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绸之路的论文（推荐范文6篇）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丝绸之路便是这样一条横跨亚欧的文化之路,在中国的民族关系以及对外交往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中是关于丝绸之路的论文6篇，以供参考。

　　关于丝绸之路的论文第一篇：丝绸之路中中国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以汉唐乐舞为例

　　摘要：中国艺术的演变发展受到丝绸之路的深远影响,在与异域的交流互融中体现出博大胸襟、恢宏气派和具有东方特质的艺术风格,形成世界艺术史上的中国特色及东亚艺术传统。乐舞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汉代和唐代出现繁盛的局面,其交融创新而生成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在画像砖石、佛教壁画等艺术图像中有突出反映。汉唐乐舞以“飞动”为精髓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影响到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领域,使中国古典艺术浸染了“舞蹈的意味”,在艺术史和美学史上有特殊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 汉唐乐舞; 审美风格;

　　The Evolution of Chinoiserie and Chines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n the Silk Road——Taking Music and Dance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s an Example

　　Li Liping Cheng Jincheng

　　School of Art,Lan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The Silk Roa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which displayed the broad and magnificent artistic style with ori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idst of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ries,based on whic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ast Asian art tradition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art have been generated.Music and dance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exchanges along the Silk Road,especially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Tang Dynasty,when music and dance ushered in its prosperity. The culture with unique style aris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usic and dance prominently existed in such artistic images as portrait bricks and Buddhist murals.The music and dance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by virtue of its artistic style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with“flying and lively”as the essence,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rt fields represented by painting,sculpture and calligraphy,which made Chinese classical art full of“the charm of dance”,therefore,it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t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丝绸之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它不仅打通了东西方物质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通道，也架起了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受丝绸之路影响的中国艺术，则在交流交融中体现出博大胸襟和恢宏气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特质的艺术风格，建构起世界艺术史上中国及东亚艺术传统。

　　丝绸之路艺术因交流而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其本质是不同文明的融合和文化的互鉴，其中音乐舞蹈的双向互动是重要的艺术现象。丝绸之路上的几大文明体，如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及希腊和波斯文明都有各自的乐舞现象，构成丝绸之路西段多样的乐舞格局，而中国文明及东亚文明中的各种乐舞样态，造就了丝绸之路东段丰富的乐舞艺术景观。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步开拓，各国、各地区及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乐舞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构成音乐舞蹈史的重要内容。文化交流引起社会生活、文化现象的深刻变化，在汉画像砖石和佛教壁画、唐三彩等器物饰品中都有充分反映。对此进行研究，揭示其中的文化意义和美学精神，总结其艺术经验，对于当代人类艺术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一、异邦新声与交流互动：丝绸之路与汉唐乐舞的兴盛

　　汉代和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发展，文化开放包容，艺术繁荣昌盛。汉代开通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节点；唐代对外开放，是丝绸之路鼎盛时期。这两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的高峰，后世称为汉唐气象，显示出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美学精神的发展嬗变。

　　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乐舞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丝绸之路的开通，给中国乐舞艺术的演变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对中国乐舞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乐舞艺术的中国特色，也对整个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和艺术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丝绸之路打开了认识域外不同乐舞样态的窗口，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系，也迎来了“别求新声于异邦”[1]68的历史机遇。丝绸之路前，不同地域、民族之间已经有较长时期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被称为“丝绸之路史前史”，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较多研究和论述[2]。

　　1.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形式与影响

　　“在丝绸之路上中国同西方的乐舞交流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先秦时期，中国同西方的乐舞交流尚处于间接性的接触性交流，交流范围小，规模不大。自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使节、商旅、文人、艺术家往来络绎不绝，乐舞艺术交流日益频繁”[3]8。人类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以汉代为节点却并非从汉代开始。汉代的开疆拓土和对外交流引起文化方面的重大变化，主动吸纳而非被动接受的态度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当时与后世中国乐舞文化的面貌。

　　文化艺术的交流有其特殊性，有时是因为艺术自身发展的需求，有时则与外交、军事、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在客观上起到交流的作用。丝绸之路让中外乐舞艺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进行交流，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第一种是与物质交流、人员流动交织在一起的艺术要素、样态形式、审美风格等的交流，如中国丝绸和染缬、瓷器艺术等对西方生活方式和艺术的影响，西方的雕塑、绘画、音乐舞蹈对中国和东亚的影响等。第二种是作为外交内容的艺术交流，比如随外交使臣往来的艺术交流，朝贡的艺术品，作为国家外交礼品的互赠等。第三种是随皇家公主外嫁的交流及其互动。芮传明研究，中原王朝与域外胡人在琵琶方面的文化交流，秦汉时的琵琶是从胡人之地引入中国的，据传西汉时细君公主和亲乌孙王，曾将中国改制的琵琶以及汉廷特意编写的琵琶曲带往域外。“傅玄在《琵琶序》中说道，听前人相传，当初汉帝派遣公主和亲乌孙时，为了缓解公主迢迢万里途中的思乡之苦，便令优秀的作曲家为她编写了琵琶乐曲，以在沿途演奏。而带去的圆盘、直柄、四弦的琵琶也用胡人的称呼而命之为‘批把’。”[4]第四种是随宗教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佛教的东传，对包括乐舞在内的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交流，开始是地域性的局部交流，其中华夏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交流，从广义上说也属于丝绸之路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在汉代，统称为胡人的西域民族艺术，包括音乐、舞蹈、乐器、乐曲影响了中原乐舞的多样化发展，《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对社会风尚影响很大。同时，汉族的乐舞也影响了周边地区和西方音乐，西亚、周边民族的乐曲经过再创造而向外输出。据王子今先生研究，汉地制作的竽、瑟、箜篌等乐器由长安通过“赐”的方式流入匈奴，受到草原民族的喜爱和重视，当时有所谓的“请音乐”，即北匈奴主动提出引进中原“音乐”。“以往研究者对西域乐舞影响中原社会关注较多。其实，汉代丝绸之路交通史亦可见西域民族喜好汉家‘钟鼓’‘歌吹’‘音乐’的例证……后来历史演进的迹象告知我们，中原‘音乐’通过丝绸之路通道向西传播，也是汉文化实现对外影响不宜忽视的重要方式之一。”[5]汉代与西域各国的乐舞交流推动了乐舞艺术的大发展，形成了如“百戏”“俗乐”等突出的乐舞特色，为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百戏原来只是角力比武的军事体育活动，战国时增加了内容，成为一种“戏乐”，“至汉代，内容更为丰富，形成一种大型综合性演出形式，其中包括我们今天所分的歌舞、杂技、马戏、音乐、幻术等表演，改称为‘角觝奇戏’或‘鱼龙曼衍百戏’，简称‘百戏’。汉武帝时通西域，为向外国使臣炫耀富强，演出盛大角觚奇戏，使各国使臣惊叹不止。此后，百戏年年有所增进和变化，越演越盛，并兼蓄西域传入的各种技艺”[6]57。

