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40年的成就与思考

　　摘   要：　对外开放40年, 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40年, 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40年。对外开放的内容不断拓展丰富, 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和开放的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执政党的主导下, 对外开放围绕国内改革发展重点的转移不断升级转型, 经历了从“引进来”的单向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对内对外开放并举的双向开放, 从重点促进国内改革的单一目标向促进国内改革与推进国际制度变革并重的双重目标双重转型。执政党也经历了从改变观念到提升能力的转变。改变自我与相互改变是开放的基本主题。尽管对外开放深受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制约, 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不可能关闭。在新的时代起点上, 要用更长远的世界眼光和更全面的大局观来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寻找在相互开放中共同改变的合理路径和可行选择。

　　关键词：　对外开放; 40年; 自我改变; 相互改变; 再审视;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opening up in China, great transformation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world.Dimension of the opening up is gradually broadened.Opening to outside, opening within China and world open are closely connected.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ruling party, the opening up policy is gradually updated with the shift of domestic reform focus.It is a double-transformation from one-way opening up with“bringing in”to two-way opening up with“bringing in”and“going out”, and from focusing upon domestic reform to promoting both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form.The ruling party is also undertaking a change from adjusting ideas to strengthening capacities.Therefore, self-reform and co-reform are major theme for the opening up.Although this policy is seriously constrained by domestic f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will not close its door to the world.In a new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world in terms of world vision and big-picture view and seek reasonable paths and feasible choices for mutual reform in promoting mutual opening up.

　　Keyword：　opening up; 40 years; self-reform; co-reform; revisiting;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改革出现, 但只是近代以来, 改革才具有了开放的外向维度。在国际交往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封闭、孤立展开的, 既要解决内部问题, 也要协调外部关系, 适应国际环境。对外开放既是改革不可或缺的内容, 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具有改变自己适应国际环境和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双重功能。

　　1978年以来的改革尤其如此。对外开放成为了推动改革事业的价值理念、目标愿景、策略手段以及动力机制, 贯穿于国内改革的始终。并且在国内改革遭遇低谷挫折的关节点上, 开放发挥了增强动力、稳定方向、升级层次以及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等多重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升,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间有了新的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不仅要有助于巩固和深化国内改革, 也要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 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

　　本文将放宽视野, 以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为背景,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探索和经验教训为前提, 重点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对外开放主题的转变, 讨论不同时期主题转化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短暂的40年里出现过三次主题转变。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通过改变态度来主动融入世界;第二次是新世纪以来, 尤其是加入WTO之后, 通过提高能力来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 通过更加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开启的自我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改变。文章最后将简要总结对外开放40年的成就, 并展望下一步开放面临的挑战。

　　一、开放:未竟的事业

　　开放式的改革是近代以来的现象。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逼迫下中国开始被动开放。由此, 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 对外开放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心结、整个国家的历史使命、整个社会的期待, 被赋予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等明确的目标。不同时期的执政者也尝试采取了兴办现代工厂、举办现代学校, 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现代制度改革尝试, 以应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探索和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但是已经表明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中。因此, 着名历史学家胡绳曾经说, “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1)

　　遗憾的是, 清末制度壅塞, 民心涣散, 国力凋敝, 主权破碎, 尽管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 以西方为师、以外国为师成为少数先进分子的优先选项, 但是, 各种尝试都难以持久, 受挫中断, 陷入毛泽东所说的“很奇怪, 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 但是行不通。” (2)

　　尽管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但是对外开放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开放是近代以来才在中国社会逐渐兴起的价值理念, 带有强烈的对外指向和主体间性, 是社会进步、国家现代化、个人发展等现代性构建的表现特征和衡量标尺;另一方面通过开放, 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基本方位被确定下来, 中国既不是孤立于世界, 也不是天下的中心。进而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 通过剧烈的内部变革, 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为双方重新认识彼此, 审视自我提供了新的坐标。

