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两条道路”理论下的科学发展

　　当前,学术界思潮频频,异彩纷呈。在科学哲学领域,围绕对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同样随着新观点接踵问世而高潮迭起。有感叹曰:“科学哲学的前沿领域,褒义地说是百花齐放,贬义地说是乱象丛生啊”,颇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感。

　　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将有助于梳理这一“乱象”。其一,梳理科学自身的发展。科学哲学诸流派所面对的不是不变的科学,在科学哲学的演进中,作为科学哲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二,“两条道路”本身的反身性以及知识的“阶”,可以作为厘清科学哲学诸流派的一面透镜。其三,由此得到的结论为在中国语境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参照系。

　　一、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作了总结,提出了关于认识过程的著名的“两条道路”的观点,此后,各路学者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相对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实际上,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哲学;不仅适用于个案,而且适用于广泛的时空范围。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己不是一个混沌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进一步把上述认识过程归结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列宁结合黑格尔的某些论述继续发挥了马克思关于“两条道路”的思想。在对象未被认识之前,对象对于认识者来说“只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外在的”,或者用康德的术语:“自在之物”。认识一旦开始,就是对“自在之物”的否定,尔后在第一条道路上,主观观念距现实越来越远,距本质越来越近,直至达到极端,“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范围,并且在第二条道路上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一旦我们认识了一个事物,它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不再是“外在的”“自在之物”。我们理解了它,掌握了它,它已经是一种“积极的存在”,“在我们的思维中随时可再现它的一切,它是内在的”“为我之物”。

　　认识就这样不断地经两条道路而使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

　　理解马克思“两条道路”的关键在于,充分理解和把握两条道路之间的转折。个人因其参与认识过程的阶段和个人思维特点之不同,可能介入认识过程中的某些阶段而不是全过程,但总体而言,对任何事物的认识过程都必然经由两条道路之间这样的转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在转折点上的所谓“最贴近的规定”。一方面,“最贴近的规定”只是认识过程在一定阶段的抽象,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实体与之相对应。例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和“剩余价值”,近代科学中的大量概念,如理想气体、质点、刚体、弹性碰撞、可逆,以及原子、分子,乃至时间和空间等等,以及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自然状态”,亚当斯密纯粹的市场经济和那只“看不见的手”之类,这些概念只是第一条道路分析抽象的结果。若是硬要现实与之相吻合,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甚至给现实世界带来灾难,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给拉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以为“最贴近的规定”因此毫无意义而应该完全抛弃,那就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极端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须知,“最贴近的规定”是第二条道路在思维中重建对象的出发点,是各种现实在互相比较和历史比较时的共同参照系。科学家对理想气体的深入研究成为认识各种真实存在的气体及其行为的起点。

　　巴罗提出,逻辑似乎是人类思维的最后一站。

　　我们可以从科学退到数学,从数学退到逻辑。但从逻辑似乎是无路可退了。巴罗此处所描述的思维途径,所谓“退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而无路可退的“逻辑”,就是第一条道路的终点。作为对思维本身研究的“最贴近”的规定,当然再“无路可退”。不过,然后便是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由逻辑回到现实世界。

　　一旦充分理解和把握两条道路转折点的含义,即可进一步认识和区分,位于转折点前后的第一和第二条道路上的认识过程和方法的关联与不同点。马克思既然提出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这就意味着在两条道路上的“认识”大不相同。

　　实际上,随着第二条道路逐渐回到现实中来,原来在第一条道路上主要限于个人以及在头脑中进行的认识方式会发生重大变化。就个人而言,在认识之初,具有人的特征、丰富多样的自然,用它那“富于诗意的感性光辉向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克思)。认识在第一条道路迈出的第一步便是抽象和分析,封闭感官,进入头脑之中。经由比较、分类和归纳,距离形形色色的个体、复杂多变的语境,以及五彩缤纷的现象越来越远,而与普遍、一般和抽象的本质(见上文提及的“反本质主义”)越来越近。一旦到达转折点,在第二条道路上各种感官便重新介入,要求主体以全身心(body)去体验,理性渐次融入感性及非理性;认识必然突破自己的界限进入实践领域;同时,价值观必然介入现实的建构过程。现实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参与其中,如科研中的仪器设备,所有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各种政策,以及特定的语境(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由上分析可以推知“两条道路”与知识论的密切关系。第一条道路最终得到的所谓“最贴近的规定”,就是与个别、语境和主体无关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刘大椿教授以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表述这种知识的基本特征。第二条道路是非嵌入编码知识重新与个别、语境和主体结合,形成与个别、语境和主体不可分割的嵌入编码知识,以及更加隐匿和难以言传的意会知识。

