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映梧“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一文引起的风波

　　1983 年，是中国结束“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七年。此前不久，国内理论界经过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大辩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理论上都由衷地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路线，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受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影响，难免会不自觉地按照旧的习惯性思维来处理问题。当年，反映在黑龙江大学经济系熊映梧教授《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文章的发表上，正体现出理论界在这一时代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和谐音。一场学术理论风波过去了，这场“风声大、雨点小”的“倒春寒”过程着实让人们心惊了一阵。在这场风波中，表现出在大陆要反“左”是多么地不易。

　　1979 年创立的《社会科学》系上海社科院院刊，除发表院内学术稿件，还采纳外稿。主编为党内资深新闻人士钦本立 ( 后兼《世界经济导报》总编 )。我于1981 年进《社会科学》编辑部，乃恢复高考后第一位分配入院的文科毕业生。《社会科学》编辑部平均年龄五十岁以上，且多为落实政策的“右派”，因此学术空气相对宽松，创刊以来一直保持思想解放姿态，刊发过不少耳目一新的理论文章，一些观点颇引争议。因而声望日增，当时最高发行量达 2.4 万余册，覆盖境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地方社科刊物中高居首位。

　　在每期编前会上，编辑部有时也争论激烈，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为决定某文是否刊发产生争执，十二级干部的钦本立对十级干部大声说 ：“我是主编还是你是主编？！”

　　接到稿件

　　1983 年，负责经济栏二审的副主编温崇实从来稿中发现黑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熊映梧的《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来稿，文中对理论界这一时期的《资本论》研究发出不同的声音，触及当时无人敢于涉足的理论禁区 ：如何用改革开放的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熊文认为，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不能再用几十年不变的方法和材料来解读《资本论》。现在看来，乃是 ABC 级的初级阶段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大胆的思想解放”。熊文实际是要提出用“与时俱进”的态度来看待《资本论》研究，不能将《资本论》绝对神化。

　　熊映梧（1929—2003），湖北松滋人，1949 年 3 月中学毕业投奔解放区，入华北革大，1950 年入党，1956 年入中央党校师资班，1962—196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班进修。“文革”初期，因反对个人崇拜“顶峰论”遭省内批判，“文革”中是“全程批斗”的“专政对象”。但他未放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革”一结束，成果迭出，连发文章，1978 年晋升副教授，1982 年晋升教授，年过半百的他立志“拼将余生着新说”，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观点与开创性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已在学界广受瞩目。

　　熊文投来之前，他已在《经济学动态》1978 年第 11 期、《学习与探索》1979 年第 2 期、《经济科学》1980 年第 2 期连发三文，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经济学要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位”的观点，暗含放弃“政治第一”价值标准。于是，熊映梧的观点“理所当然”地被认为离经叛道，被斥为“雅罗申柯分子”。接着在 1981 年第3 期《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熊发表《生产力系统论》，将系统论引入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并出版一系列有关生产力经济学专着，受到钱学森高度评价，被学界誉为新时期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经济学学科创建人之一。

　　发表熊文

　　熊先生在《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中，认为《资本论》有些结论已不适应变化的现实。在学校上课时，面对学生的提问他无以作答，常常出现无法继续上课的尴尬。熊文从四个方面阐述观点 ：一、《资本论》某些原理乃是根据资本主义前期情况概括得出，未必适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 ；二、《资本论》个别结论根据不足，未必能够成立；三、《资本论》及马克思一些着作对未来的预测属于“未来学”范畴，有待今后社会实践检验 ；四、《资本论》采取的方法基本上为“静态分析”，不免存在局限性。熊文对四个方面所涉及的问题作了具体阐述。

　　“文革”刚结束的理论界，有人对斯大林、毛泽东及列宁的个别观点大胆提出质疑，但还未出现对马克思经典原着进行商榷的文章。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王志平研究员，也是对《资本论》颇有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资深学者，他虽然对熊文观点有所保留，但对其解放思想的精神深表敬佩。王志平与熊映梧曾有交往，听说我们收到这篇文章，即向编辑反映该文先后投给多家刊物，惟被中国社科院内刊《未定稿》所采用（1982年 11 月），公开刊物尚无一家接纳。听说编辑部打算发表此文，王志平对温崇实说，熊映梧正在上海，可带我们去拜访。编辑部一些老“运动员”考虑到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也本着对熊负责，温崇实决定不与熊直接接触，文章交经济栏蓝青为责编，经温崇实二审，钦本立终审，一字不改刊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7 期。编辑部精心编排这期文章顺序，特意将熊文紧跟在一组“主旋律”文章之后，即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研究”专栏，以示与中央保持一致。

