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问题探讨

　　笔者于经济学基本上是个门外汉，讨论财富经济学的“构想”更是无从谈起，但“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这个主题拟得很好，因而觉得有话可说。

　　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把蛋糕做大 ，又要把蛋糕分好 ”，这两件事都怠慢不得，马虎不得！ 以前我们拒绝财富，越穷越革命，结果搞得天怒人怨。 此路不通，所以才要改革开放。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满脑子发财致富、招商引资，用了不少手段把蛋糕做大了。 现在的问题是，蛋糕做大了，但少部分人脑满肠肥，相当多的人抱怨分配不公，各种民生问题接踵而至，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人们怨声载道。

　　民粹主义的东西也乘机有了市场，有的地方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所以现在上上下下都迫切地意识到还必须把蛋糕分好。

　　在笔者看来，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什么叫资本主义，那就是“财富”（相对应，社会主义的关键词应该是“公平”或者“分享”）。 财富效应名堂多了，但最明显的就是“赢着通吃”。

　　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同样无与伦比的社会分化。

　　以前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大批判基本上属于无的放矢，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本主义的东西，财富效应离我们太遥远。

　　而现在，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马克思思想的针对性和深刻性，特别是他究竟要批判什么，要改变什么。 因为我们终于看清楚资本及其财富效应的面目了。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马克思经济学坚持的是劳动价值论，是通过阐述劳动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揭示了劳动的一大块剩余价值被资本剥夺，资本生产同时也孕育了它的结构性基本矛盾和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 进而推论出公有制、 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亚当·斯密以后，劳动价值论是一路，还有更强调资本和市场作用的另一路，也就是后来之所谓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边际革命以后，很少再有哪个重量级经济学家站在劳动立场摇旗呐喊，尽管他们也认马克思的账，但大多基于资源稀缺的前提，分析成本和收益等，为投资效益最大化出谋划策，其实就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讨论经济学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一般比较“右”，全世界都一样，我们这里当然也不例外。 尽管也有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那些教条貌似高大，但距离现实生活却越来越远，因此也越来越边缘化。

　　财富经济学是不是也要有自己的立场，应该是什么立场？

　　如果我们仍然固守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那只能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靠谱，但如果完全随了西方经济学的流，恐怕也不是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福音。 视资本如仇雠，必欲灭之而后快，在现代社会肯定行不通；看不起劳动，投机取巧，瞒天过海，到头来鸡飞蛋打，这方面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给我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两堂课。 财富经济学，关注怎么创造财富，又怎么分配财富，就必须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寻找平衡。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现在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

　　真可惜！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好，忽“左”忽右、摇摇摆摆，国家和人民都被折腾得够呛。

　　不久前，笔者回了一趟曾经插队好几年的江西农村，感慨良多。 当时是看望了一个退休中学老师，印象较深。 当年他在民办小学教书，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时常给我传看线装书便引为知己。 他现在家里也不缺什么，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伴忙着带孙辈，自己平时搓搓小麻将打发无聊。 但一聊起来牢骚满腹，眼睁睁人家有权有势的鸡犬升天，做生意跑买卖的暴发户不几年又翻新房屋，一个劲地埋怨自己只会教书，百无一用是书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普通群众的生活肯定好了不少，财富也肯定积攒了一些，但为什么不满意呢？ 连有些日子过得还不错的知识分子也不满意，整个农村社会就可想而知了。

　　县城里的房地产开发得不亦乐乎，美轮美奂，有点本事的都打点关系往城里搬，青壮年基本上外出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尽是老弱妇孺，农活则包给了更落后地方出来打短工的。 农村的“空心化”名不虚传，许多老乡眼神呆滞、表情麻木，比起当年的光景又呈现出另一番贫困来。 笔者更真切体会到阿马蒂亚·森说的 “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也就是 说 ， 造 成 贫 困 的 真 正 原 因 是 能 力 剥 夺（capability deprivation）以及机会匮乏，即除了低收入外，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软弱无力、 社会歧视等等都是造成贫困的因素，尽管表面上“温饱”了，但没个盼头。