　　2. 外来文化对中国历代各朝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引起艺术要素和形态的变化；有些是间接的，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审美趋向的变化而在艺术中得到曲折反映。这种变化，在文物古迹中得以保留，比如汉画像砖石，西域、敦煌等壁画和雕塑。汉画像砖、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阙和庙阙建筑上的画像雕刻，是祭祀性丧葬文化现象，它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现象。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中，乐舞场景、舞蹈动作、乐器等内容占有很大比重。据乐舞艺术研究专家吴曼英主编的《中国乐舞史料大典图录编》记录，在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出土的画像砖石中，对乐舞的繁荣景象有非常突出的反映。这些音乐舞蹈图像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中独特而重要的内容。汉画像砖石图像中的乐舞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其中可能已经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域、民族文化艺术融合的现象，包括丝绸之路史前史文化艺术交汇融合的因素。吴曼英在综述秦汉乐舞时指出，“汉武帝时，由于乐府的建立，大量民间歌舞被引进宫廷和贵族生活。原被奉为乐舞正宗的雅乐、雅舞，实际已形同虚设，而由倡优舞伎表演的俗乐、俗舞形成表演艺术的主流……歌舞在汉代不仅成为主要表演艺术，且已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人们抒情达意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增进友谊、交流感情的社交工具”[6]55。这说明，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乐舞的影响是整体性的。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鼓吹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现在民间的吹打乐，有许多与汉代鼓吹有关系。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后来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产生重要影响。

　　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中国乐舞不断吸收异域文化艺术养分，逐渐形成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代表性现象是作为宫廷宴享音乐即“燕乐”的形成和演变。隋文帝极重视音乐，制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后增《康国伎》、《疏勒伎》成九部乐，并将《清商伎》列为首部，改《国伎》为《西凉伎》。唐初改九部乐为十部乐，到唐玄宗时，又根据表演形式将十部乐改为坐部伎、立部伎两大类。可以看出，隋唐乐舞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演变与丝绸之路有极大的关系，其中的龟兹乐、西凉乐、天竺乐、康国乐、安国乐、高丽乐等都与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密切相关，其源流及在后世的传播都依赖于丝绸之路，其多种源头或多样的流布，影响了中国乐舞艺术的品格和东亚艺术的风格。

　　唐代乐舞的繁盛，除了上述途径之外，还与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人员的大量流动有关。长安作为当时的世界大都市，外来居民数量庞大，而广州的外来人员也很多。据薛爱华研究，“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7]79。这些外来居民带来了异域的音乐、舞蹈，影响了时代的风尚。丝绸之路上其他一些重要地域节点，外来乐舞的影响也渗透到其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异国情调和中原传统形成了新的音乐风格。

　　汉唐乐舞艺术的兴盛，充分说明文化传播与艺术交流是丝绸之路重要的内容，这种传播和交流生成了艺术新格局、新形态、新风格，其开放包容的气度对于乐舞艺术发展具有长远意义。丝绸之路与中国乐舞的关系，不但对研究中国艺术史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艺术经验，可以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乐舞交流，对于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乐舞共同体有重要意义，如维吾尔族舞蹈吸收中外乐舞的精华，经长期发展和演变，形成十二木卡姆、赛乃姆、多朗舞、萨玛舞、盘子舞、手鼓舞等具有多种形式和特殊风格的舞蹈艺术，流传于新疆各地，其源流和来龙去脉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概而言之，丝绸之路上的物质贸易、人员交流、文化交汇激发了多种艺术需求，并提供了表达的契机、艺术方式、途径和手法。乐舞作为艺术交流的重要内容，在汉画像砖石、洞窟壁画，乃至玉佩、唐三彩等器物中都有许多表现，反映了汉唐艺术的全面兴盛繁荣。

　　二、融化创新与多样风格：丝绸之路与中国乐舞的嬗变

　　中国乐舞受到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的极大影响，促使乐舞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重要变化，表现为类型增多、形态多样、风格鲜明。“现今各种舞蹈样式、体裁，在汉代舞蹈中几乎都已出现。我国现存的各种传统舞蹈，大都可在汉代舞蹈中寻见其渊源；而先秦舞蹈也大都能在汉代舞蹈中发现其遗绪。承上启下，汉代舞蹈在我国舞蹈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6]58-59乐舞的变化，虽然不能完全归于丝绸之路，但是，受丝绸之路异质文化和异域艺术的影响，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融化创新，催生其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这在中国舞蹈史上有重要意义。

