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技术哲学事业的初创与建制时期，陈昌曙先生既致力于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研究，也注意吸纳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其中包括各种技术批判思想和理论。在其论着中，陈先生不但在多处提及并阐述已有的技术批判思想，而且承认技术批判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对技术发展及其价值问题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务实和前瞻的态度，完全不同于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在技术风险潜伏和不断发生的当代，探析陈先生对技术批判思想的立场和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技术批判思想产生的必然性
无论源自什么视角的技术批判思想，都是针对某类技术现象的深入思考，其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一）日益技术化的社会要求人们全面思考技术问题
陈先生认为，“哲学之所以能对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有影响，是因为哲学有着从总体性、根本性和普遍性上来思考问题的特点，或哲学乃是穷根究底思考的结晶和表现”。然而，哲学对技术的关注和普遍思考从时间上来说却比较晚。
大家认可的时间点就是卡普（Ｅｒｎｓｔ Ｋａｐｐ）在１８７７年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用新的观点考察文化的产生史》一书，这是技术哲学学科形成的标志。事实上，人类社会形态早就日趋技术化。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汇聚了人们的关注目光。具体说来，技术在社会实践层面既引起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也引起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心理世界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技术进步已经深刻影响和构建了人类史、社会史和自然史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越来越“被技术化”了。诚如恩格斯所讲：“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
频繁的技术活动和多样化的技术产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哲学意识和价值判断。比如，由技术发展和应用而生的技术工具理性曾经一度广泛流行，人们为此达到近乎迷恋和贪婪的地步。相比之下，价值理性却一再失落和迷失。可以说，技术越向前发展，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越大，就越要求人们对技术的思考走向全面和深入。在此全面思考技术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人们生成某种技术批判思想是必然的。
（二）技术异化的日渐显现推进了技术的批判维度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产生的后果严重背离了技术目标。技术异化问题日渐显现、不断积淀，由此而来的危机和灾难也不断发酵，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觉察、感知，甚至是遭受其害。在当今社会，技术的破坏性潜能同其建设性潜能几乎在同步增长，正如法国学者斯蒂格勒所指出的那样，“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同时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
基于生态环境遭破坏、人性受侵袭、心理被扭曲等事实的积累，以及不断加剧的技术价值裂变和技术风险现象，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意识到技术既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至善”的，由此而来的技术批判之声此起彼伏。陈先生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对技术持批判态度的一个出发点和结论，是认为技术还有其消极的方面或有其两重性，西方的一些学者把这种两重性称为‘技术悖论’（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ｏｘ），指技术产生的后果与技术要实现的目的相背离或不一致。”因此，技术批判思想的产生决不是空穴来风或“无病呻吟”，而是针对技术发展某种“病态”（导致了“病态”的人、“病态”的社会、“病态”的自然界）的“警世通言”。
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史表明，技术越向前发展，其次生效应问题也会越多。陈先生注意到，在２０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技术持悲观和否定态度的人比已往要多得多。这些人既包括科学家（如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也包括哲学家（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存在主义者等）。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在于“２０世纪的技术进步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更为迅速，与之有关的社会问题也更为复杂”。
可以说在整个２０世纪，围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发生了太多令人费解和烦心的事情，给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立体化的技术反思素材。但凡有健全心智的人都不会无视这些复杂的技术与社会问题。立足于全球问题的不断涌现，陈先生指出：“现代技术以其不可抗拒的巨大威力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影响，它造成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技术应用又带来了资源短缺、生态失调等全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们再不能漠然看待技术，这又使技术哲学在近３０年里有了迅速的发展。”
从漠然到应然，有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关注技术的社会影响问题。正如高亮华教授所说：“技术尽管不能被断定是问题之源，但却折射着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难以回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因为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前途与未来的沉思与求索。”这也许正是技术哲学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原因之一。
二、现存技术批判思想的若干特点
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建构，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技术批判思想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技术批判思想基于技术的两重性
