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及其作用、影响剖析

　　一、引言

　　笔者系列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 ——— 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称《一评》)、《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称《二评》)从逻辑、实证和反证角度证伪了“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称“低下论”)的观点。而“低下论”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理论界、宣传界、教育界产生普遍性影响,与“崩溃边缘论”“大锅饭论”和“凭票供应论”这三个概念的形成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这些概念是集中体现“低下论”唯心主义本质的“三驾马车”,形成既是文革“近因效应”、西方“光环效应”以及“代表性启发式思维”共同作用的产物,又是极端化方法论的结果。而其典型特征就是,为了“充分”证实某个事物(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正确可以把另一事物(如公有制、国有企业)推向错误极端。为此“,依据”可以是推断性、概念性、延伸性的,事实可以经过模糊化、扭曲化处理,如发展停滞、缓慢被说成是“崩溃边缘”,文革出现的“大锅饭”现象可以变成公有制、国有企业的一般性本质规律,而“凭票供应”只能归咎于社会主义制造的“短缺”等,并成为那些持“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价值观的人反复宣扬的概念,尽管打着“改革”旗号。于是,在伪事实性、伪因果性的逻辑关系作用下,一个带有统治性的衡量、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伪经济学“范式”就产生了。不对这个范式加以分析,不揭示其伪科学性和逻辑荒谬性本质,中国几亿人、几代人、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创业的历史将被唯心主义所改写,无论是中国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立还是坚持中国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都将成为一句空话。鉴于此,笔者从整体主义、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运用交叉科学方法,对“三驾马车”及其作用、影响进行剖析,并分析它们与中国改革的关系。

　　二、中国经济“崩溃边缘论”

　　一些研究认为“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又加以延伸使之成为国有企业、公有制效率效益低下的实证依据,并以此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原因。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概念扭曲和因果关系设立经不起科学的检验。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看,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在文革 10 年期间受到破坏、阻碍,总产值年增长率依然达到 5.2%。

　　如果考虑到文革干扰因素,再考虑到中国实际生产力水平,也考虑到中国人口从 1966 年的 6.5 亿增长到 1976 年的 10 亿多,它还能保持这样的增长率,可谓与“崩溃边缘”相距甚远。不仅如此,经济在文革这个非正常时期的支撑力反过来恰恰说明中国原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并非效率效益低下。

　　再从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看,假设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效率效益低下这一内在本质规律性吗?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生产关系造成的吗?否。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造成的吗?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根据《一评》的命题分析和《二评》反证法分析,中国经济无需等到文革结束就已经失败、崩溃多次了。这样看来,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所产生的特殊社会效应才是影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企业效率效益的根本原因,而非企业本身的“国有”性质或效率效益低下所致。事实也证实了这一逻辑关系。《二评》的反证法分析表明,从“八字方针”后 1963—1966 年中国GDP 增长率达年均 15.3%看,如果没有文革,即便按照简单增长率计算,中国 1988 年 GDP 就可以达到 2005 年的水平,1995 年就可达到 2012 年的水平。显然“,崩溃边缘论”在扭曲事实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伪因果关系。

　　也从“崩溃边缘论”的内涵与目的性看,它的形成不是简单的“计算方法”失误或概念偏差问题。对事实的明显歪曲不谛是在某种目的性和价值观驱使下的产物。它的两大内涵,即中国经济在文革结束时到了“崩溃边缘”和这个“崩溃边缘”是由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所致,构成了其“改革就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理论依据,为其“私有化”目的奠定了“科学”基础。而对“崩溃边缘论”事实性、逻辑性的证伪表明:(1)企业的国有性质本身与其效率效益没有简单线性关系,与“崩溃边缘”也没有因果关系;(2)在一般正常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可以高效率高效益地发展经济,而对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尤其如此;(3)文革不仅使中国经济受到全面、严重破坏,使发展滞缓、效率效益降低,而且使之丧失了在初步建立起来的工农业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势的机遇,丧失了在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根据中国自身条件、自身国情、自身价值观而建立起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机遇。这恰恰证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分析、定位的科学性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新生事物至关重要;如果脱离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主要矛盾的分析、定位就会偏差,指导理论的科学性就会丧失,而根据这个理论来制定的发展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手段、政策出现错误、问题、偏差就在所难免了。