　　显然, 对外开放要从一种理念价值转变为普遍的制度性实践, 从少数群体的特权转变为全社会的惯习, 必须获得国家制度的有力保障, 以国家的独立自主行为实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国家成功发展战略的两面, 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 没有主权的独立, 决策的自主, 就不会有国家主导的对外开放;后者是前者的有效延展, 在这个开放的世界, 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存在, 更无法只靠一己之力实现发展, 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将国家主权和自主性在国际社会中更有效地应用, 易言之, 成功的对外开放必然是保持国家自主性的开放。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 总结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成功经验, 从而克服了近代以来主权破碎, 国家软弱, 组织涣散、主体缺位的积弊。在取得成功的同时, 并没有走向自我封闭, 在思想认识上放弃近代以来植根于社会的对外开放意识, 并且将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和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策略选项。例如,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指出,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 “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 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 也是我们的立脚点, 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 (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制度层面上和观念层面上实现了独立自主。在开放条件下, 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是保证国家自主性, 避免外部干预的制度性前提;从本国国情出发, 建立一套自己的观念体系, 是保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 避免整个社会陷入盲目崇外的思想前提。制度和观念的独立自主, 既是对近代以来对外开放中深刻教训的有效回应, 也为1978年后对外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前提和支撑。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 国内政策总是优先于对外政策, 并且决定着对外政策的走向。而对于一个刚成立就面临着冷战环境的国家来说, 政权稳定、确保执政地位更是各项决策中的优先选项。因此, 建国后, 主要决策者在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判断上, 更多时候是从政治上考虑, 误判, 甚至夸大了内外部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放弃了曾经坚持的经济建设优先的判断, 不断发动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 展开阶级斗争。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不断强化这种判断, 国内的“斗资批修”扩展到国际上的“反帝反修”。敌我矛盾始终是分析和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时要抓的主要矛盾。“对外封闭”和“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互为表里, 相互强化, 导致了一系列决策失误, 对外开放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历史》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说, 历史经验表明, 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很容易用国内政治判断来扩大国际形势, 也会用国际形势来激化国内政治。“对国际形势的过于严重的估计和过度的反应, 就使得党内容易接受当前国内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错误论点, 容易接受国内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是同国际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错误论点。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迷误日益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尽管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下, 中国选择了“一边倒”战略, 将开放限定在前苏东集团, 但是决策者始终关注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没有停止对如何创造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思考和探索。在50年代, 中国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探索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时强调指出:“为了和平与建设的利益, 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建立友好关系。” (5)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后, 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 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 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 向他们学技术。 (6) 为了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6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以争取美苏两大国之外更多的国家支持。这个思想在70年代初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将自己明确定位为第三世界, 为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 1970年10月和11月, 中国先后同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 1971年5月又同奥地利建交。1971年10月, 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 中美关系也开始解冻。中国又先后同比利时、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 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至1973年底, 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

　　在与发达国家关系改善的背景下, 1973年启动了被称为“四三方案”的大规模设备引进、经济交流活动。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引进工程, 也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要解决设备引进产生的技术、管理上的问题, 更需要应对当时政治环境下盛行的“里通外国”、“洋奴哲学”等政治攻击。尽管如此, 这些举措蕴含着对外开放的理念, 可以被视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先声。曾经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陈锦华评价说, 这个工作“使我们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 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7)

　　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深受冷战的国际背景和阶级斗争的国内环境制约。尽管曾经在不同时期决策者在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但是开放始终是有限的、局部的、片面的和单向的。因此总体而言, 中国的发展建设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 就是对外封闭, 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发展生产力, 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8)

　　二、改变态度主动融入世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正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比较而言, 开放又是先于改革启动的, 因为从1976年开始对外交往活动大幅度增加, 西方发达国家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主要的交往对象。根据黄一兵对1976年7月1日-1980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国家派团出访报道的统计, 在出访目的地国上, 除了继续保持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往来外, 出访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57%, 排在第一位, 出访正在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41%, 位居第二位。在发达国家中, 排在前五位的是西德、英、美、日、法, 排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首位是南斯拉夫。邓小平在1978年1月到1979年2月, 出访了7次, 访问了8个国家, 迎来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出访高峰。 (9)

　　出国访问不仅开阔了决策者的眼界, 认识到自身差距, 也增强了发展的信心。一则因为日本、西德的经验表明, 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 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 有着比这些国家更丰富的资源条件;二则因为出访的各国都纷纷表示可以通过贷款、贸易等多种方式参与中国的发展, 使决策者认识到国际环境非常有利于自己。 (10) 在这个背景下, 1978年2月, 国家开始了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尽管这次引进造成了财政压力大、建设周期长等问题, 但是加快了工业现代化, 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前进步伐, “丰富和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层次。” (11)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台湾怎样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很多人在讨论中赞成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改变过去完全靠自己的发展方式, 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 多吸收外国资金,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有的还提出要鼓励外商投资, 合作办厂。

