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微观基石的思考

　　现代西方经济学习惯于把微观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个量的经济学，把宏观经济学看成是研究社会总量的经济学，并通过“加总求和”的思路来解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走“调和”路线，要么使宏观理论适应正统的新古典理论（新古典方法），要么使微观理论适应宏观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方法）。在过去的 30 年中，这种调和的尝试一直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化发挥着主导影响并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日渐微观化。在这种思维范式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没有微观基础的。另一方面，在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看来，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也必定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所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一个重复建设的没有意义的命题。本文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的，但直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拿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却是一个可商榷的做法。

一

　　
　　在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之前，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矛盾，认为它们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理论体系之中。在一个理论或学说中，运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种方法是常有的事情，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已，它可以在一个理论中并存。但在逻辑上能否统一，却是值得探讨的。

　　但自萨缪尔逊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综合创立新古典综合学派以来，引起了许多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争论。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用新古典派的微观经济理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空白”,是拼凑、杂种的宏观-微观理论，实质上是回到了凯恩斯以前的市场均衡论的传统上去了。琼·罗宾逊指出，要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就应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和从货币主义中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后来从理性预期学派中更生出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断言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违反了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罗伯特·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个市场都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的竞争达到了均衡状态，宏观经济才能处于均衡，所以解释产出波动、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的模型应该是考虑多部门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

　　综上所述，新剑桥学派提出的在价值理论上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所有经济学流派中是独树一帜的。其他学派基本上都在统一“理性人”假设及其逻辑推理下，试图保持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做法的实质是试图从理性的个人出发来证实亚当·斯密描述的理想世界：所有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却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虽然经过了瓦尔拉斯、帕累托等一批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方法严格推理，但这个理想世界却始终没在现实世界出现过。我们看到的却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一个暴力竞争的世界：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拥有最适应市场和环境变化的“常规”的厂商将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而其他厂商则被淘汰。行动者所面临的市场只有两种选择：适应或者死亡。在这种市场规则或“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如果社会是由每个成员组成的话，那么个人的自私自利最终不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提升。这是高深和精巧的数学推导都无法解决的。因而当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则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倒退到斯密的私人利益与社会“一致论”和个量总和与宏观总量“相等论”,“从而用微观经济学取代了宏观经济学”.这不仅没有解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逻辑矛盾，相反造成了二者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和在意识形态上的进一步分歧和对立。

　　实质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特意微观化或建立一个微观的经济学，而是为了把商品价值的讨论引入一个主观效用判断上来，消除劳动价值论的“危险”倾向。边际效用学派着重于从物质方面考察经济，重视使用价值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较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但却片面地把交换价值仅仅理解为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片面地认为价值决定于需求，从而否定了生产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否定了劳动创造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关系。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指出了效用概念是“用效用来解释效用”的形而上学本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无法完全否认劳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所以他要调和古典学派的生产成本理论上和新的效用概念，于是他说，“价格决定于供求两方面，就象一张纸用剪刀的两面刀片剪裁一样”.在这样做时，他粗暴地歪曲了古典学派的剩余产品概念。“真实的生产成本是由人们的努力和牺牲所构成的话，唯一的剩余产品是地租，这是‘自然的免费赠品'.”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在于恢复个人的经济作用，而在于通过模糊的效用概念及其理论混淆阶级利益冲突，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劳动价值学说和剥削概念系来自生产条件的探讨。新古典学派则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弃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

　　从方法论的缺陷上来看，从“理性”个人出发来求和社会总量，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就是“个人互动成本”.即使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完全理性经济人”之间也是存在互动成本的“,因为在一个个人最大化的世界中有很高的测量和实施成本，这类成本是不对称信息所造成的普遍道德风险的结果”.

　　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一个社会都是以“一盘散沙”似的个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太大了。科斯（Ronald Coase）就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发现了企业与市场的不同之处：企业更能节省交易成本。个人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他们之间的互动会造成相关浪费，如果每个人也都经验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组织---家庭、家族、部落（或种族，它们不一定完全基于血亲，从家庭到部落，血亲关系逐渐淡化），这些组织的出现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争论。

　　在关于个人互动成本的合理假定之下，我们可以推断，在一系列的市场中，竞争均衡将逐渐变化为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形式。即使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大多数社会也不会选择竞争均衡。原因是，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是个人追求自我最大化的利益。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单个个体组成的“一盘散沙”式社会，而是利益组织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称之为“阶级”,现代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利益集团”.竞争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假设，是经济学处于一个成长阶段的理论。现代社会不同于当年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完全竞争均衡”时，总是注意到或总是伴随着讨论了另一个主题：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的主题：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指导人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因而，斯密的“人人利己最终带来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的假设也随之破灭了，完全竞争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的范式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出现。

二

　　
　　在西方学者眼里，由于缺乏理性的假设和推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微观基础。在他们看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基础上，否则，就不能保持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这种流行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从“理性”出发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认为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具有极强的鲁棒性，以它为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可以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例来检验这个命题。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样版而编写的一部教科书。它的出台，大致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样，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政治经济学它能否成立，首先取决于对斯大林体制的规范判断、价值评价。前南斯拉夫学者勃朗科·霍尔瓦特甚至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一种官僚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效用主义的经济学：“两种伦理学不是完全相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个人与社会相对抗；而在官僚的世界里，集体与个人相并列---但是它们产生了相同的思维框架：盲目地因袭了效用积累的最大化观点（物质产品和权力杠杆）。效用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这与它的历史起源有关；但是，效用主义也恰恰可以很自然地被加以集体主义的解释。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个人选择的原则应用于社会，这正是官僚在所有的时间里做的事情。”