　　比如,像文革那样把“党内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并采用文革模式和手段来解决,那错误就难免了。同样,如果把“崩溃边缘论”这一事实扭曲下产生的“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概念作为中国改革的原因和理论基础,再用相应的模式、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错误也就难免了。

　　当“崩溃边缘论”的上述两大内涵被证伪时,其宣扬者常常质问,“即便经济没到崩溃边缘,文革后难道就不要改革、要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去吗”?对此本文第五部分将做出回答。

　　但值得指出的是,“崩溃边缘”与否与中国是否要进行改革本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按照这种把不同观点加以延伸再推向荒谬极端的逻辑,不是也同样可以质问“即使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改革难道是要回到效率效益极高的美国资本主义奴隶经济制时代去吗”?

　　三、社会主义经济“大锅饭论”

　　“大锅饭”本是文革时期当中国经济的正常生产停止、体制的正常运转受阻、原有规章制度被废除这一特殊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现象。但在目的性驱使的逻辑构成中,现象常常被概念化、模糊化、延伸化、扭曲化后张冠李戴。于是,文革“大锅饭”的帽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扣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头上;于是,这种特殊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现象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于是,“大锅饭”就成了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代名词。事实又如何呢?

　　第一,中国 1949—1966 年没有这种“大锅饭”。正如《一评》《二评》所指出,在这一时期里,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世界最多、资源极为贫乏、生产力极为落后、技术极为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又经历了朝鲜战争、海峡对峙、冷战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大跃进”失误、中印边界战争、抗美援越,又要集中力量建设极为落后的工农业基础设施,还要建设、发展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基本社会福利、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领域,仍因一百多年挨打受辱、战争威胁要建立起一个能够保证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国防事业(不仅中国近现代史表明,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 年历史以及改革后的历史也表明,在世界矛盾、冲突的格局里,仅靠经济发展和“和谐”愿望是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也因生产关系性质决定要为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所有劳动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经济生存保障与条件(人人有工作),等等(详见《一评》关于 13 个作用因素分析)。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国仍然保持了令世界瞩目的总产值年增长率。人类历史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 500 多年发展史上,有这样的“大锅饭”效率效益吗?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在极为艰苦、落后条件下的 17 年“大锅饭”效率效益,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第二,“大锅饭”指干多干少一个样,即没有激励机制从而导致效率效益低下。从社会主义这个新型的经济制度下的激励机制建立、摸索与发展看,1949—1966 年新中国根据自身条件、状况制定了行政级别(24 个)、工人技术级别(八级工制)、专业和技术级别(在诸多经济、事业领域里)等既具有激励性质又保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制度了吗?当然制定了。建立了农民工分评议制、地区收入差异性制等既具有激励性质又保障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制度了吗?当然建立了。此外,这个社会的劳动者所具有的价值观、信仰、信念产生了激励作用了吗?当然产生了(见《二评》反证法分析)。

　　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条件下,这个经济的其他机制性、制度性措施(如安全生产、人性化管理、质量管理、技术创新、团队精神等) 构成激励机制的有机部分了吗?当然构成了。

　　在1949—1966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时期,企业“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了”吗?当然没有。这不是说这些激励机制、政策、方法、手段就十全十美,就不需要改革了,这就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改革了五百多年也没有在激励机制上做到“十全十美”一样(即便从其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效率效益衡量来看)。那么,既然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一般规律与“大锅饭”连关联性都没有,那这个“大锅饭论”又怎能在其因果关系的建立中避免逻辑“短路”呢?

　　第三,即便是文革中出现的这个“大锅饭”,也可以从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来分析。中国文革对经济制度、秩序、机制、正常运转、常规发展的破坏、阻碍程度可以说不亚于西方1929—1933 年的“大危机”(后者是否恰恰因为资本单纯追求“资本效率效益”最大化而导致了“大危机”是值得思考的;文革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定位上的重大错误,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全面阻碍和严重破坏,而那些时常通过“批判文革”来彻底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及建设时期生产力发展成就的人这时不能“谦虚”,不能说文革对生产力和经济的破坏没有西方大危机时那么严重,也不能说西方大危机的出现与私有资本效率效益最大化追求毫无关系。毕竟,科学是容不得京剧的变脸戏法的)。而任何一个经历这个危机的西方国家当时在生产力水平、科技能力、劳动力素质、人均产值、人均资源、人均资本、人均劳动生产率方面都高于文革时期的中国,在国家现代化程度、经济基础设施方面都要强于文革时期的中国,在社会福利、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领域的基础建设的投入需求,从程度和规模看,都相对低于中国,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都只有中国的几分之一(多数只有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任何一个国家都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而不需要像中国那样要为每一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经济地位保障。可有哪一个西方国家在“大危机”中保持了 5.2%的年增长率呢?也许 1929—1933 年的西方国家都希望能够吃上中国文革时出现的这个“大锅饭”。

