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从历史角度研究曾经重创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就要回到标志着战后繁荣终结的1974-1975年这段大衰退时一期。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衰退的主流解释是:在凯恩斯主义时一代的前期，通过增强劳方相对于资方的力量而实现的充分就业就己为这场危机埋下了祸根。对此，一些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解并无二致，他们认为问题就在于资产阶级“力量太弱”，而工人阶级“势力强大”。从经验来看，衰退应该归结于工资份额上升挤压了利润空间。这就是所谓引发危机的“利润挤压”( profit一squeeze)理论。
在美国，《每月评论》( Month行Review )在介绍“充分就业挤压利润”理论的激进变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在1974年10月，它刊登了瑞福德·博迪(Raford Boddy)与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ny)合著的开创性文章《阶级斗争、凯恩斯主义与经济周期》("Class Conflict Keynesian Policies andthe Business Cycle")。该文强调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观点:当工资与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到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峰时一，就意味着繁荣即将结束。然而，这两位作者一进一步暗示，充分就业时一工资份额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经济下滑。二位作者一写道:“资本家们超越阶级的本能告诉他们，持续的充分就业并不明智……利润最大化要求避免保持充分就业。”对此问题，博迪与克罗蒂的观点与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k Ialecki)、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和霍华德·谢尔曼( HowardSherman)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卡莱茨基看来，劳工增加工资的要求—尽管在经济回升中出现苗头—并不是对资本的主要威胁，因为公司拥有定价权。
因此，如果当局一再忽视“依靠政府的投资刺激来实现充分就业”，其原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因为持续的充分就业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政治威胁。由于“解雇”这一手段不再好用，资产阶级的整体社会势力将被削弱。卡莱茨基发现:“由工人更强大的议价能力而导致的工资标准提高不大可能降低利润，反而会提高价格，只是食利者一的利益会受损。但相比利润，商业领袖更追求‘工厂纪律’和‘政治稳定’。阶级本能告诫他们，持续的充分就业对他们并不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卡莱茨基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理论，即资本主义国家总在推动充分就业与缩紧预算间寻找平衡，也即产生“可控的非充分就业”现象。
与卡莱茨基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博迪与克罗蒂却认为，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一，就会导致工资份额增长，这严重威胁着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并会引起结构性的金融危机。他们声称:“商业周期的经济效应，就是服务于强化卡莱茨基所推崇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力量。”对博迪、克罗蒂和大多数经济分析家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萧条的首要原因是工资挤压利润。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一，利润挤压论就成为金融危机甚至停滞时一期的流行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见证了货币主义、供给经济学以及其他自由市场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权势经济学转向前凯恩斯主义紧缩观，促使曾被马克思、凯恩斯驳斥过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复活。根据萨伊定律，资本积累过程并非资本自身运动的结果，而是外部的工会或政府干预的结果。
所有的这一切意味着资产阶级本质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复苏。早在1732年，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爵士在英国下议院声称:国人普遍抱怨，支付给工人的高工资是贸易和制造商颓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商务部门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确保工人获取比当前更少的薪资。此类观点在商业和金融界可谓根深蒂固，例如，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战略家埃里克·格林(Eric Green)，作为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利率与外汇的研究主管在2012年宣称:“在当前失业率高、复苏缓慢和收入差距加剧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日益挤压利润空间，不仅阻碍了未来的就业增长，而且正在威胁着美国众公司。”
