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类的本质主义与生物进化论是否相容

　　摘    要：　自然类本质主义与HPC理论都假定某种“基础”在自然类的认知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种基础即“本质”和“因果自我平衡机制”, 但无论是“本质”还是“机制”都存在各自的问题。最近兴起的稳定属性簇理论 (SPC) 主张在定义自然类以及解释自然类的认知价值过程中放弃“本质”或“机制”等基础的作用, 仅仅关注属性簇的稳定性, 进而试图提供自然类的一种更具统一性的因果解释。然而, 自然类的SPC理论并不能真正避免某种“基础”, 还会面临其他困难。通过对传统本质的倾向性解读, 自然类本质主义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进化论相容, 由此可以规避形形色色的自然类非本质主义替代理论。

　　关键词：　自然类; 本质; 属性簇; 稳定性; 进化;

　　Abstract：　Natural Kind Essentialism and HPC theory assume that some “grounds”, which are essence and causal homeostatic mechanism, play crucial roles in the epistemic practice of natural kinds. But both essence and causal homeostatic mechanism have their own problems. Stable Property Clusters theory (SPC) which arises recently claims that we should abandon the role of ground (i.e. essence or mechanism etc) in defining natural kinds and explaining the epistemic value of natural kinds, while only focusing on the stability of property cluster. On the basis of that, it attempts to provide a more unified causal account of natural kinds. However, stable property cluster theory of natural kinds can't really avoid the “ground”, and it also faces other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ith the dispositional reading of traditional essence, natural kind essentialism could be at least in some sense compatible with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which can circumvent various non-essentialist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natural kinds.

　　Keyword：　Natural kinds; Essence; Property cluster; Stability; Evolution;

　　自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在1970年代提出自然类的本质主义解释以来, 关于什么是自然类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直吸引着哲学家们的关注。由于自然类本质主义应用于生物分类实践的严重困挫, 各种非本质主义的解释理论相继产生。面对不同理论关于自然类观念的争论, 哈金 (Ian Hacking) 曾主张自然类的取消主义, 认为根本不存在自然类。[1]尽管如此, 最近几年关于自然类的替代解释仍不断涌现, 其中斯拉特尔 (M.Slater) 在修正HPC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稳定属性簇理论 (Stable Property Cluster, 简称SPC) 影响最大。[2]SPC理论试图更好地容纳传统的本质类、HPC类、历史类等各种类型的自然类, 以成为自然类的一种具有更大统一性的基本解释理论。然而, SPC理论能够提供自然类的一种更好的替代解释吗?自然类的传统本质主义真的与生物进化论无法相容吗?

　　一、自然类本质主义与HPC理论

　　尽管自然类本质主义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其主要形式还是由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提出的自然类语词的意义理论所奠基。按照克里普克-普特南的理论框架, 自然类本质主义的基本形式可以表达为:“至少存在一些真实的、独立于心灵的自然类是被它们的本质属性所定义”。[3]自然类的本质是一种内在属性, 它出现在类的所有成员当中, 并在解释类的成员的典型属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自然类本质主义支持自然类的实在论, 即自然类反映了独立于心灵的实在中的自然划分。由于自然界预先被划分为不同的类或物种, 所以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应该符合自然界的真实划分 (carve nature at its joints) 。但是, 自然类本质主义的致命困难是它不能解释典型的生物类 (例如生物物种) , 也无法适应生物分类的实际情形。[4]

　　在自然类本质主义的各种替代理论中, 波依德 (R.Boyd) 等人提出的自我平衡属性簇理论 (Homeostatic Property Cluster, 简称HPC) 最受欢迎。[5]HPC理论定义了一种更灵活的自然类, 即自我平衡属性簇类。按照波依德的观点, 自然类的定义不是通过任何一组充分必要条件而是通过属性的“自我平衡”维持的簇集来提供。 ([5], p.141) HPC类包含属性簇和自我平衡机制两个要素, 由于潜在的自我平衡机制, 一些属性会共同出现。在波依德看来, 至少一些自然类可以通过属性的簇集以及导致这种簇集的自我平衡机制来描述。对于HPC理论来说, 维持属性簇稳定性的自我平衡机制类似于自然类的“本质”。由于属性簇的属性集合与自我平衡机制的因果要素集合都是开放的, 所以HPC理论不要求本质属性是内在的或者对于自然类的成员身份是充分必要的, 因而能更好地解释生物类, 例如物种可以是HPC类。