　　第四,再从人口增减上看,“大危机”期间,美国是承受状况相对最好的西方国家。但这个期间发生了全国性饥荒和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按照 1920—1928 年美国人口年增长率 1.59%做数学递推计算,1929—1937 年(实际年增率 0.74%)人口实际共减少 1 007 万,占 1928 年美国人口总数的 8.3%(U.S. Census Bureau,2001)。如果美国这个人口减少率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达到 6 亿 5 千万的中国,那就相当于人口减少 5 395 万人。而更值得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当时已“高效率高效益”发展了几百年。而建立才仅仅 17 年的新中国在 10 年文革中人口由 6.5 亿增加到 10 亿多。也就是说,它一方面经济受到破坏,另一方面还要额外再负担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人口总和的生存需求,居然还做到了年增长率达 5.2%。如果这也是“大锅饭”的结果,也许罗斯福当年也会考虑这种“大锅饭”方法。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就实事求是了,就客观、科学、公正了,这样来理解中国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为国家以及为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做出的带有社会进步性、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记录性的贡献就实事求是了。而在这两个实事求是基础上,对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就可以做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与衡量了,对它为什么又怎样能够产生一种不同于私有资本———雇佣劳动力———剩余价值创造关系的激励和效率效益就能做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解释了。

　　四、社会主义经济“凭票供应论”

　　凭票供应是中国社会主义“最初级阶段”这个特殊时空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经济现象,而“凭票供应论”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并以此来证实其效率效益低下。

　　与“大锅饭论”一样,它用带有价值观色彩的双重标准范式对事物的一个现象通过条件设立、关系设定来做带有偏向性的本质定位。然而,也与“大锅饭论”一样,它无法避免科学上的逻辑“短路”。

　　(一)双重标准与价值观问题

　　历史上,凭票供应、定量购物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发生过。

　　英国二战期间和战后因经济恢复对日用品实行凭票供应(如Ration Card),前后共 13 年(1939—1951)。第一,在这个期间里英国社会、民众没有抱怨,没有认为这是自身经济制度或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所致,反而表现出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同心同德”(即信念、信仰和价值观的坚定性)。而直到今天为止,英国学界、政府、在野党、宣传界、教育界也从未把这个“凭票供应”与企业效率效益或其经济体制挂钩(即信念、信仰和价值观的恒定性)。

　　第二,英国(或任何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个“凭票供应”从未套用什么“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和最优选择”的理论来分析。因为在他们看来,客观环境和特殊时空条件在这里无疑成为“干扰性”变量(即便依然沿用“最大化”理论的话),之下所出现的现象不是经济一般规律性本质,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他们也不会用经济制度、企业效率效益来解释英国这个时期商品短缺(如用类似科尔奈的“短缺理论”)。

　　但中国一些学者为什么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却不能(或不愿)考虑其客观环境、特殊时空条件呢?可以说,当进行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研究时,用概念化扭曲事实、用启发式思维建立因果关系,再依靠极端化方法论来用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现象代替并进而全面否定事物的一般性规律,在封建社会或具有浓厚封建传统文化、意识的社会里往往比在资本主义社会容易得多。

　　第三,从事物发展特殊性看,本来就不应该限定只有战争准备、战争进行、战争恢复期间的“凭票供应”是唯一与所有制、企业效率效益无关的特殊现象或与之无关的干扰变量,否则就如同限定只有感冒才能引起发烧一样。那么,在分析中国时,“凭票供应论”为什么不去考虑战争创伤、经济恢复、一穷二白、生产力落后、技术水平低下、人口众多、资源贫乏、西方经济封锁、国内外战争威胁、全面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事业领域发展等等这些干扰变量呢?为什么干扰变量选定及其合理与否只有西方才能决定呢?为什么中国不能因为自身民族、国家、历史的特性因素而选择自己“同心同德”的方式呢?显然,这种双重标准范式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

