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的使用具有神秘性和隐晦性，当我们使用隐喻来表达某种意义时，听众是如何获取说话者所表达的真实含义的？ 亦或隐喻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修饰性的？ 针对隐喻的修饰性意义（Figurative Mean-ing）与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中后期发展而来的比较主义遭遇了诸多指责，这其中包括来自布莱克（Max Black）、塞尔(John Sear-le)、古德曼 (Nelson Goodman) 以及戴维森 (DonaldDavidson)等人的批判。 实际上，纵观 21 世纪语言学转向后发展的四大隐喻研究思路，其中包括并列式路径 （Juxtaposition）、 类别转换路径 （Category-transfer）、 特征匹配路径(Feature-matching)、结构补偿路径(Structural Alignment)，我们仍可看到来自 20世纪中后期的四大隐喻理论路径的线索。 本文将试着站在传统的比较主义者的立场，为其解释隐喻的可能性提供辩护。
一、隐喻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思路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大多数的哲学家对隐喻的研究持藐视的态度。 洛克（BK.3,Ch.10）曾宣称象征性（Figurative）使用的语言仅仅会暗示错误的观念，改变我们的动力，随之误导我们的判断。 因此，它们是完美的骗子。 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和卡尔纳普认为隐喻涉及到类别放置的错误，它们不具有实在的意义，由于不具备实证条件而被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内。 关于隐喻研究的第一次转向发生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产生了隐喻研究的交互论（Interactionism，Black）、语义学扭转解释理论（Semantic Twist Accounts，Beardsley,其中又有几个分支，在此不进行详述）、实用主义的扭转解释理论（Pragmatic Twist Account, Grice）、强力解释理论（Brute Force Account, Davidson),以及居于传统地位的比较主义解释理论（Comparativist Account, Fo-gelin）。
尽管以上理论都对隐喻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详尽的解释，但是关于隐喻如何运作，隐喻的意义从何而来却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 在我看来，通过比较四种隐喻的解释理论，居于传统地位的比较主义解释理论占较大优势，其他几种理论都存在不同的本体论缺陷。 比如，对于语义学扭转理论来说，它假定了隐喻意义的实现只能通过对已存在于语词的部分字面意义的特征，不能很好地解释隐喻性语言在会话中的作用。 强力解释理论的核心论题是，隐喻的含义存在于句子的语词中， 不多也不会少，不会因为语词和说话者引入超出一般范围的语词本身的意义，也即否定了隐喻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一论断。 强力解释理论的这种解释使我们隐隐觉得，隐喻的存在即是语词的存在，隐喻的意义即是语词的意义，没有超越于语词字面意义上的象征性意义。
在我们使用隐喻来表达某种含义时，我们设法在同一个语句中讨论两个不同的事物或者概念，比如“亚历山大是一只狮子”,我们将分属不同门类的两个语词用连接词联系起来，来表述亚历山大很凶猛。 可是在我们的大脑接受到这样的信息时，不仅仅会理解亚历山大和狮子的字面意义，关于隐喻的存在意义就转化为如何实现从语词的字面意义到象征性意义的转换？ 那么，隐喻的运作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在本体论意义上，我们可否承诺隐喻的象征性意义的存在性？ 如何理解隐喻的关指内容（Aboutness）？ 这正是不同隐喻理论学家争议的论题。 本文从比较主义者的立场入手，在为比较主义者辩护的基础上，说明隐喻的象征性意义与字面意义之间的关系。
二、比较主义的核心论题