　　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可以应用到不同层次的认识过程。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说的是本体论意义上个体发育对系统发育的重演,认识过程也有这样的“重演”。从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到全局乃至时空上更大尺度对象的认识,都在不同层次上经历两条道路。

　　例如,在宏观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由第一条道路进入第二条道路,同时在微观上,即使科学在整体上进入“第二条道路”的潮流中,对个别新事物的认识依然要经历完整的两条道路,先要走第一条道路,然后转向第二条道路。同时,在第二条道路的基础上,还会有新的“高阶”的“两条道路”。有意义的是,这一点正体现了作为后现代科学主要内容的全息论和分形的观点。而对分形本身的研究也自相嵌套,也经历这样的两条道路。

　　二、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

　　近代以降,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马克思的两条道路。这一点也从认识过程和认识论的视角,显示了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以及现代的分形理论。近代科学革命,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革命?在哥白尼的前后,天体照样运行;伽利略的前后,石块照样落地;哈维的前后,血液照样流动;牛顿的前后,世界依旧;变化的是人自己,是人看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转向:由原始的综合到分析,由演绎到归纳(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到培根的《新工具》)。所发生的不仅是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所谓“认识论转向”,而且是认识论本身的转向:由此开启了在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进程上的第一条道路。

　　总体而言,近代科学的进程具有两大特点,其一,经典物理学中的各分支如力学,还有声光电热,由纷繁的现象揭示出背后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沿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步步深入,逐步接近最贴近的规定。牛顿认为,科学在于“从运动的现象去研究自然界的力,再从这些力去验证其他现象”。他希望“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中推演出其余一切现象,因为我有许多理由疑心它们可能全部取决于某些力”。

　　例如在对气体的研究中,抽象出温度、压强和体积概念,由玻意耳定律等揭示这些概念两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概括得出三者之间的关系,直至提出气体分子运动论和理想气体的公式,到达两条道路的转折点。

　　其二,涉及实体的学科如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天体物理学等,逐层分析物质的内部组成。生物学从分类和解剖着手,发现生物执行各种功能的器官,器官由细胞组成,细胞内有细胞器、核酸和蛋白质等,核酸和蛋白质又由核苷酸和氨基酸组成。化学从水、空气、矿物等起步,逐步揭示其组成成分和性质,提出原子分子论,到19世纪末发现原子由核与电子组成。地质学在深入揭示地球的内部组成和结构之时,越来越涉及地球和太阳系的起源。天体物理学在研究各种天体及相关现象之时,一方面深入量子阶梯的更低层次,另一方面又涉及更大尺度,与宇宙学等共同探索万物的本原和宇宙的起源等,希格斯子得到证实便是这一方向的最新成果。这些学科发展的共同点是,沿量子阶梯下行,也就是由自然界演化的结果回溯。

　　以经典物理学的发展途径为代表的认识过程,在不断的分析与抽象中由现象到本质,这一过程基本上在思维中进行;而其他学科的认识过程是要在现实世界寻找更深层次的“实体”,在日本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武谷三男的三阶段论中,即由现象阶段到实体阶段,在深层的意义上也就是对所研究之对象生成过程的回溯。“生命的奥秘在于生是向前的,理解却是向后的”(克尔凯郭尔)。两种认识过程的相同之处在于,均需经由如同马克思研究过程中的分析。于是整体而言,从17世纪开始的近代科学,到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和以揭示DNA双螺旋为标志的1953年,各门学科,除了心理学和宇宙学等学科外,先后到达马克思第一条道路的终点。