　　第四,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看,英国当时是世界上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已几百年,工业基础雄厚、生产力发达、科技先进,即便在西方国家里也是首屈一指,海内外“效率效益”全世界最高已几百年,为什么当它实行“凭票供应”时就会考虑“干扰”因素,而对一个生产力世界上最为落后、经济基础世界上最为薄弱、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出来、人口世界最多且物质最为匮乏的中国区别对待呢?显然,这种双重标准范式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

　　第五,从殖民主义发展史看,英国作为世界军事强国,是经济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始作俑者中经济受益程度最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领域最多的国家,作为世界唯一“日不落帝国”享受了几百年的国际劳动力、市场、资源等最优厚条件,而中国却是这种经济殖民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英国是几百年来市场经济世界性扩张下资源配置、劳动力使用、市场规模、资本积累以及因此带来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效益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国恰恰又因这种扩张而在资源配置、劳动力使用、市场规模、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成为受损害者、受压迫者、受掠夺者、受奴役者。为什么不考虑这一具有经济发展外部性条件之截然相反作用的干扰变量呢?显然,这种双重标准范式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

　　第六,二战爆发前,英国 80%以上的日常消费品长期由海外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供应,英国的资本积累因此可以更多用于高科技、工业、军事发展和福利保障,再成功地把自己的工业和科技产品(甚至日用品)通过不平等价值交换推向海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从经济效率效益的保障看,这种殖民地战略很成功。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今天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市场和不平等交换所产生的资本和社会保障的效率效益与当年英国的殖民地战略有相同之处)。因此,从一个经济的耐受力看,英国是当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世界市场和资源条件最好、配置最优化、技术最先进、资本最雄厚、效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也是科技水平最为发达、人口少于原四川省一半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客观原因实行凭票供应就可以不是制度、效率效益导致的短缺?而中国作为世界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作为人口是英国的十多倍的国家,作为人均资源最为贫乏、技术水平最为低下、资本最为短缺的国家,在刚刚结束战争就又受到外部威胁、经济封锁、军事挑衅需要为捍卫民族独立发展国防事业,又同时要建立经济领域、社会福利、保障和一切事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实行“凭票供应”就一定公有制度、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造成“短缺”的结果呢?显然,这种双重标准范式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

　　第七,从制度差异性作用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人口提供最基本经济生存保障(如人人就业),并根据这一具体条件和诸多其他经济、人口、资源、生产力等条件采取了凭票供应。而英国尽管因资本主义制度无需这样做,而且在经济、人口、资源、生产力等条件上远远优越于中国,但根据自身面对的情况也采用了凭票供应。为什么同样都是根据自身面对的情况、具有的条件而采取凭票供应,后者就可以是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精神、同仇敌忾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表现,而前者就成了社会制度的失败、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标志呢?显然,这种双重标准范式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

　　第八,从新生事物发展的曲折性、迂回性看,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后在 20 世纪仍面临各种问题、经历了各种发展曲折(经济大危机、萧条、失业、罢工、阶级冲突、利益集团冲突、资本竞争、垄断竞争、新老殖民主义竞争、各类区域战争直至世界大战等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又因各种内外部条件因素作用,也会面临问题、经历曲折、失误,如在头 30 年里所经历的长达 13 年的“大跃进”和文革。尽管二者都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性规律,但它们的作用在凭票供应的原因权重构成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曲折、失误和错误(甚至世界大战、全球经济危机)可以客观地去分析具体原因和特殊性,而对中国的凭票供应却如此主观地把一个特殊现象作为整个制度的本质规律来定论呢?

