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对中国比较教育学的贡献

　　摘    要：　顾明远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的重要奠基人, 且以卓越的方式展示了这一学科如何服务于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转型。他曾在改革开放初期,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通过比较分析西方国家的教育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生产对教育提出的需求, 是同时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规律。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教育如何能恰当地学习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但又有着选择性重振中国文化传统以支持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强烈意识, 鼓励中国教育学者去探索自己教育模式的文化基础, 并向世界阐明中国文化遗产的优势。

　　关键词：　顾明远; 比较教育; 现代教育; 文化传统;
 

　　Abstract：　Gu Mingyuan is one of important founder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e demonstrated, in remarkable ways, how this field could serve to transform a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a Marxist perspective, GU developed a class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He pointed out that modern production requir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at this is a universal law applying to both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ocieties. He first devoted himself to studying how Chinese education could learn from the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n put great emphasis on selectively reviving China's own cultural traditions in order to support China's modernization goals. He also encouraged Chinese education scholars to prob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heir own educational traditions, so they could identify and articulate to the world the strengths of their own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　GU Mingyu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modern education; cultural traditions;

　　顾明远先生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的重要奠基人, 我和顾明远先生相识多年, 在过去近40年的交往过程中, 顾先生不仅给我很大的专业支持, 同时也启发了我关于中国教育研究的很多灵感和思考。顾先生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比较教育学者, 而且更从比较教育的视角, 从政策和实践层面推动了中国教育近四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 欣闻《顾明远教育思想研究》一书即将出版, 特分享以下几点看法。

　　一、用比较教育的视角连接中国与世界

　　2016年8月,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了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这是该会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对于可能有“中国比较教育之父”之称的顾明远教授来说,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60年前, 也就是1956年, 顾明远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几年学习后, 归国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以卓越的方式展示了比较教育如何服务于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转型。

　　1965年, 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的顾明远在该校成立了第一个外国教育研究中心。1978年, 在“文革”结束不久, 当邓小平宣布中国面向世界开放之后, 顾先生召集了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河北大学的一批研究日本、北美和欧洲教育的学者, 决定成立中国比较教育学会, 并于1979年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三年后, 即1982年, 他与朱勃、王承旭合作撰写了建国以来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科书 (1)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 他对于该领域的领导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于20世纪80年代初加入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 , 并准备于1991年在北京主办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不幸的是, 1989年6月发生的事件恰逢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 北京主办此会的计划被迫取消, 中国也随即退出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直至2012年才重新加入, 并于同年成功申请第十六届大会的主办权。与此同时, 在1978年开始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的教育发生了转变, 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广泛的社会变革。

　　鉴于中国学生近年来在国际学生测评项目 (PISA) 中的优异表现, 加之其他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教育对中国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2016年8月赴京参加第十六届大会时, 对于了解中国的学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顾明远教授则早已前瞻性地为此做好了准备——组织学者于同年出版了《中国学校》一书, 并提供给所有与会人士。在负责项目协调工作的马健生、滕珺及其他一大批研究人员的协助下, 该研究分析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教育法律、政策文件, 调查了来自全国的2903名家长、896名教师和440名校长, 深度访谈了28名学生、38名教师和14名校长, 并进行了课堂观察, 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教育的政策演变、学校和课堂管理, 以及课程和教学改革。

　　二、用现代教育的理论指导中国教育的变革

　　在思考我们能从中国学校当前的这些特征中学到什么之前, 我认为可能值得先概述一下顾明远在1978年至2004年, 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25年间的研究工作。或许首先应该提到的便是《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一文, 这是他在改革开放之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并在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人力资本概念的全国性辩论[1]。在该文中, 顾先生基于自己在莫斯科求学期间仔细阅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着作, 以及追溯资本主义欧洲伴随经济发展并反过来刺激经济发展而发生的教育的历史性变革, 对欧洲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经典分析。他强调, 现代生产不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因此需要人的全面发展, 以使他们能够了解现代生产整个过程的科学基础, 且认为这一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均适用。

　　然后, 他概览了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历程, 重点关注了它们在1960年至1976年间的发展, 也即中国的“文革”时期。他从基础教育阶段的义务教育, 到能使人们为现代生产日益加快的变革步伐及就业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好准备的终身学习, 概述了现代教育系统的诸多维度。在结论部分, 他强调为支持邓小平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中国在开展教育改革时应学习哪些经验。