　　此后,各门学科相继迎来各自在两条道路之间的辉煌的转折。物理学的一支接过化学等沿量子阶梯下行和回溯的接力棒,并与天体物理学等结合,探讨量子阶梯的更深层次和宇宙演化的更早阶段,继续行进在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上。另一支则将量子等抽象的概念和规律与具体的物质相结合:与核及电子结合诞生了量子力学,与化学结合形成量子化学,与生物学结合形成量子和分子生物学。与此同时,也就由在第一条道路下行之初所接触到的现象,由当初的知其然,进入到知其所以然。

　　更重要的是,物理学,以及科学的其他分支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由绝对时空回到相对时空,由实体到关系,由存在到演化,由三论到新三论,开拓了以研究混沌、分形和涌现等为己任的复杂性科学。随着回到形形色色的语境之中,“最贴近的规定”也就受到各种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限定。科学家们认识到,科学所声称的普遍性并不存在,共性不能涵盖个性,真实存在的是非对称、非有序;科学引以自豪的必然性并不存在,真实存在的是不确定、偶然性、涨落、非线性、不可逆、分岔,乃至涌现。行进在第二条道路上的科学,“以摆脱基础科学原理(即‘最贴近的规定’-引者注)的束缚而取得充分的‘自由’来推动其‘快速的进展’。”

　　在对“基础”和“本质”的否定中,科学“回过头来”,由抽象的概念世界回到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这就是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现实世界自然包括人,不确定和相对论重新引入观察者。麦克林托克感到,对基因的研究越是深入,基因变得越“大”,最后把她也包括在内。“一个充分简单的能够完全理解的世界,将会因其太简单而不能包含能够理解它的具有意识的观测者”。

　　而今,观察者被包含在内。观察者不仅具有意识,具有目的,而且具有行动能力。而今,一个包含了有意识的观测者的世界,因有了有目的有意识和有行动能力的观察者参与其间,因而不仅被认识和理解,而且被实践和改造。世界之大,“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不仅有仪器和观察者,而且有诸多利益攸关者。

　　于是在研究中必然会有众人之间的“协商”或“冲撞”。于是,这个世界也因此过于复杂而不可能在近现代科学的意义上完全理解,需要的是领悟、实践和建构。

　　由此可见,沿着马克思“两条道路”上的第二条道路,科学本身就是在否定近代科学所得到的结论,否定转折点的“最贴近的规定”中前行,与此同时,也就回答或消解了科学哲学中“批判”一方的各种观点,回答了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也可以说,科学哲学的批判,一路伴随着沿马克思“两条道路”第二条道路上行进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围绕着对科学的批判和辩护,以及在批判和辩护彼此的拮抗中汇成审度,与科学自身自20世纪以来的历程一起,共同汇聚成马克思“两条道路”上的第二条道路。

　　以科学发展历经两条道路的视角再来看所谓SSK,就可以进一步解析其观点。其一,需区分在SSK中的“K”所指的是在第一还是第二条道路上的知识。第一条道路旨在排除人和社会的影响,排除偶然性、非线性,排除个别、语境和主体的影响,以发现普遍性和必然性。在这里,社会的作用在于提供这样的氛围,也就是排除各色人等形形色色来自主观方面的影响,从而让科学家在研究的第一条道路上得出可以充分共享的非嵌入编码知识。从根本上说,在第一条道路上,社会的参与,就在于不参与。

　　其二,在形成嵌入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的第二条道路上,社会无疑参与了建构,但由此得到的知识并不违背由第一条道路所得到的“最贴近的规定”。所“建构”得到的知识,正是由第一条道路所得到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在第二条道路上嵌入于特定的对象、语境和个人与/或群体的结果,于是,地方性科学也就顺理成章。然而,这样的知识固然“地方”,却具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以及“本质”和“基础”,因而并不“相对”,更不随心所欲。两条道路的第一条道路重在分析,而第二条道路旨在综合。

　　“分析是研究,综合是创造”。综合,不仅是对象本身在思维中由部分到整体,由片段到过程,而且要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把“语境”和主体也“综合”进来。