　　第九,大跃进和文革对中国经济发展、效率效益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的错误、失误与挫折,它与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以及世界大战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因各种因素导致的经济发展政策失误(如大跃进)或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定位的错误(如文革)(详见龙斧、王今朝《社会和谐决定论》一书分析),后者则是西方列强在“资本效率效益最大化”的制度本质所致。“批判文革”者对西方大危机、世界大战的制度本质、规律性原因避而不谈,却极力把中国特殊条件下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定义为社会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的结果。这种带有价值观的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分析,多是想通过对文革和大跃进的批判来彻底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公有制制度。显然,这种双重标准范式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

　　(二)双重标准与方法论问题

　　“凭票供应论”忽略国家之间、制度之间、发展路径之间、基础条件之间、价值观之间、特殊干扰因素之间的差异性,进而成为一个在“双重标准”作用下形成的伪科学命题。从方法论看,它具体蕴涵这样一个逻辑链条。(1)“凭票供应”作为因变量受制于经济制度这个自变量:社会主义出现凭票供应必然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制度造成“短缺”,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出现“短缺”,所以无需“凭票供应”。(2)当资本主义出现凭票供应时,那就必然是因为某种干扰变量的作用(如战争、经济危机或经济恢复时期的需要等),而中国的凭票供应因其社会主义性质被排除在这个变量关系考虑之外,只能放在(1)的关系中来解释。(3)既然西方国家出现凭票供应是由于世界大战或战争恢复所致,所以世界大战、战争恢复是仅具有合理性的“效率效益”干扰变量。(4)有些非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等)没有凭票供应,所以不存在“短缺”,即使有,那也只是企业自身效率效益如何提高的问题,与所有制无关。显然,这类封闭系统方法论下产生的命题条件与逻辑关系在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一种带有“意识形态霸权”的“学术范式”:只有西方的经历、现象基础上的条件假设、要素确立、变量关系才能作为经济学效率效益衡量,而社会主义的任何问题只能是其公有制所致。

　　印度或类似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真的不存在短缺吗?

　　任何商品任何人都可以享有吗?实际上,这个短缺只不过是被资本主义市场供求机制所掩盖了,即供求由价格与购买力这个市场关系来决定了———为什么要凭票让每人都享有呢?

　　只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贫富差别拉大,少数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资产、财富是多数人(依靠资本和市场认可时才有“价值”的雇佣劳动力)的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几十万倍,那在这个市场机制作用下就永远不会出现短缺。按照这个逻辑,似乎 1949—1980 的中国学习印度就不会出现短缺———都同样是生产力低下、人口众多,为什么要凭票供应呢?

　　按照这个逻辑,中国 1949 年以前没有凭票供应,因此也没有“短缺”。比如肉蛋类供应,不用实行全体社会成员定量供应,只要靠市场价格机制把 100 家人的肉蛋用来供应 1 家人,或把 200 家人的肉蛋需求减半来供应 1 家人,不都绰绰有余吗?依靠雇佣劳动力生存的多数人为什么要和占有生产资料和拥有权力的少数人享有一样的供应呢?也正是这种逻辑关系和价值观,中国改革中也出现了一种相似的价值观:穷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子、稳定的收入、平等的医疗、教育以及与少数人一样的供求质量呢?他们本来就是少数人“资本效益”的杠杆,自身在沦为雇佣劳动力那一刻起就已是仰仗资本鼻息、由市场决定其价值的“商品”了,为什么要用“凭票”来“提高”其价值呢?

　　五、“三驾马车”对中国价值观、方法论和信仰基础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崩溃边缘论”是用扭曲事实的手法产生的伪科学概念,“大锅饭论”“凭票供应论”则都是把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现象解释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的一般性规律。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私有化”目的性,不仅从根本上否定 1949—1980 年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有或集体企业几亿人、几代人、几十年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创业积累与发展,而且在中国改革中产生巨大影响。毕竟,如果不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发展的实践、现状、历史、条件、关系和价值观、生产关系来科学衡量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如果不依靠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科学、全面、系统地来客观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象与问题,如果还没有依此科学地建立起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及其衡量体系时,那“崩溃边缘论”一来,自身价值观与信仰就容易动摇了;“大锅饭论”一来,信心不足或怀疑就难免了;“舶来品”一来,就被“大师“”哈佛“”诺贝尔”光环吓倒了;“短缺论”一来,再想到凭票供应,就立刻认为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可以说,在方法论问题上,“低下论”及其“三驾马车”比当年“二十八个半”教条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模式来解释、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并把毛泽东的方法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走得更远,而且影响更大。毕竟,当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转向物质生活的商品生产后,当物质日益丰富、生活条件改善后,如果没有把中国改革前经济发展效率效益的问题与《一评》中那 13 个作用因素(及其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联系起来考虑,那就很容易受到“三驾马车”的影响,那就会去直观地比较“凭票供应”与“物质丰富”并因此感叹“凭票供应”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就会错误地以为1949—1980 年中国发展的效率效益构成不是因为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没有搞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结果,从而错误地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来否定第一步,就不可能看到中国没有第一步根本不可能有第二步。