读一读荷马史诗，你会发现无数的隐喻，诸如A 是 B，A 像 B。 从对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你可以得出 A 和 B 在某一方面相似，同时实现新意义的生成。 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主义在大众心理学中无疑占至关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主张“直喻(Simi-les)是需要额外注解语词的隐喻”。 比较主义的核心人物福格林（Robert Fogelin）沿袭亚里士多德和昆提利安（Quintilian）关于隐喻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隐喻是直喻的简短形式；不同在于直喻是把我们希望表达的事物与某个事物相比较，而隐喻是一个事物被替代”。 昆提利安认为隐喻是关于语词的事务，而不是关于句子的事务。 如果我们用“狮子”这一术语来隐喻地表述 “阿基里斯 ”这一人物，这并非是说阿基里斯像狮子。 命名（Namings）不是语录 （Sayings）； 命名是我们开拓通往语录的道路。 因此，在昆提利安看来，一个直喻表述的是阿基里斯与狮子之间的真正的或者是合法的相似性，而对于隐喻而言，谈话者将一个相应的隐喻的意义留给了表达者的想象。 与直喻比较而言，隐喻是简洁式的直喻。 隐喻的象征性意义是由表达者去揭示的，是由表达者通过想象去构建的。 当然这一观点遭到了众多哲学家的批判。 但是根据当今实验心理学关于隐喻研究的发展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正面的证据支持。 对于隐喻的理解，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熟悉的隐喻的理解，表达者会在大脑中自动地模拟一些场景以尝试理解新的隐喻。
在昆提利安的简洁式-直喻的隐喻理论的基础上， 福格林发展了近代比较主义的核心论题:“隐喻是被压缩的比较术语的直喻；隐喻是省略的直喻。 ”
因为引入了直喻这一概念来解释隐喻，我们有必要对直喻予以说明，“直喻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比较，还是一种修辞格。 ”
由此，关于隐喻的字面意义和象征性意义，比较主义的核心论题即为：“关于隐喻的简洁-直喻理论不仅将隐喻的字面意义与其所配对的明喻的字面意义进行匹配，同时将隐喻的修饰性意义与其对立的直喻的修饰性意义进行匹配”。 由此来看，隐喻暗示了不同语词意义的比较，但并非意味着语词意义的替代。 在这一点上，布莱克可能有所误解。
当我们说“亚历山大是一头狮子”时，是把亚历山大与狮子相配对，这样的配对会使得我们或者迫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去观察亚历山大和狮子。 主体在认知时， 会将其自身意识或者意图导向新的视野，并自发地把隐喻的字面意义纠正（FigurativelyCorrected）为其所匹配的直喻的字面意义，以将隐喻的修饰性意义导向与其对立的直喻的修饰性意义。
因此，对于隐喻的理解是一个思维性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语词的语义内容的表征。 对于隐喻的理解，主体通常需要有意识的自我引导，在头脑中实现心理图象的模拟，完成从其所匹配的直喻的字面意义到说话者所意向的隐喻的象征性意义的引导。
透视比较主义的核心论题，以下两点在隐喻的比较主义框架下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第一，修正性。根据福格林的观点， 当我们进行隐喻性的表达时，即“说即是为了采用并实现修正，隐喻性的信念表征显然是为了向表达者发出邀请并且可靠地引出表达者的一些特定的、自发的修正”。 福格林认为，当我们使用隐喻性论述时，接收者对隐喻的表达者所表达的意向进行修正与接收者通过理解表达者使用一个事物来说明另一事物来表达某种意义是一致的。 接收者收到隐喻性的表达之后，将表达者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传送到自我大脑中的私人空间进行再次编辑，上述过程即是被称作昆提利安的会话原则（Conversational Principle）。在这种意义上，对于一个隐喻性的表达，它的价值通常由接收者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获取的语境而得到加强，而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使用隐喻性论断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断言，对于一个语句，要判定表达者的意图，是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性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敏感性的真值条件（Context-sensitiveTruth Conditions）： A 像 B（An A is like a B）,结合当下的语境，A 具有足够的属于 B 的特征(Features)，即∑F(A) ∈ ∑F（B）；或者我们可以使用以下的表达： 当下的语境中，A 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与 B 所具有的相应的方面足够相似，并且这些方面在该语境下对于 A 与 B 都是同等重要的（Salient）。 该真值条件的“足够性”取决于在该特定语境下，隐喻的表达者与接收者的所共享的兴趣与理解的动机。