　　1. 汉代乐舞的发展

　　汉代乐舞繁盛在汉画像砖石中有充分反映。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砖石、壁画呈现的歌舞场景和舞蹈类型主要有建鼓舞、踏步舞、盘鼓舞、百戏等，其中建鼓舞和百戏尤其突出。“‘建鼓’又名‘楹鼓’，起始于商代。”[6]59春秋时期，已出现了建鼓、神鼓、雷鼓、灵鼓、高鼓等20余种鼓。鼓除用于礼仪祭祀、娱乐、报时等外，还被用于军中鼓舞士气。建鼓既应用于军事，也用于乐舞活动，是两汉画像石砖上常见的题材，且往往占据画面中心，地位突出。画像砖石中的建鼓形制多样，舞蹈形象极为丰富、生动。如在江苏徐州沛县、邳州等地出土的汉代建鼓舞图像，陕西绥德出土的汉画像石建鼓舞都形象地呈现了汉代舞蹈场景，反映了乐舞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绥德出土的一副建鼓舞画像中，建鼓前有四个小鼓，舞者为两个女子，高髻长袖，动作对称，皆一足踏在小鼓上，一手鼓舞。这种表演形式，“利用大小鼓的不同音色，构成轻重徐疾、变化多端的音响节奏效果”[6]154，透出汉代崇尚速度美感的意味。画像砖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建鼓舞的表演形式和场景，也折射出当时的世俗生活面貌。在汉画像砖石中，百戏的表演场面有非常丰富的遗存，如山东安丘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山东微山出土的汉百戏画像石，重庆永川、璧山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四川长宁、郫都区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河南南阳、密县汉墓壁画“百戏图”，安徽淮北、江苏徐州乐舞百戏画像石等，它们所表现的百戏场面各有特色，舞蹈千姿百态。在河南密县汉墓壁画“百戏图”中的一位舞人，身份当是百戏演员，“舞人动作很大，强烈奔放，可能是百戏中舞蹈表演的风格之一。江苏铜山区汉墓出土画像石上的舞人，缓步徐舞，神态安详。旁有箫笛等伴奏，另有欣赏者，服饰与舞者同，其中一人拍掌节，为舞者助兴”[6]143。这些图像提供了汉代乐舞的诸多信息，包括舞者、舞姿、乐器、服饰与观者等，是乐舞繁盛的重要证据，也是礼乐文化在新的时代演变发展的形象反映。在汉代乐舞百戏中，最有特色的是民间的乐舞表演，包括杂技、幻术、角抵之戏、柔术、歌舞等，还有倒立、飞剑、跳丸、扛鼎、旋盘、顶碗、耍坛、蹴鞠、弄杖、车技、马术等杂技技巧。这些场景也证明了汉代乐舞的一个重要现象即雅乐衰落而俗乐兴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记载了我国丰富的舞蹈资料，显现了乐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汉代乐舞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舞蹈的语汇和表演技巧，长袖舞、巾舞、绸舞是汉代舞蹈中常见的类型。据《中国乐舞史料大典图录编》记载，四川成都出土画像砖上的一个绸舞形象，舞姿刚中有柔，长绸飘飘，优美生动。在另一些汉画像石中，还可见到绸带更长的绸舞，是舞蹈技巧进一步提高的结果。河南尉氏县汉墓出土的舞俑，婉约妩媚，挥洒自如，构成了丰富的曲线，俯仰之间，刚柔相济，体现了我国传统舞蹈讲究线条，注重圆和曲线美的特色。陕西绥德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盛饰舞伎，裙裾犹如荷叶，把舞人烘托得如凌波仙子，雍容华贵，构成了我国传统舞美的又一鲜明特色。江苏沛县出土汉画像石上的女伎舞姿，高鬈长裙，右臂高高举起，修袖飘向身后，左臂下垂，袖似凌波，使动作更加轻盈洒脱。山东曲阜出土汉画像石上的舞人，手持双巾，纵身跃起，两臂轻展，似舒双翼，宛若燕飞鸿翔，身手矫健不凡。汉画像砖中还有不少“般鼓舞”，这也是汉代着名的舞蹈。从形象资料看，表演形式多样，所用鼓的数量和排列方式各不相同。表演时将盘和鼓平放地上，舞者盘旋歌舞于鼓的上下左右，“轶态横出，瑰姿谲起”[6]157，两脚还须在鼓上踏出各种节奏变化，技巧性很强。画像砖舞蹈图像中舞姿的跳跃、旋转与翻身等技巧，躯干、手臂、头和眼睛视线等动作，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典舞蹈强烈的雕塑性和高度的协调性风格。

　　汉代舞蹈中的另一个大类是器械舞蹈，这在舞蹈图像中也有集中反映。舞者手执棍棒、短刀、长剑、戈矛、干戚等长短兵器，是汉代很有代表性的舞蹈。江苏铜山区汉墓出土画像石上的技击舞蹈，一人执戟，一人持剑和盾，执剑者正向刺去，对方以戟相隔，动作惊险。但舞者着长袍，不似戎装，且旁有琴、竽乐器伴奏，显然也是在作表演。“辽宁辽阳汉墓壁画百戏图中表演者还常和抛接、击丸等杂技技术结合，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6]151与舞蹈现象相关，汉代的乐器、乐曲也受丝绸之路的影响而发展繁盛。据石云涛先生对汉代外来文明的研究，汉代传入中国的域外艺术有音乐、杂技、魔术，音乐包括西域传来的乐器、乐曲和演奏者，其中乐器有箜篌、琵琶、筚篥、胡笛、胡笳、胡角等。外来乐曲影响了内地艺术创作，“中国音乐艺人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又不断加以改造，产生出新的形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8]505。这些现象为出土文物和汉画像砖所证实。

　　2. 唐代乐舞的发展

　　唐代丝绸之路的交流达到鼎盛，乐舞的中外交流十分活跃，中国乐舞艺术进一步嬗变。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富民强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乐舞交流最为活跃的时代，它不仅以‘长龙吸百川’的宽容心态容纳一切外来艺术，而且还无私大度地将消化、整理、变化的中西乐舞艺术传向东亚、东南亚各国。从而推动了这些地区乐舞的形成与发展”[3]8。这说明，外来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中原文化的交流，是中国乐舞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而丝绸之路无疑是最重要的交流融合通道。西域和西方人员大量进入中原地带，带来了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使乐舞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如龟兹乐、天竺乐、高昌乐等音乐现象，如胡腾舞、胡旋舞、霓裳羽衣舞、踏歌行等舞蹈现象，与传统的古乐、雅乐融合，创造出了新的舞蹈形式。“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遽强烈跳动到徐歌曼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调，而是世俗性的欢快心音。”[9]136

　　唐代乐舞特点是其整个时代艺术审美倾向的反映，同时，乐舞的意味又影响了其他艺术形式。“来自异域少数民族激烈跳动的胡旋舞和胡腾舞，把重旋律重感情的‘线的艺术’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9]137，这里传达出的艺术倾向，也是审美意识的嬗变，影响了雕塑、绘画、服饰、书法、文学等艺术门类。比如舞蹈影响了书法，所谓观舞姿而进书法，音乐作用于文学，影响了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唐代诗歌被入乐演唱，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一个重要特点，有的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以琴歌形式保存下来，一些诗歌内容也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如李白的《关山月》、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等。

