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教育语言学自 1972 年由 Spolsky 提出以来已经有了较深远的发展,美国很多大学设立了教育语言学博士或者硕士专业。英国、德国、加拿大、沙特阿拉伯、泰国和澳洲的不少高校也先后培养了教育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硕博研究生。[1]( P39)教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也成果显着,其学科体系逐渐成熟。由于教育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与教育的实践,原来这一领域的指导理论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认同危机促进了教育语言学的诞生,以往已经有诸多国内外学者论证和分析过两者的关系问题,例如Francis M. Hult 在《教育语言学手册》( The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一书中指出: 教育语言学的历史和应用语言学密不可分,而且将继续保持一种共生的关系。
与此同时,教育语言学也已开辟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专注于语言与教育。[2]( P10)然而,对直接影响教育语言学诞生和发展的社会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却尚无专门的研究,显然不利于国内教育和研究人员对于教育语言学的了解和发展。
社会语言学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兴起,其定位虽仍然存在争议,但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与此同时,应用语言学由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注重理论模式而忽视了自下而上的实践,和教学实践有了脱离的趋势。这一背景之下社会语言学家 Spolsky 提出了教育语言学的学科范式,此范式兼有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支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教育语言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起色。文章试图从两种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出分,梳理两者的关系,为学习和研究者能够更好地驾驭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抛砖引玉。
二、社会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的相同之处
( 一) 研究焦点相似: 关注社会实践和社会公平
各种流派的社会语言学家都无一例外以真实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而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教育语言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原有的应用语言学不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且陷入了提出和教育实践脱节的理论框架,所以教育语言学一开始就是以语言教育实践为根本的。
社会语言学由受到社会学的影响,研究者普遍具有人文关怀,重视语言相关的社会公平。在司法领域,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海姆斯和夏依等挺身而出为少数族裔的公平进行社会语言学援助,使很多因为语言学问题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的司法权益得到保护,伸张了社会正义。教育语言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语言与教育实践的公平和正义。教育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其社会学基础是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其语言学基础是描写主义和功能主义,而其教育学基础是平等思想和均衡理念。[3]( P33)教育语言学以语言教学实践作为出发点,关注教育实践。同时教育语言学对于语言教育实践中涉及到的社会学层面的内容非常重视,对于语言教育政策、语言生态、语言霸权等语言教育公平的问题密切关注,作为重点内容进行了研究。所以社会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二者具有正能量的交集。
( 二) 语言观相似: 描写和功能的语言学观点
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再到乔姆斯基普通信奉形式主义的语言观点,认为语言是一个同质的静态系统。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理想的语言形式而不是现实中使用的语言。社会语言学采取功能语言学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异质有序的。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真实使用的语言,语言的变异不是错误导致的杂乱无章的变化,而是有内在规律的。如前所述,教育语言学的语言学基础是描写主义和功能主义。[3]
描写主义和功能主义对立的语言观就是规范主义和形式主义。教育语言学立足于语言教育实践,关注语言教育中的语言学习者的发展问题,以语言学学习者为对象,研究的是真实的语言实践,采取的态度也是承认语言不是静态和同质的,这集中体现在语言生态研究和语言教育政策方面,要承认不同社会群体讲的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享有同样的学习权利,这就是承认了语言的变异变体的合理性,不是盲目追求单一不变的语言形式。人类学、交际民族志等是二者都重视的内容。
( 三) 学科结构相似: 开发和发展的学科
在学科发展特征上两者也很相似,都是呈开放性,理论框架尚不健全。社会语言学一直存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争论,其学科边缘模糊宽泛,这既有利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学科定位的尴尬。教育语言学则存在其身份认同争议,其理论框架也是开放式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只有 4 所美国院校公开使用该术语作为专业名称,而且这些专业都是博士层次的专业。美国学术界对于教育语言学的学科意义也存在争议。[4]( P9)从研究的内容上看,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都有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之分。另外Hornberger 指出教育语言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中存在着诸如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理论等不同的研究视角[5],而这些研究视角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普遍采用的。
三、社会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不同之处
( 一) 实践的角度和范围不同
社会语言学关注于社会实践,其范围要广于教育语言学着眼的教育实践。“社会语言学在社会中的应用较多地体现在教育领域,这一贡献本身已很有价值,但其作用还远非仅此,它对解决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实际问题也都有其贡献。”[6]( P208)除了关注语言政策、语言生态等教育公平教育实践的内容外,社会语言学还涉及到关于诸多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关性别的语言研究就不仅属于教育范畴,还同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相关。社会语言学实践也经常被应用在医学、新闻传播、广告、司法审判及案件侦破等诸多领域,远远超越教育实践。
教育语言学无论如何定义或定位,教育和语言都是其关注的核心和首要问题,比如语言权利、语言学学习的条件、语言政策等。梅德明认为教育语言学涉猎的领域包括: ( 1) 语言教育政策,如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发展战略等; ( 2) 语言教育与个人发展,如受教育者的社会文化身份认同、学科知识学习和应用等; ( 3) 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如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多样性发展、濒危语言和方言保护等; ( 4) 语言教育与教师发展,如教师的语言意识、元语言知识、语言教育观、语言教学能力和运用能力等; ( 5) 语言教育与课程建设,如学校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教学原则、课程设置、课程方案、教学方法、评价手段等。
( 二) 相关的学科有差异
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都是跨专业和学科的理论,而且二者跨越的很多学科领域都很相近或相同,但是二者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上所述,社会语言学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方面的内容,但是研究和关注的范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吸收了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华,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到研究的思想都受到这些社会学科的显着影响。所以社会语言学跨越的学科层次更深、广度更宽。而教育语言学虽然也延伸到多个学科,如语言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等,但其核心领域仍然是围绕教育和语言。它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人的教育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3]( P35)以 Springer 出版社 2003 年以来出版的 21 卷《教育语言学》论文集系列研究丛书和指导性着作《教育语言学入门》为例,二者在教育语言学界权威性很高,而内容则主要涉及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测试学、语言生态学、二语教师教育、二语学习心理学、语言人类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教育法学、政治学等课题。将这些内容归类会发现,虽然教育语言学也跨越了社会语言学跨越的多数学科,但其焦点仍然是与教育学和语言学息息相关的。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即使已经在教育语言学中得到延伸,也只起工具作用,其目标都是围绕教育学和语言学的,可以说教育学和语言学在教育语言学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体”,而其他延伸学科的地位则是“用”.