　　顾先生提出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经验便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以培养未来20年所需的劳动力。他在文中列出了上述6国在1965年至1976年间的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公共支出的百分比, 以促使中国的领导层仔细研究他们对于教育所作的承诺——投入水平距此相差甚远。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包括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科学教育和外语教学, 加强技术教育, 扩充高等教育课程, 以及强调让学生获得使之成为终身学习者所需的自学技能的重要性。

　　通过这篇至关重要的文章, 顾先生鼓励中国领导层开展一系列聚焦于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所需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改革。这是对于在“文革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教育的一种巨大转变。他暗示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现代化者”, 因而强调学习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可能性, 包括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苏联, 与中国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近邻日本, 以及美国和欧洲。在该文之后, 顾先生随后又发表了大量的比较性论文, 阐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教育发展的一系列经验启示。

　　由于在莫斯科求学多年, 顾先生对苏联教育有着特别深刻的了解, 在两篇主要的论文中指出了中国可以从苏联学习的经验。其一是认为中等教育要重视在普通学历教育与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教育之间取得平衡。就这一问题, 他强调了中等教育多元化, 不同程度地强调基础学术知识和职业导向学习的重要性, 以使学生可以为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和高等教育机会做好准备。他还特别关注了苏联的教师质量和中学课程改革。[2]

　　顾先生提出的苏联对中国的第二条经验启示是重视在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传统因20世纪50年代有意识地追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被淹没, 尔后又遭到了十年“文革”的冲击。顾先生指出, 苏联保留了自己在革命之前的一些有价值的传统, 并建议中国也要这样做。[3]

　　至于日本教育, 顾先生指出了中日两国在儒家传统方面的共同文化根源, 如强调道德发展, 奉献国家的价值观、严己宽人的精神, 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但他也发现了两国之间的一个微妙差异, 即日本强调礼貌教育, 而中国则更多地关注意识形态教育。他认为日本对于“可观察行为”的强调值得中国学习, 中国也应当鼓励人们培养谦恭有礼、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品质, 并将之视作公共生活教育的一部分。

　　在一篇比较中美师生关系的论文中, 顾先生指出了美国教师的自由放任态度, 他们给予学生很大的自由,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学习体验, 认为这有益于学生的智力、创造力和灵活性发展。但与此同时, 他认为美国学生往往也会因此得不到在基础知识学科中建立良好基础所需的严格训练, 而这恰好是中国以教师为中心、以考试为主导的教育体系的优势所在。就中国教育如何融入美国更多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经验这一问题上, 顾先生提出了一个比较性的历史论点。

　　顾先生首先介绍了德国教育家约翰内斯·赫尔巴特, 论述了他如何强调教师权威和严格纪律在学生管理中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反映了德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历史状况, 当时资产阶级对于工业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表现得犹豫不决, 并希望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尔后, 顾先生将赫尔巴特的教师观与一百年后的约翰·杜威的观点进行了比较, 认为杜威的思想充满了现代精神。顾先生指出, 杜威非常强调师生平等, 以及教师有责任了解儿童的能力和兴趣, 并为他们创造通过活动和经验理解进行学习的机会。他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视为工业革命以及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形势的自然产物。

　　然后, 他继续指出这两种关于教师在学习中的作用的相反观点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赫尔巴特的思想在苏联尤其具有影响力, 而杜威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则在苏联受到了激烈的批评。鉴于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这种相当传统的教师角色观在中国占领主导地位并不稀奇。而且, 它也结合了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诸多方面, 如强调教师权威及教师在维护传统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重要性。

　　顾先生在这篇比较性文章中的一个有趣转折是展现历史上的孔子与其弟子有着非正式的和温情的人际关系, 并鼓励他们质疑自己的教学, 探索不同的观点, 并发展自己对于未来的愿景。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荀子教学开始, 教师的角色才融入到传统社会秩序之中。教师所具有的权威可与皇权相提并论, 且被期望传达一套正统的教义, 以确保所有人都服从于统治当局。

　　顾先生在文章的结论部分指出, 思想的转变是相对缓慢的,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基于农业经济的封闭社会, 要走出这样一个历史局面, 迈向真正开放和现代化的社会是需要时间的。他还指出, 中国在学习美国教师对于独立性、创造性和灵活性培养的同时, 保持自身的某些传统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教师应该保留自己的某些传统, 如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对系统知识的关注以及理解的累积式发展, 同时也不要为扞卫自己的权威过忧, 而应转向更具互动性和开放性的教学形式。[4]后来, 一位更年轻的学者, 吴宗杰教授在《课程研究期刊》 (The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的两期特刊中发展了这一观点, 且强调了《论语》中所展现的教学活力。 (1)