　　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艺术交流在唐代有多种途径，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的过程，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现象，乐舞是其亮点之一，这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石窟艺术和文献资料中有充分的反映。敦煌壁画和敦煌遗书文献史料中保留了丰富的乐舞图像和音乐资料，包括敦煌壁画上的乐器、乐伎、舞伎等图像资料和敦煌乐舞乐谱资料，这是中国乐舞历史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壁画中的乐舞画面在故事乐舞图、百戏图、出行图、经变说法图、供养人乐舞图等图像中都有很多表现。图像中的舞蹈表演、杂耍等乐舞场面，以及弹奏、击打乐、吹奏、拉弦等音乐表演场景，不仅传播了宗教精神和教义，也表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尚和风俗人情。其中经变说法图乐舞是用来体现佛陀说法的乐像图，另外还有传统的民间音乐形式，体现了热闹、欢快的气氛。在敦煌壁画的音乐图像中，除了手持乐器的乐伎之外，还有作歌唱状的乐伎，有许多手持不同乐器的乐伎在不同的场合演奏音乐。敦煌壁画中还呈现出很多乐器，例如中原的古琴、古筝、笙、箫、瑟等，西域器乐中的琵琶、五弦琴等，还有敦煌本土乐器阮、莲花琴、指板胡琴等。这些乐器相互融合，其形式和方法多种多样，极有特色。据研究，在敦煌壁画中描画的乐器有50多种，除了古琴、古筝、笙、笛外，还有例如琵琶、箜篌、鼓类乐器20余种。据统计，这些乐器在壁画中出现4000余次。在敦煌壁画中，表演乐队的绘画图像就有500多种，经变图的乐队多达400幅。而在不同时期，乐队的规模也在壮大，表演形式也随之改变。除了敦煌石窟，西域，尤其是龟兹佛教艺术中的乐舞也充分地体现了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特色。在克孜尔石窟38窟中，描绘了“14组28人所持的乐器，有弓形箜篌、五弦琵琶、阮咸、排箫、横笛、筚篥、答腊鼓、手鼓、铜钹、唢呐10种。其中吹横笛的4人，弹五弦琵琶的3人，弹阮咸、弓形箜篌各2人，吹筚篥、排箫各2人，打答腊鼓、手鼓、铜钹和吹唢呐的各1人”[10]370。这些乐器虽然描绘在宗教壁画中，却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

　　在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交流中，受西方影响的西域龟兹乐舞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中原乐舞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北朝时期，民族交流、文化融合，西域成为中外艺术交汇之地，歌舞戏在西域普遍流行，前秦国主苻坚派吕光平到龟兹，将一大批龟兹乐舞伎人带至中原，颇受内地喜爱，并对中原音乐产生重要影响。史载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娶乌孙公主为妻，后绛宾携公主去长安朝贺，绛宾吸收中原乐舞，对仪式进行重大改革，对龟兹乐舞艺术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至隋代在中国内地已有“西国龟兹”“齐朝兹”“土龟兹”等不同形式的龟兹乐流行。苏北海先生在《丝绸之路龟兹研究》中指出，“龟兹舞自西汉时起就对中原乐舞产生了重要影响。发展到盛唐时代，洪亮悦耳的龟兹乐更在唐朝宫廷内轮番演奏，博得了宫廷上下的喝彩。……《大唐西域记》中总结：屈支（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实际从两汉开始，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舞不断推动了中原各族乐舞的发展。随着龟兹乐舞艺术的兴旺发达，造就了许多杰出的艺术人才”[10]370。隋唐时期，龟兹本地的音乐舞蹈也进入发展高峰。龟兹地区佛教石窟壁画中，音乐舞蹈形象及舞姿有数十种。龟兹乐对中原乐器也产生影响，直到今天，民间乐器中的管子、琵琶、腰鼓、横笛等都和龟兹乐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龟兹乐在中原传播和本土化后，成为对外交往、开展文化交流的工具，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归国时带回的中国乐舞中就有龟兹乐。在日本的“雅乐”里，五弦琵琶等日本传统乐器许多与龟兹有关，日本至今还保存着唐代制作的五弦琵琶。龟兹乐舞对朝鲜也有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流传的“长鼓”就是随龟兹乐舞传入的。在敦煌的北魏壁画中，已有类似长鼓的击鼓舞乐图。古代越南、缅甸等国，亦有龟兹乐舞的影响。龟兹乐舞对中原和东亚、东南亚乐舞的影响，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典范，其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后世发挥了长久的作用，至今还可以感受到。

　　三、飞动的美感与舞蹈的意味：丝绸之路与中国艺术审美意识

　　丝绸之路对汉唐乐舞繁盛的影响不仅在乐舞本身，还对中国艺术精神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集中反映在“飞”的精神理想和“动”的美学风范上，对中国艺术浸染“舞蹈的意味”发挥了特殊作用。

　　宗白华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的绘画美学思想时，曾经提到汉代石刻像和敦煌壁画形象姿态及包含的艺术特质：“由于把形体化成为飞动的线条，着重于线条的流动，因而使得中国绘画带有舞蹈的意味。这从汉代石刻画和敦煌壁画（飞天）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线条不一定是客观实在所有的线条，而是画家的构思、画家的意境中要求一种有节奏的联系。例如东汉石画像上一幅画，有两根流动的线条就是花式画家凭空加上的。这使得整个形象表现得更美，同时更深一层的表现内容的内部节奏。这好比是舞台上的伴奏音乐。伴奏音乐烘托和强化舞蹈动作，使之成为艺术”[11]。宗白华认为，汉代中国的艺术气韵生动，虎虎有生气，而这里的气韵生动，不仅提出了一个美学要求，也是对汉代以来艺术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宗白华先生的论述可以理解为，汉唐石刻画像和石窟壁画中的乐舞艺术形象，除了乐舞史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可以从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精神的角度去观照，把握它们对中国艺术特质形成的影响作用，而绘画中“舞蹈的意味”实际成为中国古典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美学精神。