　　从逻辑理路来看，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不是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不是对生活在特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社会成员必然行为方式进行科学抽象，而是先验地来自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规定，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出了一系列的基本行为假定。从学理上看，这些基本行为假定与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理路：（1）新古典理论对经济人作了“完全理性”的假设。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公有制前提下，对个人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全理性假设。（2）新古典理论认为，理性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追求效用最大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行为假设的结果，就是认为它必然带来社会产量的最大化。（3）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的，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中央计划的。（4）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是均衡的，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是按比例协调的。

　　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假设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前提，它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样在学理上都归属于效用主义，都遵循严格的最大化假设，它与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在逻辑理路上具有完全共性，只不过是在内容上却截然相反。或者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逢西必反”,但在逻辑理路上却是与新古典理论不知不觉地“接轨”了。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必然会导致“最大化”的经济结果：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种假设也必然会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而计划经济必然是要求生产资料的不断地公有化，公有制与完全理性假设内在统一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在这种逻辑理路影响下自然就产生了一个论调：从个人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变为国有所有制是低级所有制向高级所有制的“升级”.这个论调一度甚至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社会进化论所揭示的一个真理。但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矛盾中，所有制只有适应和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区别，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高低”之分。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在适合各自的领域里都能发挥出它们的优势。恩格斯说：“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

　　可见，恩格斯特意强调的这个观点还是被人们忽略了。“真理”不是逻辑和修辞学上所断定的事情，而是凭借广泛的证据证明了的事情。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崩溃，因而认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结论的错误是不言自明的。它除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益受到新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渗透和侵蚀之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贡献。

　　实质上，马克思早已指出理性主义分析不是一个科学的、实践的态度。马克思认为这种态度在方法论上就是错误的，“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理性方法绝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认识工具，只有理性范畴的发展适应于不断变化的情况，才使理性方法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观察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前提不应是理性泛化了的“抽象的人”,而应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行动的个人”、“现实的人”.“经济人”假设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

　　苏联政治经济学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它的不成熟和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但苏联政治经济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来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理论，因而基本上不知道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产品（或价值），只好在现实中把工人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完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制”和严厉的劳动纪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思考品经济的”.因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因而，社会主义没有政治经济学，也就不用讨论劳动价值问题了。这个看法维持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二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直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并直接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所以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只有实施的义务。似乎这样做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途径。但在现实中如何实施和贯彻劳动价值论及其精神实质呢？大多数经济学文献基本上都是把劳动价值论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的理论前提。就像新古典理论把“理性人”看成经济学不变的逻辑起点一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学说也被一些社会主义者看成是不变的理论前提。这种观念及其态度，实质上是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和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

三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形成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今天，当我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发现，人们一般集中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但很少对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作用的规律性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将劳动价值理论作为概念框架的基础，即没有发挥着功能性和结构性概念的作用，以及理论体系的一以贯之的逻辑重心。

　　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将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那么它将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呢？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否以劳动价值为理论出发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性收入将如何体现以及得到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劳动价值论，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在改革开放走完增量改革而转向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劳动者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特殊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社会和谐指数随着两极分化逐渐降低，等等，说明国民经济的分配性矛盾已经超出了生产性矛盾。这些经济政治问题，都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劳动价值问题，而不是直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拿来作为辩护的工具。为了辩护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发展的目的，劳动价值理论则很容易遭到歪曲、篡改，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从历史经验和文献来看，不同时期、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也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在当时也被人们认为是对当时经济事务进行了较好的科学解释的理论。但当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并运用它来改造劳动价值理论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被终结了。劳动价值论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关键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从而创造性地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价值当作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普遍价值，也没有把劳动价值论当作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普遍理论，而是将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并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微观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实事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学说，也是一个分析工具。

　　马克思运用这个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研究，得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就是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科学结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价值公式是贯穿马克思经济学宏微观层面的中心枢纽。价值公式是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的一个表述公式，它既是单位商品价值的表述形式，也是社会总量价值的表述形式。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至于如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未来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作过多的详细的论述，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他们并未对未来社会作过多的规定。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什么？由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语焉不详，并且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而是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所以，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大部分时间停留在对马克思理论的价值论的释义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纷纷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新的阐述，但这些阐述的重点在于“什么劳动创造价值”的重新解释和定义上，如知识劳动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等，都停留在价值源泉和构成基础的研究上；而对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揭示了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即创造性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揭示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系统理论，则很少见到。如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没有讨论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是创造价值的实体内容，以及如何享有剩余（价值）的结果这样一些关键性问题。虽然“劳动价值论旨在断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的性质。它不能直接用来解决设计一套更有效更公平的游戏规则问题”这个说法留有可商榷的余地，但它的确道出了劳动价值论是有适应对象和历史范畴的正确命题。劳动价值理论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作用不是被忽略了就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价值理论，创建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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