坚持利润挤压论自然符合右翼的预期，但左翼不能接受。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些著名的激进理论家仍坚定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工资压制策略在刺激长期积累复活方面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2009年《美t}和智慧》(Dollars and Sense)刊登的一篇文章，试图解释大萧条时一期的历史经济根源，该文章辩称:“在里根时一期，迫使资本颠覆‘充分就业挤压利润’理论，纯粹是出自经济的需要……比如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就为后来建立一系列新的相对稳定的框架性制度奠定了基础。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尽管很荒谬，但却为后来将近30年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建构了基本框架。”
然而，一些左翼经济分析师从一开始就反对利润挤压观点。尽管他们通过刊登博迪和克罗蒂的文章来宣扬利润挤压论，但《每月评论》的编辑哈里·马格多夫(HarryMagdoff)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却同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一样，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这些思想家而言，二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经济矛盾更在于需求方面而不是供给方面，这反映在与资本主义内在的消费不足相关的产能利用不充分的倾向中。此观点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或潜在的巨大剩余价值远超过资本家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结果是出现经济停滞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与产能过剩。这里存在的问题恰恰与利润挤压理论相反:资本太强大，而劳工太弱。
根据上述观点，二战后的数年繁荣被看作是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常态(即经济滞胀)的短暂性违背。他们认为，20世纪50, 60年代的黄金时一代归因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因素:(1)二战促成的消费流动性;(2)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战后重建;(3)冷战时一期的军费开支(其中包括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4)美国经济的第二波汽车化浪潮;(5)扩张性的商品促销。然而，到60年代末期，这些历史性的刺激措施开始黯淡。如果不批量出现诸如蒸汽机、铁路、汽车这样具有划时一代意义的创新产品，或者一没有对私人积累的新扶持，经济将逐步陷入“长期慢增长”的泥淖。
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仍能在20世纪80,90年代避免出现严重萧条，那么这并非因为里根时一期出现的新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积累框架”，而是由于里根时一期就己初露端倪的金融扩张(利用资本家手中的大量盈余资金来实现)。因此，斯威齐所谓的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产生了“反补贴效应”，该政策振兴了经济，当然，它自身也得益于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但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注意到，金融化所导致的债务膨胀将迫使国家成为最后贷款人，但又无力有效干预经济。结果是，经济泡沫破裂，严重停滞出现。
“利润挤压”与“过度积累与停滞”这两种理论对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的长期轨迹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表明，现实发展趋势并不符合利润挤压论的预测。20世纪最后40年经济停滞的加剧，不仅仅因为劳动力工资日益下降，也应该归咎于在1974-1975年经济危机爆发期间，当局仍忽略提高劳动力工资的重要性。尽管不明显，但我们仍能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的劳动力工资增加是政府雇佣份额的短期增长所致。在这期间，私营部门并未出现显著的“工资挤压利润”现象。显然，利润挤压论在故意“小题大做”。
利润挤压论在实证上的缺陷被认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积累理论。这从马克思、卡莱茨基对利润挤压论的批判以及他们所提出的更加彻底的社会主义策略观中可以得到佐证。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主要批判的是利润挤压论，因为后者一往往压抑工人阶级的愿望。在这点上，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远远优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与卡莱茨基针对工人的货币工资普遍增加所造成的影响，马克思于1865年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辩论:他竭力反对一些工人代表当时一提出的工资增加将导致经济危机和更高的失业率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辩论中(也即今天的《价值、价格和利润》)①通过把消费品分成“两大部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间接引进了“三大部类”的再生产模式:作为投资品的第一部类;作为工资品的第二部类;作为奢侈品或资本家消费品的第三部类。)马克思假设工人仅仅把工资花在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商品或生活必需品上(第二部类)，他举例说明了货币工资上升所导致的即时一效应—较高的工资将导致需求从非工资品(第一部类和第三部类)转向工资品(第二部类)。因而，总产出和就业形势并未改变，但总利润却减少了。
