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话语程式的反常研究

　　话语( discourse) 既是语言( language) ，也表示词语( words) 。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谈到，话语是人类结成社会的纽带。“词语就正是由此产生的，它们是用来代表也用来说明观念的。”即人是在语言的基础上，结成天然的社会。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说: “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器官( das bildendeOrgan des Gedankens) 。”在洪堡特看来，应从最广泛的领域对语言的运作进行考察，最主要应关注语言如何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的全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指出: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既为他人存在也为自己存在的意识，语言的历史乃是思想的历史。

　　一 “不在场”的在场

　　语言研究早已进入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哲学领域。一般意义下，语言是人类的意识表现，也是人类活动的虚拟规则。语言进入哲学领域与逻各斯( λóγζ/logos) 紧密相关。

　　逻各斯最早出现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是指内在的本原，也用它来表示“说出的道理”，即“话语”。就“话语”而言，逻各斯被理解为话语的“理性”或“理由”; 就世界的本原而言，它被理解为“原则”、“规律”。赫拉克利特把“火”作为世界的本原，世界的秩序，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在一定分寸上燃烧的永恒的火。火就是本原，火就是秩序、就是原则。赫拉克利特把火和逻各斯看成同一本原的内外两个方面。

　　火的运动，即万物的生灭是可感的，但支配可感运动的内在本性( 逻各斯) 却是看不见的。不难看出，逻各斯从一开始就具有多个方面的涵义，而且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理解也是不确定的。在赫拉克利特残篇里，“恒久有效的逻各斯，人们总证明其不解。”尽管如此，从“火”到“本原”、“本原的原则”，再到“话语的道理”，最后直接指“理性的原则”，这应该是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狭义与广义的统一理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理解，λóγζ“是尺度、是贯穿宇宙的实体的韵律”。即逻各斯是存在世界万物的一般等价物。

　　到了近代，对逻各斯的阐释更为广泛，但逻各斯中心主义则是指一种话语在场而获得意义最大化的理念。可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伴随现代性成长而日益明显的文化现象，其通过话语霸权和话语暴力实现权力的持存和恒久。后现代主义着名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语言中心论，强调话语的直接性、在场、同一，突出共时性，排斥历时性。“我们已经预感到，言语中心主义与作为在场的一般存在意义的历史规定相融合，与取决于这种一般形式并在其中组成它们的体系和历史系列的所有次要规定相融合。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支持将在者的存在规定为在场。”德里达认为，我们应该提出质疑，在对在场含义的撼动中，质疑在场中作为意义的意识。他提出用差异性代替中心，语言不存在中心和本原，不是一个稳定结构。他进一步认为，传统语言中心主义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权力和道德系统的运作逻辑，在形而上学的根系下，隐藏着复杂的诡秘性和淤积物。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成熟，或现代性的后期，逻各斯中心主义开始从话语在场向不在场转变，通过沉默或失语运作更大的权力在场。这是一种更具有危险性的“在场”，或者说是更大的权力伸展和增值技艺。这种强调话语不在场的技法，老子早有独见:“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 挫其锐，解其纷; 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老子·五十六章》) 虽有独见之明，当应挫其耀眩，使之暗昧，适于藏玄。

　　二 “反价值”的价值

　　现代性使得资本成为唯一的逻辑，促使逻各斯中心主义向资本中心主义转向。资本增值成为一切动机的出发点，价值规律成为社会的基本法则。资本作为社会价值中心后，社会必然划分为两大对抗阶级———资产者和无产者。不过这里的资本已不是仅代表物质财产，尤其马克思所指的劳动生产资料，更广泛地表现为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各种象征资本。贫困也不再是物质的贫乏，而是社会总资源相对的“无”。

　　资产者一方面在发挥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积极创造话语的“在场”，采取自我吹嘘或吹捧自己阶级、集团内部的基本策略。马克思在《1848 年至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 “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入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办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很快就降为庸人，马克思在此批判了惊恐的资产阶级怎样把妄自尊大的神话变态到极端渺小的怪物的可耻表演。马克思指出，这种吹捧式的话语在场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力量匮乏的表现。可以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吹捧策略使用的范围会更加普遍，因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资本匮乏和资本膨胀要求的矛盾。学术界的相互吹捧就是典型的场景。