　　财富是个好东西，以前我们过惯了苦日子，现在算是尝到了甜头，对财富的态度发生了180 度的大翻转，大家总在盘算着如何使它保值增值，最好一本万利，睡一觉醒来大发了。

　　财富是个好东西，但追求过了头就会异化，“人为财死”便是彻底的异化。 最近曝光的多地生产毒胶囊、农村孩子营养餐被克扣等等，性质非常恶劣， 追逐财富不惜假冒伪劣固然可恶，但这些事情比起权贵巧取豪夺、垄断搜刮敛财未必罪加一等！ 这些年，温州老板路跑跑，还有引起巨大争议的吴英案，说白了还不就是因为做实体经济太辛苦，利润又实在太薄，挖空心思降低成本往往连着官司风险，于是都千方百计圈钱来生钱，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为富不仁”，你要想富，就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啦！ 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GDP，恨不得揭地皮 ，好话说破大天，忽悠农民以土地换户口，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我这任内可管不了……。

　　对于那些为了什么创造财富的聚敛财富，的确值得深思！ 马克思认为资本和技术都能创造财富，而且能创造得有声有色，无与伦比，但也都有异化倾向，也就是本来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东西，却变成了宰制人、压迫人的东西，异化的直接表现就是“物化”，眼下很风光，后果很可怕。 马克思要改变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物欲、丧失人性的异化旧世界。

　　通常人们理解的发展大抵是不断积累财富的过程，观念上就有所谓发展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财富观，是激励以人为本的价值情怀。

　　我们现在强调“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 就是要纠正不包容甚至排斥的经济行为。

　　财富是增长了，但却出现了没有增加就业机会的“无工作的增长”、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的 “无声的增长”、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无情的增长”、 没有文化基础的 “无根的增长”，环境日益恶化的“无未来的增长”，概括起来就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相当部分人群并没有在这个财富增长过程中受益，反而处于某种被排斥的状态。 任何社会，受到排斥的群体都会积累起对社会不满的愤懑情绪，甚至因为绝望铤而走险，这就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尽管人们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各有分说，但大致还是形成了若干共识，即改善不平等或收入分配状态、扩展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获得发展的机会、提高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增长过程的能力、确保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公平地享有增长成果。

　　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前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 终将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打破了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度， 产生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对物的依赖性甚至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要通过与物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财富（物）被视为人从事生产的目的，一方面使人的能力受到资本占有关系的束缚和物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为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要使人的自由个性和各种能力真正释放出来，就必须有适合这种发展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可见对于共产，不能仅仅理解为字面上的共产（共同生产），还要有共享（共同分享）。

　　近年来，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表现，赢得了许多赞誉，但也与国内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形成了强烈反差。 国家财富累积并没有带来民众幸福的同步感受，当然什么叫幸福或者怎样衡量幸福， 的确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幸福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增加或GDP 数字的好看。 1993 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

　　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两极分化这些问题。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

　　早些时候，他还指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

　　真可谓振聋发聩！ 由于财富分配不均，我国消费结构严重畸形，一边是穷奢极欲，另一边是无力消费，这些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发展的质量。

　　近年来，因土地、劳动、环境、医患、养老等关系紧张而引起的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以致高层一再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 而几乎所有的民生问题，如内需不足、劳资冲突、医患矛盾、教育乱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现象都与财富异化的扭曲效应、社会保障不足乃至民众对未来缺乏安全感有关。

　　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没有“做大”，无从“分好”，这就必须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财富的总量，为幸福生活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没有“分好”，“做大”了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情，这就必须通过各项规制，约束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 为幸福生活提供可靠的制度条件。

　　转变发展方式，其实就是由经济总量扩张向提高国民收入转变， 花大力气实现民富优先的“包容性增长”。

　　概而言之， 财富经济学不但要讲生产力，也要讲生产关系。 以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只讲生产关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重视财富创造，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学；与外部交往多了，发现生产关系方面的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也可以为我所用。 财富经济学，要重视创造的研究，这就与发展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有了交集；但又不能只讲创造，还要认真对待分配问题，这又可以对话福利经济学、消费经济学。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不可能只顾效率，还必须联系公平，这就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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