　　第一条道路、转折点,以及第二条道路上的科学是如此不同,例如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收敛、严谨,有明确界限,而第二条道路上的科学发散、模糊,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可以得到一个自然的推论:不可能给科学下一个边界清晰且一劳永逸的定义,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讨论科学发展道路时,有必要结合技术和工业的相应发展。技术和工业一方面以科学为基础,另一方面自身又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正是两次工业革命,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马克思)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在此意义上,人(社会)是机器———不仅在认识,而且在实践上,成为人类发展道路的转折点。

　　由此得以在更大的尺度上理解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是一个系统,不过直到近代科学革命前,社会处于混沌的状态,意为在社会内部没有清晰可辨的要素,经济、政治和文化处于一个笼统的整体之中,因而不能作为一个系统;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缺少作为基础的科学技术。近代科学革命后,社会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科学技术,19世纪40年代,英国哲学家惠威尔首次提出“科学家”一词,以称呼一个新的社会角色,随即便开始了社会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建构的过程。这一建构不仅建立于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近代科学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

　　在建构之初,社会中的其他要素均有待在先行生成的要素即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生成,有待在机器的基础上生成,“小荷才露尖尖角”。因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唯有一个要素,那就是科学技术,系统等同于要素,人是机器,整个社会等同于一架巨型的机器。

　　伯恩斯和拉尔夫带着几分异样的感情回顾19世纪:“事实上,纯科学在当时所占的位置有点像经院哲学在13世纪的情况。”随着对以机械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批判,随着科学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的“涌现”,以及随着以高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浪潮的到来,社会系统得到完善和提升。

　　科学技术由等同于系统回归其作为要素的地位,接受来自社会整体的制约和引导。这就是放在社会中看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科学从笼统混沌的传统社会中独立出来,成为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在第二条道路上,现代社会在科学的基础上渐次生成,与此同时,科学也就作为要素从每一个枝节末流融入特定的社会之中。

　　三、“两条道路”的两条道路回过头来再看“两条道路”本身

　　(一)“两条道路”的反身性

　　“两条道路”是马克思对其本人及他人认识过程的抽象,也就是说,“两条道路”是马克思对认识过程的认识,在第一条道路到达终点或转折点时得到的“最贴近的规定”,对认识过程的认识本身也有待由第一条道路进入第二条道路。高度抽象概括的“两条道路”本身,有待经历第二条道路而回到现实的认识过程中来,这就是“两条道路”的反身性,或者说也就是分形理论中的“迭代”。实际上对分形本身的研究也经历这样的两条道路,也将经历迭代。

　　随着将马克思由认识过程所抽象出来的两条道路,重新置于个人的全部生理和心理活动之中,置于个人所处的实验室、田野、研究机构,以及更加具体细微的社会环境之中,如同Goog leearth从一万米高空降到低空,便会发现,在宏观上貌似简洁的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上,都有着无数细微的两条道路,两条道路并非如此清晰、狭窄、笔直;而是模糊、没有边界、充满分岔甚至歧途、时时有曲折甚至倒退。诸如分析、抽象、比较、分类和归纳等这些归在第一条道路上的方法,转折点上的类比、假说、模型和直觉等方法,以及第二条道路上的综合与演绎等,在实际的科研中,前后交叉、跳跃、重叠和“混搭”的情况比比皆是。就其中研究较为深入的归纳和演绎而言,在现实的认识过程中,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穆勒五法,也不存在严格的由大前提到结论的推理。

　　门捷列夫的周期表,就是交叉应用多种方法的结果。

　　站在这一视角,费耶阿本德看来匪夷所思的“反对方法”和“怎么都行”,也就变得可以理解:费耶阿本德对方法的理解,只是处于对认识过程的认识的第二条道路罢了。科技哲学中在近几十年出现的形形色色冠以各种名称的其他分支领域,如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学,在一定意义上都只是把抽象的两条道路重新放到社会中去,所发现的条条蹊径而已。