　　根据自然类的本质主义和HPC理论, “本质”或“因果自我平衡机制”可以解释自然类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认知功能, 即支持归纳推理。换句话说, 自然类的认知价值取决于某种基础 (ground) 的存在, 如本质、机制或世界的因果结构特征, 正是这种基础将一个类的属性联结在一起, 这个观点也被称作奠基主张 (the grounding claim) 。正如科恩布利斯 (H.Kornblith) 所言, 归纳推理有效, 只有当自然界中有某种东西将我们用来识别类的属性联结在一起。[6]简言之, 类的可投射性在于描述类的属性是稳定的, 这种稳定性是通过本质或因果自我平衡机制来维持。按照自然类本质主义, 作为微观结构属性的本质将与自然类相联系的属性联结在一起, “本质”不仅对于定义自然类是充分必要的, 而且能够支持科学研究, 即我们可以关于自然类做出合适的理论概括, 自然类语词是归纳上可投射的。HPC理论则认为不是本质而是因果自我平衡机制发挥这种作用。在波依德看来, 自然类理论是关于分类模式如何有助于可投射假设的形成和识别, 而自然类的自然性就在于其适合归纳和说明。 ([5], p.147) 科学家关于自然现象能够做出真正概括, 因为指称自然类允许他们将其归纳实践适应维持这些概括的因果结构。

　　二、自然类的稳定属性簇解释

　　在斯拉特尔看来, 虽然HPC理论将本质替换为因果自我平衡机制使HPC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并能适应我们的归纳实践, 但是因果自我平衡机制对于自然类的认知作用 (即支持簇类的可投射性的稳定簇集) 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 ([2], pp.375-411) 首先, “因果自我平衡机制”和“世界的因果结构”这两个概念本身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其次, 即使HPC理论能提供因果机制的某种合理解释, 它能否发挥奠基和个体化的作用仍然值得怀疑。卡拉维尔 (C.F.Craver) 就认为HPC理论对因果机制的解释不能提供产生类之间客观划分的基础, 因为我们不清楚两个属性簇是否是同类机制的表达, 也无法区分一个机制在哪里开始而另一个机制在哪里结束, 选择哪一种因果机制来分类实际上包含人的约定。[7]再次, 作为HPC解释的核心, 因果机制的个体化很容易出现倒退。既然属性簇集成一个类是通过一种机制来解释, 这些机制在什么时候是相同种类的机制?如果当它们被某种机制所解释时才是同类机制, 就会出现倒退。最后, 许多科学上的重要范畴, 如基本粒子、化学物类 (chemical species) , 都与属性簇相联系, 但它们的稳定性不是通过因果自我平衡机制来维持的。同样, HPC理论将物种视为自我平衡属性簇, 也即许多自我平衡机制 (如种群间基因交换、生殖隔离、共同选择等) 所导致的有机体特征的结果。但是, 物种属性簇的稳定性不一定要通过假定因果自我平衡机制来解释, 它也可借助种系惯性 (phylogenetic inertia) (即缺乏机制) 来描述。在细胞类的HPC解释中, 还可能存在由于机制的倍增导致类的过度增加问题。[8]因此, 要求某种潜在机制有些过分, 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缺少这样的机制会损害类的可靠性。