　　汉代崇尚的是力量、速度、开拓精神，是人对世界的征服，在美学上偏向粗犷、雄大、闳放，以及繁复、充实、深沉，其审美取向，氤氲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中。如果对照汉代巨大的石刻雕塑艺术，以及画像砖中的狩猎、生产等画面，可以感知到画像砖看似写实的舞蹈场景中，充满着动感和力量，与“马踏飞燕”的速度感是相通的。即使是神异形象和祭祀场面，也具有汉代特有的美学意味。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汉代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都既不恐吓，也不消沉颓废，而毋宁是愉快、乐观、积极和开朗的。人间生活的兴趣不但没有因向往神仙世界而零落凋谢，相反，是更为生意盎然、生机蓬勃，使天上也充满人间的乐趣，使这个神的世界也那么稚气天真。”[9]74画像砖石中的歌舞场景，是对现实世间的津津玩味和充分肯定，是人对征服世界时代精神的歌颂，表现出对世俗物质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向往。从艺术特色看，汉画像不是靠细微的面容而是靠动作来表现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写实的轮廓、古拙的风格再现了世俗生活中的场景，从中透出的是运动、力量、气势和速度感，表现汉代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美学风范。而这些文化精神现象的变化，与丝绸之路异域文化艺术交流密切相关。

　　唐代佛教艺术特别是石窟壁画的乐舞图像是汉代美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敦煌乐舞汇聚了中原、西域和敦煌三地的内容与形式，具有明显的融合性特征，也形成了敦煌壁画音乐的特殊流派。比如，在敦煌壁画中，绘制了大量奏演乐器的人物图像，即古代乐伎图像。在这些图像中，飞天是最能体现不同文化交融和艺术创新的形象。飞天乐伎意为在空中舞蹈的人，多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壁画中，因持抱乐器在空中飞舞而得名。天宫乐伎从广义的角度上说，多数描绘的是在进行乐舞的菩萨和天人等形象。据赵声良先生研究，“飞天是壁画中一个特殊的角色。佛经中在叙述佛说法的时候，常常会讲诸天人前来歌舞或散花供养，在有关佛本生、本行等故事中，悉达多太子诞生、成长出家以致最后成佛等许多重要的场合，都会描写诸天人、天女赞叹歌舞或者散花的情景。……有的佛经用‘仙人’、‘天仙’这样的词来翻译佛教的‘天人’概念，表明了译者受中国传统神仙思想的影响，把佛教的天人与中国传统的神仙联系在一起了。总之，佛经中讲的‘天人’、‘天女’、‘仙人’、‘天仙’等，在壁画中表现出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飞天’”[12]52。这一形象经过不同时代的演变并逐步中国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中外文化交融的范例。飞天舞姿在唐代的演变发展达到顶峰，既体现了中国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也反映了当时健朗的审美取向和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宗白华先生指出：“因了西域传来的宗教信仰的刺激及新技术的启发，中国艺人摆脱了传统礼教之理智束缚，驰骋他们的幻想，发挥他们的热力。线条、色彩、形象，无一不飞动奔放，虎虎有生气。‘飞’是他们的精神理想，飞腾动荡是那时艺术境界的特征。”[13]这种“飞”的精神理想在乐舞艺术中得到充分体现。宗白华先生从敦煌壁画的飞天乐舞形象中，发现了中国艺术特质和审美意识中一个重要而显着的追求指向，就是“飞”的精神理想，是繁复的旋律，是宇宙节奏，是摆脱礼教束缚后的幻想的物化。敦煌乐舞融宗教性、文学性、音乐性、地域性为一体，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石窟壁画中表现的乐舞现象，既是唐代佛教传播的形象史料，也是乐舞繁盛的一个缩影，还是审美意识嬗变的确证。

　　中国艺术和美的历程，经历了原始歌舞的“龙飞凤舞”，青铜时代的“狞厉之美”、“先秦理性精神”和“赋比兴原则”，到楚汉时期形成琳琅满目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屈骚浪漫传统与汉代“气势与古拙”相辅相成的大汉气象，后有“魏晋风度”和南北朝“佛陀世容”，终于迎来了盛唐之音。从石窟壁画的乐舞形象中可以看出，唐代和汉代在美学上都有大气象，都是外扩而非内敛的。唐代在博大包容、积极向上中，又有更多的柔美、空灵和内秀，体现出的是另一种美学风范和时代精神。

　　汉唐乐舞的兴盛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意义，汉画像砖中舞蹈“飞动”的风范和力度，唐代乐舞的自信创新、健朗张扬的精神气韵，不仅改变了中国音乐舞蹈的走向和面貌，而且对形成中国美学在含蓄蕴藉中具有内在张力的特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四、结语

　　乐舞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它比文字语言更具有感染力和凝聚力，乐舞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中最普遍并具有标志性的现象。对汉唐乐舞图像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研究，不仅是从一个侧面对中国音乐舞蹈史嬗变的探索，也是对东西方乐舞元素融合互鉴、多民族乐舞“和而不同”历史的回溯，还是对中国艺术审美特质形成过程的反观，其中蕴含的经验和精神对今天依然有重要借鉴价值。

　　文化艺术中对外输出是开放，接受吸纳也是开放，甚至是更重要的开放，更能显示其博大的胸襟、包容的气度和融化创新的力度。中国古代艺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韵味的艺术风格和气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异域艺术精神和样态的吸收互鉴，以及对周边多民族艺术营养的汲取，而丝绸之路的交流是其最重要的途径。如果没有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影响，很难想象中国艺术会是怎样的面貌和格局。

　　中国音乐舞蹈发展演变的过程，其总体趋势是从简单到繁复、从单一到多元，也是逐步开放、不断融合外来文化艺术的过程，其中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交往、交融是重要因素并具有历史延续性。周秦音乐文化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是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域艺术交流已经开始。汉代乐舞出现新气象，乐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大，民间俗乐受到重视，兼收并蓄西域等边远地区的音乐，使清商乐与南方的吴歌和西曲融合，出现新的现象和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却在客观上使得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成为音乐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出现了有故事情节、载歌载舞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戏曲雏形初现。隋唐时期歌舞大曲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的精华，诗歌入乐歌唱，琵琶等乐器与胡腾舞等舞蹈的创新变化，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中国乐舞的局面。宋元时期，词调音乐获得空前发展，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出现，丝绸之路艺术的影响时隐时现。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表明器乐新的发展。中国乐舞的发展史，伴随着中外异域艺术交流史，这一漫长过程，无不有丝绸之路的影子。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再一次大碰撞、大交汇，音乐、乐器、各种舞蹈形式纷至沓来，极大地影响和重构了中国乐舞发展的格局，使中国乐舞成为世界乐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乐舞超越东西方界限、民族地域，获得了世界性品格，这一切离不开古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发展方向和胸襟气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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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J].观察,1948(5).