　　1979年, 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开放, 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5月, 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示范基地。广东和福建依靠其地处沿海, 对接港澳台, 商业文化发达, 华侨资源丰富等条件, 一跃从冷战期间的战略对抗前沿转变为和平发展时期的对外开放前沿, 由此也拉开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中国“第三次对外开放”的序幕。 (12)

　　1979年, 中美正式建交。从此以后, 中美关系成为了中国筹划外部关系, 争取更为有利国际环境的关键。1978年下半年, 第一批留学生到达美国。1979年, 有1025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 到1984年, 达到了14000人, 其中2/3的人学习物理、医学和工程。 (13) 在美国学者看来, “20年之久的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 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入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 (14)

　　空间上的对外开放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的。1984年3月, 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 1985-1988年, 先后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漳泉三角地区、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党的十三大后, 决定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1988年, 海南岛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1988年3月18日,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 决定将40个市、县, 其中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 划入开放区。到80年代末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沿海开放地带。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 通过划定区域, 赋予地方自主权 (给政策, 给政治许可) 的方式推动开放, 既是易操作的, 又是可控的, 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选择。通过在这些区域发展市场经济, 中国嵌入到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深圳成为特区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 “引进市场经济, 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15)

　　由于这些区域地处边缘, 远离政治中心, 可以更有效地运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 也避免了许多改革举措和争议讨论波及更大范围, 影响到整体秩序。这些地方发挥主动性创造性, 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 政策措施, 管理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 起到了“试验田”的作用, 为新制度的生成提供了模板和借鉴。 (16)

　　然而, 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封闭, 近代以来饱尝开放苦痛, 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国家来说, 对外开放无疑是一场革命, 必然会招致各种的批评和攻击, 一些经济社会领域的小事件可能会扩散为政治领域的大事件。是否坚持对外开放考验着决策者的政治决断力, 如何推进对外开放考验着地方执行者的政治智慧。

　　对外开放获得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持。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者, 邓小平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回应国内的质疑和国际社会的疑虑。他对于世界趋势做出准确判断, 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17) 要顺应这个大趋势, 谋求自身的发展, 就必须对外开放。这是历史的选择。他提醒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不能犯自己孤立自己, 隔绝自己的错误。 (18) 他强调,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19) 对于开放中出现的负面问题, 他形象地比喻为开窗飞来的“苍蝇”, 不能因此重新封闭国门。

　　对外开放获得了制度性的支持。1979年全国人大高效率地制订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初步满足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法律支持的要求。1980年, 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并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1982年对外开放政策写入新制订的宪法中。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今后, 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在整个80年代, 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源, 包括外国投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

　　在对外开放于八十年代末遭遇巨大冲击的时候, 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质疑, 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几十年不变。 (20) 他提醒当时的领导层, “重要的是, 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 连信息都不灵通。” (21) 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政策不变, 并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1990年中央宣布开发浦东, 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拿出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来继续改革开放的试点。” (22) 1991年, 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 决定再批准21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2年邓小平考察南方, 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为改革开放鼓劲。在视察浦东时, 他说, “只要守信用, 按照国际惯例办事, 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 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23) 他还赋予开放新的含义, 即“对内开放”。在他看来, “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不仅经济、政治, 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24)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邓小平理论形成了, 并有力地论证和指导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这个理论体系中, 对外开放占有重要地位, 将其与毛泽东思想鲜明地区别开来。在***看来,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发展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在经济建设上, 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上, 既注意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外援”, 又要走出去, 加强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双向交流, 并进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从而以开放的体制来适应和支持开放的经济。 (25)

　　1992年8月, 国务院还决定以上海浦东为龙头, 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沿江城市, 同时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的省会城市以及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此后, 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对外开放, 实行沿江和沿边开放。由此, 中国的对外开放地域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 进而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 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 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26)

　　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 与国际互接互补”。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制度成果, 为对外开放的深入全面开展提供了基础性平台。从此, 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难以关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社会活力, 为推动社会生活的开放包容、文化观念的更新重构、行政体制的改革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许多领域的内外边界被冲破, 中国全面融入到世界体系之中。