　　既然机制的存在对于成为自然类不是充分必要的, 那么就可以怀疑在自然类的任何解释中假定基础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本质、机制或其他东西。按照斯拉特尔的观点, 我们没有必要将自然类看成提供了归纳的保证从而将自然类看作在归纳推理中发挥必要的作用, 相反, 我们应该关心类必须有什么样的特征才适合于归纳推理。斯拉特尔将这种特征称作自然类性 (natural kindness) ,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种新的自然类替代解释理论, 即稳定属性簇 (SPC) 。 ([2], p.377) SPC理论可以避免HPC理论诉诸自我平衡机制所带来的问题, 例如如何个体化机制以及决定何时这些机制算作自我平衡的困难, 因为它仅专注于一簇属性占有的特殊稳定性, 由于这种稳定性, 属性簇适合于归纳和说明, 而不是关注导致这种稳定性的某种东西。所以, 与HPC类相比, SPC类是与松散的属性簇相联系, 它仅要求这些属性足够稳定地共同例示以适应特殊科学。简言之, SPC理论放弃了因果自我平衡机制的要求以支持属性簇的一种灵活的稳定性观念。从机制转换到稳定性强调三个重要目标: (1) SPC解释通过属性簇为相关科学目的所拥有的充分稳定性避开了机制在HPC解释中的作用等问题, 因为属性簇的稳定性不是被任何机制所维持, 并且与属性簇相联系的范畴能够支持我们的认知实践; (2) 它能达到中立, 因为稳定性可以独立于其特殊实现者及其分析; (3) 它代表一种更基本的自然类解释, 能够涵盖传统本质类、历史本质类和HPC类, 也就是说, 有助于一个类的归纳和说明效用的稳定性是多重实现的。 ([2], p.396)

　　按照SPC解释, 自然类是“小集团稳定” (cliquishly stable) 的属性簇。也就是说, 一簇属性一起被例示, 很难分开, 具有小集团性 (cliquishness) 。例如,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田七几人形成一个小集团, 如果我们在购物中心看到张三、李四和王五, 那么这意味着赵六和田七也在一起。换言之, 当一些属性出现时, 我们可以推测其他属性也一定会跟着出现。根据斯拉特尔的观点, 小集团稳定性意指定义属性簇的亚簇 (sub-cluster) 的出现很可能蕴涵簇中其他属性也出现。 ([2], p.398) 为了说明这一点, 斯拉特尔给小集团稳定性增加一个坚固性 (robustness) 条件, 也即属性的亚簇中的概率蕴涵 (probabilistic entailment) 必须保留一些相关的反事实集合, 哪些反事实是相关的, 由语境或研究域 (domain of inquiry) 来决定, 并依赖于这个领域的兴趣和规范。因此, 自然类性是领域相对的 (domain-relative) , 并且自然类不是一个本体论范畴。自然类性是事物可以拥有的一种地位 (status) , 这种地位允许它方便我们与世界的认知联系, 还可以允许科学家将某个属性簇识别为某个研究领域内一系列不同操纵下的一个固定点, 然后这个领域的科学家可以依靠不同操纵情形中出现的属性簇。既然一些属性簇只是针对特殊的研究领域来说是自然类, 所以SPC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领域相对的。通过对HPC理论的修正, SPC理论提供了自然类的一种更基本和更灵活的解释, 并且它能够适应自然类现象的多样性。

