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类型学与语言比较探析

　　一、语言类型学与语言比较。。

　　什么 是 语 言 类 型 学?Beard Comrie指 出:“语言类型学是根据那些并非由于共同的亲属来源或区域性接触而共享的结构特征来给语言分类。”

　　伍铁平先生指出:“语言类型学研究同一语系或不同语系的语言和方言的共同特征,并据此对这些语言进行类型上的分类。”

　　由此,我们认为,语言类型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进行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比较分析,考察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共性与差异,如对汉语与藏、彝、哈尼、景颇、苗、瑶、壮、侗、布依、瑶等语言的比较研究;二是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进行结构、形态、功能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其由于认知的相似性或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相似特点,如对汉语与英、日、俄、维吾尔、蒙古、朝鲜、佤、布朗、阿眉斯等语言的比较研究。

　　“语言对比又称语言比较,通常是指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对比或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相对而言的,必须通过与别的事物的比较才能显示出来。孤立地看一个事物,难以说准这个事物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也不可能揭示其本质特征。对语言的认识也是如此。

　　1766年英国语言学家琼斯(William Jones)通过语言比较,发现了梵语与拉丁语、希腊语之间存在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认为它们同出一源,从而认识到亲属语言关系的存在,开创了语言比较研究的先河。没有语言比较,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还只能停留在一个个孤立的语言上,只能是片面的、表面的。正因为如此,语言比较才受到语言学家们的高度重视,语言学中才有了比较语言学这一新的分支。

　　语言类型学就是要通过语言(包括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从复杂的、无限的、纷繁的语言现象中归纳出少量的、有限的、简单的类型,从而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普遍性,包括语言结构、语言演变、语言认知、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二、语言比较的内容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语言比较包括横向的共时比较和纵向的历时比较两个方面。语言是一个历史范畴,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语言。而语言又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语言结构是发展演变的产物,现实的“共时”都是历史的“共时”的延续和发展。也就是说,语言“共时”的特点多少包含着某些“历时”的特点,而“历时”的语言特点最终也会形成“共时”的语言特点。由于共性和类型具有了“历时”的性质,具有共同发生关系的语言就必然具有相同的类型特征,这是由于语言的发展演变与生物的发展演变一样,其在发展中同样要有一定的遗传,如先秦汉语与近代汉语、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古代藏语与现代藏语的比较等等。而没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由于人类认知的相似特点,其也有不同类型的共性,如汉语与英语、汉语与日语、汉语与俄语之间的比较等等。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语言比较既有不同语系、语族、语支语言之间的比较,也有同一语系、语族、语支内部不同语言(方言)的比较。通过比较,既可以归纳出语系、语族、语支各语言之间的共性,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共性既有巧合的,也有从祖语继承下来的,还有通过语言接触借用过来的;既有绝对共性,也有倾向共性。差异方面,既有共时特点的差异,也有发展演变的差异,如藏缅语族语言(以下简称藏缅语)与壮侗语族语言(以下简称壮侗语)、汉语与壮侗语、汉语与藏缅语等等的比较,或者藏语支语言与彝语支语言、藏语支语言与羌语支语言等等的比较,或者汉语与藏语、彝语与哈尼语、壮语与傣语、布依语与壮语等等的比较,或者粤方言与普通话、粤方言与闽方言、苗语黔东方言与苗语湘西方言等等的比较。

　　在汉藏语系内部,语言较多,分布较广,特点复杂,还存在语族的系属问题以及语支归类的不同意见,如白语、土家语。通过比较,才能确定其特点哪些是发生学共性,哪些是类型学共性。

　　从比较的类别来看,有语音、词法、句法等等方面的比较。语音方面如声母、韵母、声调等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情况;词法方面如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量词比较、汉藏语助词比较、汉藏语人称代词比较、汉藏语存在动词比较、汉藏语名动同形比较、汉藏语使动范畴比较等等;句法方面如汉藏语被动句比较、汉藏语差比句比较、汉藏语存在句比较、汉藏语疑问句比较、汉藏语述补结构比较、汉藏语述宾结构比较、汉藏语状中结构比较、汉藏语形修名语序比较、汉藏语话题比较、汉藏语主从复句比较等等。

　　三、语言比较的作用

　　语言比较通过对不同语言或者同一语言不同方面的考察,找出其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共性,从而确定其类型特征。有了语言之间的共性,才能更好地分析其差异。有了异同的比较,我们对这些语言的了解才会更清楚。