　　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 中国开始从国家利益出发, 寻找并构建与其他国家更多的共同点, 以弱化对抗性, 增强认同感。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主动淡化意识形态, 并根据“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以及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布局, 突出国家身份的经济特征。研究发现, 从1982年下半年起, 中国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三个世界的战略, 政府文件中也对该词的使用频率大大减少。 (27) “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政治性更强的身份认知开始淡化, 中国开始突出“发展中国家”这个经济性更强的身份。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此后, 中国也逐步强化自己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身份, 提出了“逐步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主张。

　　着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说, 1991年之后, 世界历史有五大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心从北大西洋地区移到了东亚和南亚。虽然这种转移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 但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才使这种转移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28)

　　三、提高能力以全面融入世界

　　对外开放是双向的过程, 不仅要引进来, 还要走出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走出去”作为一个战略提上了日程。1992年, 党的十四大提出, 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整个90年代, 中国为了重返世界贸易组织 (前身是关贸总协定GATT) 积极努力, 这成为了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动力。1997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鼓励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 波及东亚、拉美多国, 也考验着中国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遭遇了强烈抗议, “反全球化”运动迎来第一次高潮。这些问题在国内也引起了反响, 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参与全球化的讨论。国内和国际的变化考验着决策者在对外开放上的立场和举措。

　　1997年12月, 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说, 要更加努力地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 缺一不可。“走出去”是一个涉及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争取在两三年内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29) 1998年, 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专门谈了“经济全球化”问题。他说, 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有利有弊, 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增强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30)

　　2000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江泽民把抓紧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抓紧解决的七个重大问题之一加以论述。他说, “这20年, 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 ……不先引进来, 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现在情况与20年前不同了, 我们的经济水平已大为提高, 应该而且也有条件走出去了。” (31) 在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上, 要贯彻多元化方针;要抓紧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切实保护对外投资;要严防各种欺诈活动, 以免引起国际纠纷、损害国家信誉。他还提出要“提高应对和处理国际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 (32)

　　2001年11月, 经过15年艰苦谈判,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改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 (33) 第二年2月, 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讨班。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 “从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 我们搞现代化, 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 (34) 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将面临三个方面的主要挑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以及人才。因此, 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提高企业竞争力, 深化改革, 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工作, 造就精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专业队伍。他提出, 要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思考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一次新的学习、新的考试、难度不小的关口, 因此要提高学习能力、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 不仅要考试及格, 而且要力争优秀。

　　加入世贸组织, 恰逢新世纪的到来。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新千年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决策者也不例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上升到世界第六位, 对外贸易排名世界第六位, 吸收外资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35) 这些成就增强了决策者对于未来的信心。2002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为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改革发展关键期, 2004年, 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位列五大执政能力之一。要提高这种能力, 要做到: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 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坚决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 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 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此外, 处理对外事务的各项具体能力被提了出来。 (36)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改革开放”概括为新时期30年最鲜明的特点。在这个时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报告提出, 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拓宽广度和深度, 建设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国际社会不断出现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为了回应这些担忧和质疑, 中国除了继续表明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外, 还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中国的外交宗旨确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维护世界多样性, 加强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还提出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参与多边事务, 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更为重要的是,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树立世界眼光。统筹两个大局还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这表明决策者对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认识有个更全面、更动态、更深刻的认识。

　　显然, 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义务, 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不可或缺并且日益重要的内容。负责任的大国也成为了中国需要承担、国际社会期待的新角色和新形象。有研究表明, 90年代中期, “负责任的大国”就开始出现在官方媒体上, (37)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 中国因其大力援助行为被泰国总理川力派赞扬为“负责任的大国”。尽管正式的官方文件并没有正式采用“负责任的大国”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的对外关系思考范围和话语构建中。例如, 1999年外交部研究室编的《中国外交》开篇就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首次做出了明确、完整的表述。 (38)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是中国的国际责任观的核心内容。 (39)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中国是通过渐进的方式, 来承担与自己的能力匹配的国际责任的, 尤其对于各种治理问题的参与, 更是表现出谨慎和理性。这也体现在中国官方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上。有研究表明, 1997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以及30多个涉外白皮书等官方文件采取的表述都是, 强调中国对全球化的积极融入和理性应对的态度。 (40) 在相当的长时间里, 官方只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 并没有采取国际社会中开始流行的“全球治理”概念。