毫无疑问，技术的两重性、技术异化现象是技术批判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两重性主要是指技术“善恶价值”的两重性。陈先生主张：“我们在列举技术的功过时不拟把‘技术的两重性’与‘技术应用的两重性’分得那么清楚，即既要讲技术本身就有的积极方面，讲‘善的’技术，及技术应用的有益后果，也批判技术本身就有的消极后果，讲‘恶的’技术，及批判对技术的无约束、无节制和不合理应用的有害后果。”陈先生结合现实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情况，在其着作中概括出八个方面的技术两重性。正是存在着类似的技术之“恶果”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以至于走向“叫停”技术发展的地步。
（二）技术批判思想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关联性
赵建军教授认为：“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的心理倾向，它是根植于人的潜意识深层的一种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理性存在，它是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方法，它是技术理性批判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是技术两重性内在矛盾的外部表现。”
技术悲观主义者往往对技术的现实充满怨恨和忧虑，对技术的未来发展缺乏信心。人们为何会对技术的发展产生悲观的态度或心理？这总是因为在技术发展的过去和当下产生了令人不满的问题，悲观的人们对技术进行思考与批判就在所难免了。可见，技术批判思想与技术悲观主义有着很强的关联性，甚至可以说它们具有“实质等同性”。
（三）技术批判思想的多元性
人们已经从多种视角对技术活动、技术产品和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反思与批判。从已有的文献看，基于社会学视角和生态学视角的技术批判思想最为集中和突出。社会学视角的技术批判。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和复杂的，不存在什么脱离社会实际的“纯粹技术”。技术生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动力，技术成果也要被特定的社会系统吸收、转化、扩散和实用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不等式和等式来表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社会”。陈先生认为：“从技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后果去批判技术由来已久。”如我国古代的庄子在其作品中就提到技术发端于人们省力的愿望，机械技术会造成“人为物役”和投机取巧，即所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近代西方的卢梭则认为农业技术和冶金技术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１９世纪以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思想家都把对技术的批判与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紧密联系起来，而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态学视角的技术批判。由于人们在广泛应用技术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误用和滥用技术的情形，引发并积累了诸多生态危机和环境公害问题。人们从生态学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就显得更为直观和有针对性了，也能引起社会公众的思想共鸣和积极响应。陈先生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认为“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从生态视角看待人类改造自然的先河”，特别是“恩格斯深刻地批评了技术的无节制应用，在生态的技术批判上有开创性”。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工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们对技术的生态学批判汇合成一股世界性潮流，也体现为《寂静的春天》《人类环境宣言》《增长的极限》《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一系列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着作。陈先生本人非常重视从生态学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性思考，他在“从哲学的观点看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提出了２７个有关可持续发展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包括“该怎样来认定和评价技术悲观主义？《增长的极限》对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有重要的贡献，何以说《增长的极限》是技术悲观主义的代表作……怎样说明科学技术的两重性？是科学技术本身既好又坏，还是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只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才有双刃剑作用，使科学技术既能为善又能为恶？”
因此，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促逼并加快了人们对技术价值的批判性反思。随着技术发展过程中异化问题的进一步暴露，人们对技术的思考逐渐深入，人们对技术的批判也日益多元化。正如陈先生所讲：“除了社会的、生态的技术批判，还可能会有政治视角的、宗教视角的或艺术视角的技术批判。”不止于此，人们已经分别从文化视角、道德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心理学视角和现象学视角等对技术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三、技术批判思想的内在合理性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离不开技术，甚至是严重地依赖技术、沉溺于技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单纯地崇尚技术、不去批判技术的充分理由。
（一）技术批判思想有助于全面评价技术的价值和社会功能
美籍德裔学者汉斯·约纳斯曾经深刻地指出：“现代人更多地考虑技术上能否做到，而对技术说‘不’的能力和智慧已经荡然无存了。技术不仅改造了人类所生存的整体自然，更为重要的是技术重新界定了人的性质。人不再被视为智慧的人（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了，人的本质就是劳动的人（ｈｏｍｏ ｆａ－ｂｅｒ），或者说技术的人。”
我们应该承认，在许多技术批判思想中包含着对技术说“不”的能力和智慧，这并不是简单地对技术进行否定、消解和颠覆，而是为了重建技术的人文价值。同时，这还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思考技术问题。
