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的治国思想初探

　　关于孔子思想的论文第五篇：《孔子家语》的治国思想初探

　　摘要：通过对《孔子家语》所载孔子关于治国的论述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孔子治国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与国家政治体系的重建。在治国理念、目标策略层面，孔子用“大同”世界表达了其政治愿景，用治国“九经”诠释了治国原则，提出了“以德以法”的政治理念，阐述了“执辔执策”的治国策略，提出了“明王之道”的“至治”模式。在治国实践层面，孔子提出了“修己行己”和“修身正国”的官员修养体制、“礼以制中”的教化体制、“荐贤任能”的选聘机制、“谏争以忠”的纠偏机制、“刑政相参”的协同机制等。

　　关键词：治国思想; “以德以法”; “刑政相参”; 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是“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1]，由孔子弟子“各自记其所问”而成，是保存史料信息最原始、最可靠、信息量最大的儒学典籍，有儒学研究第一书之称[2]。学界历来认为《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权威材料，很多学者以《论语》所记载的信息为基础去研究孔子的治国思想[3,4,5,6,7]，但是，《孔子家语》中有大量的篇幅和段落记载了孔子关于治国的阐述[8]，观点更加清晰、内容更加详尽，为我们厘清孔子治国思想的逻辑体系和脉络结构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本文对《孔子家语》[9]所载有关“治国”方面的信息进行了深度挖掘，以期获得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一、孔子治国思想的逻辑起点

　　春秋时期，王室权力衰微，诸侯私欲膨胀，“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丛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人的精神、信念遭到了摧残，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孔子博览群书，以一个哲人的思维反观历史，对造成“礼崩乐坏”的根源进行形而上的追思。从统治者阶层看，“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孔子家语·问礼》)。从体制层面看，“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则为己，力则为人。大人世及以为常，城郭沟池以为固”(《孔子家语·礼运》)。统治阶层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偏离了“正道”，统治和管理体制也因此背离了“大道”。

　　通过对《孔子家语》一书中孔子关于国家政治的论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笔者认为，孔子深刻认识到了导致时代动乱的深层次原因是春秋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出现了偏差，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和重建国家治理体系是孔子探讨治国方略的两条主线，也是孔子建构其政治哲学和治国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二、孔子的治国愿景、理念和策略

　　(一)孔子的政治愿景

　　以道义为根本内涵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以仁政为基础的国家政治体系的完美结合，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大道”。孔子把推行“大道”作为理想目标，从而在其心中构建出一幅理想的社会画卷。例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谓之大同。(《孔子家语·礼运》)

　　执政者从内心尊崇道义、修养仁德、推行仁德政治，并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让“大道”在整个社会畅行无阻，从而践行“天下为公”的治国理念;通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具化的执政之“道”，以保障“大道”健康运行，最后实现一个祥和、升平的大同世界。这是孔子为自己勾画出的一幅政治梦想的画卷，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协同一致、完美运作而成就的和谐社会。

　　(二)“九经”阐释的治国内涵

　　孔子认为，国家的统治者要把握住国家治理的九个核心内容，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例如: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夫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孔子家语·哀公问政》)

　　这九个治国的核心内涵所涉及的内容包含个人修养，也有家族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处理，还有尊贤任能、体恤臣民、安近柔远、百工制造、国家交好等方面的目标要求，很是全面。如果统治者把这九个核心内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以身作则去建构良好的“上行下效”的氛围与机制，必能实现富国强民的国家治理目标。

　　(三)“以德以法”的政治理念

　　针对国家治理这一重大问题，孔子从史学中探寻经验教训，在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提出自己的思想。孔子认为，必须从国家治理机制和社会价值观塑造两个方面入手，明确提出治国指导思想必须是“以德以法”。例如:

　　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孔子家语·执辔》)

　　从这里不难看出，“以德以法”是孔子治国思想的核心理念，“德、法”是孔子治国的两个抓手。“德”不仅仅是仁德修养，也指推行仁德的能力，是社会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涵;“法”不仅包含礼乐制度，也包含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规则与章法，甚至包括刑罚的内容。对于“德”与“法”的关系，孔子也有阐释:“夫德盛则法修，德不盛则饬法，与政咸德而不衰。”(《孔子家语·执辔》)即“德”与“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四)“执辔执策”的治国策略