　　尽管中国在话语上保持对参与国际事务, 承担国际责任的谨慎, 但是在行动上不断加快步伐。1997年12月, 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了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针。2001年, “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 功能逐渐完善起来, 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安全合作组织。2002年11月, 中国与东盟 (“10+1”) 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自此全面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2002年2月, 在墨西哥的蒙特雷, 时任财政部长的项怀诚在联合国发展筹资会议上代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 提出建立全球发展筹资框架。在发言中, 提出“所有国际社会成员应能平等充分地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这是笔者查找到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概念。

　　国际社会在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上更加重视中国的立场和举措。中国对于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关注。2003年6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对话会议。2005年9月,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 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在这次会议上, 胡锦涛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2006年伊始, 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06年11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07~2009) 》。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

　　2007年, 中共十七大报告系统阐发了“和谐世界”理念, 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环保等重要领域的治理, 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 (41) 虽然这个理念着眼于国家行为, 但是对于深化全球治理也富有启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提出的第一个框架性理念。

　　四、在全面融入中相互改造

　　2008年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 决策者对改革开放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 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为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明确下来。他提出, 既要维护独立自主的权利, 又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要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 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

　　针对中国巨大的成就, 国际社会上曾经盛行的“中国崩溃论”暂时平息, 人们更加认真地看待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取得成功的发展经验, 也出现了“北京共识”这样的提法, 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视为对“华盛顿共识”的抗衡, 甚至替代。“北京共识”的首倡者雷默认为, 中国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发展和全球化的关系, 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经验。 (42)

　　更重要的是, 这一年爆发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经济中心爆发, 然后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危机, 持续时间长, 影响广泛深刻。以至于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认为,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通过这场危机,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 也被期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经过30多年的改革,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有了明显提高, 也与世界经济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005年, 中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2006年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2009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2010年是第二大吸收外资国、2012年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中国这个长期强调自力更生的大国来说, 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更重要的是, 作为“世界工厂”, 进口与出口同等重要。中国需要进口以缓解能源资源约束, 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满足消费能力的提高, 也需要出口以创造外汇, 解决投资, 缓解产能过剩。

　　中国的海外利益在不断增多, 受国际因素影响的风险也在加大, 维护和保障这些利益成为延伸国家职能的新要求。据统计, 2013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9818万人次, 境外注册企业累计超过2.2万家, 累计派出劳务人员近700万人次, 海外留学生160多万人。 (43) 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近10年, 中国政府组织实施的境外撤离行动10余次, 处理公民在境外遭绑架、袭击案件数百起。要切实维护和保障这些海外利益, 不能只依靠本国的军事实力、外交斡旋、政治磋商, 还要加强国内法治建设, 推动国际法治建设, 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创造一个稳定的、可依靠的制度环境。

　　与此同时, 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各国都在积极推动区域合作来维持和提高本国的竞争力, 发达国家更是努力将本国的贸易标准推广到更大范围, 上升到更高层次。截至2013年7月, 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共249个, 70%左右是近10年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159个成员国中只有1个没有参与区域贸易安排。 (44)

　　因此, 虽然2008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2009年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 (45)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把中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 (46) , 中国不能“独善其身”, 必须将本国问题的解决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统筹考虑。更加坚定地全面深入参与到国际事务中。这成为决策者的基本判断和政策选择。

　　2009年12月, 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活动并推动其机制化时说, 这“符合我国日益拓展的发展利益, 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有利于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有利于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47) 他在谈到中国的参与立场时提醒说, 中国不能在“捧杀”面前上当, 在重大利益上让步。要警惕国际上出现的过高估计我国实力、过分夸大我国作用、过度渲染我国影响的倾向。 (48) 2011年,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 “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49) 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系统表述中国在国际事务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担的主要责任。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创新开放模式, 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互补, 建设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针对国际社会的期待, 报告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共同应对风险, 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会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支持联合国体系下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行。

　　十八大后, 决策者赋予对外开放更加重要的作用, 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 以更全面有效地发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在2015年9月的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说, 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改革必然要求开放, 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李克强也在2014年1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 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 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在开放战略中, 把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建立“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决策者看来, 哪个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更大, 哪个时期经济整体竞争力就提升更快;哪个地区开放型经济体制更成熟, 哪个地区的经济就更具活力。 (50) 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对外开放新的空间形态和综合性制度创新平台。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简政放权”, 成为十八大后李克强任总理的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这场改革涉及商事制度改革等多项对外开放内容。

