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意义的词汇语用学解析

　　1. 引言
　　
　　语用意义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语用交际环境,表现为语境语用化现象。在话语理解过程中词语可起到语用触发语(pragmatic triggers)的作用,能引导语用者进行以语用环境为基础的语义语用选择。语义及其所指范围的缩小、扩大或延伸都需要寻找语用意义的最佳关联。因此,语言交际是一个以语境为基础的语用认知问题,而不只是语义、词法或句法问题。

　　语用意义的获取和研究应是多角度、多层次和跨学科的,对语用意义进行词汇语用分析是可能和必要的。

　　词汇语用学和语用意义研究的相互补充更有利于语言学的发展完善。笔者将以词汇语用学理论为基础,对语义语用凸显倾向和话语词项共现(co-occurrence)的词汇语用理据关联进行尝试性探索,以冀对语用意义的研究有新的启示。

　　2. 词汇语用学
　　
　　词汇语用学是在其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参照语用学和词汇学的目标、理论与方法进行词汇语用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分支学科。它是语用学,但又不同于经典的语用学研究。语用学理论的研究主要基于社会交往和认知角度的两条理论线索。前者主要涵盖 Austin 和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Leech 等的礼貌原则,Horn 的两原则,Levinson 的新格氏理论,Vers-chueren 的顺应论,Harbemas 的规范语用学等;而后者则主要包括 Sperber & Wilson 的关联理论和 Kasher 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徐盛桓 2007: 6)。就现有的语用研究而言,词汇语用学研究尚未取得很成熟的成果或形成很完善的模式,且缺乏语际间的对比分析与词汇语用比较。

　　冉永平(2005: 343-350)认为,最新的语用学研究趋势和词汇语用的可探讨领域表明,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已具备充足的依据。Blutner(1998: 115-162)把词汇语用学定义为试图系统解释语言应用中不确定性词义(under-specification of lexical items)的语用现象及其语用加工的研究。他提出词汇语用学的六大研究论题,包括词汇的非表征性、系统性、解释性、不可组合性、经济性原则和会话含义的取消与否的研究。词汇语用学把构成语义学的制约机制和会话含义的一般机制结合在一起,重点关注语言交际中容易产生歧义或误解的修饰限制性词项的语用加工,凭借特定语境和百科知识来确定话语词项的语用意义(Wilson & Sperber 1981: 152-177; Pustejo-vsky & Boguraev 1993: 193-223; Rose 2000: 27-67) 。At-las & Levinson(1981: 35-36) 指出,“交际信息比直述话语的信息更明确、更精确”。Wilson(2003: 237-291; 2004: 1-13)认为词汇语用学的探索领域有:词义处理、词义习得、概念习得及其内在性、交际概念及其作用、词汇语义观和词汇语用能力的发展等。鉴于句法学、语义学等的局限性,人们必须从语用学的角度关注话语的语用语境化,即交际语言的语用选择。词汇语用学所包涵的焦点议题是词汇语义学所不能解决的,词汇的语用加工以交际语境的话语或言语行为为单位,其中某个词或局部结构会产生特殊的语用意义(李宗宏 2006b: 428-430)。

　　词汇语用学的终极目标是信息差(information gap)之间的语用搭桥,即建立话语加工理解的语义与交际语境之间的信息关联(Kasper 1992: 203-231)。脱离语境的语言单位是多义的、歧义的,其意义是模糊、不确定的,交际者必须在话语理解时进行以语境为基础的语用意义的选择与调整,也就是进行以语境条件为依托的语用选择,包括特定语境中词汇意义的语用收缩与扩充,即所谓的语用充实。Wilson(2003: 237-291)和 Carston(2002)等以认知语用分析为基础的学者则将它们视为同一语用过程的不同结果,该过程专门对交际中的词义进行语用选择和加工。2012 年冉永平分析了词汇语用信息的语境构建所依赖的原型参照和语境参照,并将“语用充实”的概念及定义在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两个方面的认知语用解释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3. 语言的语用意义
　　
　　一般来说,语言学把语言的意义归为语义意义(se-mantic meaning)和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两类,即字面意义和交际意义。语义学和语用学分别对其进行研究(李宗宏 2013: 162-174)。语言不仅传递语言意义,更重要的是其语用意义。反映客体本质和运动规律的信息所传递的是语言的基本意义,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临时赋予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最初就是语用意义。

　　语用认知虽然是意义进化的触发点和途径,但它本身并不能决定意义语用化的发展。语言意义离不开其具体运用,对语言的认识常常建立在它的运用中。语用意义要变成现实还需要语用的固化作用,这种作用在意义进化中的作用使得语言意义的语用化现象成为现实。