　　三、稳定属性簇理论的困难

　　自然类的SPC理论避开了什么构成自然类属性的基础的形而上学争论, 但是它仍然存在诸多困难。首先, SPC理论并没有成功地说明属性簇相对于基础的独立性, 这意味着它在解释自然类和科学认知实践过程中不可能真正放弃“基础”的作用。玛提尼兹 (E.J.Martinez) 借助医学中的两个案例详细地指出这一点。[9]一是关于肺癌的识别和治疗。1980年代, 科学家发现非小细胞性肺癌 (NSCLC) 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 (EGFR) 的不断增加有关, 因而将以EGFR为靶向的治疗当作NSCLC标准疗法的替代方案。进一步临床研究表明, 只有一些NSCLC病人对靶向治疗产生反应, 他们拥有突变成EGFR的基因, 经过靶向治疗后拥有比标准疗法更大的存活率。按照SPC理论, EGFR治疗反应与识别NSCLC的属性簇密切相关。但是, 它忽视了NSCLC的属性簇与其基础之间的关系, 也即NSCLC与EGFR突变之间的因果联系, 因为EGFR突变的存在可以解释NSCLC症状的出现。要决定NSCLC属性簇在相关反事实中是否稳定就必须寻找EGFR突变的存在, 所以SPC理论仍然需要一种基础来解释不同属性簇的稳定性。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流感病毒的研究。科学家在1930年代识别出流感病毒的一些症状:无精打采、食欲下降、肌肉无力、流鼻涕、打喷嚏和鼻塞等。虽然科学家挑选出流感病毒的症状组合, 但是流感的每个实例并没有显示出每种症状。SPC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流感的识别方式, 因为识别流感病毒的属性簇跨越了许多反事实且都是稳定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有许多不同病毒都可以导致上述症状, 并且这些病毒会随时间而变化, 所以将不同病毒当成相同的类在认知和医学上都是不负责任的。现代医学区分了A、B、C三种不同类型的病毒, 不同流感病毒都保留了最初用来识别和定义它们的症状, 也即其属性簇可随着时间和许多相关的反事实而留存。但是, 仅仅依靠用来识别流感的最初的属性簇的稳定性会使科学家在认知和实践上犯错并引发严重后果。SPC理论仍然必须通过识别病毒的稳定属性簇的基础来解释病毒的分类。也就是说, 科学家需要追踪潜在于流感病毒的复杂因果结构, 而非仅仅描述属性簇, 尽管这种基础可随时间而改变, 但它依然是必要的, 并对解释这个领域成功的科学认知实践十分关键。因此, 一个属性簇的稳定性与维持属性簇的基础并不是像SPC理论所说的那样独立。

　　其次, SPC理论所假定的自然类的实在性与其所展现的反实在论相违背。SPC理论允许一个领域的兴趣、规范或特殊研究计划可以影响某个范畴是否算作自然类, 这暗含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自然类的实在论者会认为, 一个自然类理论应该告诉我们世界中的客观划分, 这种客观划分先于我们的分类活动而存在, 否则我们不能说明一些理论在分解自然方面比其他理论做得更好, 也不能说明某些分类模式是错的。斯拉特尔认为, 自然类与一个领域的规范或兴趣相关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定义自然界的关节点 (nature’s joints) , 但是自然类也不会先于我们的分类活动而存在。由此看来, SPC理论不是关于自然类的实在论解释, 却又保存了分类的实在论直觉, 即我们的分类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会犯错, 我们可以通过更好方式划分事物, 最好的分类模式应该有助于我们的归纳和说明。无论如何, SPC理论展现出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 一些类的语境和学科相对性意味着自然类不是一种本体论范畴, 也不能还原为其他本体论范畴 (如共相) 。根据SPC理论, 我们不需要提供自然类的某种形而上学解释, 而是提供一种自然类性的解释, 即事物能够拥有的一种地位, 可以支撑或加强它们在我们的归纳推理实践中的作用。尽管SPC类在组织和便利我们与世界的认知联系过程中可被视为世界的真正特征, 即它们对于相关领域是世界的真正特征, 但它们是世界的真正或实在的特征如何与自然类的相对性保持一致?毕竟, 坚持自然类的实在论更能辩护归纳推理。SPC理论所强调的自然类的领域和语境相对性源于它将自然类与实践紧密相联。然而, 自然类的科学实践转向很明显是对传统自然类实在论的拒斥, 因为它从关注类本身的形而上学转向关注类形成 (kinding) 的科学实践活动, 类的自然性被定位于科学家而非世界。[10]