　　与国内“以开放促改革”的举措相比, 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更加主动, 更具有创造力, 以推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改革。因为, 随着经济体量增大、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升, 中国必须主动抢占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重构的制高点,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前瞻性的国际标准和规则体系。 (51) 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一直都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和体系有其不公正的一面, 必须加以改造完善。对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追求, 是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基本道德伦理立场。 (52)

　　因此, 在决策者提出的两个大局统筹互动中, 除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外, 还增加了“两类规则”, 即国际规则和国内规则。商务部党组在《求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谈到, 中国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做参与者、引领者,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国内要坚持依法治国, 从制度规则层面破除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 健全有利于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 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国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 (53)

　　2017年, 中共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提出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丰富了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开放的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将中国的开放与世界各国的开放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要的是,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亮明了自己的世界情怀, 即“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 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将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观念层面提升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层面。在随后的党章和宪法修正过程中,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和宪法, 以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

　　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塑造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对外经济技术援助。2000年后, 对比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左右, 2011年下降到1.46%, 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对外援助的总额在不断提升。2001-2013年期间, 中国对外援助额从7.43亿美元上升至74.62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21.20%。从同期国际比较看, 中国国际援助增长率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长率 (10.22%) 的2倍、美国 (9.3%) 的2.28倍、日本 (5.35%) 的3.96倍、英国 (7.17%) 的2.96倍、德国 (12.32%) 的1.72倍。 (54)

　　二是在联合国体系下按时交纳联合国会费、参加维和活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做出承诺, 采取措施。例如, 2015年***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宣布, 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 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三是积极推动国际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比较而言, 中国在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中, 表现出比其他大国更强的主动性和更多的想象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改革, 以反映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倡导建立金砖国家组织、亚洲发展投资银行等新的国际组织, 弥补国际制度的空缺;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重构全球经济的地缘格局;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的解决上, 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作为与美国特朗普当选后采取的“美国第一”的收缩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趋势。同时, 中国在许多领域的举措, 也影响到现有国际秩序格局的维持和改革, 甚至动摇了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 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 并使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对抗性竞争的新局面。

　　五、简要结论

　　1956年8月,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曾经感慨地说, “你有那么多人, 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 资源那么丰富, 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 据说是有优越性, 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55) “球籍”的忧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彻底解决。因此, ***在2016年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说, 中国建国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改革开放后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 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56)

　　对外开放40年, 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40年, 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40年。在这40年里, 开放成为了推动和深化改革、支撑和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开放带来了中国改革发展缺少的外部资源, 拓展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空间, 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倒逼机制”。开放的内容不断扩展丰富。开放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外部世界的开放逐步扩展到中国内部的相互开放, 最后是世界各国之间更大的开放。开放的中国与开放的世界, 已经成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57)

　　在执政党的主导下, 对外开放围绕国内改革和发展重点的转移不断升级转型, 经历了从“引进来”的单向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 从重点促进国内改革的单一目标向促进国内改革与推进国际制度变革并重的双重目标两次转型。每一次转型既反映了国内改革重点的调整, 也映射出国际格局的变化。历史学家章百家曾经说, 20世纪后半叶, 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现存世界打交道, 学习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并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58) 显然, 这个核心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也是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组成部分推进的。对外开放所承担的使命比之更为丰富立体。

　　对外开放的40年并非一帆风顺, 基本每隔十年, 就会出现一次重大事件, 对开放进程提出挑战。但是依靠决策者的决心、智慧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都能有效地回应挑战, 使短暂受困的改革开放进程跃升到新的层次。1989年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严厉的制裁, 邓小平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使中国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彰显了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效应, 坚定了决策者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自主性的信心。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把中国推到了应对危机的前台乃至中心, 也使决策者开始更加系统地思考如何参与国际事务, 承担国际责任。

　　对外开放的40年是短暂而漫长的。短暂, 是因为40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漫长, 则因为开放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的世纪心结, 更重要的是过去40年间发生的变革在内容和强度上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一百多年。尽管已经多元化的社会, 对开放有着不同的评价, 但总体而言, 对外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是积极后果。经济持续增长,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整个社会更加开放包容, 国际社会更加了解认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 所有这些都在逐渐化解近代以来因落后挨打而积淀的“苦难”情结、“仰视”心态, 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在不断恢复和提升。从而, 整个中国在开放的世界中拥有了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 乃至一百多年前迥然不同的心态、胸怀和视野。