对于上述真值条件，在隐喻理论的研究中并非令人满意，而且会招来关于相似性是否为对称性关系的反驳。 为此，福格林将其修正为以下条件：当比较 A 与 B 时，真值条件取决于第二个表达的事物或者该类事物的重要特征（Salient Features）。 这就打破了在哲学着作中相似性 （Likeness or resemblanceor similarity）的惯常建构模式：对称性关系原理 ，即A 与 B 相似，那么 B 必定与 A 相似。 福格林向我们指出了，在隐喻的理解中，这种惯常的建构模式是不能得以应用的。 因为，在隐喻的理解中，由 A 及 B的相似性可能是方向性的，单向不可逆的。 这实际上也是对戴维森关于“一切事物总是与其他一切事物相似”
这一观点的反驳
第二，意向性。 如果我们假设福林格的上述语境-敏感性的真值条件， 并且假定当我们进行隐喻性的表达时，隐喻性的信念表征是为了向接收者发出邀请并且可靠地引出接收者的一些特定的、自发的修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该理论框架下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该理论框架下，我们需要对表达者的意向意义与接收者的自我修正内容所表达的意义进行区分并相匹配，而这种区分取决于在某一特定语境下，某一隐喻所涉及的表达者的意向性与接收者所理解的意向意义（The In-tentional Meaning）是否一致的问题。 如果接收者能够完全捕获表达者意向的隐喻性意义 （The Inten-tional Figurative Meaning, 如下简写为 IFM）, 并能成功的捕获隐喻所涉及的第二个事物与第一个事物的明显特征，那么在接收者对字面意义和象征性意义的比较下，就能进行成功地自我导向，并获取该隐喻在其特定的语境下的象征性意义。 不管接收者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上述意向性的调整，对于接收者来说，理解表达者的 IFM 是必要条件，如此才能实现对两个事物的比较，并结合当下的语境实现自我修正。 尽管我赞同上述观点，但是在说明意向性在隐喻的理解中是否涉及有意识的推理，我持保留意见。 在福格林眼中，隐喻的理解过程是在无意识的推理的状态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这需要区分有意识的意向性与无意识的意向性在隐喻理解中的不同，同时还涉及到对于不同隐喻类型的区分。 近来的一些心理学实验可为此提供支持。 我会附另文阐释关于隐喻是否涉及有意识的意向性推理的论证，限于篇幅，在此对于隐喻研究的意向性是否是有意识的，不下定论。
三、布莱克对比较主义的批判
针对比较主义的主要批评在于是否将隐喻的象征性意义与其配对的直喻的字面意义相等同（I-dentify）。 始于布莱克的“隐喻”一文，在后来的隐喻理论发展中， 上述论题成为对比较主义的主要批判，这也是后来福格林在其着作中为何专门分出一个章节来分析对比较主义的标准的批判。 布莱克以其隐喻的置换观点着名，当今发展的类别转换路径就源于布莱克。 本节先来分析布莱克对比较主义的批判，查看来自布莱克的批判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如何为比较主义进行修正。
根据布莱克的隐喻置换的观点，他指出“任何关于隐喻的理论都持有以下观点：一个隐喻性的表述被用于代替某种等同性的字面意义的表达”，他在文中显然承认任何关于隐喻的理论都是对某种字面意义的替代，同时他接着解释到“如果一个作者认为一个隐喻是包含了某种类比或者相似性的表征，他将会接受我关于隐喻的观点，即隐喻的比较观点。 同时，这也是如下观点的写照：隐喻是浓缩的或者省略的直喻”， 但是布莱克接下来的叙述则是对比较主义的批判：“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比较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替代’的观点。 因为这种观点说明一个隐喻性的陈述可能会被其等同的字面意义上的比较所代替”。 由此，布莱克实现了如下的推理：由“隐喻是浓缩的或者省略的直喻”这一论断可以推出，“一个隐喻性的陈述可能会被其等同的字面意义上的比较所代替”。 在福格林看来，这种推理是无效的。 因为，布莱克混淆了比较主义者关于直喻的核心论题。
我认为，按照布莱克的推理，如果我们将其细致化，可能是这样的：1）隐喻是浓缩的或者省略的直喻；2）直喻是关于字面意义的比较的陈述。 因此，隐喻性陈述可以被其等同的字面意义上的比较所代替。 我的猜想是，布莱克对直喻及其字面意义的比较持有典型的还原观点， 在上述简略的推理中，布莱克隐含了其中的一个假设：既然隐喻是浓缩的或者省略的直喻，而直喻是关于字面意义的比较的陈述；因此，就可以将隐喻还原到关于字面意义的比较的直喻那里，从而实现了还原性的“代替”，由此，也就得出了“一个隐喻性的陈述可能会被其等同的字面意义上的比较所代替”而非等同。