　　关于丝绸之路的论文第二篇：“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的中越数字经济合作

　　摘要：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两国经济发展多有裨益，一方面可以为越南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提供平台和契机，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分享数字化转型红利创造便利条件。目前越南正处于数字化转型时期，中越在数字领域合作充满机遇，既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又契合各自战略规划，同时还满足两国现实发展需求。中越数字经济合作也面临系列挑战，如越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两国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存在差异、双边深层互信有待增强、多方竞争会引发不确定性问题。未来，中国可以从坚持高层引领和企业推动相结合、精准把握越南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夯实双边互信根基、做好舆论宣传工作等方面着手，加快推进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 数字丝绸之路; 中越合作;

　　China-Vietnam Digi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Silk Road"

　　WANG Dao-zheng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开辟了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如今“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优化升级阶段，习近平主席从高角度、深层次审视，用精准的战略眼光对推进“一带一路”做出总体设计和战略部署，提出要建设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是习近平主席在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经验基础上的理念和实践创新，为促进中越经济创新合作开辟了新领域。在中越关系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究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历史机遇，分析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可行的破解之道，不但具有应然意义，而且具有实然价值。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研究背景

　　“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结合，是数字技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它依托互联网技术，以跨境电商为基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智能支付和物流体系建设，进而推动合作机制建立，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引擎[1]。“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时代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新方案，它通过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和信息化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并提升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中越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推进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越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据谷歌、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和贝恩咨询公司（Bain&Company）报告，2020年越南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70亿美元，排在东盟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预测到2025年越南电子商务交易增长速度为地区之最，涨幅可望达到34%，越南包括电子商务、在线旅行、在线交流、网约车在内的诸多行业将迎来蓬勃发展态势。《越南电子商务白皮书2020》指出，2019年越南共有3990万人在线购物，与2018年相比增长11.8%。越南电商市场规模正以惊人速度增长，增长率达18%，越南也因此成为东南亚唯一一个在电商领域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2020年越南电商市场规模为118亿美元，若按该增长率计算，到2024年越南电商市场规模预计将达241亿美元。越南工商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局预测，随着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的日益普及，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电子商务网络，通过脸书或Zalo平台参与在线购物的人数将达到总人数的25%。同时，越南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有望为中小企业带来机遇。越南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为两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学界关于“数字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数字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学界，且其相关认知整体呈现负面倾向。克莱顿·切尼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是中国重塑全球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对于确立中国塑造21世纪国际秩序的能力至关重要，甚至可能决定中美竞争走向1。帕特里克表示，“一带一路”（包括数字经济）是中国新霸权“黏滞力”（sticky power）的组成部分2。所谓黏滞力，是指通过诱使或迫使他国在经济结构或经济政策上与之趋同，维护其领导的贸易体系并使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2]。阿什利·杜塔称，“许多中国金融科技平台在安全性和隐私性方面表现不佳，并可能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可能会对科技公司进行审查和监控。”3约翰·海明斯认为，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数字基础设施骨干网，能够实时访问、分析和利用受援国的数据，随着丝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科技公司合作日益密切，受援国的政治精英可能会更容易受到中国更大的影响4。克莱顿·切尼担忧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控制全球互联网，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是技术竞争战略，对外输出政治非自由主义5。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数字丝绸之路”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围绕“数字丝绸之路”与对外对接合作展开研究，探索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机遇、挑战，进而提出推进对接的可行路径。这部分成果主要包括中国与非洲[3]、中亚[4]、拉美[5,6]、东盟[7,8]等区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9]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而陈龙（2018）通过介绍我国在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及解决对策，剖析我国在跨境电商、贸易转型等领域的发展境况，并对我国解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地缘政治风险提出相关意见[10]。孙海泳（2020）从美国对华科技施压入手，指出中国需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自主创新，优化项目运作流程，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方式[11]。方芳（2019）在分析“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国际环境基础上提出了可行路径[12]。与上述有特定指向的对接研究不同，陈衍泰等（2019）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撑体系与治理机制作为研究重点，指出国内外关于“数字丝绸之路”的研究缺乏清晰的分析框架，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撑体系应该包括多元主体合作联盟和公共服务平台，其治理机制主要分为公共价值共创机制、跨国协调机制和价值共享机制[13]。

　　就国内研究而言，部分学者已经围绕“数字丝绸之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化解路径进行研究，为学界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启发和思考。就国外研究而言，因国家利益不同，西方学者基于其价值立场对“数字丝绸之路”互利共赢等发展建设原则避而不谈，而是丑化“数字丝绸之路”。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的成果更为全面充分和客观公正。总体而言，各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字丝绸之路”关注相对有限，尤其是关于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足够重视。虽然已有少数学者就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进行过有启发性的探讨[9]，但没有充分认识到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中越关系发展的时代意义。中越互为重要邻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是中越提升经济合作水平的重要途径，且数字经济合作将在未来两国合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机遇

　　“数字丝绸之路”既是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又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动力。当前，中越两国都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视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两国经济发展多有裨益，不但顺应中越经济发展趋势，而且契合两国各自战略规划，同时又满足中越现实发展需求，既可以为越南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提供平台和契机，又可以为中国分享数字化转型红利创造便利条件。

　　（一）顺应发展趋势：数字经济是当前中越经济发展的重要取向

　　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深刻重塑人类社会。近年来，全球信息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已经开始逐步演变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目前数字技术已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深度融合，并因其具有培育经济新业态、构筑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作用，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成为当今世界非常重要的经济形态。各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创新成果融合于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竞合。“越南网”于2019年10月30日刊文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展，新技术浪潮的迅速兴起为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果越南未能赶上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内的新浪潮，将迅速失去发展动力，甚至会落后。”在这场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中越两国都努力构建数字经济体系，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逐步有序发展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产业，力图在全球数字经济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即将全面开启的全球数字经济时代，中越只有把握历史机遇，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变革。基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高度连接性，未来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为中越推动数字经济合作、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契合各自战略：数字经济是中越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引擎，是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呼吁各国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提倡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在未来一段时间，同世界各国一起挖掘合作潜力、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共建能团结应对挑战、促进经济社会恢复、释放发展潜力的“数字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努力方向。数字经济也是越南政府关心和优先发展的领域，2018年9月8日，时任越南总理（现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在信息通讯部会议上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需要唤起使越南成为科技强国的愿望。”为此，越南政府制定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将第四次工业革命视为政策而非仅仅是科技，倾向于支持基于新技术的新商业模式。2019年9月27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第52号决议，制定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系列政策，并设定到2025年数字经济占GDP20%的目标。2020年1月14日，阮春福签署关于促进越南数字技术企业发展的第1号指示，提出了促进越南数字技术企业发展的十二项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制定到2030年越南数字技术企业发展的国家战略。2020年6月，越南出台《至2025年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及2030年发展方向》，旨在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同时，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技术企业。越南政府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充分凸显其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发展数字经济的决心，这为两国在“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基础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满足现实需求：中越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有较强互补性