　　例如 given,provided 和 I think 等由实义动词语法化为表示条件的介词,是因为它在类似语境中的反复出现。当语言认知发展到可以接受它作为相对固定的语言形式的时候,这种语用化就变为现实。同样,汉语的连谓结构早就被语言学家看成语言原则的语用化结果。当然语用固化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固化。

　　从语义演化说,语用化就是语言的习惯化、规约化和社会化,即语用意义的固化。

　　3. 1 语用意义对语言意义的依附性
　　语用意义不可能脱离原来的语言意义而存在,而是以其为基础。语用意义对语言意义依附的性质、类型、特点、程度可能会因语用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否则就是皮之不存。这是语用意义的根本属性所在,例如在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一句里,mother 的原义为“母亲”,后来隐喻化为“根源”或“起因”的语用意义。

　　本例中 mother 的语用义“根源”或“起因”是以该词的原义“母亲”为基础,交际者为实现一定的语用目的,参照语境赋予它以临时意义。显然,其临时意义既取决于原来的词义又与原来的词义有别,这便是语用义对原词义的依附。又如 the sunset of one’s years 中 sunset 的语用义“晚年”、“暮年”所依托的是其原义“日落”。因此,词语的临时语用义经过长期反复使用,有些现在已成为它们的语义构成成分,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其曾经的语用意义。

　　3. 2 语用意义与交际语境的共生性
　　与交际语境共生是语用意义生成的根本途径,参照语境的话语分析是语用学的显着特征。语用意义是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交际语境是语用意义赖以产生的源泉,可区分为言语语境和非言语语境。言语语境指词汇、修辞、语法和上下文等语言因素,非言语语境指交际场合、场景、文化、百科知识和道德标准等。例如“共轭”辞格(zeugma)是一个词语同两个分属不同语义范畴的词语搭配而成,如 wage war and peace中 wage 本来只能搭配 war,不能搭配 peace。如果单独表示“谋求和平”,通常说 seek peace,这里借助前者的搭配,巧妙地运用于后者。又如 O’Henry 的 She put on ki-mono,airs,and the water to boil for coffee 中 put on kimo-no 和 put on airs 都是常规搭配,但 put on water 却是不合逻辑的轭式搭配。它借助前面的常规搭配把 put on 巧妙地运用到 water 上。我们可以从 put on kimono 和 puton airs 对 put on water 进行联想,体会其幽默风趣。类似表达还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是“轭式”表达。晚霞获得动态的描写,是因为它同动态的野鹜在“飞”的动词下形成共轭,使晚霞也像野鹜一样在暮色的天际飞舞。正是交际语境赋予相关词语以临时的语用意义,将逻辑上无必然联系、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强扯在一起表达,产生语用意义。

　　同时,言语交际还受制于文化和习俗等非言语交际语境。例如汉语有“走狗”、“哈巴狗”、“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眼看人”和“狗屁”等,而英语用 Love me,love my dog. 和 a lucky dog 等。一个“狗”字在东西方文化里有着极其不同的语用认知含义,它证明语用意义和交际语境的共存性。

　　3. 3 语用意义与语言意义的区别性
　　语用意义即依附于语言意义又区别于语言意义。因此,与语言意义有别是语用意义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根本特征,否则,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就会混为一谈,语用意义就失去其独立性和存在价值。例如 A thousandmustaches can live together,but not four breasts. 里 a thou-sand mustaches 的字面意义为“1,000 根胡须”。然而,此处并不表达具体的数目,没有确切的量的规定性,而是指“男人们”。再如汉语“白发三千丈”、“千差万别”、“九死一生”、“七窍不通”和“七上八下”等都不表示准确数字。这是故意言过其实(overstatement)的夸张辞格(hyperbole)下的语用意义。

　　4. 语用意义的词汇语用学解析
　　
　　在哲学语言学来看,语用意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在这个系统中,语言运用者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下,为实现反映某一外部世界或人的内心世界的目的,依附语言单位临时赋予的新意义,语用意义便应运而生。该语用新意被反复使用,逐渐固化下来,便成为语言的一个义项,不再被认为是临时意义。语用意义源源不断地生成,为语言的意义系统输入新鲜“血液”,这也是语言意义演化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客观环境和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多变的,语用意义也随之层出不竭。下面,我们从词汇语用学理论的角度对语用意义作简单的解析。