　　风起苹末

　　熊文发表后，钦本立、温崇实等出席《世界经济导报》在宁波主办的经济学研讨会，将第七期《社会科学》赠给与会学人。

　　中国社科院一位资深学者阅后对温崇实说 ：“你们要闯祸了！”他建议对熊文不要太张扬，偷偷“捂”过去算了。温崇实则认为熊文没什么政治问题，应该让学术界公开讨论，回沪后便催促写文摘的青年编辑投稿《文摘报》，未见回音，温让这位编辑再写再投。不久，两篇文摘先后刊载在《文摘报》的显着地位。

　　最先作出反应的竟是境外媒体。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凭着敏感分别自北京、香港往东京发消息，两家报纸均刊登有关熊文的消息。两家日媒根据熊文在《文摘报》的位置——排在邓小平谈解放思想之文下方，猜测熊文的发表与邓小平解放思想有关，这有可能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步骤，先在北京以外的刊物上吹吹风（当时重大政策出台时的惯例）。两家日媒的报道立即引起海外各大媒体关注，新华社《参考资料》（限厅级以上干部阅读的“大参考”）注意到外媒这一动态，亦予报道，熊文由是“出口转内销”。

　　两个月后，香港政论刊物《争鸣》1983 年第 9 期，以《评〈资本论〉的不足之处》为题，摘转熊文片段。该刊同期社论亦发出呼应性的社论《喜见突破》：“希望中南海诸公，肯定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实际上是维护权威的理论勇气，公开表扬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鼓励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熊映梧站出来……”该期《争鸣》封面要目中醒目标注《中国三十多年来第一篇批评〈资本论〉文章》。

　　黑云压城

　　外媒与港刊《争鸣》的敏感反应，引起中宣部长的愤怒 ：“是可忍，孰不可忍。”国内理论主管部门以外媒的“迅速反应”（尤其得到《争鸣》的欢呼），责难熊文和《社会科学》。邓力群在会上说：“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理论刊物（指《社会科学》），掌握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让没有党性的人控制了，其它地方没人碰，就上海有人碰！（指熊文“碰”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有关部门迅速作出反应，中宣部副部长曾德林受命撰文，于 1983 年第 20 期《半月谈》（新华社主办）代表中宣部表态，署名署职务地发表题为《宣传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文章第二部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和建设的根本保证，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借口“解放思想”，把四项原则说成“紧箍咒”，要加以冲破，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可是有人公然要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论》，对于这种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篇副部长之文虽然没有声色俱厉的文革高调，但矛头指向十分明确，将熊文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是冒出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一位上海市领导在报上点名批评《社会科学》，并派员调查编辑部。不久，开展了席卷全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社科院领导接到上级指示，认定《社会科学》发表熊文是一次政治事故，要组织文章进行“讨论”。院党委书记找了院内各所十几位学者，逐一排查《社会科学》五年来发表的文章，结论为“仅此一篇”。院里还组织两次理论座谈会，听取学者意见。

　　本院青年学者周建明对熊文某些观点略示赞同时，当场受到其老师的严厉批驳。

　　《社会科学》1983 年第 10 期，发表署名陆丁的《掌握〈资本论〉的活的灵魂》。此文乃两位复旦研究生应约五天之内赶制出来，经再三修改刊出，得到院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首肯。该文首先肯定熊映梧“不把《资本论》当圣经的探索精神”，但认为熊映梧没有把握《资本论》的辩证逻辑，对马克思因历史局限形成的一些失误没用辩证逻辑予以观照，没将马克思主义看成动态体系，没掌握《资本论》活的灵魂。最后，该文赞同熊先生“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经济理论”。全文力求“以理服人”，院领导希望将这场讨论限于学术研讨范畴。

　　随着形势发展，《社会科学》第 11 期转载原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的《有关学习〈资本论〉的几点意见》，并配发“编者按”：《社会科学》杂志转载该文，是针对当前《资本论》研究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但李文本身并非专门针对熊文。同期另一篇胡秉熙的《〈资本论〉研究中的几个是非问题》，对熊文“剩余价值的剥削方法”、“劳资的阶级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的前途问题”等三方面观点进行批评，全盘否定熊文。