　　最后, 虽然SPC理论提供了自然类性的一种包容性的形而上学框架, 既维持了属性簇集又避免了自我平衡机制的形而上学假定, 但是它仍然难以成为自然类的一种更基本的替代解释。如果自然类是稳定属性簇, 那么事物构成一个自然类, 需要多少属性簇集在一起?不仅如此, 按照SPC, 某些领域的规范和目的要求不同层次的簇内聚性 (cohesiveness) , 也即不同学科所要求的簇集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灵活性, 例如, 定义电子或夸克等物理类的属性簇可能是完全成簇的类, 而生物分类单元等属性簇则是松散的簇类。但如果簇类是领域相对的, 那么概率蕴涵关系如何理解, 某个亚簇的例示表示整个簇的例示如何可能?如果一些类是领域相对的, 那么基于各自的目的、兴趣和规范, 各个不同研究领域事实上承认互不相同的类。路德维希 (D.Ludwig) 通过考察人种生物学 (ethnobiology) 的多样化分类实践揭示出自然类的SPC理论的局限性。[11]他区分了七种类: (1) 特殊目的类 (special purpose kinds) ; (2) 基本目的类 (general purpose kinds) ; (3) 独立于心灵的趋同类 (mind-independent convergent kinds) ; (4) 认知依赖的趋同类 (cognition-dependent convergent kinds) ; (5) 实践依赖的类 (practice-dependent kinds) ; (6) 环境依赖的分散类 (environmentdependent divergent kinds) ; (7) 生物社会类 (biosocial kinds) 。在路德维希看来, 虽然SPC理论通过允许一个亚属性簇到另一个亚属性簇的概率推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种生物学中的许多类, 但是它可能无法解释一些特殊目的类和认知依赖类。特殊目的类依赖于人类使用属性, 如可食用的或有毒的, 而认知依赖类是由于生物学属性与认知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跨越不同文化产生出来, 是有机体经验上可发现的属性与独特的人类认知机制的共同创造物。基于此, 他主张自然类的一种多维解释框架, 以更灵活地适应多样化的分类实践, 从而放弃一种基本的自然类解释目标。

　　四、一种进化的自然类本质主义

　　当代科学哲学家反对自然类本质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与生物进化论不相容, 这也是自然类的各种非本质主义解释理论兴起的出发点。自然类本质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 因为克里普克-普特南的本质主义也被视作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在生物学中, 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包含三个要点: (1) 本质是内在属性 (而非外在属性或关系属性) 的集合; (2) 本质属性构成特殊形态学发育的生成机制 (generative mechanisms) ; (3) 本质属性被有机体群体所分享, 并解释所有有机体共同拥有的表现型特性, 同时将有机体划分成物种或自然类。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蕴涵一种特殊的本体论承诺:世界的根本要素以及生物领域的最初解释性东西是稳定性或不变性, 变化不是根本的, 而是有机体的不变本质的结果, 需要通过有机体的不变本质来解释。正是这种本体论的优先性以及不变支配变化的主张使生物学本质主义遭到拒斥, 因为它所承诺的自然状态模型与生物进化论相对立。进化论表明, 变化才是原始的, 是进化发生的原始材料, 代表了自然界的根本实在性。大多数经验证据也表明不存在本体论上有特权的属性集合 (如基因属性或其他本质属性) 被自然类的所有成员所分享。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找到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所假定的不变性, 即使存在自然类成员所共享的一组稳定不变的属性, 它也不能发挥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所要求的那种作用, 即内在本质必须独立于外在环境发挥作用。因此, 在当代生物学哲学中, 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几乎遭到统一拒斥, 进化论的出现使类本质成为一种本体论过剩, 生物世界不仅不需要它, 更不可能支持引用有机体的本质作为一种解释性原则。