马克思指出，尽管货币工资水平普遍上升将会导致利润降低，但是，由于资本家可通过增加刚需来提高商品价格，因此这对经济影响甚微。事实上，工人们追求更高的工资只是对资本驱动的经济变化所作出的自卫反应。因此，工人的工资诉求通常旨在恢复以前的平衡，否则，他们的平均工资会低于劳动力价值。此外，更高的工资水平将会刺激资本家通过多种方式来进一步降低单位劳动力的成本，诸如，提高劳动生产率、革新生产方式、加大剥削的程度和解雇冗余的劳动力。所有的这些措施在长期内均有降低工人工资之效。马克思注意到，竟争中的“产业战争”( industrial war)存在着“解雇比雇佣产业工人更易获胜”的特殊性。因此，众资本家相互比拼谁能解雇最多的产业工人。
因此，马克思认为，仅仅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比如19世纪早期的铁路热时一期)才会出现短暂的工资挤压利润现象。在上述情况下，资本积累将导致“罕见的劳动力工资上升”，这时一，工资才位居劳动力价值之上，这也降低了剥削率。然而，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正常趋势是:剩余价值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他强调，即使在实行10小时一工作制后，就业率和工资水平也并未大巾舀度提高。
可以肯定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几乎否定了利润挤压论，他认为利润挤压论仅仅会出现在“快速积累与劳动力缺少”的情况下。即便如此，工资水平仍然由积累速度而非其他因素决定。因此，马克思写道，即使在劳动力最美的时一光，无酬劳动相对工资或剩余价值的减少(剥削率降低)都绝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工资水平在经济周期峰期的上升仅仅是经济危机的前兆，但绝非导火索。
一旦抛开“无技术变化”的人为假设(这一章的余下内容)，不间断的生产革新将导致失业队伍壮大，这会压低工资和挫伤工人阶级的理想。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剥削加剧将成为一种常规趋势(一般规律)。关于工资、生产与就业方面的斗争，马克思惊呼道:“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②卡莱茨基在《阶级斗争与国民收入分酉曲("Class Struggl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National Income")一文中再次重中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该文在他逝世后的1971年才发表。基于马克思的“三大部类”模型，卡莱茨基认为，完全或自由竟争环境下的工资普遍上涨，对生产或就业并没有影响。然而，卡莱茨基继承并超越了马克思的逻辑，进一步表明:基于“短期内工资上涨并不对投资和消费的规模产生影响”这样的假设，工资普遍上涨并不会引起利润向工资的明显转移。因工资水平增加而造成的资本家消费和投资部类的损失，则通过增加工资品部类的利润来平衡。
另外，卡莱茨基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以价格垄断和产能过剩为显著特征。垄断行业的工会或许可以通过加价来提高工资水平，但这会导致工资份额的小幅度上升。由于产能过剩，这将会增加而非减少整体的有效需求和就业。另外，从长期来看，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一所形成的旺盛需求及总利润，将会反哺预期利润，这又会阻止因工资上涨所导致的投资下降。
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下的工资增长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卡莱茨基认为，通货膨胀最终将会得到抑制，由大公司在不打破垄断壁泉及避免与其他行业竟争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其价格来实现。大公司无法把工资成本上涨的压力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一，虽然这对整体经济发展有利。正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指出的:“卡莱茨基把通货膨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认为这种螺旋式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一不会是工人及资本家，而是食利阶层。因此，他成功预测了20世纪70年代末滞胀(停滞且通货膨胀)阶段的主要特征。
卡莱茨基在1944年发表的并获得凯恩斯认可的分析中宣称，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路径不外乎增加政府投资和收入再分配这两种。卡莱茨基坚持认为，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充分就业，需要从政治层面对资本家征税来挤压利润空间。
因此，对卡莱茨基而言，利润挤压学说(工资提高多少，利润就下降多少)是“完全错误”的。在充分或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工资增加所致的“利润挤压式危机”，不仅是个伪命题，而且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的时一而上涨能够带动总需求的增加。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工资上涨铺垫了通向而非远离充分就业与收入增长的经济之路。
法国人民阵线和社会主义战略卡莱茨基关于利润挤压论、政治的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经济策略的观点根植于他对布鲁姆(Leon Blum) 1936-1937年领导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密切观察。1937年的整个夏天，卡莱茨基在巴黎目睹了那里的事态发展。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布鲁姆实验”
