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关于人生之困和人之逍遥的哲学

　　摘    要：　庄子哲学的核心是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庄子认为, 人的一生都遭遇着命运、社会、自我和环境等方面的困境, 这些困境与人如影随形。如何摆脱这些困境, 做到逍遥其心就成了庄子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庄子这种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 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环境因素、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关键词：　庄子; 人生哲学; 传统文化;

　　Abstract：　The core of Chuang Tzu's philosophy is the deep concern for real life. Chuang Tzu believes that people's lives suffer from the predicaments of destiny, society, self, and the environment. People are closely accompanied by these dilemmas, so how to get rid of these predicaments and achieve happiness is what Chuang Tzu pursues in lif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uang Tzu about the life and society has a profound social background, economic backgrou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eyword：　Chuang Tzu; philosophy of life; traditional culture;

　　庄子哲学内容丰富, 涉及到了哲学的各个方面, 但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庄子认为, 人的一生面临着命运、社会、自我以及环境等带来的难以摆脱的困境[1], 如何摆脱这些人生困境、获得逍遥之游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法国十七世纪着名思想家帕斯卡尔说, “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 虽然有高贵的思想, 但却十分脆弱。庄子认为, 人的一生都遭遇着命运、社会、自我和环境等带给人的各种困境, 这些人生困境让生命脆弱、使人生悲苦, 无法达到理想的逍遥之游。任何一种哲学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庄子哲学也不例外。庄子关于人生之困和人之逍遥的人生哲学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环境因素、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

　　一、社会背景

　　庄子 (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 , 姓庄名周, 战国时期宋国蒙 (今河南商丘) 人, 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地域文化的传承上, 许多学者强调庄子与楚文化的关系。有关庄子的年代、生平、身世,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庄子者, 蒙人也, 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着书十余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 以诋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 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 指事类情, 用剽剥儒、墨, 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 使使厚币迎之, 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 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 衣以文绣, 以入太庙。当是之时, 虽欲为孤豚, 岂可得乎?子亟去, 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 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 以快吾志焉。’” (《史记》卷六十三》)

　　除了《史记》中的记载, 《庄子》一书中也记述了一些庄子的活动。大致情况是:庄子是宋国蒙人, 当过管理漆树园的小吏, 或做过漆园这个地方的小官吏。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期。这是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期, 社会动荡、战火不断、民不聊生, 是一个“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 (《孟子·离娄上》) []、“今夫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杀人者” (《孟子·梁惠王上》) [2]250的时代。庄子更是居于“四战之地”的宋国, 其大半生处于荒淫无道、杀人成性的宋王偃 (史称“桀宋”) 的统治时期, 庄子认为“宋国之深, 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 非直骊龙也” (《列御寇》) 。面对处于裂变中的严酷社会现实, 诸子百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儒家积极救世, 孔子周游列国以推行其思想, 庄子则采取了避世游世的态度, 试图通过回归自然以拯救社会和人生, 借以摆脱人生困境进而获得精神世界的绝对无待的自由。残酷的社会环境, 使庄子对社会和人生的困境或绝境有了深刻而敏锐的认识以及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和无限憧憬。

　　庄子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 和他的社会地位也有关系。不论出身如何, “庄子基本上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代表”[3]245。从庄子的经历来看, 应是饱受世态炎凉, 洞悉世相人情。庄子家境贫寒, 曾贷粟于监河侯 (《外物》) , 即靠借米度日。被讥讽为“处穷闾厄巷, 困窘织屦, 槁项黄馘” (《列御寇》) , 即住在穷街陋巷, 困窘地靠编织草鞋度日, 饿得细脖黄脸。也曾“衣大布而补之, 正緳系履而过魏王” (《山木》, 即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 用麻绳拴住脚上的破鞋去见魏王。