　　但同时，资产者诡秘地采取“话语在场”的反策略“沉默”，达到“话语在场”达不到的目的和功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 1872 年版跋中指出: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着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

　　也就是说，沉默是一种计谋，是一种掩埋的筹划，一种试图消解敌对者话语影响力的策略，从而强化自己的话语权的占有性和控制力。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沉默共同发挥作用的话语策略还有扯淡。扯淡是话语缺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学术界、外交界和政界的基本话语模式。

　　通过扯淡的不着边际和语义空洞达到话语者对实际话语对象的遮蔽和转移，是一种更高级的话语沉默形式。美国文化学家哈里·G． 法兰克福在《论扯淡》里指出了扯淡的基本形态和要素。“扯淡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假’，而在于它是‘骗人的东西’( phony) 。”也就是说，扯淡不是说谎，说谎是真理的反面，而扯淡者以“真实”话语达到骗人的意图。尽管扯淡比起说谎的创作模式，具有更大的自由、独立和更开阔的渲染和想象，无需过多的分析、深思熟虑，但就影响效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它蚕食了我们对真实的信心。依据法兰克福的线索，不难发现，扯淡具有反价值行为，它消磨了人类业已建立起来的价值大厦。

　　扯淡不能等同于说谎，现代性的本性是等价交换，说谎面临着被揭穿的风险，不但无法实现资本交换和增值，而且还会带来个人资本的损失。扯淡者是通过不切要点的周璇，来回避公众对此问题的追问和对公众隐瞒他的真实想法。它是一种以欺骗为目的的“沉默”谋术和价值建构，已从外交、学术渗透到社会话语体系的各个交往领域。

　　三 “无共识”的共识

　　我们容易注意到，更多的时候，无产者的沉默，或“失语”状态，不是主动的沉默，而是被剥夺了话语权，处于有语失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一切来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因此说，无产者的无语，是资本逻辑运作下现代性的暴力的最集中体现。无产者选择“沉默”是克服冒险主义的机智行动。无产者的这种“沉默”是孕育革命暴力的前置。

　　可以说，无产者的话语沉默和资产者的话语沉默一样，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时刻的话语形态。像资产者一样，无产者的无声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它是在资本强大力量下的被迫选择，但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它不是迷失和恍然，是一种对抗现代性的筹划。资产者和无产者共同无声地对峙，一种比有声更猛烈的“暴力”正在集聚。

　　同时，无语，作为一种话语交换障碍，在现代性成长中变得更为普遍。它是话语主体一方认为基于利益根本冲突或失去基本共识而丧失基本交流基础的一种主动选择，对话语的社会功能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后现代主义代表利奥塔曾这样提醒: “语言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由用语的领域形成的群岛，这些用语来源于如此不同的体系，以致我们不能把一个体系里的用语翻译成另一体系里的用语。”

　　话语的这种不可通约性，正是现代性固执的一面。现代性把社会分化为不同的资本群，为了资本的急剧增值，话语并不在意表现手法的不可统摄和不可通识。所以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这样说道: “我们正独自同我们自己说话，所以我选择了‘独语’这个名字，它肯定很新鲜，也许还很笨拙，但颇为适当地指明了它的目的。”在奥古斯丁看来，追求真理没有比自问自答更好的形式，因为不会有人在争论中失败。“无语”的话语形态与其说是对“对话”操作失败的惧怕，不如说是对“共识”基础的彻底失望和反抗。这种没有争论的“失语”、“无语”或“独语”，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彻底反转，是理性主义的一次再“启蒙”，是人类精神的又一次“狡计”，其危害性，密尔在《论自由》里这样说道: “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辩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

　　在密尔看来，精神奴役的气氛中，不会有精神活跃的人民。只要争论是避开那些大而重要的问题，人民的心灵就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也永远不会推动具有普遍智力的人们到思想动物的高度。

