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绪先生对比较教育学的严谨治学

　　师从王承绪先生三十年来，恩师始终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感召着我，以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精神激励着我。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恩师常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给我以人生的启迪。他与人为善、积极向上、乐观豁达、荣辱不惊的处世态度时时感染着我，帮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强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挫折。在王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辛勤培育下，一批比较教育学科人才成长起来。

　　一、教书育人的标兵。

　　王先生认为教书育人是件光荣且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曾对我们说：“教育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事情，一开始学教育，是当时相信教育救国论，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重要。我想在这个行业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别的我也没有想过。我想当教师就要当好教师，别的事情由别人去做，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其他事情，我很喜欢当教师。正如孟子所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真觉得是这样的。”王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教80年来，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2010年，王先生被浙江大学学生投票评为教书育人标兵。这是浙江大学学生对老师的最高褒奖。在我心目中，王先生早已是教书育人的标兵了。

　　王先生非常重视比较教育学科人才的国际化培养。记得第一次听王先生讲课是在1983年。当时，王先生以他独特的国际视野，推动原杭州大学教育系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育学院建立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关系。王先生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着名比较教育学家阿诺夫（Robert F. Arnove）教授联合开设了用英语授课的比较教育课程，授课对象是中美两国的学生。在课堂上，王先生总是循循善诱，启发我们思考问题，比较中美两国教育的异同，鼓励我们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课外，他要求我们阅读大量的外文文献，在每次课堂讨论前作充分的准备。为了让比较教育学科的年轻教师都有出国学习和考察的机会，他积极拓展国际交流渠道，主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联系，与英国的大学建立国际合作和交流关系，并争取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相关资助项目，为年轻教师出国深造创造了宝贵的机会。借助于这个资助项目，杭州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学科先后有7位年轻教师赴英国进修。

　　王先生对学生既热爱尊重，又严格要求。平时他对我们弟子总是和蔼可亲，从未板起脸训过人，但他又从未降低过对我们的要求。每次请外国专家作完报告后，他都要求研究生通过一字一句听录音把报告整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英语听力自然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只要有外国专家来访，先生就给我们创造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增长见识、提高英语水平。

　　二、严谨治学的典范。

　　王先生治学之严谨在国内外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反复强调，比较教育研究者必须掌握外语、资料和考察三个方面的基本功。在资料方面，他非常重视第一手权威文献（如教育法、白皮书等）的掌握。他认为，如果没有权威文献作支撑，关于外国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任何观点都是缺乏可信度的。为更好地研究英国教育，他组织我们翻译了一系列英国教育权威文献。每次审阅研究生写的学位论文，他不仅要逐字逐句审读论文本身，还要认真审读学位论文所参考的英文文献。有时，为了核实一个观点或数据，他会翻阅好几本文献，进好几趟图书馆。

　　为了让研究生获得更多的第一手外文文献，他每次出国考察都要搜集和购买一大批外文资料。在他回国携带的行李中，绝大部分都是图书资料。1991年，已是80岁高龄的王先生出访英国。当时我正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进修。原以为先生刚到英国会先好好休息，倒一下时差。没想到，王先生到达苏塞克斯大学的第二天上午，就直奔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每找到一本好书，他都如获至宝。为了获得英国教育部的最新政策文件，他还专程前往伦敦访问英国教育部有关官员。在王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至今，我们浙江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师生在做研究时，都特别重视第一手权威文献的搜集。

　　三、终身学习的楷模。

　　王先生酷爱读书、酷爱学习在浙江大学是众人皆知的。在教育系，去校图书馆、系资料室次数最多的是王先生，借阅图书最多的也是王先生。据学校图书馆外文书库的图书管理员介绍，王先生也是全校借阅外文资料最多的老师。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或博士论文答辩，他首先去的不是宾馆，而是国家图书馆。

　　学习是王先生的“精神面包”,学习已成为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哪一天不读书看报，他就犹如没吃饭一样难受。每次到他家，总能看到他认真阅读、享受1究》等比较教育学方面的重要期刊他是每期必看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也是他每天必读的。他常常跟我们说，当今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否则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由于王先生坚持终身学习、天天学习，他的思维一直敏捷清晰，他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他的学术成果也是非常丰硕。

　　王先生爱读书，但他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非常关心国内外的发展。王先生之所以如此关心教育以外的国内外大事，和他倡导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他常教导我们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务必牢记英国着名教育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的名言：“学校外的事情远比学校内的事情重要，且它们支配和说明着学校内的事情”.因此，王先生要求我们在做研究和写论文时，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注重因素分析，从更加广泛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出发考察一个国家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