(Glum Experiment)旨在尝试实行40小时工作制、所有工人享受两周带薪体假制度、集体谈判权制度。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人民阵线首次大幅增加体力劳动者一的工资，其中年工资约增加60%。然而，货币工资的增加并未对社会总产出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夏售价格也相应地在提高。虽然以牺牲食利者一及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但是货币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为体力劳动者一、大资本家和工业部门创造了巨大的纯利润。然而，尽管大资本家从工资增加带来的产业再分配中获得重大收益，但他们仍与食利者一结盟联合抵制工资上涨，抱怨利润遭到挤压。最终，布鲁姆政府屈服于上述压力，彻底压制了工人的要求。
基于对布鲁姆实验的评估，卡莱茨基与他之前的马克思一样，认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工人就应该要求提高工资。然而，卡莱茨基写道，即使在充分就业和劳动力的“峰值”，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也不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根本性变化，因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力量和整体社会力量过于强大。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再分配格局，就需要政府实施资本税。更重要的是，充分就业不应该被认为会自行消亡，它应该被充分利用起来，成为劳工全力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基础。的确，正是因为这种可能性，充分就业使资产阶级身处险境。因此，卡莱茨基认为，也正是这种可能性，才使资产阶级从政治层面抵制长期的充分就业“爪牙并用”式地防范对它自身社会力量所形成的潜在威胁。
在英国工党一度势头猛劲之时一(因二战出现了空前的大失业浪潮)，卡莱茨基于20世纪40年代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策略试图打破政治经济周期，因为资本能通过紧缩政策来回击任何可能出现的充分就业。工人应凭借充分就业来增强自身社会力量，从而跨越政治经济周期。当时一在牛津大学统计学院工作的卡莱茨基，在1942年发表的《民主规划纲要》("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tic Plan-nin扩)一文中指出:在社会转型的任何实践中，必须创造包括保障工人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在内的基础条件。他进一步认为，充分就业和经济安全将为工人提供“定心丸”及“自信心”，又能加速他们改造社会的节奏，促使“民主社会主义计划”式的制度应运而生。一旦资本家解雇工人或马克思所讲的产业后备军不再奏效，工人就会日益挑战资产阶级的管理，就会产生旨在推行激进计划运动的社会力量。
新工党政府首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直接通过“控制大资本主义集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核心来调整社会权力关系”。卡莱茨基坚持认为，公共力量应完全控制银行、财政、投资和外贸以及尽可能地重新分配原材料和日用品，或者一通过“全面国有化”，或者一依靠成立一些国有公司，对关键性的重点行业实施直接的社会控制。最重要的要求是‘领导或经营国有公司的人，除了薪资之外不能有任何金融利益”，另外，如果私人投资者一参与进来，应禁止他们掌控决策权或管理权。
卡莱茨基认识到，这些都会遭到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破坏)来阻挠任何可能威胁他们自身阶级地位的做法。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如果工党能在战争末期尽力做些尝试，充分就业的良好形势就会出现，这又可以提升工人阶级的力“这个时一期，尽管短暂，但对工党而言却是最大的机遇之一，因为充分就业己使工人充满自信。这时一就是工党充分行使政治权力的最好时一机，也是大胆罢工的好时一机。
这将是为持续的社会革命奠定基础的绝佳时-机，否则，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只能是一场干瘪的梦想。”
卡莱茨基改造社会的政治经济策略，旨在破坏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用来约束工人阶级的主要“杠杆”—相对过剩的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若能剔除资产阶级的这个杠杆，就可改变游戏规则。同时一，在反对剔除“杠杆”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最大反应是试图制定施泰因德尔(Josef Steindl)后来所谓的“停滞政策”，反对一切旨在解决失业及经济停滞问题的政府政策，甚至以牺牲全部利润为代价来增加产业后备军，目的是保存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
其结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的英国，尽管工党开始执政，但即使在它最具影响之时一，也并没有竭尽全力来践行卡莱茨基曾倡导的阶级过渡计划。在20世纪70,80年代，正如施泰因德尔注意到的，随着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主义影响的扩大，资本家开始寻求打破政治经济周期，也即复归“政治导向”(如今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试图回到前凯恩斯时一期的经济制度，旨在通过增加失业来挤压工人工资和对工人施加更大程度的管制。同时一，为了利益，资本家开始建立由金融驱动的博彩经济。这样，充分就业及工资膨胀再次被描述为对繁荣的威胁，施泰因德尔称之为经济学上的“波恩王朝回归”。
