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质量观的论述

　　一、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依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均GDP向世界平均水平收敛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此外，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中增长十分有限，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Feenstra,Robert C.,et al.,2013）。而从其他经济发展质量指标来看，比如增长的波动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等，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也问题严重。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可能落入严重的“中等收入陷阱”,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宏伟战略的实现。

　　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从而正式在党的纲领中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源泉。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之后指出：“增长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多马，1983）”.经济学家们承认，是马克思最先系统地制定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问题的相关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学者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和全球化背景中的经济发展质量这几个方面，从而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系统思想，视野涵盖从微观到宏观，从内涵到外延，从单个国家到全球体系的各个维度。马克思主义将以人为本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目标，以内涵式增长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路径，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提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途径，也为中国走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引（齐传钧、郑秉文，2012）.
　　
　　二、以人为本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体而又现实地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和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虽然严格区别于纯粹自然界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但是人类又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界之中。个人作为直接存在物只具有偶然性，而作为人的集合体存在则是物质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李慎明，2007）。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确立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经济增长依存的基础，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也是“使人和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徐民华，2007）。为了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引入了一个生态学概念“物质变换”,即指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他希望以良好的“物质变换”（改变其纯粹自发地形成的状态）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希望通过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不合理的变换形式。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对于改变后的变换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新的物质变换形式，应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重视“节约能源”以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提倡的马克思生态-环境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或者生态学社会主义，以至于被称誉为“绿色马克思”（罗宾逊语），也是宝贵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遗产。

　　从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程度、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物质分配和物质生活的丰富等具体特征来设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当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充分必要条件。马克思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这句话实际上解决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乃至世界范围内每个人的关系（叶汝贤，2006）。恩格斯也谈到：“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福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更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判断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最终准则是看发展的成果能否惠及全体人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在他们看来，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充分发展来达成全体人民的利益实现。

　　通过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肯定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陈学明等，2008），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而从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类的关系等方面，他们也扩展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外延。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应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主要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含义的基本看法。

　　三、内涵增长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路径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社会演进的动力便是不断变化进步的生产力和相对静止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宣晓伟，2013）。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他是将经济发展视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经济关系的一个社会有机体（龚群，2012），从实现内涵增长上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根本路径。

　　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虽然马克思把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特征就是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谈到：“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以内涵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想。

　　马克思的内涵式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剩余价值产生的论述中。他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或者经济增长要求提高劳动生产力，“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一种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马克思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也提到了内涵式增长的思想。他在论述两者之间关系时说：“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的，带有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性质，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重要途径。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首要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特别重视技术进步在内涵增长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多次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恩格斯也曾经说到：“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8）。”马克思进一步解释了技术进步的原因和扩散方式，他指出，技术进步来源于生产的需要，而且由于各部门之间的社会化联系，一个部门技术进步，会引起其他部门的连锁反应。换言之，虽然马克思提出“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要素，但是只有科学技术可以以乘数的形式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四、社会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走上质量发展的历史结局
　　
　　马克思本人探讨了在他那个时代以商品输出和殖民化为特征的近代经济全球化，创立了世界历史观-全球化唯物史观-世界市场联系论-落后国家特殊过渡论的体系。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作品中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问题，而将这些散见的观点综合在一起，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还是成体系的。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的循环往复中走上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结局指出了一条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向。

　　马克思认为，在物物交换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经济危机不会现实发生，而“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本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除了必然性之外，这种经济危机还有周期性的特征。马克思说：“毫无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后，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期10年的周期，是同这样规定的资本总再生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8）。”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是固定资本更新的平均时间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长短。而这一周期的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到危机这样一个循环交替的顺序：“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而现代工业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也要经历“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过程。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仅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方向，同时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是辩证地看待的，危机一方面是旧的生产平衡破坏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成为解决原有冲突的力量（王元璋、游泳，2006）。马克思认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都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失衡唯一途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表明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制度，必然要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胡钧、沈尤佳，2008），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那么，新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更好地经济发展质量，能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

　　马克思是从“世界市场危机”的视角来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丁声振，2013）。当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的时候，信用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经济和金融危机更有全面爆发的危险，“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进一步的，“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也就是说，都发生了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剩更加严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3）”.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频繁性和严重性，也预示着世界范围内新的生产方式革命的到来。

　　五、质量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唯一途径
　　
　　马克思预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野，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探索，不仅找到了新的全球化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困境的解释，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彻底摆脱这一地位的途径。

　　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逐渐完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逐渐分野，并且这种差距不断固化并加深。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以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为分析对象，对这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质量低下的问题做出了新解释，并对这些国家提出了异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由于资本扩张造成了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方是不发达的经济落后国家的世界经济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和不发达国家没有发展的增长共存（颜鹏飞，1996）。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当今的世界经济制度定义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其特点是，居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居于外围的落后国家或依附国家，或者以牺牲落后国家的发展来换取发达国家的发展。巴兰（Paul Baran）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使不发达国家建构的只能是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和发展为代价的。伊曼努尔（Arghiri Emmaunel）在分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和交换条件的时候，论证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问题。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落后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加之资本具有流动性而劳动缺乏流动性，造成落后国家的相对低的工资率，这便构成了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不平等交换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从而保证发达国家得以持续地发展，避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维持其高于落后国家的工资率。

　　马克思在晚年已经指出，落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创造一些独特的历史形式（孙来斌、颜鹏飞，2005），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在分析不发达国家依附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经济发展质量低下的原因之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不发达国家的出路在于变革不平等的国际结构，走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他们大多反对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阻碍落后国家自主发展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作综合分析，根据自身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来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政策。具体对策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结构进行变革，使之为不发达国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进行国内结构性变革，动员大众力量，减少不平等，使发展成为人人都参与都能获益的过程；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主张将强有力的领导人、廉洁的官员和正确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以有效推进发展方案（孙来斌、颜鹏飞，2005）.

　　结语：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质量模式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逻辑框架，凸显“生产力 （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的抽象逻辑运动。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反映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抽象的辩证法运动，也涵盖了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逻辑体系决定了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仅仅是其在现象层次或者具体层次的折射或者反面映像（颜鹏飞、丁霞，2011）.生产关系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才能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回应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革命品性（颜鹏飞，2009）。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谨防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迈向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道路。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寻找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着力点，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学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并提出新的经济发展质量路径。

　　中国特色的有质量的经济发展应该具备一些重要的特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创新型发展；以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实现公平和谐型发展；以开放型的自主经济体系，防止依附型发展。应该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必须彻底摒弃以GDP至上为标志的新发展主义（曾毅，2011），以“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兼顾效率与公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等。这些既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颜鹏飞、丁霞，2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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