　　中越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根据《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2020》数据，越南互联网经济2015年达到约30亿美元的规模，2018年增至9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520亿美元。根据Data61 Organization(Australia）的一项研究，如果越南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其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年内增加约1620亿美元。但是，越南在完善数字经济制度体系、提高企业发展数字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尚存不足。为消弭“数字鸿沟”，创造数字化转型发展新机遇，越南呼吁国际企业同其一道推进落实系列战略、章程和规划，帮助越南实现数字化转型和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建设。2018年9月，在会见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东盟会议的胡春华副总理一行时，阮春福呼吁中国企业加强对越投资，尤其欢迎中国企业投资越南的高科技项目。如今，中国的数字经济建设已经取得显着成就，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已居世界前列，电子商务发展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智能支付规模领先全球，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落实。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重塑了国际贸易新格局，推动了全球贸易方式转型变革，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要敞开大门，鼓励新技术、新知识传播，让创新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当前中国在数字经济和信息基建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而越南在信息技术、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的能力亟待提升，这为两国合作创造提供可能。总之，中越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促进两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造了光明前景。

　　三、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当前越南正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将面临多重考验。单边层面，越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存在较为突出的网络安全问题；双边层面，中越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存在差异，且双边深层互信有待增强；多边层面，多方竞争会给中越数字经济合作带来不确定性。

　　（一）越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当前，越南数字经济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相对滞后，面临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压力。近年来，越南因网络安全事件遭受的经济损失逐年增长，据越南《宣教杂志》刊文统计，2015年约为3.7亿美元，2016年约为4.1亿美元，2017年约为5.4亿美元。2017年第一季度，越南大约有7700个网页/网络信息门户遭受诸如网络钓鱼、安装恶意代码、更改界面等形式的入侵。仅以2017年上半年为例，越南4600多个包含国家域名的电子信息页面被黑客入侵或操纵，比2016年同期增长近50%。国家部门、航空、银行、电信领域的一些机密信息和文件处于被严重泄露和破坏的风险之中。据越南《青年报》2021年1月21日发布的数据，近两年来越南每年遭受5000余次网络攻击，超过700万个IP地址被恶意代码感染。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越南不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不仅会影响民众对电子交易和发展数字经济的信心，还会使中越两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面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二）中越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和完善的规则体系以保护各方利益。在跨境数字服务和贸易方面，建立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难度不断增加，各国政府需要政策空间来规范数字经济，以实现各种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目前越南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尚不健全，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融合服务等领域与中国相比仍存在差距。虽然越南制定了系列相应政策，但政策制定与实施之间的差距仍是越南发展数字经济的最大挑战和最薄弱环节之一。越南数字治理规则建设主要围绕本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能力提升，处于内部提升完善阶段，并未全面涉及跨国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内容。其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政策及与之有关的争议解决和执法仍然薄弱，且并非同步有效。与此同时，两国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和监管主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因此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知识产权保护、竞争、税收和贸易等领域的规则制定势必会存在差异。两国在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储备、智慧城市建设、电子商务、5G部署等领域发展迥异，这将在较大程度上对两国数字经济领域的跨国投资和合作产生影响。

　　（三）双边深层互信有待增强

　　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中越在“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框架下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总体来看，越南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处于不信任与疑虑之中。越南政府深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但出于安全考量对进一步参与“一带一路”又疑虑重重[14]。具体到数字经济合作领域，越南已经同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中国公司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合作，但这并不意味其放松了对中国的战略警惕。例如，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考虑与华为合作之时，由越南国防部运营的最大电信及移动运营商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Viettel），却选择使用美国高通和另一家美国公司的5G芯片组。越南其他主要电信运营商，如Mobi Fone和Vinaphone也纷纷避开华为，选择与三星和诺基亚合作。对此，虽然Viettel方面解释，这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找到证据表明，使用华为不利于国家网络安全……越南之所以没有选择华为，只是出于技术因素做了自己的选择，绝对不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6，但通过仔细审视越南对华复杂心态后不难发现，越南时刻保持对北方大国的警惕，担心中国公司把控越南科技发展命脉，这才是其放弃华为的真正原因。当前中越两国在寻找合作契合点方面尚存分歧，双方缺乏互信也将阻碍越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此，这种有待强化建设的深层互信，是未来两国深入开展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必须着力突破的瓶颈之一。

　　（四）多方竞争给中越数字经济合作带来不确定性

　　近年来，越南越来越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积极拉拢的对象。就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而言，目前外界尚未对“数字丝绸之路”形成清晰认知，但基于其日益广泛的影响力，西方已经开始重点关注“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探讨参与或应对之策7。约翰·海明斯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的网络治理理念，会使得该地区的国家倾向于实施数据本地化政策，而该趋势会造成美国企业难以在东南亚以低成本高效运营，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将获得更多参与机会，这会对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创建和维护战后自由体系造成长期影响4。因此，美国及其盟国为阻止中国主导下一代技术，加快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治理领域与东南亚合作，希望提供具有竞争力、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来对抗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影响3。美国出台各种措施限制“数字丝绸之路”和中国公司的技术优势，试图说服盟国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其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这一做法取得了有限成功，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在内的部分盟友已禁止中国公司参与5G网络的开发5。除了积极游说盟友，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积极游说越南，或明或暗向越南施压，并通过各类媒介向越南民众灌输“中国威胁论”，试图压制中越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以确保自身在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及其盟友运用的直接或间接施压、舆论营造和引导等方式对越南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中国开拓越南数字经济市场的难度。

　　四、推进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可行路径

　　中国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实现数字经济监管框架方面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是越南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珍贵合作伙伴。虽然当前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面临多重挑战，但双方在该领域合作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国可根据越南具体国情和数字经济发展特点，精准施策，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推进两国数字经济合作行稳致远。