( 三) 学科成熟程度不同
社会语言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这表现在拥有众多知名学者,全球范围的发展趋势,出版过大量的专业书籍和着作,拥有专业的国际期刊和研究机构等。从拉波夫、海姆斯到谭楠、甘珀兹、米尔罗伊等,有贡献的社会语言学家层出不穷。各国大学语言学院系开设社会语言学专业和课程非常普遍。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the World Englishes 等期刊已经有了公认的学术地位,其他期刊如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等也刊发了大量优秀的社会语言学论文。由于这些显着的成就,社会语言学的地位和影响力已非同凡响。语言学界的泰斗乔姆斯基曾在 70 年代把社会语言学研究比作蝴蝶采集标本的工作,20 年之后,他声称从不怀疑社会语言学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7]( P17)。可见社会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毋庸置疑。
而教育语言学主要在美国、英国和澳洲等发达国家得到一定发展,尤其在美国大学里教育语言学已经有了固定的招生单位和教学单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教育语言学专业都设在了大学的教育学院,这同国外应用语言学专业一般也是设在教育学院的情况很相似,而语言学系则设在美国大学文理学院,很明显教育语言学在美国是被当成教育学专业来开展教研的,而且是刚刚形成,尚未广泛推广。虽然教育语言学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书籍,理论体系和地位得到了确立,但是目前仍然没有一本像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那样权威的教育语言学期刊。由此可见,教育语言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已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学科的成熟度尚待进一步提高。
四、社会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的互动
社会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之间有关联也有差异,两个开放性的、动态演化中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良性的互动和互补,可谓水乳交融。社会语言学是教育语言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础理论来源,语言政策、语言生态、语言学习心理学、双语教学等教育语言学的内容都是直接来自社会语言学的成果。
很多教育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而很多社会语言学的内容也能应用于教育语言学研究。语言文字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民族认同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就是语言认同。[8]( P9)Andy Green 认为教育是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杰出的作者和守护神。[9]( P10)语言学习认同问题是语言学家们长久关心的问题,从近代学者 Humbolt 对于语言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阐述,到当代学者 Bon-ny Norton 和 Zoltan Dornyei 对于语言学习者身份认同研究发现的语言学习者的身份动态发展和变化的趋势,都使认同这个社会语言学的内容成为教育语言学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在新闻、广告、医疗话语分析、司法领域等看似非教育领域的实践也会为教育语言学带来启示,例如这些领域的语言基本都涉及到语言的选择和语言态度引起的问题。新闻领域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指代同一个对象就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和立场,英美报刊对苏丹等欧美的敌对国家的称呼是 regime 而非 govern-ment.在广告中用词需要注意禁忌 ( ta-boo) ,避免使用死亡和性等方面的词汇。
医疗话语分析中会注意到语言语体的选择、医患交流的模式以及语言文化背景,这些都会影响医患关系。在法律语言方面,法律语言的应用研究主要涉及法庭语言研究、法庭翻译、专家作证、法律双语及多语研究等内容。[10]( P165)这些研究都与语言实践相关,基本都涉及社会语言变体、语言态度、语言规划等内容,也与交际民族志、语言人类学等息息相关,并触及到讲话者的学科知识和个人发展,而这恰恰又是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所以多数研究都可以为教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启示。
很多教育语言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本身就是社会语言学学者,比如教育语言学的发起者 Spolsky 就是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而 Horberger,VanLier 等教育语言学人士也是在社会语言学取得成就的学者。
教育语言学关注的教育实践则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诸如语言教育政策、语言生态、语言教育与教师教育等研究都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补充和启示作用。语言教育政策本来就是社会语言学中语言规划的研究内容之一,但是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重视宏观的规划和政策制定,而语言教育政策却更偏重于具体的语言教育的实践。通常社会语言学书籍和教程中对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多采取宏观分析而非微观解析的方式进行,语言教育在其中所占篇幅也小。
因此,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可以大大地丰富和完善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语言生态的研究则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传统的社会语言学中的言语社区理论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语言教育与个人发展、语言教育与教师教育等语言教育实践内容是社会语言学较少直接关注的,所以这些研究都会加强社会语言学在教育领域的地位。
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都对外语教学、母语教学等语言教学学科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两者之间互相影响,了解其学科特点和发展脉络关系对学术发展和教育实践都是必要的。教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共同为语言教育的发展和语言权利的实现提供宝贵的理论支撑。同时社会语言学和教育语言学又将继续发展,会为语言教育实践的进步作出长久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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