　　正因为此,有些蹊径因其之“蹊”而一时难以命名,如科学元勘。

　　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两条道路上第一和第二条道路各自的情况。就限定一个对象和一个研究目的而言,首先,两条道路各自所通往的知识不同。第一条道路收敛,最终指向与个体、语境和主体相分离即脱域的最贴近的规定。条条大道通罗马,旨在获得可以共享和交流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第二条道路发散,由同一出发点通往多种多样并不断变迁和涌现的嵌入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由此也表明,由第二条道路所得到的知识,无论如何“地方”和“嵌入”,却并非可以任意而为,而是从转折点的最贴近的规定出发,不违背作为第二条道路出发点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现象世界不等于基础和本质,但现象世界不违背基础和本质。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第一条道路具有终点,亦即三个世界的分离,达至最贴近的规定;第二条道路因对象中个性的无限性,个性所处语境的无限性,研究主体的无限性,以及三个世界组合的无限性,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无止境。

　　复次,在第一条道路上,虽然处于不同语境的个人沿着各自的途径,虽然“怎么都行”,以及虽然社会中的各种因素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但总体而言是要排除这些影响,需要排除个性、语境和主体的影响。在第二条道路上,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不仅参与其间,而且于不同程度上,在过程和结果中打下自己独特的印记,如实验室、网络、冲撞、地方性、女性,等等,特定的个体、语境和主体相结合,旨在获得只能在“地方”的有限人群(社群)中交流与共享的嵌入编码知识,乃至只能为个人所有的意会知识,以建构和回到丰富多彩并日新月异的现实社会。

　　最后,第一条道路以认识为主,第二条道路则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实践的因素。在第一条道路上,一旦形成概念,有了“网上的扭结”(列宁),剩下来的事情便主要是在思维中排除网外的因素,专心织网,因而强调好奇和自由探索,为科学而科学。第二条道路上需要建构,而“建构”,不仅是认识,而且进入实践领域。主体不仅以其理性参与第二条道路的认识过程,而且以其全身心在实践过程中参与,这也就是所谓“实践转向”,其中必然包含body等种种非理性因素,以及社会的需求。在此意义上,第二条道路上的科学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归为“应用性科学”。

　　虽然实验作为独特的实践活动覆盖两条道路的全过程,虽然在两条道路上的实验具有共性,但相对而言,在第一条道路上的实验主要目的在于构思、设计出抽象、脱域,因而可控制可重复(虽然研究表明实际上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环境,排除独特的对象和语境的影响,排除主体的影响;第二条道路上的实验则不仅要召回这些影响,而且旨在营造出新的语境,因而具有更多实践色彩,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第二条道路上的实验与技术仅一步之遥。

　　要理解、交流和共享这样的“知识”———其含义与处于两条道路转折点上的知识大异其趣:如非理性、实践、社会建构、地方性、意会,等等———存在两大困境:其一,行进在第二条道路上旨在否定近现代科学的后现代科学,为了表述其成果,在眼下只能用现成的由近现代科学所得到的成果,也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概念。既然对象几乎无边界地嵌入于其语境之中,又如何用确定而严谨的概念表述不确定的对象?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否定:不,非。不可逆、非有序、不确定、非周期、不对称,非线性,以及复杂、分形、涌现、混沌、偶然……。更多的则是一连串往日概念的叠加,晦涩难懂之极,令人如堕云里雾里。

　　或者生造出除了自己,谁也难以确切理解的概念。

　　既然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是“涌现”,那么又如何用固定的概念表述不断涌现的过程,如何定义在未打开门之前那只不知死活的“薛定谔猫”?于是,概念就是对即将,然而是确定地呈现在眼前的“薛定谔猫”的某种“期望”,只能是某种“统计期望值”,以表述“倾向性、潜在”的物理实在。有意思的是,“期望”一词,似乎给概念中输入了某种主观的意愿。其二,地方性科学,以及嵌入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彼此间如何交流共享?正因为有此困境,所以在后现代科学中大量使用隐喻等非理性途径,以求得个人和彼此间有所感悟(而不是“理解”)。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照不宣,还有将心比心,中国古人所强调的“心”,在后现代会大有用武之地。与此同时,《黑客帝国》、《阿凡达》和《盗梦空间》等电影和其他艺术,或许还有莫言的《蛙》,将大行其道。这就表明,后现代的研究发展至此,语言文字显得这样干瘪和苍白,以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见长的艺术将扩张其地盘。