　　（一）坚持高层引领和企业推动相结合

　　基于数字经济的跨国性和流动性等特征，中越需要开展更多的对话以建立共识。中越“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已经为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但两国因法律规定、经济制度、监管体系、文化环境不同也引发了一些纠纷和摩擦。对此，中越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时应强化对相关企业的合规管理，健全相关监督体系，防范因合规因素引发项目风险，积极规避可能诱发的不良政治效应。一方面，两国可利用现有的高层交流合作机制，提前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进行系统性的整体规划，明确合作过程中的政府职责和企业规范，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注重发挥相关行业协会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中的牵头作用，支持企业在数字经济合作中扮演主导角色。另一方面，两国可探讨吸纳美、欧、东盟等国家和地区企业参与中越“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可能性，扩大各方在此领域的合作收益，支持国际组织和他国企业参与中越数字经济领域项目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美国不断对华科技施压并积极拉拢越南，越南国内也因南海问题诱发了对华复杂情绪，中国要谨慎出台与中越“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相关的战略性文件，以免引发越南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相关合作进程推进。

　　（二）精准把握越南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共同探索推进方式

　　在推进构建“数字丝绸之路”时，我国应具体了解越南相关战略，仔细研读相关发展规划，熟悉其优势和不足，明确其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进而精准对接有效需求。例如，越南在2019年出台《国家数字化转型提案》，规划了数字转型路线图，细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领域，旨在明确越南数字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政策。同年5月，越南发布《面向2030和2045年的越南数字经济未来》报告，指出未来应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服务等下一代数字技术，打造亚洲高绩效经济体。2020年5月，越南通信与传媒部部长阮孟雄表示，云计算将是数字基础设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提前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上述战略规划均包含越南数字经济的重要领域和未来发展方向，仔细研读上述规划文件可以为中国精准对接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指明路径和方向。除此之外，越南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数字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其高等教育也未满足开发数字货币和数字化转型的要求。据2020年5月《越南科学技术杂志》刊文数据，2020年越南信息技术人才缺口超过50万人。中国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与越南在信息通信技术技能领域开展合作，通过政府项目、校企联合项目、定向培养项目等渠道开展人才培养全面合作，使数字课程设置与需求有效衔接，推进两国数字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对接。

　　（三）夯实双边互信根基，协调构建中越网络安全共同体

　　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与之相关的设计、设备供应与建设能力不但有显着的科技与经济价值，而且数字基础设施运营的影响亦具有跨国性，且与安全领域具有交互影响，因此数字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输出国与东道国之间具备较稳固的政治互信，亦需要技术设备输出国与利益相关国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抵牾与互信缺失[11]。中越之间由南海问题引发的政治互信赤字，使越南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弱化经济考量，安全顾虑日益增加。因此，中越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时应深化双边互信，尽可能多地打造利益交汇点，通过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协调构建中越网络安全共同体等来凝聚数字经济合作共识。2017年中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探讨国际社会合作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行为规范及具体措施，进而为各国开展具体执法合作提供依据。越南也需要建立和开发强大的网络安全和数据管理功能，特别是在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系统，需要寻求与国际组织合作，以监视跨国网络罪犯。中越两国均有在网络安全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的强烈意愿，两国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也能为双边深化互信、凝聚共识提供良好支撑。

　　（四）做好舆论宣传工作，积极平衡不利舆论

　　中国在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建设领域已经取得不俗成绩，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对越南具有较强吸引力。越南借鉴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相关举措，要求谷歌和脸书等将越南用户数据存储在越南本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从政治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维护网络安全的举措过度解读甚至污蔑，利用其强大的舆论话语体系，在越南用户较多的谷歌、脸书、推特和You Tube等平台，投放各类攻击、污蔑、抹黑中国的越南语和英语新闻，这对越南民众认知中国数字经济和网络通信系统造成巨大影响。中越经济合作为越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越南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站上，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的正面新闻十分有限。因此，中国应提高中越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开放性，着力优化对越宣传渠道，提升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和宣传效果的有效性，使其充分认识到“数字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实施原则，消减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后疫情时代，中国各类企业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利用“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商贸通数字化平台”等项目开展对越数字经济合作，多同越南政府、相关机构、社团和当地主流媒体合作，积极在越南用户数量集中的社交平台投放相关新闻，宣传中国企业正面形象，联合辟谣，以平衡不利舆论影响。

　　参考文献

　　[1] 顾阳.“数字丝路”建设将成全球发展新引擎[N].经济日报，2019-09-09.

　　[2] Walter Russell Mead. America's Sticky Power[J]. Foreign Policy,2004,(141):46-53.

　　[3] 黄玉沛.中非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9,(4):50-63.

　　[4] 王海燕.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基础、挑战与路径[J].国际问题研究，2020,(2):107-133.

　　[5] 楼项飞，杨剑.拉美数字鸿沟消弭与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J].国际展望，2018,(5):56-74.

　　[6] 楼项飞.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挑战与路径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9,(2):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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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陈龙.建设“数字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及解决对策[J].全国流通经济，2018,(5):26-27.

　　[11] 孙海泳.美国对华科技施压与中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J].现代国际关系，2020,(1):41-49.

　　[12] 方芳.“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环境与路径选择[J].国际论坛，2019,(2):56-75.

　　[13] 陈衍泰，倪琦，齐超.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撑体系与治理机制研究[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22-428.

　　[14] 吕晓莉，黎海燕.越南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基于对越南官方媒体报道的分析[J].和平与发展，2019,(6):87-107.

　　注释

　　1资料来源：Clayton Cheney.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Could Decide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Diplomat,July 17,2019。

　　2资料来源：John Hemmings. The Hidden Dangers of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National Interest,March 11,2020。

　　3资料来源：Ashley Dutta. Roundtable in Asia Policy 15.1:Introduction to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January 28,2020。

　　4资料来源：John Hemmings. Reconstructing Order:The Geopolitical Risks in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sia Policy,Volume 15,Number 1, January 2020。

　　5资料来源：Clayton Cheney.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Strategic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Exporting Political. Pacific Forum,Vol.19, July 2019。

　　6资料来源：Vietnam Shuns Huawei As It Seeks to Build Southeast Asia’s First 5G Network,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ugust 27,2019。

　　7资料来源：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CSIS,February 1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