　　第一,语言比较可以使模糊的、未确定的语言现象清楚明晰。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把本来比较模糊的、未确定的语言现象放在一起考察分析,可以使问题更清楚、更明白。比如声调,“它现在是汉藏语的一个普遍特征,过去曾认为是原始汉藏语的共同特征,并以此作为确定亲缘关系的一个重要证据。其实,汉藏语的声调是后起的,是后来各自产生的,一些语言声调的共性属于类型学特征,并不是发生学关系,即无同源关系。如汉语和藏语的声调关系就是这样。”这样就知道了汉藏语系语言为什么有的语言声调发达,有的语言声调比较发达,有的语言声调不太发达,甚至有的语言没有声调的原因机制,如嘉戎语、羌语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具有发生学关系的亲属语言之间,他们的某些语言特征(包括各级语言系统)并不是都具有发生学关系。我们的传统观点认为属于发生学方面的特征,通过比较考察发现实际属于各语言后期分别产生的类型学方面的特征。

　　第二,语言比较可以使某些语言特点更为突出。例如,与藏缅语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到汉语的述宾结构类别多、特点复杂,既有受事宾语,又有工具、处所、时间、施事等宾语,如“吃大碗、去北京、等半天、坐着孩子”。但藏缅语宾语的类型比较简单,主要有受事宾语,没有工具、处所、时间、施事等宾语。汉语的工具、处所等类的宾语,藏缅语表达时大多都改为状语,也有改为主语的,说成“用大碗吃、北京方向去、半天等、孩子坐着”。汉语与藏缅语的这种差异,与语法类型的差异有关。

　　其一,汉语的分析性比藏缅语强,谓语与宾语的配合关系除靠语序手段外,还要靠语义关系,因而其能够容纳更多类型的宾语。而藏缅语则有较多的形态变化,述宾结构的语法标志除了语序外,还有格标记和形态变化,使得述语与宾语的语义搭配比较严格。主语就是施事者,宾语就是受事者,其宾语类型比较简单。其二,与基本语序的差异有关。汉语是SVO型语序,谓语之后的宾语是补语之外唯一的句法成分,有可能容纳复杂的宾语类型。而藏缅语是SOV型语序,宾语在谓语之前,述宾结构的语序与状谓结构的语序相同,限定动作行为的工具、地点、时间等均由状语成分承担。可见,汉语宾语的类别,是受动词的特点和语序的特点制约的。在汉藏语系语言里,汉语和藏缅语族各语言被认为是关系最密切的、真正具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其系属问题历来无可非议。但是,就是这样具有发生学关系的亲属语言,他们之间却具有语法结构上的极大差别,尤其体现在述宾结构的语序方面。由此比较,汉语及藏缅语的述宾结构特点就一目了然。第三,语言比较可以更好地考察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汉语与苗瑶语、壮侗语的系属问题历来是国内外语言学家争论的焦点,自从白保罗提出“澳泰学说”之后,关于苗瑶语和壮侗语到底属于还是不属于汉藏语系的问题,至今仍未定论。

　　但是,如上所述,汉语与苗瑶语、壮侗语都属于SVO型语言,而藏缅语除克伦语、白语外,都属于SOV型语言。被认为有亲缘关系的汉语与藏缅语之间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被怀疑不具有亲缘关系的汉语与苗瑶语、壮侗语之间,在语序结构及宾语类型方面反而具有相似的特点,这不仅是我们语言学界所应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不仅要对这些语言的表层结构,更要对这些语言的深层如词源、语序演变等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地比较分析,才能够进行最后的判定。当然,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也需要我们付出百倍的艰辛才能解决。

　　第四,语言比较可以更好地揭示语言演变的内在机制。揭示语言演变的内部机制,是语言比较深入的标志。比如,“比较汉藏语的四音格词,必须解释汉藏语为什么普遍有四音格词。我们认为这与语言机制的分析性强弱有关,还与是否讲究韵律、双音节化有关。形态不丰富的分析性语言,一般比形态丰富的屈折语、黏着语,更容易产生四音格词。”“汉藏语普遍存在的四音格现象,并非来源于原始汉藏语,而是各种语言在后来各自形成和发展的,是语言类型作用的结果。……韵律、双音节化、对称、重叠、类推以及词汇化等因素,是汉藏语四音格词形成和发展的动因。”在汉藏语内部,不仅是四音格词,还包括存在动词、结构助词等等,他们都分别有不同的发展演变机制。不同语族、语支之间的存在动词、结构助词都是在语族或者语支分化之后产生的,都不完全是原始汉藏语的遗留。