　　接着，院里又组织一组批熊文章，配以两次座谈会纪要与港刊《争鸣》社论，发在《社会科学》内刊《来稿专辑》。刚经历“文革”的“老运动员”，一个个心存余悸，有些人出于自保“宁左勿右”，违心批判熊文。一些作者交稿一拖再拖，私下纷纷找编辑部成员表白 ：“奉命作文，并非本意，务请理解！”有人干脆打了退堂鼓。《来稿专辑》在小范围内分发，亦寄熊映梧，他未作任何答辩。

　　批判升级

　　10 月，“清污”进入高潮，各地“清污”领导小组由宣传部长挂帅。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因病住院，上海“清污领导小组”易人挂帅。熊文难逃厄运，与复旦哲学系一批硕士生发言（中国科技大学认识论研讨会）同列上海“清污”主靶，批判升格了。

　　市委宣传部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了全市理论界“清污”动员大会，上面规定钦本立必须到会，编辑部大部分同仁抱着共赴厄难的心情自发“伴会”。钦本立入场后坐在南面后排，主持会议的上海社联理论处长郭加复多次请钦坐前排中心作靶子，老钦坚持不动。会议中，郭多次递话筒请钦发言，推辞不掉，钦简单说了几点意见 ：“我们拥护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我们拥护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全场一阵热烈掌声，批判会变成了拥护会，体现了绝大多数上海理论界人士对“解放思想”的态度。副主编温崇实没参加这次会议，作为发表熊文的具体策划者，他拒作任何检查。

　　根据市委宣传部精神，上海社科院党委对《社会科学》派出工作组，重组领导班子。免去钦本立的《社会科学》主编，专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 ；温崇实、苗立沉两位副主编，以年龄到点不久先后离休。工作组正副组长留任《社会科学》正副主编。此后，《社会科学》一改风格，失去走在理论前沿的锋芒，多年未发表有商榷价值的文章。

　　余波回声

　　不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微妙变化“，清污”走低，对熊文的“商榷”渐渐销声匿迹。虽然没人公开宣布熊已“解脱”，但媒体上未再出现批熊文章，反而有人在文章中不断引用熊映梧的一些观点。

　　此时，一位日本记者找到胡耀邦，试探性提出日本有人想请熊映梧去讲学。总书记回答 ：“这事用不着找我，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他。”无疑，这是一则中央级信号：熊映梧并没受到任何人身限制。理论界开始对熊文进行郑重研讨，肯定之声渐渐大起来。这场风波最终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收官。

　　难能可贵的是黑龙江省委顶住压力，李力安书记自始至终保护熊映梧教授。偌大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污”运动，熊映梧始终“岿然不动”，未受任何政治处理。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力的提高，熊映梧在学术上渐渐翻身，最终得到充分肯定。风波过后，解除种种不公正的压力，熊映梧释放出新一波学术能量，硕果累累，获奖连连。1986 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 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着作奖”，1995 年获全国生产力经济学优秀着作特等奖 ；历任黑龙江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省社联主席、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

　　两年后，熊映梧应《社会科学》要求，于 1985 年第 7 期头条发表《再谈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重申观点，对《资本论》的历史局限作了具体阐述 ：……不禁使人想起文革中的一件怪事 ：那时大讲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一分为二”，但就是不准对毛主席一分为二，不准对毛泽东着作一分为二，有人说可以一分为二，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如果说《资本论》结束了历史局限性，岂不是说《资本论》是永恒真理的化身，辩证法到此不是中断了吗？

　　一部《资本论》治天下（不知是否包括“外星人”社会？），还需要什么发展呢？……科学史上不乏空前伟大的佳作，但是从无绝后的天书。

　　熊映梧在《发展与改革丛书》总序中写到：“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 ：‘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乍暖还寒的 1980 年代前期，真要去做一个社科研究的“傻瓜”，是那么不易。

　　以今天的眼光，当然不能对马克思搞“两个凡是”，《资本论》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对熊映梧先生的“清污”乃是极左思潮最后的回光返照。事实上，熊先生的学术研究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启大门，迈出“文革”后的艰难并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2004 年，我赴哈尔滨开会，打算拜访熊映梧先生，电话叩家，家属告知熊教授已于 2003 年 4 月8 日去世。抱憾之余油然而生敬佩之情，谨以此文纪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