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也是其特殊组成部分。相同的语言现象承载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不同的语言表达又折射出特定的社会发展轨迹，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等。汉日语言中都有大量的谐音表达方法，这不仅体现了汉日语言文化的相通性，也体现了中日谐音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谐音字是利用音同或音近的他字来代替本字，使之产生不同的意义。《スーパークラウン中日辞书》把谐音解释为「字の音が同じ、似ている」（字音相同、相似）。我们认为，汉日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近音词，人们利用同音词、近音词讨口彩、避忌讳或表示双关的言语习俗可称为“谐音文化”。我们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研究汉语谐音词的论述较多，而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汉日语言谐音词的成果则极少。下面主要探讨汉日语言谐音词的表达方式及谐音词多的原因。
一、汉日谐音的表达方式
汉、日两种语言文字中存在着大量的谐音表达方式，它们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相异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表达方式。
（一）谐音与吉祥语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谐音表达普遍被用来讨吉利、彩头。在中国，如常见的“五蝠捧寿”图，因“蝠”与“福”谐音，其意为“五福捧寿”，它反映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心理。再如，在自古及今的婚礼中，红枣、栗子、莲子、花生等都是吉祥物。由“栗子、枣儿”谐音联想到“早立子”“早生子”，有盼多子之意。莲子还与花生相配合，谐音“连生子”；由“花生”可联想到“花着生、儿女双全、次第生产”之意。再如，在吃年夜饭时，有一道菜是鱼，“鱼”与“余”同音，其义为“年年有余”。
日语的谐音表达也与吉祥语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相信说吉祥语能带来好运。日本人在喜庆的宴会中有一道用加吉鱼做的菜肴，因为在日语中加吉鱼读作「たい」，它与「めでたい」（可喜可贺）发音相近。日本人还喜欢吃海带，海带在日语中发音为「こんぶ」，它与表达高兴的词「よろこぶ」读音相近。日本人在过年过节时喜欢吃红豆饭，因为「まめ」（豆）与「まじめ」（认真、忠实）的读音相近，它表示做事要认真、待人要忠实。
（二）谐音与禁忌语
中日两国都相信语言具有灵力，一旦出现像打碎杯子那样的禁忌行为，可以通过谐音词“碎碎平安”起到“反咒”的功能，从而通过语言的咒力实现“岁岁平安”。因此，人们会通过谐音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一些特定的禁忌语。如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这样写道：
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以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园果，伞为竖笠。
这段话的意思是各地的民间风俗中有很多忌讳的说法，其中苏州吴中这个地方最严重，例如船行忌讳说“住”（“船住”就是“不前行”的意思）；忌讳说“翻”（谐义“船翻”）；把箸叫作“快儿”（“箸”谐音“阻”）；把“幡布”叫作“抹布”（“幡”谐音“翻”）；“梨”与“离”同音，将“梨”改为“园果”；“伞”与“散”谐音，改为“竖笠”。
日本人也非常谨慎地使用禁忌语。比如，日本人在看望病人时，是不会带有根的植物的，因为带根的植物发音为「ねつく」，而「ねつく」又可理解为「寝付く」，它有“卧病不起”的含义。再如，日语中“梨”的发音为「なし」，与「无し」（无）的发音相同，为了避开这个忌讳，日本有些地方把它改为「有りの実」。并且在会议、聚会等活动结束时，日本人常用「お开きになる」来代替「终わる」，以“新的开始”来代替“结束”，这也表达了日本人趋利避害的心理。
此外，数字词也常用作谐音词，如果其谐音词能联想起吉祥的含义，则人们喜欢该数字；反之，则讨厌该数字。如，汉语中的“8”与“发”，“9”与“久”，“4”与“死”；日语中的“4”与“死”，“9”与“苦”，“83”与“破产”，“4989”与“四苦八苦”等。