　　孔子总是以自上而下的视域思考国家治理策略，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顶层设计，他的政治策略是从最高统治者开始，依次到掌握大权的高级官员(如卿大夫、大夫)、地方行政长官(如家臣、邑宰)，最后到达民众。为了便于理解，孔子更是以“御马”为例对“以德以法”治国的策略进行了解读[10]如下:

　　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孔子家语·执辔》)

　　孔子把治国体系看作一个系统，系统的结构等同于“御马车”，有“左右手、衔勒、辔策、驾马”等子系统，通过“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为系统运行机制，最终实现“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的系统功能，这可以称为系统论视角下的治理策略设计。不同的统治者会采取不同的治国模式，“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数百里，其所谓进退缓急异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乱者，亦其所以为进退缓急异也”。只有发挥好“执辔执策”的策略，“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方能实现“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的目标。

　　(五)“明王之道”的“至治”模式

　　“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五仪解》)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面对百姓需要有敬畏之心，对待国家发展要有危机意识，执政者必须慎重选择治国之道，即治国策略。孔子把治国比作御驾，“夫通达之御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雠也”(《孔子家语·致思》)。例如:

　　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则必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孔子家语·王言解》)

　　孔子对古代圣明的执政者的治国模式进行总结，提出“内修七教，外行三至”的所谓“明王之道”———一个内修德行、外建制度的治理模式。用自上而下的教化来修养仁德、归化民心，以此来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体系，促进社会和谐，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建立完备的选贤制度、完善的激励机制、完美的惠民举措，以此来建立良性运作的、以“礼法”为主体的制度体系，这是“以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孔子的治国举措

　　(一)“修身正国”与“修己行己”的官员修养机制

　　“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大婚解》)孔子非常重视官员的品格，其优良的仁德具有强大的感染力[11]。所以，孔子把官员的修养纳入其政治理论体系中，希望通过修身养德来提升统治阶层的整体素质，让推行仁德政治成为统治阶层的自觉行动，并以此拉动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把国家政治与执政者垂范引领作用融合到一起，正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表达[12]。

　　孔子倡导官员要“修己行己”，这其中包含了仁、义、礼、恭、敬、忠、信、孝、恕、学等基本内容，在“修己行己”时孔子提出了“六本”原则，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去“修己行己”，绝不能舍本求末，要用心，绝不能只追求形式。例如:

　　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农桑;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记闻而言，无务多说;比近不安，无务求远。是故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孔子家语·六本》)

　　“君子南面临官”，以“六本”原则修养自身，并能做到“己有善勿专，教不能勿怠，已过勿发，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而且为政方面做到“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伦，存是美恶，进是利而除是害，无求其报焉”，对待百姓则“临之无抗民之恶，胜之无犯民之言，量之无佼民之辞，养之无扰于其时，爱之无宽于刑法”(《孔子家语·入官》)，从而获得“身安誉至而政从”的良好政治局面。

　　(二)“礼以制中”的教化体制

　　孔子对“礼”极为尊崇，并把以礼为治的教化体系视作修身与治国的基础。礼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礼不仅仅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秩序，更是作为治国的工具去实现其所蕴含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达到为国家政治服务之目的。例如:

　　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伥伥乎何所之?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故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孔子家语·论礼》)

　　礼涉及治国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朝堂，从日常行为规范到国家层面的有关国家事务(包括外交、军事等)的制度、规则、标准，离开了礼制规则的规范、约束，不仅会“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甚至会导致“百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所以，孔子的治国思想体系中礼制是极为重要的内容

　　“夫礼所以制中”(《孔子家语·礼制》)，“为政先乎礼”(《孔子家语·大婚解》)，“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孔子家语·大婚解》)，“凡制度在礼，文为在礼”(《孔子家语·论礼》)，“夫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列仁义，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孔子家语·礼运》)，“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为礼而不本于义，犹耕之而弗种”(《孔子家语·礼运》)，这些都是孔子政治理论体系中关于礼制重要作用的重要观点与阐述。不把礼的观念内化到每个人心中，就无法树立公众的规矩意识;不把礼制放在重要位置，就无法统一思想、步调一致、采取统一行动。可以说，推行礼制教化是孔子为执政者推行仁政开出的一剂良方或是一个抓手，是孔子实现“以德以法”治国理念的重要体现。