　　在对“两条道路”的比较中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两条道路围绕“最贴近的规定”的某种对称性:从纷繁的现象、各具特色的语境、全身心开放的感官,经抽象的本质或基础、最贴近的规定,回到更多样化的现象、独特和转瞬即逝的语境、body所具备的全部感官乃至直觉和灵感。“两条道路”如同一棵大树,其根须深扎于“一方水土”也就是独特的语境之中,主体的全身心沉浸于其间。在以收敛为主(不是没有发散)的第一条道路上,一直达到单一、笔直、边界清晰的树干,也就是“最贴近的规定”。由树干进入以发散为主(不是没有收敛)的第二条道路,生长出越来越细的枝叶,乃至与周遭的阳光雨露和空气融为一体。以树干为对称中心、对称轴或对称面,根须和枝叶形成某种对称关系。否定之否定,以及“正反合”隐约可见。由此还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在走向后现代之际,不妨回头看看前传统,回望和培育“野性的思维”(列维-施特劳斯)和“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由此或可曲径通幽,通往后现代。

　　对称,还表现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第一条道路就是由原始的三个世界合一渐次分化,主客体,也就是世界1和世界2分离,世界2对世界1的认识过程中所得到的客观知识、最贴近的规定,也就是世界3,与世界1和世界2分离。在第二条道路上,三个世界由分离走向合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世界原始的合一,是原始的部落,与部落所嵌入的特定的自然界,以及部落的图腾三个世界的合一,但是在部落间不可通约。由第二条道路所通往的主体及其所嵌入的语境,以及地方性知识三个世界合一,因为拥有共同的基础,因而彼此间可以通约。三个世界的关系之所以经历这样的过程,就在于两条道路的转折点,最贴近的规定,也就是客观知识或非嵌入编码知识。

　　(二)知识的“阶”与两条道路

　　正如有一阶微分、二阶微分……一样,知识也有类似的“阶”。在第一条道路上,存在由现象到本质的一系列台阶。随着抽象程度越来越高,普遍性越来越大,知识的阶也越来越高,数学、哲学具有最高的阶。如果说科学是“一阶”的知识,那么科学哲学就是“二阶”的知识,不是直接面对自然界,而是以一阶知识为研究对象。知识,无论处于或高或低的阶,在相应的认识过程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两条道路。于是,有不同阶的知识,就有位于不同阶的两条道路,进而也就有了不同阶两条道路之间的关系。

　　诞生于20世纪初的科学哲学,自然以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位于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为研究对象,其自身基本上也行进于第一条道路上,逐步达到以逻辑实证主义等为代表的“最贴近的规定”。如前述,无论是n阶知识,第一条道路均有其价值和必然性,“正统的或者说标准的科学哲学的主旨就是试图说明或证明科学的合理性。”

　　同样,二阶知识所得到的“最贴近的规定”依然存在其固有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合理性的证明并不是完满的。他们致力于建构的是理想中的科学,现实中的科学则要远为复杂得多。”此后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库恩的历史主义等,在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批判中,既伴随着走上第二条道路科学;同时也标志科学哲学转向自身发展轨迹上的第二条道路,这也就是由“正统的科学哲学”走向“另类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依据。一段时期以来,科学哲学,以及在更大范围的哲学的很多争论,在相当程度上在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一阶”的科学已经迈入第二条道路,以及没有考虑到,“二阶”的自身也已步入第二条道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选择”。

　　正是这两个“第二条道路”,成为“科学哲学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愈加兴旺发达”的理由。“称之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这一点正体现了前述“第二条道路”的特征:发散、批判和实践。只不过这种状况大概谈不上是“兴旺发达”,只是科学哲学的认识过程行进在第二条道路上形形色色而又未必靓丽的风景线而已。在由现代迈向后现代的第二条道路上,大大小小的思潮林林总总,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会再有独领风骚哪怕是数十年的主角。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后现代的学者,大概不至于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当今学术界的“基础”或“本质”,而是意识到“百花”也好,“乱象”也好,都不过是后现代思潮中的朵朵浪花。“另类的批判虽然有理,但出路十分彷徨。”当费耶阿本德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之时,他说的就是在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哲学。而费耶阿本德的话外之音是,当一门学科以他自己宣称的“怎么都行”为对象,这门学科实际上就注定“怎么都不行”了。位于第二条道路上的科学哲学已是昨日黄花。不过,划时代的发现今后或许还会发生,只是不会在眼下行进于第二条道路的科学和另类科学哲学领域,而是可能在与由近代科学革命至今的科学相当不同的新的科学领域,姑且称之为“新科学”。