　　中国的国内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而国际制度改革周期更长, 涉及面广, 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 外部性强, 许多改革不仅难以短期取得成效, 而且无法直接为国内改革深入提供支持, 甚至会与国内改革产生对冲。尤其是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 各国治理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危机之中, 民粹主义在各国抬头, 去全球化势力强劲, 国内问题明显优先于国际问题的解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以推卸责任的方式主动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格局, 并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挑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削弱中国的比较优势, 把国内问题转移到国际社会, 甚至将中国树立成新的“敌人”。因此, 对于执政者来说, 必须平衡好国内改革和国际制度改革的关系, 安排好二者的优先次序, 配置好改革开放中积累的资源, 实现国内改革与国际制度改革的良性互动, 确保国内改革的深入推进。

　　经过40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世界也在孕育着深刻变革。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依然需要坚持的态度, 也应该成为世界各国, 尤其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需要拥有的心态。相互开放, 共同演进, 是每一个主体———无论是曾经的强国还是新兴的强国在开放而依存的世界中, 都应该采取的选择。进而言之, 对于中国来说, 继续开放, 首先要警惕的是盲目的自信和随意的承诺, 不要因为过度自信陷入心灵的封闭、文化的自大、制度的僵化;也不要因为随意的承诺, 耗竭国内经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积累下的物质资源和信任资源。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坚持开放, 首先要避免的是内心的失落和傲慢的偏执, 不要因为失落而树立起各种壁垒, 重燃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也不要因为傲慢的偏执, 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 召唤冷战的幽魂, 开展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抗。

　　因此,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 开放远没有结束, 只是重新开始。

　　注释：

　　1 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70页。
　　3 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第16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第746页。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第400页。
　　6 毛泽东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的讲话, 1964年1月7日。
　　7 (11) 陈锦华:《国事忆述》,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第39、94页。
　　8 (17) (2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69、105、306页。
　　9 黄一兵:《徘徊与觉醒: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470~472页。
　　10 肖东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十卷) ,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722页。
　　11 新中国的前两次对外开放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 两次都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所不同者, 50年代引进的是苏联的外资, 70年代是向西方国家开放引进欧美日的外资。参见温铁军:《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成本与收益》, 载《我们到底要什么》, 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2 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 载黄语声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3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492页。
　　14 卢荻:《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载汪文庆:《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特区》,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第491页。
　　15 1981年,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 会议结果形成《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后经中央、国务院同意于1981年7月19日以中发[1981]27号文件批转。会议纪要提出, 对我国来说, 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 是为两省, 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16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32页。
　　17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91页。
　　18 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1989年5月31日) 》, 《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96页。
　　19 朱地、姚鸿:《对浦东开发思想历程的认识---访赵启正同志》, 载汪文庆:《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特区》,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第619页。
　　20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66页。
　　21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 经济上实行改革》, 《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17页。
　　22 ***:《基本国策从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重大发展》, 《理论学习月刊》1996年第11期。
　　23 杨雪冬:《国家自主与中国发展道路》, 《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4 杨晓萍:《中国外交中的观念》, 中央党校博士论文, 2009年, 第61页。
　　25 Eric Hobsbawm, World Distempers, New Left Review No.61, January-February 2010.
　　26 (30) (31) (32)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第92、201、569、570页。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2018年6月。
　　28 (3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第450、443页。
　　29 (54) 杨雪冬:《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府责任体制变革:一个总体性评估》, 《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30 陈翔:《负责任大国:中国的新身份定位》,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6期。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第4页。
　　32 吴兵:《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身份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观历史嬗变研究》, 《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
　　33 (52) 蔡拓:《全球化观念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改革开放30年的外交哲学审视》,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34 “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 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 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35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36 汪洋:《加强涉外法律工作》,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 第95页。
　　37 (50) 汪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39、47页。
　　38 (46) (47) (48)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第334、285、281、285页。
　　39 胡锦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2011年12月11日。
　　40 陈文玲:《在开放中增强我国发展新动能》, 《求是》2016年第23期。
　　41 中共商务部党组:《实现开放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求是》2016年第4期。
　　42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89页。
　　43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4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 2018年版。
　　45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