　　四 “非典型”的典型

　　语言是一种秩序化建构，语言、逻辑是理性的表达。没有语言、逻辑，传统话语体系无法叙述，无法传达。对于语言的局限性，海德格尔在《语言的本质》中说道: “无论是‘存在( ist) ’还是‘词语’，都没有获得物之本质( Dingwesen) ，即存在。”即语言并不能完全走近事物的质。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 109 节中说: “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可以说，对语言的深度曲解带来了对思想的摧毁。哲学就是消解话语上的误判，揭示我们的理解与语言的界限的冲突。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利奥塔主张通过对语言差异性的激活，保持思想的流动性和鲜活性。

　　在《后现代状况》中他谈道，在任何范围的社会交往中，我们不仅需要一种交换理论，还需要一种反规则的“杂乱”话语。“在话语的日常应用中，例如在两个朋友的辩论中，交谈者千方百计地交换游戏，从一个陈述到另一个陈述: 提问、请求、断言、叙事等都是杂乱无章地投入战斗。这场战斗并非没有规则，但它的规则允许鼓励陈述的最大灵活性。”即在利奥塔看来，思想的自由度在于语言的去规则，即语言的矛盾、分裂或者“乱”，因此产生新的语言。

　　利奥塔的看法，在哈贝马斯那里得到回应。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 “通过追溯话语的构成原则，考古学家弄清了各种不同话语领域的界限; 也就是说，话语领域的形式是由无意中被当做异质因素而排斥了的成分来加以界定的———由此看来，话语的构成原则也发挥一种排斥机制的功能。”在哈贝马斯看来，历史空间充满了新的话语形态，它们来无影，去无踪，非常偶然，无规律可循。

　　尼采远比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看得深邃。在尼采看来，我们正是对语言的依赖限制了我们的思想的自由，应该与语言彻底决裂。他在《权力意志》中提到:“如果我们不愿意在语言的强制下进行思维，那我们就会停止思维，我们恰恰还会达到那种怀疑，即在这里把一种界限看做界限。”思想的自由乃是对语言中心主义的摧毁，非语言的思想需要起义。应以非语言的暴力对抗语言对我们思想限制的暴力。

　　事实上，古老的中国对语言的局限性早有发现。庄子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庄子·秋水》) 可言说，物之表; 不可言，物之质; 意所不能达，远于世事之外了。因此说，言不尽意、言不达意是人类语言限度的普遍观念。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理性的语言，揭示了人类秘密的一角。人类的大部分秘密还处于匿伏和沉默之中，也意味着，隐言和沉默才是至今人类语言的主要形态。准确地说，沉默是语言的一种非典型形态，但它却是人类之思对语言暴力的反暴力。沉默是语言帝国废墟上的一枝花。沉默才是思想真正的家。

　　结 语

　　话语从“逻各斯中心主义”向“沉默”的反转，记载了现代性的变轨意图，它向我们演示了一个文明社会人类的“进步”表演，这个进步就是从自在的行动向编剧后的“策划”升级。话语霸权向“沉默”让位，在于克服资本逻辑和等级化身份的显露，是资本本性、利益最大化者观点和态度的掩伏。这种“智慧”的安排是现代性成长中最具有策动力的恶。不同于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尼采认为: “人类取得的最伟大进步在于他们学会了正确判断。”在现代性加速增长但尚未到极限的时代，无产者只能以“沉默”诉说了对权力结构的“敬畏”。这是唯一“正确”的判断。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场域的话语体系的不可通约造就了语言的孤立与滞留，形成了语言的死寂。同时，人类语言规则的先天缺陷加剧了语言表达的窘境。

　　【参 考 文 献】

　　［1］莱布尼茨． 人类理智新论［M］． 陈修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297．
　　［2］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1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525．
　　［4］赫拉克利特着作残篇［M］． 楚 荷，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5］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1 卷［M］． 贺 麟，王太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313．
　　［6］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8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08．
　　［9］法兰克福． 论扯淡［M］． 南方朔，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6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64．
　　［11］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 谈瀛洲，译．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