　　无论是近代、现代还是后现代,迄今的科学都直接面对大自然,确切地说,也就是“自然科学”。当代的基础科学一方面继续这样的科学传统,直接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如宇宙学、基本粒子物理、生命科学、脑科学,以及复杂性科学等,后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迄今的科学传统;另一方面“以间接方式”,将行进在第二条道路上既发散而又嵌入和地方性的一阶科学,作为“当代基础科学(即‘新科学’)研究的表象”。

　　例如,“力学的未来就是直接与复杂工程纠缠在一起的基础科学”,欧几里德几何则与分形几何在同一个课堂里教授。这就意味着,以位于第二条道路上发散的自然科学为对象的新科学已经浮出水面。

　　新科学初露端倪,其未来的发展可能显示出以下特征:其一,叠加于自然科学之上,以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特例、抽象和简化。新科学所研究的每一个具体对象都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每一个眼前的课题都与人类的命运相关。其二,新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林林总总的地方性知识,而且是“人类学意义的自然界”,目前最重要的可能是互联网。人类学意义自然界的规律,人类学意义自然界与自然界的关系、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较之一阶科学所直接面对的自然界,远为复杂,以及处于不断“涌现”之中,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远为密切、远为重要。其三,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第二条道路上已经注入了大量人文社会因素,因而新科学已经从根本上超越自然科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更为可能的是,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合作。最后,新科学的认识过程必然伴随着实践、建构和创造。新科学是知与行的结合,是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结合。

　　新科学,需要在位于第二条道路这样发散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收敛,又谈何容易。或许正因为此,有人断言,新科学的研究,“必定以中老人群体为主”。或许,某种具有新的基因并植入芯片的个体,将实然世界与虚拟世界、知与行结合起来的个体,以及个体间“联网”的“后人类”将担此重任。

　　新科学的道路和成果,会与作为二阶知识的科学技术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某种不解之缘,然而二者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二阶的科学技术哲学基本上与一阶科学“重叠”(不是重合),在时间上相差无几,基本上同步,在(广义的)空间上相似或可以嵌套。新科学则全然不同于自然科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既见微知著,又有更大的视野,更宽容的视角,以及更高远的立足点。不可能再如同一阶科学所走过的第一条道路那样,开展客观的研究;同时也难以预测,新科学在其第一条道路上会得出什么样的成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不会是如牛顿定律这样的形式。

　　笔者曾在不同场合被问及同一个问题:第二条道路发散之后的下一步会是什么,会一直发散下去吗?笔者曾经的回答是,永恒的涨落、沸腾,走向混沌;或者干脆顾左右而言他。看来现在可以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新科学。137亿年的自然史已经经历多次发散-收敛的震荡。例如,在数不胜数的有机物的基础上出现了单一的最原始的生命,在越来越多样的生物的基础上在东非出现了人类的共同祖先,在五彩缤纷的部落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可以打通一切界限、渗透到所有文化中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每一次震荡,都标志自然界和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今,在对“最贴近的规定”的批判而生发出来的细枝末节的基础上,正在期待新的更高层次和面向未来的收敛。

　　新科学的萌芽,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下一个发展周期。科学哲学领域的学者,在继续参与第二条道路的发散和轮番登场之时,有必要把更大的精力转向关注刚刚起步的新科学,关注其中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它们多半将合为一体,这将是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未来发展的广阔天地。刘大椿教授在回顾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时提出了“辩护,批判与审度”。“辩护”,是科学哲学的第一条道路,“批判”是第二条道路,而“审度”并非是辩护与审度的折中,而是要去“拥抱一个自由宽容、兼容并蓄的新哲学理想”。新的哲学理想具有“三种并存的可能思路：philosophy of science,即对科技一体化之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theory of knowledge,即包括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他知识类型的所有知识的哲学研究;philosophy　from　sci-ence,即从知识出发对现时代的全面哲学审视”。