　　4. 1 语用意义与词汇常规关系的关联
　　Levinson 认为词语蕴含着常规语用含义,即语义缺失 (meaning default),“简说的只表达常规含义”。1991年他把自己的语用原则称为“新格赖斯语用学机制”,其中的信息原则告诉我们,言语交际中的对象和事件之间是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在语用会话意义的理解中,语言意义与其语用意义之间被设定存在着某种常规关系。常规关系靠扩展信息内容以找到最为特定的语用理解。

　　徐盛桓(1996: 2-7)结合 Levinson 的有关论述,将常规关系定义为:客观世界中的一种现实关系,是事物自身与它物的关系,不以语言运用者的语句为转移。该定义表明常规关系的复杂、多面性,是存在于交际双方的社会共识,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现象的抽象。在真实的语用行为中,语用意义可通过违反某种常规关系而生成;在存在信息差的语言交际中,也可借助常规关系来推导和理解。因此,我们需培养词语语用共现意识,使词语在“足量”的语义信息链中与其它词项产生语用关联,从而使词汇语用意义精确化、具体化。

　　常规关系是语用意义推导论的基础,语用意义推导对理解话语具有启发作用。违反常规关系也就成了语用意义的一种语用标识,这种违反是言语行为中可推导和理解的一种语用现象。因此,句子 That bachelor ispregnant. 和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的语用意义就必需依靠它们各自使用的特定语境和目的与常规关系的关联来获得。尽管 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的任何两个相邻的概念意义都无法形成相关性搭配。该例也是违反常规关系的一个典型的语用行为。

　　参照常规关系的会话语用推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交际意图既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资源,也是推理的目的和归宿。各种语用心理表征方式在会话推理过程中被特定的语言表达式所激活,产生出新的语用心理表征,最后经过交际语境的修饰或限制,达到对语用者意图的识别,从而推导出会话含义(陈治安、周忠杰 2011:1-5) 。语用学的常规关系根据语境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逻辑推理,在交际中由受话人根据自己的心理语境(心智、经验、认知能力)对话语作出解释(郭鸿 2008:1-4) 。

　　4. 2 语用意义与语义凸显的语用环境的关联
　　交际语境是语言意义语用化的基础,语言意义的演化和言语交际行为都发生在语用环境中(Goatly 1996:537-560;Hodges 2009:628-652; 李宗宏 2013: 169)。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对语用意义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语用意义的解析应以语用意义同语境的关联为参照。在会话含义的推导中,语义的语境凸显作用不可小觑,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合作理论所涉及的含义推导均属纯语用层面,属含义推导的差错修复模式(error recovery model),而关联理论的推导则是一种动态的语用语境中选择最具关联意义的选择模式。

　　语用意义凸显(saliency)能提高词语某义项的语义心理可及性程度,能强化该义项在语用者大脑中的语义投射的解读清晰性和关联性。词义赖以存在的语义框架也是词义的凸显环境。在交际语境之外,多义词的义项具备某种程度的凸显性,但经常是模糊、不完整的,而且其语用意义的权值是随意的和不确定的。

　　语用环境是词义凸显的重要理据,某义项的凸显是通过词语的语用共现和语用选择限制来实现的。语用共现的功能使多义词的各义项无法同时激活,保证交际语境中只激活某个义项,而忽略其它语义域,或促使其它义项处于休眠或待命之中,继而避免曲解、误解或不解。Blunter(1998: 115-162)认为组成话语之间的词汇存在一定的语用关联,这种关联是通过词语的语用共现、选择和限制来实现的。解释这种复杂的“结伴关系”需要很好的词汇语用分析能力,需要把握好语用环境中的有定词和当前语境中被激活实体之间形成的“语用假设”(pragmatic assumption)或“关联语用推理”。

　　语言符号表达的客体是复杂多变的,语用意义则是依附原有的语言意义而存在,主要体现在语言交际者的语用意图、语境等语用因素与语言意义的关联。所以,话语理解更重要的是参照语用意义同交际语境的关联。

　　Sperber 和 Wilson 提出的关联主要用来指话语内容同语境集合(a set of circumstances)之间的关联。他们认为在相同条件下,为处理话语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大;相反,获得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大。这也符合 Zipf所说的“省力原则”(least of effort)。

　　根据关联原则,在语境中由于不同交际者理解话语所存在的信息差或缺乏关联性都会产生各自临时的语用意义。例如在雀巢咖啡的广告词 It’s the taste! 中,taste 的释义可以是味道好,也可是味道不好。该广告无疑是“味 道 好极了!”但在 另 一 交 际 环 境 中,Grundy(2000: 70)的女儿放学回家后立刻打开饼干罐把饼干往嘴里塞。当问她不在学校用餐的原因时,她顺口答道It's the taste! 她的意思显然是“味道差极了!”为此,她才宁愿 啃 饼干而不在 学 校 就 餐。同 一 句“It’s thetaste!”竟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语用意义。这便是语言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的效果所致,是语境决定词义的语用选择。所以,我们说语境是最好的解释和理解语用意义的手段和途径。另一实例 Lights,please! 可指“请开灯”,也可指“请关灯”。此例中如果没有 light 的多义性,其语用意义和语境的最佳关联恐怕是根本不可能搭建的(李宗宏 2006a: 43),这也是话语在特定交际语境中的语用化。