　　三、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探寻中国教育模式

　　顾先生对中国教育和经济转型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是对于西方教育与现代化间的关系及其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验启示的分析。他的第二个贡献, 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贡献是强调了中国自己的文化、社会遗产中能支持新的教育开放, 并激发有效现代化所需的各种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元素。在1991年至2000年间, 即中国的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 顾先生领导了一个关于文化传统和教育发展的重大研究项目, 许多研究生也参与到了这一广泛的探索中来。在该研究中, 顾先生发掘出了儒家文化中能够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 可以为有效而有良好根基的教育改革奠定基石的成分。

　　首先是儒家文化在容纳其他文化并吸收其最好元素方面的卓越能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的传入, 儒家文化不仅敞开胸怀接纳吸收佛教文化, 而且对其进行相应的改造, 佛教也随即成为中国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顾先生发掘出的中国文化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认识论的高度整合——将各种思想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他认为这可能有助于人类下一阶段的发展。随着中国走向知识社会, 其哲学传统特别适合新出现的问题和需求。[5]

　　着名比较教育学者、顾先生培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学博士王英杰在一篇关于未来大学的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 作为20世纪后期主导模式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就像一座房与房之间没有联系的屋子。这源自其与工业化进程的密切历史联系, 导致了专业学科的分离, 研究和教学的分离, 知识传播和品格培养的分离, 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分离。在一些儒家哲学原则的支撑下, 王英杰认为有可能在大学发展的下一阶段加强它们之间的整合:天人合一, 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平衡;学习与生活合一, 个人目标与国家、全球目标的平衡;道德与知识合一;知行合一;最后, 以对话方法实现教学合一。[6]

　　顾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重新反思也使人们意识到儒家思想中个人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他对前文提到的历史上孔子的教学风格和师生关系的共情描述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也是儒家思想中得到了16世纪的明代新儒家学者王阳明最明显发展的一个方面。王阳明与其门徒探讨了主观心灵的力量, 并指出知识源于行动, 而不仅仅是源自对积累的学术文本的系统研究。[7]

　　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长达10年的合作研究, 顾先生提高了中国教育界选择性重振儒家文化传统以支持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意识。2004年, 他将自己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付梓出版, 2014年又出版了英文版。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表征了文化路径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优势。该着作首先对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作出了人类学视角的思考, 然后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 认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互动和对西方一系列教育模式的学习运用, 其背后更重要的应该是不同教育价值观的交流和碰撞。通过这种研究和写作, 顾教授鼓励中国教育学者探索他们自己的教育模式的文化基础, 并学会发掘和阐明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优势。随着中国现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舞台, 并在国际上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们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能从文化视角解释这个国家的成就与抱负。顾明远教授毕生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学者了解自己的根源, 且能将自己的文化带向这个渴望了解当今中国学校如此具有活力背后的深层根源的世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16年顾明远主导的《中国学校》这本学术着作看到。[8]

　　参考文献：

　　[1]Gu Mingyuan.Modern Production and Modern Education.In:Gu Mingyuan.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Perspectives from a Lifetime in Comparative Educaiton.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27-51.
　　[2]Gu Mingyuan.Basic Education Reforms in the USSR.In:Gu Mingyuan.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Perspectives from a Lifetime in Comparative Educaiton.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119-141.
　　[3]Gu Mingyuan.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1917-1987.In:Gu Mingyuan.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Perspectives from a Lifetim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142-149.
　　[4]Gu Mingyuan.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Gu Mingyuan.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Perspectives from a Lifetime in Comparative Educaiton.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182-198.
　　[5]Gu Mingyuan.Modernization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s.In:Gu Mingyuan.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Perspectives from a Lifetim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101-110.
　　[6]Wang Yingjie.A New University Model for the New Century:from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Philosophy.Paper prepared for the Learning Conference 2003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held on July 15-18, 2003, in London, U.K.
　　[7]Julia Ching, To Acquire Wisdom-The Way of Wang Yangming.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8]Gu Mingyuan, Ma Jiansheng and Teng Jun, Portraits of Chinese Schools.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and Springer, 2016.

　　注释：

　　1 王承绪, 朱勃, 顾明远.比较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年, 1985年和1999年再版。
　　2 参见:The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Vo. 43, No 5, 2011 and Vol. 46, No, 3, 2014, two special issues on"Confucianism,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Pedag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