　　有新科学,也就会有新的“二阶”的科学技术哲学。如果说已有的科学技术哲学在内部尚可区分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STS,那么新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内部将不会再有如此清晰的界限;如果说原有的二阶科学技术哲学是在外部,以居高临下之势对待一阶科学,或抽象,或指导,期间甚至发生“大战”,那么新的科学技术哲学必将与“新科学”相融合,并且成为后者核心的组成部分。新的科学技术哲学,乃至新的哲学将迎来辉煌的未来。

　　四、中国语境

　　至于中国的学术界,笔者赞同“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还需要大力地宣扬科学,大力地弘扬科学精神”。

　　虽然尚有人争辩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源于西方恐无争议。科学传入中国虽历经数个世纪,但所传入的主要是其成果结论,或者说“最贴近的规定”,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在第一条道路的“路上”所孕育和培育,同时也是第一条道路所必需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最缺少的正是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传统社会所竭力抵制的也是这二者。从19世纪末的船坚炮利到今日之唯GDP主义,一脉相承的是只要“用”而不要“体”。当然也有五四运动和科玄之争的推进,但或软弱无力,或半途而废,残存的些许精髓也早已在岁月的流逝中远去,或被历次运动所埋没。与此同时,科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已经沿着固有的轨迹转向第二条道路。中国依然是接过最终的果实,将其栽培到中国的语境之中,所走的主要也是第二条道路。

　　身处全球化时代,不仅有经济上的竞争与互补,而且有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与共享。位于两条道路及各个阶段的知识,以及处于不同“阶”(如科学与科学哲学)的知识,置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各异的“地方”之中,必然发生形形色色的“冲撞”。科学哲学传入中国迂回曲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回归正常之时已是20世纪末,对其第一条道路的理解和把握未及深入———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没有作为科学哲学第一条道路之对象的处于第一条道路的科学,科学哲学在西方的第二条道路,“另类科学哲学”

　　已然展开。在此冲撞中,相对于缺失发展过程中第一条道路的中国,“先知先觉”地遭遇了第二条道路上的科学和科学哲学,知晓了由第一条道路所达至的最贴近的规定之不足甚至“原罪”。这样的“后发优势”遮蔽了中国的先天不足。中国的学者们亦步亦趋,在缺乏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中华大地上着力批判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由于中国的第一条道路不充分,尤其是作为第一条道路之精髓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充分甚至缺失,引发了科学、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在当前的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特殊情况本应成为中国科学哲学界的研究对象,并由此造就科学哲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元老于光远先生在多年前就呼吁和期盼这样的中国学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尚未成为现实。中国的科学哲学界,在相当程度上是跟随西方科学哲学的第二条道路,通往越来越狭窄的地方性的细枝末节,而在这些细枝末节中几乎看不到中国的一枝一叶。中国的学者,在认同西方关于知识的“地方性”的同时,没有“建构”和发展出具有中国地方性的科学哲学。当中国的经济如此高速发展,GDP高居世界第二之时,发展出与之相匹配以及以此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科技哲学界所肩负的重任,并助推中国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就是以自身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普遍性,为世界的学术研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这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的科技哲学界所面对的另一项挑战和机遇就是初露端倪的“新的哲学理想”或“新科学”。如同当年的王选,当西方学术界在发散之路的细枝末节上纠结和“彷徨”之时,中国有可能实现跨越。这种可能不仅建立于在“两条道路”的视野下对科学和哲学发展态势的判断,而且还在于上文的脚注所提及的“隧道效应”。漫长的传统社会固然是现代化否定的对象,但其中蕴藏着无穷的珍宝,尤其是更为原始的“前儒家”时期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经由批判的吸收,或可成为新的哲学思维和新科学的一个源泉。

　　厘清科学和科学哲学发展过程的两条道路,认清当前的科学和科学哲学在两条道路上所处的位置,结合特定的中国语境,以及关注和进入二阶科学领域,以领风气之先,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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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程恩富,秦益成.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沟通结合[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第2版.1973:163.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