　　4. 3 语用意义与语义凸显的语用关联性
　　Blunter 的词汇语用论和关联语用论均认为言语交际中语用扩充或收缩的信息处理后所获取的是显性意义,而非隐含信息。Bouton (1994: 157-167)认为话语加工时语用关联是语义凸显的基本理据,此观点不同于Grice(1975: 41-58)的语用理论,它可能更利于扩充、收缩和寓意等语用现象的解析。例如①饭好了,②饭快好了,③该吃饭啦。此处的语用推理是①经过语用扩充可得②,在特定交际语境中②可隐含信息③。但根据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②就是一种隐含信息,而 Sperber& Wilson 及 Carston 等认知语用学研究者则将②视为一种显性意义,只有③才是隐含信息。这一话语推导说明,在同一语用现象或不同的交际语境下,交际者势必会产生各自的语用意义。不过,对话语所传递的交际信息的语用处理,尤其是语用处理的选择方向、触发因素等因素,至今仍未有系统的研究。

　　关联论认为,相同条件的交际话语的正面认知程度越高,其语用关联性就越强;反之,关联性就越弱。关联论的认知原则还认为,人的认知系统普遍关注最具关联性的信息。语用主体能对话语进行一定程度的语用推导或预测,例如妻子说“The phone is ringing. ”而丈夫则回答“I’m in the kitchen.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依据关联语用论的交际原则,受话人通常选择最省力的语用加工方式,对话语的显性意义进行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再据此推导话语的隐含信息,最终获得预期的语用关联。

　　关联语用论对词汇语用学中语用意义的研究认为,交际意义不是解码意义,而是非显性的语用推理信息,话语的语言编码意义只是获取语用意义的一种线索。

　　而且,都涉及推导目标信息的语用关联性,话语的语境假设、认知效果和显性意义等之间也需要相互调节与顺应,并遵循最简语用认知处理路径,即 Verschueren 语用综观论的语言交际就是在进行语用选择,任何语言在交际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的语用顺应。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寻找并选择信息关联的过程就是不断作出语用选择和语用顺应的过程。比如“我喜欢看书”中的“书”可指人物传记、散文书籍、科幻小说或武打小说等,需要听话人进行词义的语用选择。此时听话人所遵循的仍是最简关联认知路径,根据话语本身、人称所指对象的背景信息及其语境假设,去选择“书”在该话语中的最佳语用关联。如果听话人知道“我”是一个年轻小伙,那“书”会被理解为武打小说或科幻小说,这就是他所期待的最佳语用关联,此时的武打小说或科幻小说就是该话语中“书”在特定语境中语用选择的结果。当然,实际交际中的语用加工远非如此简单(Takahashi 1996: 189-223;Takahashi & Beebe 1997:131-155)。

　　一般情况下,语用者掌握的词汇义项越多,避免歧义的意识就越强,能够更好地细化与词义共现的关联,使词汇实现一词一义的语用值的匹配。关联语用论中,听话人无须首先解析词语的字面意义、原型意义,而是按照最简语用认知处理路径寻找关联信息。即在待选的语用扩充义项中进行关联语用选择,避开歧义项,确定最佳语用关联项。

　　5. 结语
　　
　　本文以词汇语用学理论为基础,讨论分析语言的语用意义。语用意义的表征是语用化过程,也是语用交际的产物,它折射出语言使用者的语用意图、语用策略和语用理据。在语用环境里,语言意义是一个开放系统。因此,在日常的语言交际中,话语的不同语用意义会因人、因时、因地等关联因素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譬如Today is Sunday.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鉴于语用意义本身的复杂性,对其研究只能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和全面综合的。因为语用意义涉及到语义、语用、心理和认知等多种因素,单纯从一种角度来理解语用意义都有其局限性。所以,Blutner 的词汇语用学理论为语用意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思路。

　　参考文献
　　
　　[1]Atlas,J. & Levinson,S. It-clefts,informativeness and logical form[A]. In P. Cole(ed. ). Radical Pragmatic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1: 1-61.
　　[2] Blutner,R. Lexical pragmatics[J]. Journal of Semantics,1998(15): 115-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