（三）谐音与双关语、熟语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谐音词用于表达双关语、熟语、俗语。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中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句中用“晴”和“情”相谐，表面上写天气，实际上写爱情，生活气息极浓。再如温庭筠的《杨柳枝》：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诗中用“烛”谐“嘱”，“围棋”谐“违期”。“长行”是古博戏名，这里隐喻“长别”。字面上是说点灯相照，与郎共作双陆之戏，实际上是说诗中女主人公与郎长别时，曾深嘱勿过时而不归，表达了女主人公亟盼游子早归的心情。这种谐音手法还大量应用在熟语、歇后语中，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无天）”“拉着胡子过船——谦虚过度(牵须过度)”。
在日本，谐音也被大量运用于文学创作。日本平安初期的女诗人小野小町在一首和歌中写道：「花の色は移りにけりないたづらに わが身世に降るながめせしまに」。其中，「ながめ」一语双关，既表示了「长雨」（连绵不断的雨），同时也是「眺め」（眺望）的意思。
因此，女诗人在淫雨霏霏的季节里，看着身旁樱花色彩褪去，感叹自己容颜失色，陷入沉思。日语中的俗语也大量运用了谐音。如：
駅の赤帽——肩重い（片思い）（火车站的红帽子——肩上重）（单相思）乞食のお粥——汤ばかり（言うばかり）（乞丐的稀饭——尽是汤水）（光说不干）无地の羽织——一纹なし（一文なし）（素色的短外褂——无花纹）（分文皆无）双关语利用了谐音相同，语义不同的条件，使某些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既有原词的本义，又有言外之意。其本义不是强调的重点，言外之意才是说话者的真意，是强调的重点。这种修辞方法丰富了语言，起到了讽刺、幽默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美感。
二、汉日语言中多谐音的原因
谐音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它的形成与汉日语言的内部因素、文化根源、语言特点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一）同音词、近音词多
汉语、日语的“谐音文化”是由其语言中多同音词和近音词造成的。现代汉语中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由声母和韵母构成的音节仅有400多个，这些音节加上声调构成汉语的全部发音，但是常用汉字若以3500论，我们可以推算出平常人们说话写文章时，平均每11.8个字中就有一个相同的音节。如此大量的同音词和近音词的存在，为谐音修辞手法的实现提供了丰厚的语音和语义基础。目前，谐音词在互联网中非常流行，得到了网民的广泛肯定。而且，汉语谐音词有进一步字母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如：
童鞋-同学、斑竹-版主、霉女-美女、菌男-俊男、桑心-伤心、杯具-悲剧、烘焙机-homepage（主页）；GG-哥哥、MM-美眉/妹妹、BT-变态、BF-boy friend（男朋友）、SG-帅哥；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88-拜拜/Bye-bye、55-呜呜/哭、3Q-thank you日语的语音系统比汉语简单，在现代日语中元音只有5个，半元音2个，辅音16个，拗音36个，促音、长音、拨音各1个。日语的音节由元音或辅音加元音构成，按照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1957）的推算，其音节总数为112个。
因此，日语中的同音词和近音词比汉语多。如，日语中发音为“こうせい”的单词有：构成、公正、校正、攻势、厚生、後世、更正、更生、恒星、行星、抗生、後生、硬性、広西、江西、向性、向势、向晴、高声、控制、兴盛、钢制、孔圣等。因此，我们可以说同音词和近音词数量多，是汉日语言多谐音词的条件和原因。
（二）语音联想带来的“言灵思想”
修辞活动和心理活动，修辞现象和心理现象，修辞学和心理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语言的发展历史来看，古人把语言的发音与所指的事物通过大脑的处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久而久之，这种联系就被当成必然的、本质的联系。所以通过语音，人们可以联系到其所代表的意思，并预示其代表意思的实现。