　　从唯物主义角度看,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它所产生的理论都无法与其构建者的世界观、方法论、立场分开。而从存在决定意识看,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蕴含的价值观又与它们自身所产生的环境因素紧密相关(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这样,考虑到方法论形成、理论建立的环境特性和因此产生的价值观差异性,如果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凭票供应、大锅饭与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造成的短缺相关,那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一方面没有亲身经历、感受中国 1840 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更谈不上身临其境对中西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差异性因素进行具体、实地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他们生长于西方社会、研究西方发展路径、规律、现象并在对西方市场经济这一事物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西方方法论和理论,因而习惯用这些西方价值观、方法论、实证依据和效率效益理论、要素来解释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象(有些西方学者则身临其境对中国现实状况、发展变化、制度运作、价值观形成等做了实地、科学或唯物主义分析并亲身经历了一些事件,从而对中国的事物产生了与一般西方理论不同的解释与看法,并不认为中国“凭票供应”是因为效率效益低下造成“商品短缺”所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琼斯·罗宾逊就是如此,加拿大学者彼得·克鲁克夫妇也是如此)。而一个中国学者机械套用西方价值观、方法论下产生的理论、方法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如大锅饭、凭票供应)就令人费解了。尤其是,如果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并未成长其中、发展了几百年、享有日不落帝国各种经济利益和效率效益“优惠”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凭票供应能够“客观”地去理解,而对自己处身于其中、成长于其中、对其近现代史、发展路径、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人口、资源、价值观等各种条件和作用因素有所了解的中国实行凭票供应却不能客观地、唯物主义地去理解,那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同样,对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凭票供应“”大锅饭”,类似科尔奈的“友邦惊诧”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其价值观、意识形态使然,也因其方法论问题而无法客观、公正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产生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内外部条件和因素(与西方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绝然不同),或干脆以为印度搞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西方那样保持“均衡”、配置资源、产权明晰、干不好的滚蛋、干得好的留用就已经成为一流经济强国、不再存在“短缺”了。但一些学了一点“科尔奈”的中国学者表现出科尔奈式的“惊诧”则是令人诧异的。

　　再考虑到方法论形成、理论建立的特性和因此产生的价值观差异性,如果西方政治界、理论界、宣传界、教育界宣扬、传播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凭票供应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不足为奇,毕竟它们永远不会去真正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各种差异性(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常常使这种了解成为多余)。但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为原则、进行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的中国,如果政治界、理论界、宣传界、教育界忽略这些差异性并因此把“崩溃边缘”“凭票供应”“大锅饭”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一般性规律,看成是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所致,那则是令人费解的。为什么“科尔奈”一来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国情)了呢?为什么只见某个西方学者说“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短缺’”而不见其他西方学者甚至诺贝尔奖得主(如诺斯)说“西方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研究”呢?为什么厚此薄彼、区别对待呢?如果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有选择地引进、引用西方封闭系统下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那还怎么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呢?中国一方面是在官员报告、学者文章、宣传舆论、学校教育中强调“要坚持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最多的国家,同时又是对科尔奈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封闭系统下产生的“短缺理论”接受、引用、赞赏、支持最多、最广泛的国家。当一些中国邀请的西方“精英”、学者用生硬的中国话讲了一个中国现象(如“大锅饭”)时,中国的学者、教授和学生通常都会轰然一笑,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西方的精英、专家居然知道中国的大锅饭!往往对这些西方学者,中方领导都给他戴上许多光环。也就是在这轰然一笑、极为敬佩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解释成了真理,中国的民族精神被否定了,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在“三高三低”条件下的艰苦创业被否定了,而中国自身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差异性全都忘在九霄云外。从方法论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毛泽东当年所批判的“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

　　在推崇“三驾马车”或受其影响的人群中,既有那些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一直就对中国社会主义采取否定态度的人,也有因受“三驾马车”影响而对自身原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信仰产生动摇的人,既有那些盲目把西方理论当作普适真理从而接受“低下论”的人(既然西方理论、价值观具有“普适性”,那“科尔奈”就是真理),也有那些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中产生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官商勾结过程中形成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僚资本利益集团。“低下论”的“三驾马车”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教育界、决策界产生普遍性影响,与中国自身存在的极端化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不无联系。可以说,这种影响越大,中国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改革模式、手段、方法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所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六、“崩溃边缘”“大锅饭”“凭票供应”与改革的唯物主义关系