在古代和近代早期，只有少数人对技术持些许怀疑观点。１９世纪以来的多数学者对技术发展也都是持肯定和赞许的态度。然而，现代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则对技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现代还出现了技术悲观主义的思潮。可见，人们的技术态度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对此情况，陈先生清醒地指出：“我们历来不认同技术悲观主义，也几乎不讲技术批判主义有多少可取之处，本书（指《技术哲学引论》）亦主要是以肯定的口吻评述技术。然而，技术批判主义、技术悲观主义是不该被淡化、一笔带过或轻易排除的。技术批判主义毕竟是严肃学者们认真思考得到的学术观点，应当作为一个学派被接纳和研究。技术悲观主义思想确有合理的内核和有益的忠告，决非只是危言耸听或无稽之谈。”
陈先生的这番话意味深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毕竟在我们这样一个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国家，我们的整体科技水平还比较低，我们还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我国，从上到下一直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样的发展理念。在如此推崇科学技术价值的社会氛围下，谈论所谓的技术批判思想，确实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
陈先生认可技术批判主义思想的有益性，无疑显示了他的远见和勇气。毕竟，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崇拜、盲目拔高和夸大的社会心理，会使公众进入一种对技术后果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不能警惕技术造成的危害，也会丧失对技术风险的感知和预警，也不利于我们全面评价技术的价值和社会功能。
（二）技术批判思想有助于减弱或消除技术异化现象
我们以为，探讨技术批判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对技术的批判和否定，而在于对技术的建设和完善，在于减弱或消除技术在社会层面的异化现象。陈先生在论述了工业生态化的矛盾和困难之后指出：“列举这些矛盾和困难，本意不是要散布悲观的论调。加强对工业生态学的宣传教育，正视矛盾，努力寻求克服困难的措施，就有希望。”
比如，生态视角的技术批判引起了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和举措。“可持续发展观”也正是在批判性反思技术问题和传统发展观局限的基础上提出的。技术批判思想的产生有其理论背景和现实依据，也必然会有针对技术异化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对策思考。这样看来，技术批判思想将给人们“拯救”技术提供思路，有助于减弱甚至于消除技术异化现象。
四、陈昌曙技术批判思想的现实启发性
各式各样的技术批判思想存在着、发展着。在我们抛开技术批判思想的某些极端成分后，会发现其内在的合理性展示了其有益的启发性。
（一）发展技术哲学要对多种思想兼收并蓄
技术哲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借鉴和吸纳国内外各种有益的技术思想。事实上，陈先生早已意识到：“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
为此，我们也要批判地吸纳已有的技术批判思想，以充实完善技术哲学知识体系。陈先生在谈及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问题时，强调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的思想，并提出了以下问题：“是否已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技术哲学，他们的技术哲学思想有哪些方面的内容，其中是否有合理的东西，如果有，是什么？有哪些观点虽不尽正确但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观点是什么？近十多年里，国外的技术批判主义（如新卢德主义）沿袭了‘西马’的观点，我国的一些学者在批评‘工具理性’时实际上也吸取了‘西马’的思想，我们该怎样认识技术批评主义与技术理性主义的关系，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
上述问题直接或间接地都与技术批判思想相关联。陈先生还把探讨和分析技术批判思想，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来抓。他认为：“作为技术哲学的研究者，我们又不能把技术的社会批判放在一边，不能把技术批判当作无关紧要的事情，相反，当今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恰恰是要在理论上正确地阐明技术的合理性程度，正确地说明技术的两重性，正确地分析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卢德主义对技术的批评，论证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价值理性的关系，并且要在实践上探讨技术评估的原则和方法，探讨技术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和手段，探讨如何把握和调适公众的技术态度。”
不可否认，多种流派的技术批判思想将会拓展我们对技术认识的层次和范围。顺便提及，陈先生在解释为什么把“这是一则资料介绍，不是论文”的“美国技术哲学文献简介”一文列入自己的技术哲学文集时，语重心长地说道：“或者是想向博士生们表明：
作者作为外语水平可怜的老人，尚在尽可能看点外文原版书和上网查寻外文资料，年轻学者更应努力。”这里既表明了陈先生的谦虚，也表达了他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技术哲学事业，有必要努力学习和借鉴国外学术思想资源。
（二）关注技术的负价值维度
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积极的意义上肯定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功能，但只有这种积极意义的技术价值评价，决不是全面、客观的技术价值评价。为此，我们当前要更多地关注技术的负价值问题。陈先生辩证地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正是科学技术正价值无节制地发挥导致其负价值的呈现，正是无限制地变革自然（在‘做大自然的主人’、‘向地球开 战’的口号下的活动）导致了受自然惩罚的后果。”
在对待技术价值问题时，我们的技术态度应该务实合理、全面客观。陈先生还指出：“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不能在漠视科学技术的负价值条件下实现，重视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在低估科学技术的正价值的条件下落实。在中国目前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要恰当处理科学技术正负价值的平衡，确实极难做到。”尽管有难度，我们也要知难而进。
总之，陈先生认为，尽管对“技术批判主义”和“工业文明终结论”的讨论或争论是复杂和困难的，但这个讨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无法回避也不该回避的。我们必须正视技术批判思想及其现实合理性，从中汲取针对技术未来发展的教训，进而积极地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反思技术、理解技术，进而完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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