歇过程中的恢复状况。在进行同样距离和同样次数的短距离速度训练中，间歇时间越长，则速度的下降越慢，血乳酸的增长幅度也越小。

　　Bogdanis等人（1996）对2组力竭性30s、组间歇时间为4 min的自行车骑行进行了能量代谢研究，其结果表明，PCr在第1组30s运动后即刻迅速下降到运动前安静值的16.9%±1.4%,但在3.8min的休息之后又快速再合成，恢复到安静值的78.7% ±3.3%,此时，该能量又成为第2组30s练习前10s的主要能量来源。为此，该研究认为，PCr的再合成率与第2次测试前10s骑行的平均功率和速度高度相关（r=0.84,P<0.05;r=0.91,P<0.01）。同时，该实验还对无氧和有氧供能进行了测试分析，无氧糖酵解是第1组30s力竭骑行的重要供能来源，运动结束即刻的血乳酸为9mmol/L,而在第2组30s测试中糖酵解供能平均下降了约45%,而此时受试者的平均功率较第1组仅下降了约18%,表明有氧已成为供能的主要角色（约为总能量的49%）。另一个有关多次短距离速度训练能量代谢的典型研究来自于Parolin等人（1999），其研究结果同样显示，第1组力竭性30s测试中的前15s无氧供能占据主导地位，PCr和无氧糖酵解提供了运动的大部分能量，但在其后程（从15s到结束）有氧能量开始成为主要的能量来源（图5A）。在第3组测试中，PCr在其间歇中得到了再次合成，仍是最初6s的主要能量来源，但无氧糖酵解供能则在整个第3组测试中始终处于劣势，与之相反，有氧成为主要的供能方式（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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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研究成果对训练实践，尤其是那些以多次短距离速度为重要能力的运动项目，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在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10s以内的距离视为“速度”训练，其主要能量代谢基础为PCr,低估甚至忽视了无氧糖酵解供能在该练习中的作用。一般认为，无氧糖酵解能力是速度耐力的物质基础，因此，在训练实践中经常采用10s以上时间或距离的训练手段，如30~90s的训练，同时还经常采用多组的重复间歇训练。然而，从上述研究成果可知，一些短距离速度训练（<10s）仍然可以达到发展无氧糖酵解能力的效果，距离（时间）过长的训练有氧能力将取代无氧糖酵解成为训练的主要目标。对于那些力竭性多组间歇训练来说，如果间歇时间较短，如短于4min,那么也无法达到充分发展无氧糖酵解能力的效果。其次，PCr是短距离速度的能量主要来源，该能量具有储存量少、消耗快和再合成迅速的特点，因此，应该采用时间短、速度快和间隔时间长的训练方法发展该能量系统，如小于6s时间或距离和长于90s间歇的速度训练。第三，有氧供能同样是短距离速度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多次重复速度运动的项目来说，有氧是运动员必不可少的重要能力。

　　6 结语

尽管本文提出的“热点”并不能反映当代世界体能训练的全貌，但无疑显现了该领域的研究正向科学化的纵深发展。对动作质量的高度重视和对核心部位的重新界定在训练理念上给予教练员更大的想象空间，体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力量、耐力、速度和柔韧等四大素质，体能训练更不是“杠铃加跑步”的简单运动。耐力训练模式以及高强度和短距离训练的研究进展，强烈冲击、甚至颠覆了传统的耐力训练方式，深入研究不同训练量和强度背后的能量代谢基础，将成为体能训练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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