而实际上，对于比较主义者而言，由其核心论题我们可以看出，比较主义者并不承诺布莱克的推理中的 2）。 在像 Lanham 等比较主义者眼中，直喻是关于一事物连接另一不相似事物的陈述。 根据比较主义者，将隐喻等同于其省略的直喻，不是进行还原的过程， 而是表征隐喻的象征性意义的过程，隐喻是省略的象征性的比较，是非还原的过程，也不是布莱克所认为的替代的过程。同时，布莱克所假定的，如果将一事物等同于另一事物，即是替代。 但是当比较主义者断言“隐喻可等同于其省略的直喻”， 也仅仅说明了隐喻的象征性意义与其直喻的字面意义可以等同，但是并非指出他们是如何实现等同的。 这一点成为很多隐喻理论研究者攻击的方向。 因此，为了澄清这些困惑，我认为，比较主义者需要说明如下两点：第一，假定隐喻可等同于其省略的直喻，说明如何实现隐喻的象征性意义与直喻的字面意义的等同？ 第二，如何避免隐喻的象征意义的无用论？ 一些理论学家可能会批判， 如果经由直喻的字面意义来实现上述等同，那么严格来说，隐喻的象征性意义在隐喻的理解中就没有必要，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隐喻性语言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它们只是为了修饰的目的。 同时，来自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反驳也不可小视：隐喻只是伪装的宣言。 由于不能经由经验数据来支持，隐喻的研究长期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 布莱克的批判深入比较主义的内核，比较主义需要回答上述两点来为自身辩护。
四、隐喻实在论———针对布莱克的反驳对比较主义的修正
为了对比较主义进行合理的辩护，将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转译，比较主义者需要为以下核心论题作出合理的论证：
1）非还原性论题 ：在特定语境下 ，一个隐喻的象征性意义总是非还原性地承诺并确认存在一个确定的字面意义与其相匹配。
2）本体地位的存在性论题：隐喻不仅仅是为了体裁上的润色而存在，具有实在的有意向的象征性意义（IFM）。
对于非还原性论题，我认为，真实地把握隐喻的象征性意义需要将表达者言说某个隐喻的意向性考虑在内。 为了论证非还原性论题的合理性，我们进行推理如下：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隐喻的意向性象征性意义是需要接收者进行合理建构的，并非通过简单地还原为其直喻的字面意义而获得，这需要接收者的内在知识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实现，语词的表征并非是塞尔等所坚持的语义学意义上的术语的表达，也并非是布莱克所指出的一个事物对另一事物的替代， 隐喻陈述不一定是相似性的陈述。 比较主义者不需要在这一点上背上塞尔所指出的不必要的“指称”包袱。 在此意义上，我持有对隐喻的实在建构论，主张从特定的语境下，在考虑隐喻的表达者的意向性的基础上，通过内在的（大脑亦或者是心灵）的建构与模拟，实现对某一隐喻的合理性建构，实现从其直喻的字面意义的确认到象征性意义的非还原性匹配。 这同时也是反驳了戴维森关于“一个隐喻的象征性意义是其相应的直喻的字面意义”的论断。在此，有必要说明，非还原性是在如下意义上使用的：
1）语词所表述的字面意义是实在的；在这一点上，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大致上是没有异议的。
2）在某一隐喻中，语词所表述的字面意义是实在的。
3）由语词所表述的字面意义到隐喻的象征性意义的导向， 涉及到接收者当下的对语词意义的认知， 上述认知过程不仅涉及心理知识的获取和表征，同时也会在大脑或心灵中进行同步的心理影像（Simulation of Mental Images）的感知过程。
4）中涉及到的认知过程实现了主体在对隐喻的认知中的由其直喻的字面意义到隐喻的象征性意义的转换，认知过程是实在的。
5）隐喻的象征性意义借由上述过程产生，直喻的字面意义在上述过程中未发生质的变化，主体认知仍然保有对直喻的字面意义的理解。
由此，在比较主义者的框架结构下，可以承诺一个隐喻的象征性意义总是非还原性地承诺与一个确定的直喻的字面意义相匹配。 同时，在这样的框架下，上述论证所带来的附加产品即是我们所想看到的隐喻实在论：隐喻不仅仅是为了体裁上的润色而存在，具有实在的有意向的象征性意义（IFM）。
对于一个语句， 在判定表达者的意图的前提下，其新的语境-敏感性的真值条件将被修正为： A 是B（An A is a B）,在该语境下 ，A 具有足够的属于 B的特征，即非可逆的∑F(A) ∈ ∑F（B)，使得接收者能够确认仅存在唯一的一个与表达者的语词的字面意义相匹配的象征性意义；或者我们可以使用以下的表达：当下的语境中，A 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与 B所具有的相应的方面足够相似，并且这些方面在该语境下对于 A 与 B 足够重要以使接收者足以确认该隐喻的象征性意义。 同样，该真值条件的“足够性”取决于在该特定语境下，隐喻的表达者与接收者的所共享的兴趣与理解的动机。
这样修正后的比较主义可以避免遭到奥卡姆剃刀的无情“还原”，保护了隐喻自身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Figurativeness）。 同时，也避免了在相似性原则下对隐喻的象征性意义的大量炮制，承诺并确认在特定语境下， 只存在唯一对应的象征性意义，避免对于隐喻的存在性的负面评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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