　　本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证伪了“三驾马车”。既然中国文革结束时经济没有到崩溃边缘,“大锅饭”“凭票供应”也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一般性经济规律,那中国需要经济改革吗?“低下论”者也会通过概念延伸提出类似问题:“照这样说,难道中国文革结束后要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吗?难道要继续吃大锅饭、凭票供应吗”?

　　(一)“崩溃边缘”与中国改革

　　第一,从事物发展一般性规律看,“改革”指对现状、格局进行改变、改造,本身是中性词,古今中外都用。这样看来,新中国的改革从来未停止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改革,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社会指导理论、主导价值观和生产关系性质相一致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因而是成功的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对旧中国生产方式的彻底改革,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社会指导理论、主导价值观和生产关系性质相一致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因而也是成功的改革;“大跃进”因其“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快越好”思想导致经济政策错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是不成功的改革,而“八字方针”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则又是对大跃进模式的成功的改革。

　　因此,即便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没有到“崩溃边缘”也同样会进行改革。一个经济发展模式、手段、方法的改革不是非要到“崩溃边缘”才能进行。资本主义五百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

　　第二,从事物发展条件性看,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已基本建立了工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了必备的国防事业,也初步打下了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领域的基础。可以说,(1) 把以国家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体制转向以改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为主的经济体制的条件具备了;(2)转向更好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从而在新阶段里产生更高效率效益的条件具备了;(3)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探索多种所有制经营从而促进物质生产的条件具备了;(4)探索、实践社会主义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发展商品生产的条件具备了;(5)作为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相比西方)、技术能力仍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探索怎样建立一个以生产力提高、技术提高、管理提高、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投入效益提高为主要标志的经济体制的条件具备了;(6) 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怎样通过现代化、科学化、集约化程度提高使有限的资源首先,更好地使世界最大数量人口的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具备了;(7)作为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在诸多内外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积累一些成功的经验又经历了一些失误与挫折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怎样通过改革来为世界最大人口建立一个不以私有资本效率效益为衡量、为决定、为“激励”、为控制、为主导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具备了。可以说,这些改革的条件本身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构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本质构成。

　　第三,再从外部条件变化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看,由于冷战和东西方对抗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已结束,战争威胁程度降低,中国现代国防已经建立,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三个世界格局形成,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也因为《二评》中所分析的从 20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具有的社会主义市场、商品经济思想、理论认识与探索性实践,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外部条件也具备了。这样看来,文革结束,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一般规律性与“崩溃边缘”没有因果关系,所谓的“崩溃边缘”与改革又没有因果关系,那么“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公有制/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导致崩溃边缘———因此要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的逻辑链条又怎样维持呢?当然,与“崩溃边缘论”所蕴含的目的性相对立,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全面私有化的改革,这个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不是全面私有化的改革,这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不是全面私有化的改革。否则,所有西方国家都已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具有“本国特色”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了。

　　(二)“大锅饭”与中国改革

　　既然“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激励机制的一般性规律,那么中国文革前各种激励机制是否十全十美、最好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了呢?当然不是。但1949—1966 时期的中国,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在整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在因建设这个基础而使得商品生产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在人口众多、一穷二白、资源有限(无论是技术、资本还是人均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在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在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里首先保证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成员具有基本经济生存保障的条件下,在经济产出的很大一部分必须用来建设必不可少的国防事业的条件下,在经济产出的另外很大一部分必须用来为世界最大人口建设体现社会主义平等、公平、正义价值观的社会保障、事业领域基础设施的条件下,是否还可以建立一整套比 24 个工资级别、各类专业技术等级、工人八级工资制、农村工分制、地区类别工资制等其他物质、非物质的激励机制更好些、更科学些的社会主义激励机制呢?这是历史学家可以运用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激励机制进行分析的问题。但为什么一个国家、社会、制度不能根据自身条件(如上述 8 种条件)、发展阶段(上述 8 个条件为主要特征)需求、社会制度及价值观来决定自身的激励机制呢?在上述 8 个条件作用下,1949—1966年中国采取印度的激励机制就会更好些、更科学些吗?采取中国 1949 年前的激励机制就会更好些、更科学些吗?或是采取西方那样的激励机制?不过,那首先要把中国历史、发展路径、制度性质、价值观以及上述 8 个条件与西方进行变量控制处理后才能衡量是否更好些、更科学些。而且,到底是采用美国 1949—1966 年的激励机制还是其资本主义奴隶经济制度之下的激励机制呢?当然,“大锅饭论”因价值观和目的性而根本不屑概念、理论的严谨性、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这个目的就是私有化,无论是印度的还是 1949 年前中国的,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只要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行。