　　庄子虽然家贫, 却不屑于高官厚禄, 只做过短暂的漆园吏。据《史记》记载, 楚威王曾派人以厚利尊位相许, 但庄子不为所动, 宁愿在污水中嬉戏。因担心成为祭祀的牲牛 (《列御寇》) 、藏于庙堂的龟骨而拒绝君王聘他为相, “宁生而曳尾涂中” (《秋水》) 。他以相位为“腐鼠”, 自喻为“非梧桐不止, 非练实不食, 非醴泉不饮” (《秋水》) 的鹓鶵。此外, 在《庄子》书中, 庄子及其后学对当权者往往加以刻薄的嘲讽和犀利的批判, 却对一些下层民众如木匠、屠夫、船夫、农夫、渔夫、小手工业者等不吝赞美之辞。和下层民众的密切联系也养成了庄子热爱自然、淡泊人生、追求自由的个人品性。这样的精神品性注定了庄子不愿也不会受到统治者的重用。处于庄子这样的环境, 人一般会有三种结局, 堕落、平庸或者升华, 以庄子的心志和学识, 只能是人格的升华。叔本华说:“有三种类型的贵族: (1) 出身和地位上的贵族。 (2) 财产上的贵族。 (3) 精神上的贵族。其中真正最高贵的是第三种, 人们最终会认识到它荣居首位的资格。”[4]184庄子显然属于第三种, 是一个与命运、时代甚至自己相抗争的真正最高贵的精神贵族。

　　二、经济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 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的经济基础。相对于奴隶制经济, 这种小农经济的优点是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充分发挥农民的聪明才智;其缺点是缺乏抵御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不利于大规模农机具的推广, 无法合理使用土地以及规模经营。我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 小农经济又是一种很脆弱的经济结构, 这些都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的高度依赖。各种自然灾害的不期而至让人们对大自然充满了惊恐和畏惧, 而大自然对人们衣食起居的无私恩赐又让人们对其充满了感恩和崇敬。人们这种恐惧和感恩的情怀, 虽然容易形成把大自然想象成人格神的唯心观念, 但同时也会自发形成遵循自然、顺应自然的唯物观念, 如果违逆自然就会给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失败或灾难。这种强调顺应自然的小农经济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或庄子哲学的经济基础, 因为庄子哲学的基调就是“道法自然”基础上的顺物自然。此外, 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也是道家哲学强调清心寡欲、崇俭抑奢、“知足知止”思想的深层原因。

　　三、环境因素

　　在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 总体环境破坏已露端倪, 当时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有:一是人口和城市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 铁器的出现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高,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改善, 加上各国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 使得人口和城市的数量空前增加, 产生了人口和资源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当时各国大都开展了垦荒运动和砍伐活动, 由此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二是祭祀文化与频繁的战争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破坏。《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5]861, 即国家的头等大事是祭祀和战争。在祭祀活动中, 除了大量青铜礼器外, 还要有各种祭品, 这些都会浪费很多的资源。此外, 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战争约483次[6]130, 战争对环境的破坏也非常严重。三是暴虐的政治统治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战国中期, 天下大乱, 各诸侯国争霸加剧, 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 社会生产凋敝, 人们生活在异常困苦和不安定的环境之中, 是一个“天下无道, 戎马生于郊” (《老子》第46章) [7]245、“福轻乎羽, 莫之知载;祸重乎地, 莫之知避” (《人间世》) 、“轻用民死, 死者以国量乎泽, 若蕉” (《人间世》) 的悲惨时代。面对如此困境, 包括庄子在内的思想家开始反思其根源, 逐渐地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神秘理解转而接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理解, 认识到正是统治者的贪婪无度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而不是有主宰意志的“天”或某种神秘力量在作怪。这也是庄子对当时的政治及其推行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竭力抨击的原因。

　　四、哲学基础

　　惠吉兴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追求生命的智慧, 这里的“生命”包括宇宙自然生命、人类理性生命和社会文化生命三个层面, 本体性的“道”或“理”将这三种生命形态融贯为一个有机整体, “对生命主体的追问、对生命意义的求证、对生命价值的肯认、对生命存在的体悟、对生命境界的攀升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8]5。也就是说, 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生命之道”。如果说老子思想是一种政治哲学, 那么庄子思想则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哲学或“生命哲学”, 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 庄子构建了以“体道”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崔大华认为:“在中国思想中, 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9]142庄子的人生哲学不再局限于简单狭隘的社会本身, 而是以自然宇宙为大背景, 从形而上的“道”的角度对人生困境的产生和解脱作了深入探讨。庄子生命哲学的逻辑进路是:首先, 关注人的生命存在本身, 包括存在的久暂 (寿命的长短及如何看待生死等) 、质量 (身心的安顿即人的理想存在) , 即人与自身的关系, 这是心态问题。其次, 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社会环境, 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是世态问题。再次, 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然环境,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是生态问题。