　　(三)“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

　　“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家语·辩政》)，这是孔子对贤者治国的高度总结。孔子与弟子讨论治国策略时，子路提出问题:“贤君治国，所先者何?”孔子的回答是“尊贤而贱不肖”(《孔子家语·贤君》)。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已经把“尊贤”与“选贤任能”上升到了国策的高度。

　　要做到选贤任能，首先要学会识人。在和鲁哀公讨论识人用人这一问题时，孔子提出了着名的“五仪”之论:“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孔子家语·五仪解》)进而在谈到更具体的“取人之法”时特别强调:“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孔子家语·五仪解》)绝不任用巧言令色之人、妄言乱语之人、多言多语之人，这是孔子对鲁哀公的郑重提醒，也是对官员选聘制度设置的红线。毋庸置疑，选拔官员必须先观其德行，再看其聪明才智，“弓调而后求劲”“马服而后求良”“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这种先后轻重关系不能破，否则，“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孔子家语·五仪解》)。

　　另外，在与子贡讨论“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家语·贤君》)这一问题时，孔子提出了“进贤为贤”的论断。贤臣不仅仅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其聪明才智，并且有更大的胸怀和视野，为了国家利益，能够把优于自己的贤能之辈挖掘出来，并推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使其发挥出才干，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

　　(四)“谏争以忠”的纠偏机制

　　在孔子的政治伦理体系中，“忠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尽忠孝”绝不是惟命是从，更不是不论是非黑白的盲从。针对子贡的问题“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奚疑焉?”孔子的回答是“夫能审其所从，之谓孝，之谓贞矣”(《孔子家语·三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无论是臣子还是士人，具备“能审其所从”的素养，善于思考，或“诤”或“谏”，督促上位者改正错误，这才是“忠孝”的真正内涵。

　　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孔子家语·六本》)

　　孔子认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从个人到家庭再到朝廷，争臣、争子、争弟、争友的存在绝不是可以缺少的内容:“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则禄位不替;父有争子，不陷无礼;士有争友，不行不义。”(《孔子家语·三恕》)所以，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必须有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去纠偏，或去补短板。

　　在进谏的形式与方法上，孔子也有独到的论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孔子家语·辩政》)进言者需要学会察言观色、把握劝谏时机，避免引发被劝谏者的抵触情绪，反而取得相反的效果。《孔子家语》中便有“子西步马十里”谏阻“楚王将游荆台”(《孔子家语·辩政》)、“史鱼尸谏卫灵公”(《孔子家语·困誓》)等进谏故事的详细描述。

　　(五)“刑政相参”的协同机制

　　很多人以为孔子偏好德政、注重礼制而忽视法治，殊不知这只是一种表象，孔子的治国思想高度重视“以德以法”的理念。“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孔子家语·刑政》)孔子极为推崇的“圣人之治化”必是“刑政相参”的体制，即用仁义道德来培育社会价值观，用教化来规范、疏导或约束百姓的思想和行为，最后用刑罚措施惩戒罔顾道德、败坏礼教、扰乱社会政治之徒。

　　从逻辑关系上来说，“以德”在前、“以法”在后，构成“刑政相参”的机制，以此来保障礼乐之邦的稳定与发展。孔子认为:“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孔子家语·五刑解》)所以，他倡导教化先于刑罚，重在“豫塞其源”。那么，何时动用刑罚措施来禁止民众触犯规则呢?“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孔子家语·五刑解》)对那些经过教化还不思改变、经过政策引导却不服从命令、做出损害道义的人，必须用刑罚来惩处，甚至动用极刑。例如:

　　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孔子家语·刑政》)

　　可以说，刑罚是孔子之教化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这就构成了或以德去刑、或以教去刑、或以刑去刑的教化体系。“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孔子家语·五刑解》)这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制五刑而不用”的“至治”境界。

　　四、结语

　　笔者认为孔子的治国思想是以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与国家政治体系的重建为逻辑起点而建构成的。但是，孔子的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且其初衷是在不改变原有政治框架的前提下思考民生问题，通过国家治理来稳定并巩固统治者地位;另外，孔子没有充分认识和关注人作为动物的贪婪、自私、享乐等方面的天然属性，也没有重视执政者的权力和名利欲望，天真地认为通过提高个人修养，加强礼制教化就可以摒弃、或是戒除、或是压抑这些欲望，进而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孔子政治理念中的重大缺陷，造成他处处碰壁、仕途不畅。尽管如此，其独到的治国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我们更需要立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认真分析思考历代先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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