　　再从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看,为什么非要把 1949—1966 年的社会主义激励机制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呢?西方资本主义 500 年前的激励机制与今天一样吗?当上述 8 个条件都有所改善、中国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后,它是否会在激励机制上更科学地根据现状、条件来改革、改进激励机制从而使它在新阶段里产生更高效率效益呢?当然可能。中国解放初期的供给制不是在几年后就根据当时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当时平等、公平价值观而转向工资制这个不同的激励机制了吗?这样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在摸索与探求、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中,不断改革其激励机制是历史的必然,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五百多年来激励机制因自身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原因而不断改变也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什么两样。

　　这样看来,中国在文革结束、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并转向以改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为主的阶段时,当商品生产发展、物质逐步丰富起来时,它转向更科学、更公平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分配原则并使收入、分配差别在这个原则下有所加大又有什么不可能呢?比如,激励机制产生的收入差别是否可能比 1949—1980 年提高、扩大些呢?当然可能。但首先,这个社会主义分配机制下产生的收入+财产差别绝不能主要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所导致的“激励”及其产生的差别(即资本主义或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下产生的“激励”及其差别),绝不是来自于雇佣劳动力产生的剩余价值所引发的“激励”及其产生的差别;绝不是来自于属于全国人民共同占有的自然资源的少数人效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激励”及其产生的差别;绝不是来自于把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在高建设、高积累、高发展、低收入、低生活、低消费条件下创造、积累的资产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引发的“激励”及其产生的差别;绝不是来自于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基础上产生的官僚资本集团利益所导致的“激励”及其产生的差别。如果是,那“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改革性质就被改变了;如果是,两极分化就出现了(无所谓贫富差别有多大、GDP 有多高),那就如同邓小平所说,改革就失败了;如果是,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信仰基础之上的激励就连同这个基础一起会被改变。

　　(三)“凭票供应”与中国改革

　　既然“凭票供应”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经济规律,那是否在完成了社会主义工农业基础建设、国防建设以及社会保障、事业领域的基础建设后,在结束了文革、经济建设走上正轨后,就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丰富物质生活从而取消凭票供应了呢?当然不是。正如《二评》所指出的那样,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就提出在工业化基础建设同时又要发展一定商品经济,毛泽东一代人就曾提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详见《二评》分析)。但当商品生产发展、物质丰富起来后,对“凭票供应”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凭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决定的供应”及其差别,而不是“凭生产资料占有、权力占有决定的供应”及其差别(即像资本主义或封建社会的分配关系那样),不是“凭私有资本———雇佣劳动力———剩余价值关系决定的供应”及其差别,更不是“凭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作用决定的供应”极其差别。如果是,那“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改革性质就被改变了;如果是,两极分化就出现了(无所谓物质有多么丰富、GDP 有多高、怎样力图“共同富裕”),那就如同邓小平所说,改革就失败了;如果是,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信仰基础之上的激励,就连同这个基础一起会被改变。

　　七、结论

　　本文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在文革结束时未到“崩溃边缘”,“大锅饭”“凭票供应”则是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内外部因素作用而产生的特殊经济现象,并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三驾马车”因逻辑性、严谨性等方法论科学性问题非但不能证实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低下论”,而且明显蕴含“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的价值观。如果让这样的方法论、价值观下产生的伪科学概念对中国改革的指导理论与思想以及改革的方法、模式和手段产生影响的话,如果让其对中国的理论界、政治界、舆论界、教育界产生影响的话,如果让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分析与衡量、对今天中国自身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产生影响的话,那将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上的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对它们进行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整体主义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它们的伪科学性,而且反过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以“救中国”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