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有三位经济学家和三本经济学着作是不得不提的: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马克思与他的《资本论》,凯恩斯与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三本着作被称为经济学的三部“圣经”。毋庸置疑,这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巨大的影响,这三本着作更是推动了人类认识经济发展规律的进程,并为人类解决经济问题以及进行经济运行的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
但必须指出的是,三位经济学家在很多问题上是存在不同见解的,尤其是在看待资本主义经济时,三个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究其原因,一种理由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环境对其经济学说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亚当·斯密是所谓的“乐观主义早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马克思是“最黯淡的工业时代的牺牲品”的代言人,而凯恩斯则是“资本主义大萧条”的产物。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们主张的异同进行分析是有意义的。
一、放任自由经济的拥护者———亚当· 斯密
现代经济学始于1776年的巨着《国富论》,作者亚当· 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主张放任自由。在那个时代,长期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重商主义,这种思想认为世界经济是停滞不前的,所以一国的发展只能以其他国家后退为代价。那时的经济文明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基础上,财富的获得手段主要是掠夺或剥削。结果是,欧洲国家在国内建立了政府垄断,在国外支持殖民统治并掠夺穷国的金银财宝及其他珍贵商品。在这种重商主义思想下,一个国家的财富以金银衡量,以致他们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银并通过高税收方法限制其外流。
亚当·斯密谴责这种高关税和贸易限制。他认为,保持这样的贸易顺差是荒唐的,因为这极大地降低了各国的商品生产能力。他提出了“自然优势”论(即比较优势)———每个国家都能生产具有自己比较优势的商品,从总体看,这能生产出更多更便宜的商品,从而使贸易的各方受益。
亚当· 斯密提倡“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而不受到政府的干预。他鼓励劳动、资本、金钱、商品的自由流动,认为这样的经济自由不仅能使经济繁荣,也能使人权得到尊重。他支持工资的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工资的上调,他本人同普通工人一样,也期待工资上调,但前提必须是市场的自发调节而不是政府的主动调节。他认为人们有权决定储蓄、投资与资本积累,不应受到政府干预。在亚当· 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下,财富创造就不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再造成利益冲突,反而能使各方利益归于一致。
亚当· 斯密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因为他首次提出了包含市场自由性与政府有限性的自由民主思想,即“大市场(Big Market),小政府”———市场将通过价格自动调整供给与需求,并使之达到最优,政府只需要提供诸如国防教育之类的公共服务,而不应对市场进行干涉,政府在市场中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促进国内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财产公有制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
如果说亚当·斯密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思想的创造者,那么,可以说马克思就是资本主义的毁灭者。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的自由追逐能达到最优结果,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引导他们达到应该达到的状态,而马克思却认为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危机,只有财产公有制才能使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好。
马克思在经济学上提出了许多学说。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剩余价值论认为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皆为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地主是劳动的剥削者;随着竞争加剧,利润的下降、资本积累、垄断权力、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失业将导致“更加广泛和更具破坏性的”经济危机。
在其巨着《资本论》里,马克思试图创造一个不同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他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认为资本主义有其致命缺陷,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及商人的利益,残酷地剥削工人,劳动力仅仅变成了廉价商品,而完全没有灵魂,这种体制天生的缺陷就是会导致其经常发生经济危机,而后将自我毁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号召无产阶级行动起来,以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他特别强调“暴力”这一词,因为如果不使用暴力,资产阶级政府是难以主动倒台的。除此之外,他还表示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财产的公有制为基础,因为私有制是阶级斗争、利益冲突、奴隶制形成的根源。没有私有财产,就不会有买卖,就没有交换的必要,从而金钱就会被淘汰。他提倡中央集权,由中央政府安排生产与消费,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交换和金钱,生产和消费同样能够继续存在,甚至可以更加繁荣。
三、调控宏观经济的主张者———凯恩斯
亚当· 斯密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学说在经历了边际革命后,依然遭到了攻击,其古典理论如预算平衡、低税率等亦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
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呼吁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和资产国有化。因而,亚当· 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眼看就要崩塌。幸运的是,凯恩斯在这时出现了。他提出了挽救自由经济的折衷办法,避免了资本主义政府的倒台,也避免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被摧毁。与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所有的努力皆在于拯救资本主义,而不是摧毁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且没有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倾向。然而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没有必要将整个经济体国有化,没有必要施行工资管制,也没有必要介入微观领域的供给与需求。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掌控好自由放任经济的方向盘,让其在通向繁荣的路上行驶。
应该怎样达到这样的目的呢?他认为,不是通过控制价格和工资,而是通过谨慎地使用政府预算赤字将钱花在公共支出上,以扩大经济的总需求并恢复民众的信心。一旦经济回到了充分就业的轨道上,就可以停止使用预算赤字的方法,此时亚当·斯密的古典理论将会自动地发挥作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使人们开始相信,人们可以靠自己来决定经济的命运。他认为政府能够以增加或减少总需求为条件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周期,却不需要消灭资本主义自身。同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也能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事实上,凯恩斯使其在经济理论上的主要对手———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步伐完全停止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三位经济学家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完美的,能够自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看不见的手”是万能的;凯恩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认为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能够更好地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解决经济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消亡,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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