例如，在中国，有些人会特别讨厌“4”这个数字，因为“4”常常让人联想到“死”。而“8”这个数字却被大多数人喜爱，因为其常可以和“发”联系起来。同时，在日本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如“4989”在日语中的发音为「しくはちく」，让人联想到「四苦八苦」(读音：しくはっく)，所以被大多数日本人讨厌。但鞋店的呼叫电话也常包括“4989”，因为“4989”也可以发音为「よくはちく」，这易让人联想到「よく履く」（读音：よくはく，意为“鞋子好穿”）。
不同的语音可以使人联想到不同的意思，这种语音联想带来的“言灵思想”也是汉日语言中大量谐音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追求幽默感
谐音词多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追求幽默感。在特定的语境中，适当地出现一两个谐音词会造成出乎意料的幽默效果。比如中国的相声、小品、语言游戏为了追求幽默感，在表演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谐音词。
例 如 ， 相 声 《 歪 批 三 国 》 中 说 ： 周 瑜 的 母 亲 姓“计”，诸葛亮的母亲姓“何”，张飞的母亲姓“吴”。
因为周瑜在临终时曾说：“既生瑜，何生亮？”至于张飞的母亲为何姓吴，是因为成语“无事生非”的谐音为“吴氏生飞”。这种谐音给相声增添了诙谐幽默感。
日本的「漫才」（相声）表演中也加入了大量的谐音元素，从而让这种口技表演幽默有趣，妙趣横生。如：
A:この帽子はドイツんだ。（这帽子是德国的吗？）（这帽子是哪个家伙的？）B:ァ￠ンダ。（是荷兰的。）（是俺的。）谐音词可通过翻造成语、惯用语幽默地反映一些社会现象，如：油袖干部-优秀干部、向钱看-向前看、繁荣娼盛-繁荣昌盛、有礼走遍天下-有理走遍天下。这种翻造词还大量出现在广告词中，如：万家乐热水器，随心所浴；三角牌电熨斗，百衣百顺。日语中也有类似的翻造词，如，「以心伝心」被改成「以心电心」，它反映了电话、电子邮件时代人与人的交往。
语言游戏中也使用谐音词，如有个汉语的谜语说“双木不成林”（打一字），这里的“双木”指“木”与“目”，其谜底是“相”字。日语的谜语有：一个牙科医生与一个病人吵架，谁获胜？谜底是病人获胜，因为日语中牙科医生叫「歯医者」，它与「败者」同音。再如，有个日语谜语问“哪个外国城市总泡在浴缸里？”其谜底是纽约，因为日语中「纽约」与「入浴」同音。
三、结语
在汉日语言中，谐音都是常见的语言现象。通过对汉日谐音表达方式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汉日语言的谐音表达有很多共同点：谐音词多与同音词、近音词多有关，与趋吉避凶的语言心理和幽默的修辞表达有关。它的产生除了与汉日语言自身的语音特点有关外，还根植于深厚的相关语言文化中。在谐音现象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两种语言自身的特点以及共同点，还可以管窥汉日两民族传统的、新生的相关社会文化。
通过对汉日谐音表达方式的比较分析，深入了解谐音文化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只有掌握了相关的文化，才能用好谐音词。本文通过汉日语言谐音文化现象的举例，分析了其在两国形成的共同原因，以期能为汉日语言学习者提供借鉴。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张正军教授的指导，谨表谢忱。
参考文献：
[1]陈丽梅.汉语谐音现象的文化蕴义[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6.
[2]郑宝生.趣谈谐音[J].文史资料，2009，（1）.
[3]胡光美.汉语谐音现象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06.
[4]李文伟.汉语谐音修辞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7.
[5]周成兰.谐音现象蕴涵的文化信息[J].社会科学家，2005，（5）.
[6]郭才佳.浅析日语谐音文化[J].科教导刊（语言文化），2009，（5）.
[7]姚岚.浅析日语中的谐音文化[J].贵阳学院学报，2013，（4）.
[8]金田一春彦.日本语[M].东京：岩波书店，1957.
[9]http：//zh.wikipedia.org/wiki/谐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