　　那么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真的与生物进化论不相容吗?在瓦尔施 (D.Walsh) 看来, 如果把有机体的本性看作由某种特殊的目标指向的倾向 (goal-directed disposition) 构成, 那么这种本质主义对于进化生物学是不可或缺的, 并且进化发育生物学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有机体的本性仍然发挥解释性作用, 这与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可以相适应。[12]奥斯丁 (C.J.Austin) 也认为, 对自然状态模型的批评不一定要放弃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 如果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做出改进, 那么它与进化论可以相容, 这种改进具体表现在将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所假定的本质理解为由倾向属性 (dispositional properties) 组成, 并在当代进化发育生物学框架内来解释它。[13]倾向属性是一种因果属性, 它发挥本体论转换的功能, 在因果上协调某些激活条件的影响以产生特殊事态。它可以通过单个物质要素来实现, 也可通过一个完整体系或相互作用要素的复杂网络来实现。如果接受合适条件使得网络开启其节点中的连续相互作用, 并导致其产生一种特殊的目的状态, 那么要素的复合体就实现了一种倾向属性, 例如易碎性 (fragility) 就是一种典型的倾向性。倾向属性也可视作一组输入值 (某些可确定的刺激条件的确定实例) 与一组输出值 (某些可确定的显示状态的确定实例) 之间的功能关系。在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框架内, 有机体根据共享的因果属性集合在本体论上被划分为自然类, 它产生并塑造其形态学发育, 这种因果属性可以理解为倾向属性, 并且与当代进化发育生物学相一致。按照进化发育生物学的解释, 形态学变化来自不变的功能因果机制, 并且有机体中可能存在离散的属性可以发挥特殊的表现型特性的生成机制功能。这种离散属性也即发育的模块性 (modularity of development) , 不同发育模块类似于高度内在整合的基因管控网络 (genetic regulatory networks) , 每个模块都对有机体的特殊形态学结构的具体发育负责。从亚里士多德主义观点看, 进化模块就是倾向属性, 这些模块发挥本体论转换的功能, 因果上协调某些激活条件的影响来产生特殊事态:给定合适的刺激条件, 发育模块可靠并重复地产生特殊的目的状态。不仅如此, 根据进化发育生物学, 有机体群体所共享的发育模块集合可以在本体论上解释其广泛的形态学变化, 两个不同的有机体群体中的特殊形态结构的变化也可以通过一个共享的发育模块得到因果解释, 这些模块发挥稳定性单元的功能。换言之, 这些共享的发育模块不仅对不同有机体集合中的特殊形态结构的发育负责, 也对那个结构上的变化负责。因此, 在物种种群内存在共享的、离散的发育要素, 它们内在地并在因果上对某个一般化的形态结构的具体发育负责, 同时在因果上控制那种结构的各种特殊形式的产生。也就是说, 发育模块代表一种本体论的稳定性或不变性, 它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派生的或偶然的有机体变化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 ([13], p.2549)

　　通过对传统本质做出倾向性解读并将其纳入进化发育生物学的解释框架, 一种进化的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就产生出来: (1) 本质由一组表现型模块倾向 (phenomodulatory dispositions) (即发育模块) 组成; (2) 它发挥特殊的形态学发育的生成模块 (generative modules) 功能; (3) 它被有机体群体所分享, 并将有机体描述为相同类的成员。显然, 这种进化的亚里士多德式本质主义可以对应一种进化的自然类本质主义。具体说, 自然类的本质是由一组表现型模块倾向构成, 它是在个体上对特殊结构类型的表现型特征的形态发育负责的属性。从这种意义上看, 自然类的本质应该从传统的强本质转变为一种倾向性的弱本质。[14]实际上, 这种进化的自然类本质主义也可以通过动力学系统理论来很好地刻画。[15]加格尔 (J.Jaeger) 与芒克 (N.Monk) 等人论证过动力学系统理论如何提供生物调控系统 (biologica regulatory systems) 的进化的一种统一的概念框架。[16]在动力学系统理论的语境中, 与发育模块相联系的形态学结构经常被描述为吸引子状态, 它塑造一个有机体的外成图景 (epigenetic landscape) 的“域” (valleys) , 导致许多不同的发育通道产生相同的目的状态。因此, 借助动力学系统理论的概念框架, 自然类的本质属性是通过高阶的外成图景来描述的, 它的拓扑波峰和波谷 (topologica peaks and trouphs) 代表朝向那些属性所负责的形态结构的各种可能的特殊化目的状态的发育通道。自然类的本质由此发挥某种类型的动态结构的功能, 在因果上支持与有机体集合相联系的“静态的”形态学特征。也就是说, 它的作用是建立一种有机体范围的形态空间, 塑造并约束其结构发育的各种可能路线。既然本质在本体论上存在于倾向性 (dispositionality) , 所以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状态仅仅是一种动态可塑的、一般化的形态发育模板, 而成为一个自然类就是成为一组特殊的模式化的发育分支的形态空间的一个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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