　　庄子人生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道”本体论。庄子认为, 道生万物也周遍万物。道生万物的过程是:“泰初有无, 无有无名;一之所起, 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 谓之德;未形者有分, 且然无间, 谓之命;留动而生物, 物成生理, 谓之形;形体保神, 各有仪则, 谓之性。性修反德, 德至同于初。” (《天地》) 在这里, 庄子对万物的德、命、形、性也进行了定义和描述, 德是物对道的获得, 命是道对物的限定, 形是道在物中的外在表现, 性是道在物中的内在体现。人作为万物之一, 也是禀道而生, 也有自己的德、命、形、性。物有物性、人有人性, 物性和人性都本于道性。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 是否符合道性以及由道性所决定的物性和人性是判定事物的唯一标准。庄子并不否定世间的一切, 他所反对和否定的是世上违背道的自然本性的事物, 即使是益生, 只要是人为的就会拒绝, 犹如泽雉不愿被养于笼中;他所赞赏和肯定的是符合道的自然本性的事物, 即使是死亡, 只要是自然的就欣然接受, 因此在其妻子死后会“鼓盆而歌”。

　　庄子认为, 人生困境的产生是由于人的道性被遮蔽或亏损。由于人被生死存亡、穷达祸福、功名利禄、是非善恶等外在事物所奴役, 使人源于道的自然本性被遮蔽, 这就给人以及物带来了很多的困境和悲苦。因此, 人生困境的摆脱就是解蔽的过程, 解除外物对人性的束缚, 使内在于人的道性即人性显露出来, 达到“体道”“悟道”的人生最高境界。解蔽的理论依据就是“齐物”或“道通为一”。在道通为一的意义上, 没有主客之分、物我之别, 人的生死存亡、穷达祸福、功名利禄等是无差别的或齐同的, 人们对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等判断也是相对的或没有意义的。所以, 庄子认为, “未始有物” (《齐物论》) 是最高的智慧, 人把自己和物区别开来造成了主客体的对立, 去评判其是非造成了道的亏损。正是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人生的困境和悲苦, 人把整个世界都当做了自己的对立面或“敌人”, 把外于自己的东西当做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和手段即庄子所说的“相物” (《人间世》) , 这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相刃相靡” (《齐物论》) , 最终造成人类的困境。因此, 如果人类不执着于这些伤身害性的身外之物, 那么, 人的所有的纠缠和困扰就都将化为无形。这种观点虽然带有相对主义的因素, 但却是非常辩证的观点, 相对立的事物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正所谓物极必反或“反者道之动” (《老子》第40章) [7]226。

　　五、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 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也面临全方位的变革, 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了思想文化的混乱, 造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这也是人类精神发展中的全球性裂变时期, 也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异彩纷呈的时代, 庄子独具特色的思想成为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当然, 这朵“奇葩”不仅生长在现实的大地上, 而且其生物学渊源或文化上的发展脉络也是有迹可循的。

　　庄子生活在百家争鸣时期, 他学识广博、文辞华异, 《庄子》一书多为寓言式文章, 对儒墨以及当世宿学之士都加以诋訾批评。虽然如此, 从《庄子》中也可看出诸子百家的人生智慧都对庄子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或正或反的影响。老子对庄子的影响最大, 老子对儒家学说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无为而治的处世方式等都对庄子的人生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庄子》中, 出现了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 涉及最多的是经常以老庄代言人形象出场的孔子及其弟子, 每每孔子出场时人们都可以看到其背后庄子的身影。此外, 庄子也受到传统的隐逸之风的影响, 连一向主张刚健进取的孔子都曾说“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2]102, 颜世安认为, 庄子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战国时代隐者文化的结晶, 庄子的基本思想要从隐者传统的渊源来把握[]。当然庄子的隐逸是更为高远、更加务实的“陆沉”, 即隐居人群之中。再者, 庄子思想与他所处的地域文化有关, 庄子与楚文化的联系是许多学者都关注的, 楚文化的浓郁巫风、拟人化的宗教、丰富的想象力、浪漫主义等都对庄子本人及《庄子》一书影响极深。

　　总之, 庄子哲学具有丰厚的时代土壤, 对这一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庄子思想的根源, 进而对其进行现代解读, 为我们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世态、心态和生态方面的困境提供传统文化的资源。

　　参考文献：

　　[1]王素芬, 丁全忠.庄子摆脱命运之困的方法论探讨及其生态解读[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6 (6) :33-38.
　　[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 1985.
　　[3]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4]叔本华.劝诫与格言[M].范进, 柯锦华, 译.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3.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49.
　　[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8]惠吉兴.中国哲学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9]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10]颜世安.庄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