　　第五,语言比较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符合时代的要求。黄行先生指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数量众多,系属上多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系属类别和类型特征之间存在复杂的交错关系,因此对语言类型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孙宏开等先生在《中国的语言》中列出了中国境内的120余种语言,其中有很多是近年才发现的。对于这些新发现的语言,他们到底属于不同的语言还是属于某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即使是属于不同的语言,他们的语支归属问题是否完全清楚?即使他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这些语言的特点和相邻语言之间由于长期的接触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产生哪些类型学特征,也就是说他们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借用成分有多少?这些都是需要通过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才能解决的。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对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认识才会更清楚,才能更好地描写和分析不同语言的特点,并为国家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四、语言比较的意义

　　语言比较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尤其在汉藏语系这个世界上使用人口第一的大语系内,不仅分布环境独特,语言种类繁多,而且有分析语和粘着语等复杂的语言现象。如果能够把汉藏语系的所有语言弄清楚,这不仅是对语言学界的贡献,也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第一,语言比较可以解决不必要的纷争。从整个汉藏语研究来看,其系属问题存在很大分歧,表现在:一派认为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侗台语族,即传统的“一语三族”,以李方桂为代表,中国大陆学者普遍赞同这个观点;另一派认为汉藏语系只包括汉语和藏缅语族,把苗瑶语族和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放在南亚语系范围内考察,最后形成更大的“华澳语系”的观点,以美国语言学家Benedict(白保罗)为代表,欧美汉藏语研究者普遍持这种观点;还有一种则认为苗瑶语族和侗台语族虽然与汉语没有亲缘关系,但是,苗瑶语族和侗台语族在与汉语的长期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似点,即类型学的共性。它们不是原始共同语阶段的同源关系,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源关系”。对于这些观点到底孰是孰非,我们现在还不能做统一的定论,因为我们对汉语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研究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对各个少数民族语言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甚至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汉藏语系内部到底有多少种语言,更不用说每一种语言的全部特点了。只有把这些问题完全搞清楚之后,再把不同的语言放在一起作系统的比较,才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语言系属问题。

　　第二,语言比较可以更好地为研究汉语提供理论依据。如汉语表示情态的语气一般偏重在句子末尾,无论句尾有无语气助词都是如此。句末语气助词只是强化、固化了这一手段而已。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汉语语气为什么偏重在句尾?这恐怕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有关。正因为缺乏形态,屈折语中用曲折形式表现的情态功能,汉语就得用句子后部的语气来体现。当汉语句尾没有语气词时,这一功能靠句尾语调来承担;当汉语句尾出现语气词时,句尾语调则退居次位,语气词就成了语气显着化的标记。马庆株先生由于受藏语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对立的启发,发现现代汉语也有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对立。自主动词如“说、看、跑、休息、学习、修理、研究”等等,它们表示的动作行为是有意识的,是能够主观决定并自由支配的;非自主动词如“病、死、看见、醒、知道、懂、塌、毕业、遗忘、入迷、倒闭、脱落、着急、流动、呕吐”等等,它们表示的动作行为不是有意识的,是不能够主观决定并自由支配的。还比如,汉语声调研究至今只弄清中古阶段的调类分类,但对其起源问题还未解决;而非汉语的汉藏语声调的研究则走在前面,其成果可为汉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些都为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第三,语言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语言特点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的特点容易被认识、被注意;而隐性的特点则不容易被挖掘。但隐性的特点有的则能反映语言的深层特点。如汉语的被动句有明显的被动标记,而汉藏语系的很多语言没有被动标记,甚至说没有明显的被动句。还有汉语的助词、副词分类比较明确,而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助词和副词。通过汉语与非汉语之间的相互映照,有可能更多地发现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包括表层的和深层的。

　　第四,语言比较对论证语言类型有一定的价值。由于语言演变的不平衡性,不同的语言都会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原始汉藏语不同阶段的特点,因而通过语言比较,就可能从不平衡现象的比较中窥见语言演变的轨迹。与汉语相比,少数民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汉藏语的一些特点,这对汉语的现状描写以及历时比较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证据,而且汉语方言中一些特点也能够从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之间存在的相同、相似的成分,除了对论证语言影响、语言同源关系有用外,还对论证语言类型有一定的价值。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除汉语外还有100种以上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多语言的关系中,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半数以上的语言与汉语同属于汉藏语系,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原始汉藏语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而使用汉语的人口最多,留下的历史文献最丰富,历史上早已成为各民族共同使用的通用语。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在接触中一直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通过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不仅可以归纳出不同语族、不同语支语言的共同特点,而且可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可以充分认识汉语及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内部特点,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为解决一些模糊的概念和现象提供材料,而且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汉藏语系属问题,还可以为语言接触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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