在20世纪最后40年左右的美国经济轨迹中，前凯恩斯经济主义的回归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无论1965年还是2011年，在私营部门就业的生产和非主管工人的比重均占全部工人的83%。然而，他们的工资份额却从1965年的76%下降到2011年的56%且在同期，他们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由30%多下降至约20 %。在这种情形下，甚至连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PaulKrugman)也不得不在2012年宣布:“回到关于劳资的讨论……这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讨论。”此外，甚至在经济严重停滞和不平等加剧的大背景下，美国上层社会仍试图探究杜绝充分就业政策的原因，正如克鲁格曼在他2012年的新书《立即结束这场萧条》( 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除了提及卡莱茨基的“资本家把充分就业看作对自身社会力量的威胁”这种解释外，再无其他理性的解释。
在卡莱茨基看来，资产阶级通过政府干预，处心积虑地反对长期的充分就业;尽管工人一时一毫无办法，但仍可为了更高工资及充分就业而进行自主斗争，寻求向社会主义完整过渡的基础。他在1942年警告工党:
“应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资产阶级将会激烈抵制，因为与其说他们的利润受损，不如说他们的个人及社会力量将危在旦夕，社会力量将以两种形式呈现:作为整体的社会力量与凌驾于工人所在行业之上的力量。只要第一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存在，工人在工厂以及通过工会削弱第二种社会力量的所有努力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当然，工人维权斗争以及通过工人或生产委员会来提高实际发言权的斗争至关重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总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从来不能代替旨在摧毁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盘结在社会上的整体力量所进行的必要的政治斗争……”。
实际上，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力量是一个阶级的整体力量，只要阶级力量完整无损，那么他们肆意妄为或迫害工人的力量就是巨大无比的……因此，要摧毁他们，不仅需要破坏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瓦解被他们牢牢控制的生产力中的经济力量。然而，最重要的是，工党不应该惧怕产业社会革命的后果，而应掌控好局面，不是像法国人民阵线那样抚慰工人的情绪，而是要指导工人坚决反抗民主计划的敌人。卡莱茨基的政治经济分析，正如他自己解释的，源自“孤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学。
正如历史事件所揭示的，不仅工党没能果断地体现工人利益，而且他本人后来也注意到，冷战期间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大改变了历史图景。增长的军备支出创造了与战前相比更高的就业水平，然而同时一，也把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裹挟进了逆历史潮流的国际帝国主义及沙文主义计划中。因而对工人斗争而言，这削弱了劳工联合起来追求其根本利益的能力。在高度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今天，工人运动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以跨国公司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流动性愈加全球化，它能在国际范围内分化和征服劳工，且当不同国家的工人相互竟争时一，又能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压低工资和单位劳动力成本之目的。
然而，卡莱茨基关于不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和坚持夺取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的论点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经济危机的利润挤压理论的危害在于，它总是向工人们暗示，追求民主与平等的愿望将会直接导致经济衰退，恶化工人的生存状况。正如卡莱茨基指出的:“当然，总有一些工人朋友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说服工人阶级放弃工资斗争。理由是，工资增加会导致失业，对工人阶级整体不利。”
马克思和卡莱茨基反对关于经济危机的利润挤压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不仅在当时一是正确的，今天仍是如此。数年之后，工人的工资份额在美国GDP中的比重日益下降—80%私营部门的工人的工资份额猛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营管理层及其他非生产性员工的所得占GDP的比重大幅上涨;同时一，资本家的整体收入突飞猛进。不仅没有出现一个稳定的积累框架，反而引起经济停滞、金融不稳定及工人生存状况的恶化。
卡莱茨基的政治经济结论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致，马克思在反对利润挤压论的观点中宣称工人时一刻保持斗争是明智的行为，这体现了工人阶级经济学相比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优越性。然而，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取资本主义体制内这样或那样的好处，而是要实现由生产者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正如马克思在《价值、价格与利润》结尾处所写道的“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